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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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3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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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传记学：向大历史的回归

■本期主持：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本期主题：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主要关注个人的生平，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世界史研究往往关注国家兴衰、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是对人类集体行动规律的探索，二者很难相提并论。在学科归属上，也有不少人认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与世界史研究相去甚远。然而，现代欧美国家兴起的国民集体传记，为我们重新理解个体与群体、传记学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期的三篇文章，旨在厘清欧美传记学的变迁，说明传记学回归大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在当代国际史学界，传记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然而，在我国史学界，传记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朵金花”的绽放以及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推动了史学学科的繁荣，不过传记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未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后，学界提出历史人物学、人物传记学等学科设想，出现了一些专门刊物或专栏，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及各高校史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并未体现传记学，也未见到有高校史学学科实际招录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究其原因，人们往往把传记学视为文学或小历史，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本位的大历史相比，传记学似乎微不足道。
事实上，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曾明确把传记学归入史学，并提出了改造传统传记学的主张：“如果传记的写作能够在表现某个人物时运用审慎的思考和判断，并把该人物的大小、公私行为融为一体，那么该人物就必将能够获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加生动的表现。”到了18世纪，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以其实现了文学艺术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而被誉为英美传记学典范。与此同时，传记学已开始自觉地向民族国家靠拢，与社会本位的大历史一道承担起重建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使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就是集中体现。英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从1747年的《不列颠传记》到1885年的《国民传记辞典》，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过程。其间也有人曾尝试编纂《世界传记辞典》，但并未成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国民集体传记成为人们获得民族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因此，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甫一出版发行就引起广泛关注，从1885年到1900年，先后共计出版了63卷，此后还有多卷增补、索引及再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国《国民传记辞典》开始得到大规模的补充和修订。先后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哈里森、戈德曼担任主编，于2004年正式出版了《牛津国民传记辞典》60卷，其中收录了象征民族国家精神的传说人物，如“约翰牛”“布列塔尼亚”等。这些条目不仅仅属于传记学，更属于英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范畴，是传记学回归大历史的明证。
