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布衣-“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说质疑
编者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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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高翔研究员收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葳同学来函,就《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的党超先生《“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新证据》一文提出商榷。本报现刊发王葳同学商榷文章。我们欢迎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给我们投稿,就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鼓励学者坚持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大胆质疑,大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平等深入的切磋中,推动对问题的认识。
在《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党超先生撰有《“羊左”传说在汉代流传的新证据》一文。他根据2004年发掘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146得出:“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羊左’传说在普通人中间已经广泛流传。”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党先生在文章的第二段这样写道:
两汉之际,“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申屠刚在劝说隗嚣不要背叛汉光武帝刘秀时曾说道:“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李贤注引西汉刘向《烈士传》中有关“羊左”传说曰:“《烈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为死友,欲仕于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饥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谓角哀曰:“俱死之后,骸骨莫收,内手扪心,知不如子。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我乐在树中。”角哀听之,伯桃入树中而死。楚平王爱角哀之贤,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冢相近。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冢,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如果李贤所引此条材料真实的话,似乎可作这样的推测: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以至于像申屠刚这类文人,已经习惯于将其作为布衣之士“不负然诺之信”的典范来警示别人,并且能够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认同。
上文中申屠刚劝说隗嚣不要背叛汉光武帝刘秀的原文是这样的:
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嚣不纳,遂畔从述。(《后汉书》卷29《申屠刚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15页)
由以上原文可知,即使李贤所引此条材料是绝对真实的,也不能作出党先生那样的“推测”,原因有三。
第一,申屠刚对隗嚣说:“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只是想对隗嚣表达这样一种意思,即:“普通人交往都有至死不违背诺言的信用,何况你还是万乘之君,那么你更应该信守诺言,不能背汉。”此处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看不出有任何特指的意思。
比如南朝梁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中也有:“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梁书》卷14《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57—258页)之议论。李贤对其中的“羊左”作注时亦引用了《烈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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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曰:“羊角哀、左伯桃为死友,闻楚王贤,往寻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中死。”(《文选》卷55,中华书局,1977年,第760页)可以看出,这与上面李贤注《后汉书·申屠刚传》不同,因为在此处,《广绝交论》直接提到了“羊左”二人,李贤此时引用《烈士传》便是为了解释这两个人的事迹。
第二,显而易见“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并不是一个典故,且《后汉书·申屠刚传》也只字未提“羊左”之事,所以李贤根本不知道申屠刚所说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所指何事,同时上面已经指出其没有任何特指的意思,所以李贤在引用《烈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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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羊左”之故事,为《后汉书·申屠刚传》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作注,只是因为“羊左”之故事是布衣相交且守信的一个典型,李贤此处只是在举例而已。如果申屠刚说:“布衣角哀尚能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这时李贤引《烈士传》的“羊左”之事为此句话作注,便是以防后人不知其所指为何事,此时才可得出党先生那样的结论。
第三,目前尚无任何材料可以证实“羊左”之故事在两汉之际广泛流传,所以党先生所说的:“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就是指的“羊左”之事,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由此可见,党先生对李贤引用《烈士传》为《后汉书·申屠刚传》所作之注的理解有误。不过由李贤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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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可以推出:此故事在唐代时颇有影响,以至于李贤将其作为“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的典型来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至于李贤为何一定要引用此故事,笔者推测还有这样一个原因:据现存材料可知,在李贤为《后汉书·申屠刚传》作注之前没有人引用过“羊左”之故事,李贤在此用举例的方式将此等义事引用,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与宣扬这一故事。
最后也许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确实指“羊左”之事,但是由于史料遗失,我们从李贤的注及现存史料中并不能得出党先生那样的结论,所以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遽下此论断。
党先生此文的主旨便是在谈论“羊左”传说的流传年代,其结论“两汉之际,‘羊左’传说流传很广”可说是文章的核心,核心出了硬伤,故不可不辩。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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