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给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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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文化史”给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什么？

1999年，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到访我国多所高校，并作了有关欧洲新文化史发展情况的讲座。此后，新文化史这一西方史学新范式日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概念，“新文化史”也因此难以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对这一较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学界免不了解读、借鉴及反思。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追问，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史”？这种研究带来了什么？
新文化史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
学界普遍认为，林·亨特于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新文化史》正式宣布了“新文化史”的诞生，而学者使用这一范式进行史学研究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甚至更早的时期。时至今日，史学界始终没有停止对“新文化史”特征、范围和研究方法的讨论，虽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义，但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周兵表示，现今一般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伯克概括出“新文化史”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文化构建、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晴佳认为，世界走向多元化和多中心，为新文化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社会史的兴起也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发展。
新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二者异同互见。周兵认为，“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社会史的一种超越，反映了对历史的两个不同关注方向。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认为，社会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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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借鉴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呈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与以往以社会经济史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强调将人视为文化建构的产物，从生活状态了解人，注重人的文化性，并将人的情感纳入研究领域。
“新文化史”的兴起不意味着其他史学范式的衰退
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对史学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将“新文化史”放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整体语境下去考察，则不可忽视它在回应后现代主义思潮“非历史”的批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当前历史学多元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周兵表示，“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史学范式的消亡或衰退，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史学分支甚至均在“新文化史”兴起后再次焕发生机。
“新文化史”对中国史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认为，目前“新文化史”在中国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不过，这些介绍已经对中国史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一些已出版的史学著作里有明显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常建华表示，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使人们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思想文化以及精英思想文化与普通民众思想文化的关系，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从精英文化转向社会文化、生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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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二是强化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赋予历史人类学以新的研究面向和特征；三是为社会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产生以文化性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常建华表示，比较而言，以往的以社会形态史为背景的中国史研究重视制度和经济，而以人类文化史为背景的“新文化史”重视人的活动，强调观念与心态。在当代，这二者结合的历史研究，或许更符合现实需要。
无需因“新文化史”而妄自菲薄
随着国内史学界对新文化史越来越多地认识和解读，学界开始在反思中借鉴新文化史。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梁景和认为，历史研究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可以采取多种范式，“新文化史”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能夸大“新文化史”的影响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鹏表示，其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往往忽视规律性的问题，因此不能把握史学发展的大势。过于注重叙事技巧，立论有时并不那么严谨，因此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诟病。
由于“新文化史”不关注结构性的问题，而只关注一些细微问题，并且总是与微观史联系在一起，因此被认为是导致史学碎片化的原因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张仲民认为，在西方语境里，新文化史研究同之前流行的社会史研究一样，导致了史学的碎片化。
周兵认为，中国史研究没有必要因为西方的新文化史而妄自菲薄，当然也不能无视新文化史而夜郎自大。王晴佳表示，西方学者转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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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研究，是因为他们感到宏观的历史研究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在历史演化的基本走向上也很难得出新的结论，因而转向微观研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人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仍须重视宏观研究。
有学者指出，“新文化史”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上有拓展，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有深化，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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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独特之处，在研究方法上有启发性。但是，从根本上说，“新文化史”隶属于唯心主义史学，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其进行科学的改造，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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