在英国的影响下，欧洲大陆诸国以及美国等先后出版了国民集体传记，具体有：1835年到1857年间，瑞典先后出版国民集体传记23卷；1852年到1878年间，荷兰出版24卷；1856年到1891年间，奥地利出版35卷；1875年到1900年间，德国出版45卷；1933年到1997年间，法国出版50卷；1960年到2005年间，意大利出版65卷。此外，美国从1887年到1999年间也出版了本国的国民集体传记24卷。多数国家的国民集体传记如今均有网络版，经编委会严格审读来稿后，可及时补充更新。现代欧美各国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顺应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潮流，成为展示全体国民形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工程。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国际史学发展潮流。它使传记学不再局限于个体自然人的生平，而是放眼更大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个人传记、群体传记与国民集体传记鼎立的局面，从而推动了传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回归大历史的重要标志。
传记学融入主流史学，如今已成为国际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现代美国知名的传记文学作家里昂·爱达尔在其编辑的《传记学》创刊号上明确指出，形式、风格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文学性传记是以史学的“研究性传记”为基础的，传记文学作家“不能虚构事实”。即使主张史学文学化的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怀特，在其撰写的《实用的过去》一文中也指出，传记可以是“文学的”，但不是“虚构的”。最近，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CHS）出版的《国际历史科学文献》，不再把传记学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而是直接归入历史科学主流。传记已被认为是历史作品的重要类型之一，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史学家们偏爱的作品类型。
但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传记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文学家朱文华先生曾在他的《传记通论》中指出传记文学作品的史学性质，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意见“未能得到更多的同行专家的明确赞同”。国内首部《史学理论大辞典》把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并列为两种体裁，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传记学传统：一种传统是把传记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另一种则把它视为类似文学的艺术，由此出发把传记分为文学传记与历史传记两种体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传记学是文学的分支。这反映了传记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不仅是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传记学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看，个体、群体和整体，是历史的三个主要层次，也是史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对象。一般而言，个体史学被视为传记学，群体史学集中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史学，整体史学则主要是世界史学。其中，群体史学和整体史学早已成为当今史学的主流，并已体现在史学学科专业设置上。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传记学，似乎传记学与群体史学和世界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欧美国民集体传记的兴起表明，国民集体传记早已成为以上三种史学之间融会贯通的桥梁，传记学也由此突破个体史学的局限，回归到了大历史。另外，传记学在国内的文学界往往引人注目，并被明确地包含在一些高校新开设的文学写作类研究生专业之内，这容易引起人们对传记和传记学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传记可以凭借想象去虚构细节和事实，传记学属于文学，从而出现了传记学文学化现象。这不但有悖于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有可能助长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撰写传记应以科学的史实为基础，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这是传记学发展的前提。
通过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传记学有可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专业史学工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初步建立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该资料库由美国汉学家郝若贝初创，后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持建设。21世纪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先后参加了该资料库建设。由于我国史学界未对传记学予以足够重视，也未能及时批判性地借鉴外国经验，使得外国人在该资料库建设上先行一步。况且，这还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国民集体传记。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原则与史学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让传记学回归大历史，应提上我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日程。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国国民集体传记，从而加强民族国家认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国民集体形象，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张乃和，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西欧中世纪的传记题材与功能
