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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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

澳門在16-18世紀的中西關係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它不僅是中西貿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天主教在中國以至遠東的傳教中心。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事業的發展，中國內地此起彼伏的教案，都與澳門有著密切的關係。
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中國發生了一起全國性的教案，史稱乾隆朝大教案。它不僅導致了全國各地大批教士、教民的被捕入獄，還波及到澳門，引起了一場中葡風波。這是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現根據清代檔案、清實錄和有關的英文資料，就澳門與乾隆朝大教案的問題作一初步研究。
一、澳門與明清時期天主教傳華史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在此前後，天主教士亦來到澳門進行傳教活動。1562年，澳門已建立了3座簡陋的教堂。此後，澳門教堂愈建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澳門逐漸發展成爲西方傳教士活動的重要基地，中國天主教徒的聚集之地。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和遠東各國傳教，總是先到澳門，在澳門研討傳教方法，學習中文等東方語言，做好准備工作。
1582年，利瑪竇來到澳門。隨後他進入內地，到過肇慶、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國居留了28年，創立了一套在中國行之有效的傳教方法，既打開了天主教在華傳教的大門，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遵循利瑪竇的“適應策略”，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在華傳教事業有了很大發展。清朝康熙初年，楊光先在《請誅邪教狀》中指出：傳教士在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福州、建甯、延平、南昌、建昌、廣州、桂林、重慶、保甯、武昌、西安、太原、開封、京師等地，共建了教堂30所，“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香山澳盈萬人，踞爲巢穴，接渡海上往來。”[1] 在此，楊光先明確地將澳門指稱爲中國天主教的大本營。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不僅以澳門爲中心，積極向中國內地傳教，而且利用澳門的特殊條件培養中國籍的神職人員。主要方法有：1，從澳門教徒中選拔人員，逐步培養爲修士或司鐸。2，從內地教徒中選拔人員，送往澳門培養爲司鐸。3，以澳門爲津梁，將選拔出來的中國教徒經澳門送往國外，留學深造。通過這3種方法，中國産生了一批本土的神職人員。鄭瑪諾、吳漁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禮儀之爭發生後，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嚴厲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在長達百年的禁教時期，澳門成了中國天主教的一個重要據點。它不僅是澳門華人和內地居民的進教之地，而且是對潛入內地傳教的教士接引聯絡的津梁。
乾隆十一年(1746)，澳門同知張汝霖奏報：“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系在澳進教，一系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俗，漸化爲夷。”“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爲進教寺，專爲唐人進教之所。”“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爲封齋。至冬至日爲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2]
乾隆十八年(1753)，四川教徒王尚忠利用在澳門貿易之便，引西洋教士費布仁入川傳教。他們於十二月“在澳門起身，沿途有人盤問，俱係王尚忠答應”[3] 。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到達成都。
乾隆二十二年(1757)，山東教徒李松“同廣東人李剛義往廣東澳門，引西洋人梅神甫到東，在臨清、直隸、威縣等處傳教”[4]。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教會史專家方豪稱：“余前在嘉興車輻浜教堂，見有巨型蔴袋及破銅勺各一，教友相傳大蔴袋係裝西洋神父者，破銅勺係教友僞裝乞丐，自浙經贛入粵赴澳門，率領神父潛行入境者。或夜行晝伏，或密藏艙底，以蔴袋僞裝貨物。”[5] 這個蔴袋和破勺是歷史的見證，反映了澳門與天主教傳華史的密切關係。
二、乾隆朝大教案的起因與經過
如前所述，禁教時期不斷有西方傳教士從澳門潛入內地傳教。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有4 名義大利傳教士由澳門進入廣州，住在義大利傳教士哆羅的住所，準備潛往內地，秘密傳教。
