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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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

清华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资料图片
简帛是简牍和帛书的合称，简与牍都是用竹或木制作而成，窄长的称为简，大块的称为牍，帛则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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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丝织品。简帛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战国时期的《墨子》一书中曾两次出现“书于竹帛”一词，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书写材料的特征。即便是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简帛仍然与纸张并行使用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南北朝时以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简帛类文献的发现，在古代就有不少记载，其中最为人们所艳称的，当属西汉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发现的孔壁中经，以及西晋时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汲冢竹书。孔壁所出，有《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等文献；汲冢则发现了《纪年》《穆天子传》《易经》等典籍，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讨论，对于后来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它们给予高度评价，并进而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
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在中国西北的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大肆进行探险考察活动，发现了不少简帛实物，从而揭开了现代简帛资料发现的序幕；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土的居延汉简和长沙楚帛书，更是蜚声中外。新中国成立后，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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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蓬勃开展，新发现的简帛资料更为丰富，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简帛资料数量之多、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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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广、内容之丰富，已远非以前所能比拟。迄今中国所发现的简牍资料已有三十多万枚，帛书也有数十件之多，蔚为大观。一些学者甚至把当今称作是一个简帛时代，也洵非过誉。
从时代上来说，目前已经出土的简帛资料已覆盖了从战国直至魏晋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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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性质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简帛书籍和简帛文书两大类。西北烽燧屯戍遗址所出，主要为文书档案；内地出土的简帛中，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益阳简等也属于这一类；至于一些墓葬出土的简帛书籍，为墓主人生前所阅读的书籍实物，与墓主人的学识和生涯有关。例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定县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等，多系珍贵典籍，可见墓主人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墓中所出土的简帛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倾向；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岳麓简则以法律书籍为主，墓主人都曾任执法官吏，也体现出《挟书律》废除之前“以吏为师”的事实。
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角，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简帛资料证经补史，探研新领域，解决新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飞跃。近年来学者们纷纷提倡的重写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简帛资料大量发现之赐。需要说明的是，这么多丰富而且重要的简帛资料，其学术价值绝非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充分认识，其中的许多深刻内涵，有待于子孙后代进行长期研究和揭示。
当前，简帛研究已成为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成为当代的显学，日益受到重视，但是许多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比如说，一些简帛材料已经出土了三四十年，尚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出版；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入，许多过去出版的简帛资料尚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例如，以往公布的简帛照片，囿于当时的设备和技术，往往不够理想，造成文字识别十分困难，现在的摄影设备和技术已经大为改观，完全可以获得更理想的图像资料；再比如说，以往的竹简拍摄只注意有字的一面，对于无字的背面则往往忽视，现在学者们都充分认识到，作为一种文物资料，竹简背面蕴藏着大量的珍贵信息，可以对竹简的编联、缀合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另外，像简帛学的理论建设、简帛学与当代高科技成果应用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开展。（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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