作者：倪世光
与年代记、编年史，以及王朝史、战争史等相比，西欧中世纪传记直接关注人物个体，在记述史实细节、弥补其他类史著内容的不足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总体上看，西欧中世纪的传记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世俗人物题材，以帝王为主；另一类是宗教人物题材，包括教皇、主教和圣徒，以圣徒传记数量居多。
关于中世纪世俗人物题材传记，帝王传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时的帝王传记沿袭古典传统，其中古罗马历史学家斯韦托尼乌斯所著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在中世纪得以流传，并对传记写作起到范本作用：从梳理家族谱系和祖先事迹开始，随后叙述传主的出身和教育，接着按时间顺序讲述其一生的事迹，也关注其外貌特征、脾气秉性、婚姻和家庭生活、死后的安葬、道德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艾因哈德模仿斯韦托尼乌斯的方法撰写了《查理大帝传》，该传记成为西欧世俗人物传记从古典过渡到中世纪的标志，对其后的帝王传记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查理大帝传》之后，又有《虔诚者路易传》《阿尔弗烈德传》《忏悔者爱德华传》《路易六世传》《腓特烈大帝传》《圣路易传》等帝王传记。此外，也出现了《法兰克诸王史》《不列颠诸王史》等传记集。为帝王立传成为中世纪西欧各封建国家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对杰出的君主，总会有人为其立传，其中也不乏王室的支持。每个帝王的传记，既记录了其本人的经历和政绩，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现象和宫廷生活等内容。西欧中世纪的帝王传记从总体上而言可信度较高，但也存在一些真实性问题，如《阿尔弗烈德传》被认为系后人杜撰，《路易六世传》《圣路易传》等则被认为存在过多的阿谀之辞。
与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以后的世俗人物题材传记相比，西欧中世纪帝王传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大量的说教和高调表现宗教道德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历史的真实。一些帝王传记之所以充满阿谀之辞，主要是为了彰显其信仰和道德的重要性。其中儒安维尔所著的《圣路易传》，把圣徒、君主以及历史内容融汇在一起，成为这样的典型。
从实际历程来看，中世纪西欧世俗人物题材的传记，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在12世纪以后，除了帝王，其他等级的许多世俗人物也开始成为传主。传记的书写方式不仅用拉丁文，也开始使用各国语言或地方方言。据记载，在曾为英格兰四任君主效力的彭布罗科伯爵威廉·马歇尔死后不久，其子聘请一位著名行吟诗人用法文诗歌体写作《威廉·马歇尔传》。这部一万九千多行的传记被视为首部骑士传记作品。作者详细描述了马歇尔一生严格遵守骑士规则的各种事迹，把世俗贵族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大力弘扬骑士精神。该传记改变了此前中世纪世俗传记中纯粹的基督教道德标准，骑士精神也成为臧否人物的准则。此外，由于受文学影响，一些骑士的传记带有浪漫传奇色彩，如《特瑞斯坦传》等亚瑟王传奇系列人物的事迹，既有历史真实又有文学虚构，即使像《罗兰之歌》这样的史诗类作品，也都把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掺杂在一起了。
在12至13世纪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兴起后，许多诗人把自己的传记附在其作品之后。据统计，约有100多位诗人的传记由此得以保留下来，成为研究该类诗歌和作者身份的重要文献。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学者也开始写自传，如法国一位教师阿伯拉德的《我的灾难史》，就讲述了其悲惨的恋爱经历，对彼特拉克和卢梭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中世纪宗教人物题材传记，主教群体是主要传主。由于主教和教皇们的显赫地位和特殊身份，他们的事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得以记录下来。大约在公元395年，圣哲罗姆所著的传记集，从圣彼得和保罗开始，逐一写到他自己为止。该传记集得到后人的效仿和续写。到9世纪，教皇约翰八世之前的历届教皇传记被汇集成《教皇本纪》。教皇利奥九世后，此项工作继续展开。到12世纪，《教皇本纪》续写内容扩大，且放弃了以往仅记载教皇行事目录的写法。在德国，由于主教势力强大，他们的传记较多，为研究当时的历史留下了重要文献资料，诸如《大主教白鲁诺传》是研究奥托一世时代的主要资料；《希尔德斯海姆主教本韦德传》则记载了本韦德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成就，成为研究中世纪德国建筑艺术的重要文献。