哆羅(Msgr della Torre)是羅馬傳信部負責中國教務的代理人。從1781年開始，經清廷批准在廣州居住，負責傳遞京城傳教士的信件。在中文史料裏，他被稱作“羅馬當家”，他的住所被稱作“哆羅夷館”。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中國教徒焦振綱、秦祿由陝西來到廣州，來到哆羅夷館，延請洋人前往陝西傳教。他們幾個從廣州沿著各地傳教點，潛往陝西。爲了不致被發現，他們採取的辦法是，每到一個傳教點，即由當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個傳教點。在這種接力式的護送下，4個義大利傳教士順利地離開了廣東，走過了湖南湘潭、湖北樊城。七月，他們行至襄陽，被清兵抓獲，八月初被押送武昌。湖廣總督特成額立即將此事向朝廷上奏，乾隆朝大教案因此爆發。
在奏摺中，特成額聲稱：“盤獲西洋四人，起出書信一封，系廣東羅馬當家所發，往陝傳教，令蔡伯多祿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劄托李姓送往。”[6] 乾隆聞奏，悖然大怒。首先，他想到清政府早已頒佈禁教令，禁教期間，雖然並不禁止懂科學技術的傳教士進京獻藝，但必須報明地方官，由地方官上奏，獲准後方許進京。而哆羅並未稟知督撫，輒遣人私至內地，送信傳教，是嚴重的違法行爲，必須嚴肅處理。其次，他對廣東督撫等地方官極爲不滿。因爲自一口通商之後，西方人難以進入中國。廣東督撫竟對哆羅私遣多人，潛往內地傳教，漫無覺察。尤其令他驚異不解的是，西洋人面貌異樣，不難認識，他們由粵赴楚，沿途地方官吏爲何一無稽查，至襄陽始行盤獲？其三，聯想到此時甘肅地區的回民起義，他對傳教士此行的目的産生了高度的警惕。認爲“西洋人與回人向屬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陝，潛通消息，亦未可定。”[7] 因此，他下令詳細審訊被捕的傳教士，將所有接送過傳教士、爲傳教士送信、留傳教士住宿的中國教民一律逮捕究辦。並查明羅馬當家派往陝西傳教者，究竟要傳與何人？按名拿辦。一場軒然大波由此而起。
湖廣是教案的爆發地，搜捕首先在那裏進行。與此案有關的教民劉繪川等先後被捕。九月，特成額奏言：“將現獲西洋夷人吧地裏央等四名，並究出接引伴送、從習天主教之劉繪川等十人解京審訊。尚未獲各犯，現在咨拿。”[8] 不久，護送過傳教士的周正、張永信等人也紛紛落網。
陝西是傳教士此行的目的地。教案爆發之初，陝西督撫就聞風而動，開始搜查，捉拿了隱藏在省內的傳教士3人。他們還根據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奏報：陝西漢中府、山西洪洞縣、潞安府、大同府及山東、湖廣、直隸等省，都有學習天主教的人和傳教的西洋人。“本年羅馬當家寄信內言及，現派十人分往山陝、湖廣、山東、直隸各省。”[9] 這份奏報使乾隆得知，中國境內的傳教活動遠比清政府估計的嚴重得多，私入內地的傳教士也遠不止4人，而是蔓延數省。因此，他下令各地督撫嚴密查拿。教案迅速擴大。
甘肅緊鄰陝西，又是回民起義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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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捕頗爲嚴密。當局首先抓獲了教民劉多明我等人。五十年（1785年）正月，陝甘總督福康安又奏報：“嗣據甘、涼二府屬續查出天主教人犯楊生榮、韓守元、張儒、張文等共72名先後拿獲具報，並將劉多明我各犯押解來省，臣率同臬司汪新逐加嚴鞫。”[10]
廣東是傳教士此行的出發地，可謂教案之源，搜捕自始至終非常嚴密。先後抓捕了羅馬當家哆羅、接送過傳教士的李剛義等人，和近百名奉習天主教的教民。[11]
山東也密加訪查，抓獲了2名潛藏的傳教士。五十年二月，山東巡撫明興奏報：“將西洋人吧地裏亞度、格雷西洋諾，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稱神甫之朱行義即朱裏官，並輾轉窩留之任文臬、張泰、胡恒、韓三等押解赴京，送交刑部歸案。”[12]
山西也四處搜查，逮捕多人。並“拿獲西洋人安多呢，訊據供稱，系四十六年由京赴晉，在範天保家居住傳教。”[13]
四川，五十年正月，抓獲了西洋人馮若望、李多林，“並拿獲接引之張萬鍾、張萬效，及往來住宿之周仁義等犯。”[14] 二月，又“拿獲來川傳教之西洋人額地夷德窩一犯，並窩留之唐正文。”[15]
江西，五十年二月奏報，抓獲了“西洋人李瑪諾，並窩留李瑪諾在家之劉桂林，及引領前赴廬陵等處傳教之彭彜敘。”[16]
福建，抓獲了從江西來閩的西洋人方濟覺，並將容留方濟覺的伊益德，及私習天主教的吳永隆等人捉拿歸案。
直隸抓捕了多名教徒。安徽、貴州等地雖未出現大規模的逮捕，但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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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聲鶴唳之勢。
總之，此次教案猶如一場巨大的風暴，其來勢之猛，發展速度之快，範圍之廣，緝查之嚴，逮捕教士教民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涉及到全國十幾個省份，共有18名外國傳教士和數百名中國教民被捕入獄。
三、乾隆朝大教案與澳門風波
清廷抓獲了大批教士、教民，但沒有抓到廣州教徒蔡伯多祿。蔡是福建人，在廣州行醫，是引傳教士入內地的關鍵人物。爲了抓獲此人，清廷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查，並因此而引起了一場澳門風波。
