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新出文献中郑庄公的“弱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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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出文献中郑庄公的“弱者”形象

长期以来，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因为具有所谓“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特点而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人从不同立场、角度出发，围绕其中的案例进行多种解读，各言所是。“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源自《春秋》相关记载，而后逐渐形成学术史上的一个难题。
兄弟因权力争夺而失和
郑伯克段是东周初年的一件大事，记述的是郑国第三代国君郑庄公（郑桓公之孙、郑武公之子，前757—前701年在世，前743—前701年在位）时代的一场政治内斗。事情起因于郑庄公出生时，与常人不同，脚先出来，导致其母武姜（郑武夫人）难产，庄公因此被取名寤生。与庄公相比，武姜更偏爱幼子共叔段（前754—？），在立嗣君的问题上，她极力反对立庄公而力主立共叔段。郑武公（前770—前744年在位）经历过周幽王废嫡立庶引发的西周覆灭这一政治灾难，自然不敢轻易违背礼制，最终否决了武姜的建议。公元前744年武公病卒，庄公继承君位后，武姜不断要求封赏共叔段，帮助共叔段发展势力。庄公不断妥协退让，直至公元前722年共叔段阴谋反叛，试图以武力夺取国政，庄公才制胜一击，迫使共叔段逃往卫国。母子、兄弟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因权力争夺而荡然无存。
对这一事件，《春秋》仅以“郑伯克段于鄢”予以记载，简短六字却寓意深刻，被学者视为“春秋笔法”。《左传》解读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一个为弟不恭，一个为兄失教，似乎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谷梁传》却认为“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将矛头指向郑庄公，责斥其处心积虑。更有学者认为一切都是庄公的阴谋，满足母弟的要求是他精心布置的陷阱，要诱导共叔段反叛从而诛讨之。这一看法曾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尤其《郑伯克段于鄢》作为首篇收入《古文观止》后，成为研习古代文史者的必读篇目，对郑庄公的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以致其成为众矢之的。
武姜对其子郑庄公步步紧逼
《左传》以庄公寤生为起因，主要书写庄公即位后与其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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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段的斗争以及与其母武姜关系的修复，但两事相隔多年，其间情势如何，后人长期难以知晓。最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提供了武公去世、庄公即位的信息，可称为郑伯克段的“前传”（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0日4版），有助于了解其中的时代背景，判断其间的“是非曲直”。
其一，武姜以托词要求郑庄公三年不问政事。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后，武姜向庄公提出：“吾君（指郑武公——引者注）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她以郑武公曾经三年不问政为例，要求庄公效仿，并将国政托付大臣。学者认为“三年”是为守丧，但具体情形由于文献缺载尚不得知，从《史记》、清华简《系年》等相关文献的记载看，当时东周形势初定，郑国处于丧乱状态，即便守丧，也无须处卫，处卫三年实际上是特殊政治环境所迫。郑武公去世时，郑国已经处在稳定发展状态，庄公年幼，倘不问政事，势必造成大臣离心离德，完全没有必要。况且此时朝中大臣已经产生分化，如武姜将之分成两派：一派是她认为可以托付的“大夫”，一派是意欲扶植、追随庄公的“暬竖卑御”，这些人“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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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由这一具有褒贬色彩的区分可知，朝中“大夫”是站在武姜一方的，武姜主张将国政托付给“大夫”，却又警示庄公远离“嬖臣”，无疑是借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势，阻止庄公亲政。
其二，以母国为后盾，威胁庄公。武姜在要求庄公“毋知邦政，属之大夫”时，表态说：“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这看似对庄公的承诺，实际却是赤裸裸的威胁，是在划分势力范围。武姜系申国国君之女，她所言“兄弟婚姻”指其母家，即姜姓的西申。依据《系年》可知，西申亦是周平王的母家，曾在平王击败周幽王、携惠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有强大的势力。郑国先拥护幽王，但幽王被西申联合戎狄击败。郑武公之所以能够从周平王的对立面一跃而为平王亲信，成为王朝卿士，实赖迎娶武姜，得到西申的支持。武姜所言，正是以上述政治形势为背景的，她所谓“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恰恰说明西申的态度影响着郑国的内政外交。郑武公去世时，庄公不过是十余岁的孩童，武姜不仅不极力辅佐，反而以母家权势相要挟，很明显，母子已经形成对立，看不出丝毫“融洽”。
可见，扶植幼子共叔段、觊觎君权，是武姜多年的诉求。从其行动来看，十几年来未尝中断，对庄公可谓步步紧逼。
郑庄公步步退让
《郑武夫人规孺子》篇末是边父等人与庄公的对话，其中“胡宁君是有臣而为暬嬖，岂既臣之获罪，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藎臣也”一句，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解读为“为什么君主有我们这些臣子却被看作是‘暬嬖’？这显然是对武姜说辞的反击”。此说有理，辅佐国君是大臣的职责，何必非要国君“三年不言”？这代表了那些支持庄公亲政的大夫的观点，他们与《郑伯克段于鄢》篇中劝谏庄公及早防备共叔段的大臣很可能是同一批人。但是，在武公初死的背景下，朝政不稳，郑庄公根基不深，只能答应武姜的要求——“君拱而不言”。武公丧葬一年后，这些大臣商议庄公亲政，庄公仍没有答应，他对时势有着清醒认识：即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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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主政，“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会造成内政分裂，不利于郑国发展。这是郑庄公出于国家大局的考虑，从该篇的记载看，庄公很可能答应了其母让他“三年不言”的要求，这一做法既是自保，也是对其母的退让。
待幼子共叔段长大，武姜进一步展开了夺权活动，先是为共叔段请“京”这一大城邑，继而支持其扩大边鄙，“完聚，缮甲兵，具卒乘”，甚至作为内应开启城门“袭郑”。在这一过程中，庄公姑息纵容，原因正如其所言：“姜氏欲之，焉辟害？”十几年间，庄公亲政掌控了政治局面，但武姜并未坐以待毙，朝中仍有一批支持共叔段、与武姜一心的旧臣，不可小觑，是为“内忧”；实力强大的申国随时化友为敌，并可能联络一批诸侯，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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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成为郑国的“外患”。庄公既忌惮武姜的权势，又不愿撕破脸皮，与亲母为敌，只能不断妥协。事实证明，确如庄公所忧，周王逐渐不信任郑国，并打算将朝政委任虢国，以致后来周郑交恶，有学者认为郑伯克段是起因。
咄咄逼人的武姜、隐忍的庄公、力主专政的大臣，这些人物形象与郑庄公克段情节出奇相似，不过是多了已经成人的共叔段而已。庄公面对生母、亲弟，在没有确凿反叛证据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其意愿，这与他即位之初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郑伯克段”与其说是庄公阴险谋划，不如说是其母武姜步步紧逼的结果。若以性格来论，庄公自小就生活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自卑、忍让、被动接受，恰恰是其母武姜一手造成的，“克段”是后发制人的结果。
千百年来学者批判庄公，无非是因他贵为国君，理应是这场政治内斗中的“强者”，与其步步退让的“弱者”形象明显不符，故而认为这是庄公的政治阴谋；今从《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来看，强势的武姜、分化的朝臣、武姜身后的申国以及难以预测立场的周王室等，是我们未曾估量到的，郑庄公自年幼时就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势。以此而言，无奈的庄公确是一个“弱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6CZS036）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代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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