另外，圣徒传令人瞩目，可以说是中世纪宗教人物传记题材的集中体现。对圣徒行迹的记录可追溯到《圣经》中的人物和基督教早期的殉教者身上，他们的受难经历被当时人记录或后人追记下来。教会从早期便开始为那些殉教者编写名录。古罗马教会史学家尤希比乌斯编写的《殉教者传》，尽管夹杂许多奇异和怪诞情节，但仍被视为圣徒传的开创者。在早期圣徒传中，公元397年萨尔匹阿斯·塞维鲁写成的《圣马丁传》，曾得到广泛传阅。教皇格雷戈里一世那部备受读者喜爱的《圣本尼狄克特传》，就对塞维鲁多有仿效。公元9世纪时圣徒传就有了成熟的写作体例和风格，12世纪以后用民族和地方语言撰写的圣徒传则不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女圣徒传记日益增多。13世纪时教会为了更有效地普及和宣传圣徒的事迹，便把圣徒传编辑成集，并压缩其内容，以便于在各种场合方便阅读和使用。到了14、15世纪，这样的工作仍在继续，不过有些圣徒传被改用散文体重新编辑成集，其内容的真实性也随之受到影响。
圣徒传记数量巨大，所涉及的人物身份也十分复杂，有男人、女人，也有教皇、君主，还有各等级贵族和下层百姓。他们的传记对社会的影响甚大。圣徒传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用基督教思想引导世人的行为。圣徒的墓地、遗骸和遗物等都会成为群众狂热朝拜和搜集供奉的对象，宗教信仰借此得到进一步强化。教会也把重要圣徒的传记用于晨祷、晚祷、唱诗等宗教仪式中，修道院学校也把圣徒传记当作教材。圣徒们的出生日或殉教日被教会神职人员记录在日历上，每年都纪念他们。圣徒传的题材与功能决定了在其产生之初便存在着历史与宗教、真实与虚构、现实与超自然的矛盾问题。尽管有些圣徒的事迹可信度较高，但许多传记充斥着道听途说和编造的内容。中世纪人们对圣徒的崇拜以及渴望得到他们救助的情感，均被带到传记写作中，因而圣徒传记夹杂着神迹和魔幻等内容，也缺乏准确的时间概念。另外，这些传记全部秉持一个标准，即用圣经话语对圣徒精神及其具体行为进行记载。
因此，我们在阅读中世纪西欧圣徒传记时，需谨慎审视圣徒传的内容，同时也要重视其所记载的社会史内容。许多圣徒传记记录了下层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这恰恰是当时仅注重上层社会历史的著作所忽略的。在描述圣徒医疗神迹的过程中，这些传记还保留了许多疾病、瘟疫、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这些传记还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外族入侵、战争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
西欧中世纪是“信仰时代”，基督教观念贯穿于此时的传记写作之中，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传主，他们均以圣徒为典范。因而，在当时，传记具有突出的社会教化功能。至于传记中夹杂着不真实的神迹内容，是传记学从属于神学的写照，也是当时历史文化的真实反映。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传记学才逐步回归到现代科学史学阵营。
（作者：倪世光，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方古典传记的特征、功用及影响
作者：史海波
严格地讲，古希腊最早的传世传记是公元前4世纪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戈拉斯传》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伊索克拉底在《埃瓦戈拉斯传》中自称是古希腊以散文形式赞誉个人美德的第一人。色诺芬除了撰写阿格西劳斯的传记之外，另著有回忆录《远征记》和《回忆苏格拉底》，足见其对个人生平事迹的重视。另有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便已存在传记及其作者，比如小亚细亚卡尔严达邦的斯基拉克斯撰写过米拉萨僭主赫拉克利德斯的传略。但是其原始文献来源于后来拜占庭的《苏达辞书》，这段记录的真实性一直存有疑问。其他关于传记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提法都有不足凭信之处，但再往前推究，我们不能排除史诗、颂辞、挽词，以及叙事史学的人物描述对传记产生的影响，《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明显属于颂辞性质的传记。这种对英雄事迹的重视起源甚早，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向帕特洛克罗斯歌颂了人们的光辉事迹，表明荷马时代的英雄也同样重视历史中的典范。虽然传记起源的情况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正式出现的时候，其文史哲综合特征相当明显。
在西方古典传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修辞、史实、哲学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不均衡。伊索克拉底与色诺芬都师从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哲学对传记的介入使得传记注重道德功用，在关注个人美德的前提下，史实变得次要了。《埃瓦戈拉斯传》与《阿格西劳斯》都充满溢美之词，色诺芬甚至赞誉阿格西劳斯这位斯巴达国王“生平从未有一个不能证明其爱国热忱的举动”。而色诺芬的另一部传记性质的作品《居鲁士的教育》，更是在赞颂美德的基础上叙述了居鲁士的出生、童年、征服以及驾崩，其中虚构成分颇多。
树立道德典范是西方古典传记最重要的功用。亚里士多德学派也把与美德、恶行相关的趣闻轶事，用之于能够彰显个人品性的专题写作之中，而且这种对趣闻轶事的关注成为希腊化以及拉丁文学的主要特征。古希腊传记所倡导的美德观念，一直渗透到罗马时期的传记作品当中，普鲁塔克甚至被后人认定为道德论者。另外，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政事纷乱、兵燹四起，公民大会、法庭争讼成为德摩斯梯尼、莱桑德一类政客与演说家的天下。诡辩之风盛行，浮夸之气四溢，史学与传记写作难免受到波及。