教案開始時，蔡伯多祿住在廣州家中。他知道有危險，就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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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到另一位教徒家中。1784年9月26日晚上，不僅蔡家被抄，隱居的人家也遭到搜查。清兵到來時，蔡伯多祿被驚醒。他從後門逃往另一位教徒家中。意識到自己仍然處於危險之中，他又乘船逃到了澳門。
廣東督撫沒有抓到蔡伯多祿，懷疑他在澳門，便派了兩名官員到澳門索取。當時澳門官員還不知蔡的到來，便聲稱蔡不在此地。10月3日，廣東督撫有了蔡伯多祿在澳門的確鑿證據。他們找到了送蔡到澳門的船夫。這位船夫看見蔡進了澳門方濟各修道院。然而，當廣東再次派遣官員赴澳門索取時，蔡已裝扮成西洋人，離開了方濟各修道院，和其他逃亡者一道，藏到了奧古斯丁修道院。
廣東又一次派出使者要求澳門當局交出蔡伯多祿和其他逃犯，否則就封鎖澳門。由於澳門的食物供給依賴中國大陸，因此封鎖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在剛從印度回來的澳門高級官員的堅持下，澳門決定不交出蔡伯多祿。並聲稱他們對中國逃亡者不負責任，因爲澳門是向所有人開放的，他們無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
廣東官府對此回答很不滿意，立即下令封鎖澳門。澳門的食品很快就嚴重短缺。
10月下旬，廣東按擦使準備前往澳門，他派使者先行，責令澳門當局在24小時內交出逃犯。澳門當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不交出逃犯，但在所有修道院來一個形式上的搜查，以避免觸怒按察使。這樣的搜查自然沒有結果。
澳門的葡萄牙人開始用激烈手段緩解他們的食品危機。他們截留了一艘正要離港的載有大米的中國船隻，關押了船上的部分中國船員，並向可能載有大米的其他船隻開火。這在中國居民中引起極大驚恐。按察使擔心引起戰爭，急忙返回廣州。廣東巡撫孫士毅也不希望此時開仗，10月28日，他解除封鎖。
乾隆帝多次下令全國通輯蔡伯多祿。孫士毅又派了一個使團前往澳門。官員們首先到了奧古斯丁修道院，他們知道逃犯曾經藏在這裏。修道院院長聲稱，逃犯既不在院內，也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不相信院長的話，廣東官員堅持認爲逃犯在此。當發現一無所獲時，廣東官員極爲憤怒。他們招集澳門的高級官員來到現場，要求交出逃犯，並向澳方遞交了一封孫士毅寫的措辭強硬的信。澳門的中國商人也請求葡萄牙人讓步，交出逃犯。但是，葡萄牙人固執己見。中國官員返回廣州，向澳門發出嚴重警告。
在這種情況下，澳門當局不能再將逃犯藏在城中，決定將他們送走。恰好這時有一艘葡萄牙船準備開往印度果阿，爲逃犯離澳提供了一個好機會。10月30日夜晚，蔡伯多祿等人秘密登船。黎明時分，他們啓航前往果阿。
孫士毅決定打破葡萄牙人的頑固不化。整個11月，澳門都受到軍隊即將來臨，澳門將被包圍的警報的幹擾。據說，“廣州軍隊確已出發，但又被孫士毅召回。他沒有把握此舉定能成功。他向在廣州的兩個外國人打聽澳門的防禦能力。這兩人告訴他，澳門大炮優良，能有效地抵抗襲擊。孫士毅於是停止了冒險，澳門的恐懼漸漸平息。”[17]
四、乾隆朝大教案的處置結果
根據乾隆帝的諭令，清政府對被捕的教士教民分別作了不同的懲治。
對於外國傳教士，清政府稽拿甚嚴。上諭：“西洋人潛赴內地傳教惑衆，最爲人心風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18] 所有被捕的外國傳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在審訊中，清政府最重視的是傳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所說：“西洋人既欲傳教, 亦當在廣東附近之廣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分，何必遠赴陝西？此皆關係案內緊要情節，必須徹底根究。”[19] 他懷疑“西洋人與回人本屬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陝西傳教者又適逢其會。且陝甘兩省民回雜處，恐不無勾結煽惑情事。”[20]
五十年三月，審訊結束，查明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民與回民起義毫無關聯。但是，這些傳教士無視清政府的禁令，私赴各省，秘密傳教，梅神甫、安多呢等，竟以西洋人藏匿山西、山東達一、二十年之久，殊幹例禁，不可不嚴加懲治。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宣佈：“此案本應按律定擬，將該犯等即置重辟，第念伊等究系夷人，免其一死，已屬法外之仁，未便仍照向例發回該國懲治。因令刑部將各該犯牢固監禁，以示懲儆。”[21] 與此同時，乾隆又令廣東巡撫孫士毅，將審判結果就近傳集正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各國商人，詳悉曉諭，使他們咸知感懼，益加小心，恪守內地法度。並嚴申：“如有情願赴京者，仍准報明督撫，具奏伴送，不得仍前潛赴各省傳教滋事。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當從重嚴辦，不能再邀寬典也。”[22]
對於中國籍神父，乾隆認爲：“內地民人有稱神甫者，即與受其官職無異。本應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財物資助，審明後應擬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該犯等曾受番銀者，其原籍家產，並應查抄入官。”[23]
對於延請和護送傳教士的教民，乾隆認爲這些人“如果安分習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來內地，私傳經教？”[24] 因此，他諭令：“所有接引傳教之人，亦應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以示懲儆。”[25] 因此，大批教民遭到了與中國神父一樣的厄?　　對於因祖父相傳，持戒奉教，與洋人無關的普通教民，乾隆認爲自應嚴密訪拿，照例查辦。但是，這些人俱系世相傳習，與接請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來京。“自當勒令悛改，即將呈出經卷等項銷毀，照例辦理，毋庸深究。”[26]>。
對於因祖父相傳，持戒奉教，與洋人無關的普通教民，乾隆認爲自應嚴密訪拿，照例查辦。但是，這些人俱系世相傳習，與接請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來京。“自當勒令悛改，即將呈出經卷等項銷毀，照例辦理，毋庸深究。”[26] 上諭雖有此言，但各地的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許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嚴懲。例如陝甘總督福康安奏言：劉志唐等六犯“雖訊無與西洋人認識往來，亦未收到番錢，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號，自應從重辦理。請將該犯等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27]
對於失察官員，清政府的懲治也很嚴厲。首當其衝的便是廣東官員。乾隆認爲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廣貿易，與內地民人勾結，以致潛往各省。廣東官員何以竟如聾聵，毫無覺察？因此他宣佈，廣東官員自有應得處分。並強調：“倘嗣後仍有西洋人潛出滋事者，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即當重治其罪，不能複邀寬典也。”[28] 據英文資料記載，廣東省內從廣州到南津縣，各地的官員都受到降級處分，共罰銀70萬兩。[29]
對於其他各省的官員，乾隆也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難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間即被嚴禁，不許內地人傳習。而呢嗎．方濟各等傳教士，初則爲內地人勾引至廣，繼則紛紛潛至各省，居住傳教，時越二十餘年，地則連及數省，各地方官何以毫無覺察？西洋人面貌語言與內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蹤詭秘，止與教內人往來，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當訪察嚴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員認真查緝，以此贖罪，並嚴厲警告：“如各省經此次查辦之後，複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傳習邪教之案，則是該督撫查辦不力，漫不經心，將來別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30]
許多地方官都因此受罰。爲哆羅作保的行商潘文岩等人也深受牽連。教案發生不久，廣東巡撫孫士毅就奏言：“洋商潘文岩等不能防範哆羅羅馬當家，任由蔡伯多祿來往勾通，情願罰銀十二萬兩。”乾隆諭道：“准其認罪，並令將此項銀兩解交河南漫工充用。”[31]
一場席捲全國的風暴終以傳教士囚禁刑部、中國教徒充軍伊犁、失察官員降革罰銀而停止。留居京城，爲清廷服務的傳教士不甘心就此結束。他們多方營救，極力斡旋，希望乾隆能改變對傳教士的判決。但是，他們的努力毫無結果。
五十年（1785年）四月，遣使會派羅尼閣來到北京，接理中國教務。羅尼閣，法國人，精通天文曆算。乾隆召見，頗爲賞識。初授欽天監監副，後又授欽天監監正。
受此禮遇，羅尼閣竭力爲傳教士說情，設法營救。乾隆從塞外還朝之時，他又率同道出迎。乾隆很高興，顯示出對傳教士的好感。教案有了轉機。
五十年十月八日，乾隆突然頒佈一道上諭。在諭中，他首先回顧道：前因4名西洋人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查拿，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各省陸續解到，交刑部審擬，定爲永遠監禁。
隨即他解釋道：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事。如呈明地方官，料理進京者，原屬無罪。因該犯等並不報明地方官，私自在各處潛藏，轉相傳引，如鬼域伎倆，必致煽惑滋事，自不得不嚴加懲治。雖坐以應得之罪，朕仍憫其無知，僅予圈禁。
最後，他宣佈：“今念該犯等究系外夷，未諳國法。若令其永禁囹圄，情殊可憫。所有吧地裏央等十二犯，俱著加恩釋放。如有願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以示矜恤遠人，法外施恩至意。”[32]
此時，被捕的18名傳教士中，已有6名死於獄中。“一系陝西正主教，二系陝西主教，三即代多來，四系義大利亞國聖方濟各會士名亞多，五系外國傳教會之法國司鐸名德臥（華姓吳），六系德臥同會修士名代肋崩（華姓賁），亦系法國人。”[33] 另據英文資料記載，羅馬當家哆羅也已於1785年8月29日死於北京獄中，時年53歲。[34]
儘管如此，乾隆的上諭仍使傳教士們欣喜異常。幸存的12名被捕傳教士全都獲得了自由。他們或留居北京，或離華回國，不許回原地傳教。