不过，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较，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治》《政治学》等作品中更多地运用了历史学方法，对纠正希腊城邦出现的粉饰之风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从色诺芬到公元前1世纪奈波斯之间的传记作品或散轶或残缺，但是根据残篇判断，在传记写作领域也逐渐出现了重视史实的情况。据考证，这一时期重要的传记作家有泰奥庞浦斯、狄凯尔库斯、安提戈诺斯、阿瑞斯托克诺斯、赫尔米普斯、萨提洛斯等。其中，泰奥庞浦斯著有58卷本的《腓力传》，从后世发现的残篇来看，虽然其文辞华丽而重视道德宣传，但其中对腓力二世的某些不光彩的行径已有所提及。赫尔米普斯的传记涉及人物众多，包括立法者莱库古与梭伦，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们的门生，还有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等。赫尔米普斯与萨提洛斯都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二者在传记中体现出对古物学和历史的偏好。
从罗马共和国末期一直到罗马帝国早期，从事传记写作的奈波斯、塔西陀、斯韦托尼乌斯以及普鲁塔克等人都具备史学修养。他们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外族名将传》《阿古利格拉传》《罗马十二帝王传》《希腊罗马名人传》。奈波斯通过趣闻轶事来介绍人物历史，比如他描写阿格西劳斯一直住在祖先留下来的破旧住宅里，也提到他晚年住在埃及，因为举止随便而遭到埃及人的轻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也使罗马传记向通俗化、独立化方向发展，传记具有愉悦读者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塔西陀本身就是古罗马优秀的史家，斯韦托尼乌斯则利用元老院的诉讼文件书写帝王恶行，他在文中经常指出确切的资料来源。普鲁塔克也显示出对历史的尊重，在《尼西阿斯传》中，普鲁塔克提及了原始文献的利用：“那些难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史实，散布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之中，或者来自古老的碑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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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是让人对尼西阿斯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莱桑德传》中，他直接引用了德尔菲保藏室刻写的铭文。普鲁塔克虽然曾声明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但《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有时会出现“我写的历史”“据史家推论”等重视历史的词句。
对历史因素的重视不代表传记可以等同于历史，二者互不隶属，这一点奈波斯和普鲁塔克已阐述得相当清楚。但普鲁塔克与奈波斯把传记推向通俗化的做法不同，普鲁塔克在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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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出的在文史之间的徘徊也正说明了其欲把历史事实、道德论调、文学艺术糅合在一起的志向。无论如何，《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希腊传记早期委身于哲学的道德赞美完全不同，虽然依然强调美德的作用，但对历史人物已经不是曲笔讳言。普鲁塔克还强调了对于文学虚构的适度使用。在《提修斯传》和《亚历山大传》中，他希望读者能够对传说、心理、灵魂等方面的着墨予以理解，换而言之，对可能虚构的叙述予以理解。以哲学思想为依托，寻求文史哲之间的平衡，这是西方古典时代传记的重要特征。
与历史学家一样，西方古典时期并没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也很难说传记在当时拥有多么高的地位，但不得不说，传记中的奇闻轶事、尔虞我诈远比历史引人入胜，而其中的道德教诲也比哲学说教更为通俗易懂。
最后，关于古典时期传记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很难笼统地予以评定。1992年布里奇出版《何为福音书？——与希腊罗马传记之比较》一书，其中所考证的福音书起源于古典传记，并未达成学界共识。同样，莫米格里亚诺在《历史与传记》一文中提到的“自传体含有向内心独白及忏悔形式发展的可能”，但是马可·奥利略的《沉思录》以及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两种形式的起源依然不明。不过，斯韦托尼乌斯与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文献中觅得一些踪迹。前者的影响不仅限于其后几个世纪的世俗传记文体，而且远及基督教和中世纪的作家，基督教作家巴乌里努斯所著《安布罗西乌斯传》受到《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影响，而中世纪时期的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传》便模仿了斯韦托尼乌斯的传记。普鲁塔克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公元2世纪开始，《希腊罗马名人传》便备受关注，不但马可·奥利略对其爱不释手，东罗马帝国的普罗克鲁斯、波尔菲瑞等帝王也引用其文。在拜占庭时期，《希腊罗马名人传》极有可能作为历史教材而流行于世。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罗马名人传》从拜占庭传入意大利，并逐渐被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从而家喻户晓。其中，法国古典学者阿米约主教与英国托马斯·诺斯爵士的法英译本功不可没。另外，《希腊罗马名人传》还曾被莎士比亚、德累顿、蒙田、卢梭等人大量引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