西方傳教士終於獲得乾隆的寬恕，但中國教徒所受的懲治卻絲毫未減。這說明乾隆的禁教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中國人，其宗旨就是維護封建統治。
綜上所述，澳門與明清時期天主教傳華史有著密切聯繫，與乾隆朝大教案息息相關。它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中西衝突的前沿陣地。在１６一1８世紀的中西關係史上，澳門的地位引人注目，我們應該進

中国历史故事按顺序

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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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光先：《不得已》，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6頁。
[2]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
[3]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8輯，第560頁。
[4] 《山東巡撫明興拏獲西洋人吧地哩啞喥等奏折》，載《文獻叢編》第15輯，第16頁。
[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第186頁。
[6] 《清高宗實錄》卷1213，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
[7] 《清高宗實錄》卷1213，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
[8] 《清高宗實錄》卷1215，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乙亥。
[9] 《清高宗實錄》卷1218，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壬戌。
[10] 《福康安奏審訊西洋人犯分別解京折》，載《文獻叢編》第15輯，第6頁。
[11] 《兩廣總督舒常廣東巡撫孫士毅嚴拿西洋人李剛義等折》，載《文獻叢編》第16輯。
[12] 《山東巡撫明興拿獲西洋人吧地裏亞度解京折》，載《文獻叢編》第15輯，第16頁。
[13] 《清高宗實錄》卷1219，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戊辰。
[14] 《兼署四川總督印務成都將軍保甯拿獲西洋人訊明解京折》，載《文獻叢編》第16輯，第17頁。
[15] 《四川總督李世傑續獲西洋人吧地裏夫哂等訊明解京折》，載《文獻叢編》第16輯，第22頁。
[16] 《江西巡撫李承鄴奏嚴緝姜保祿折》，載《文獻叢編》第15輯，第2頁。
[17] Bernward H Willeke :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 -1785.
[18] 《清高宗實錄》卷1218，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丙寅。
[19] 《清高宗實錄》卷1216，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丙申。
[20] 《清高宗實錄》卷1221，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戊戌。
[21] 《乾隆朝上諭檔》第12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22] 《乾隆朝上諭檔》第12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頁。
[23] 《清高宗實錄》卷1219，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24] 《清高宗實錄》卷1214，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已未。
[25] 《清高宗實錄》卷1219，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26] 《清高宗實錄》卷1219，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27] 《福康安奏訊西洋人犯分別解京折》，載《文獻叢編》第15輯，第7頁。
[28] 《清高宗實錄》卷1219，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辛未。
[29] Bernward H Willeke :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
[30] 《清高宗實錄》卷1218，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壬戌。
[31] 《清高宗實錄》卷1216，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甲申。
[32] 《清高宗實錄》卷1240，乾隆五十年十月甲申。
[33]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篇。
[34] Bernward H Willeke :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1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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