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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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关注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人访谈录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该研究领域中有哪些重要问题值得关注，研究状况如何，本报专门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我院历史研究所的部分学人。
宋镇豪、徐义华：花园庄东地甲骨研究
近年先秦史研究的热点很多，大多都与新材料的发现有关。其中尤以甲骨学殷商史学术领域中花园庄东地甲骨研究最为引人注目。
花园庄东地甲骨是我院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发现的一批珍贵甲骨材料，全部著录在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2003年出版）一书中。花园庄甲骨材料丰富，为研究甲骨文字考释、甲骨文例、商代家族制度、权力分配、宗教祭祀等提供宝贵资料。此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新一轮热潮，仅2005年一年，就有近30篇相关论文发表。台湾东海大学还举办了“甲骨学学术研讨会”，就花东甲骨展开深入研讨，编有会议论文专集。
花东甲骨文属于“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是“子”，而非“王”。确定“子”的身份是利用花东甲骨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目前，学者观点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是子系商王族之子辈，但具体指哪一贵族人物，则有孝己、子、子敖等多种意见。
花东甲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就其内容看，一是祭祀权规格极高，但祭仪的种类和所及神灵受到限制；二是花东甲骨的子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官员系统；三是花东甲骨的子掌握大量财产，有大量财产往来记录；四是花东甲骨的子与时王与王妇有明确的共同行动记录，把花东甲骨主人与商王朝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切都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和广泛空间，对认识商代的家族形态、权力分配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花东甲骨不仅提供了新的资料并随之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对于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促进。花东甲骨是首次大量集中出土的非王卜辞，结合子组、午组卜辞以及大辛庄甲骨等，可以肯定甲骨卜辞存在性质不同的种类。以前学者提出在甲骨分期研究中应以分类为前提，现在这一方法现在可以扩大到甲骨研究中，即分类应当是甲骨研究的重要前提和方法；而花东甲骨是继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北地Y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大宗甲骨文之后的第三次发现数量最大的整坑卜辞，其内容时代相对集中，特点基本相同，其中刻有记事卜辞说明甲骨来源的甲骨表明，同一批进贡的甲骨也是集中使用，整坑卜辞表现出一种统一性。所以，整坑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甲骨研究的重要手段。
关于非王卜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由伊藤道治、李学勤等学者提出，但由于非王卜辞较少，一直有学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花东甲骨的发现确认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同时也为解决非王卜辞与王卜辞之间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契机。
目前，学界对于花东H3甲骨坑卜辞时代与性质、子的身份地位、重要人物属性、王室或同姓异姓家族构成形态、晚商王朝权力运作、祭祀制度、占卜制度、殷礼复原、有关地名与建筑考订、刻辞文字释读等，仍在持续的热烈探讨中。这一工作必将极大地促进殷商史的重建。
杨振红：秦汉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
秦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国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并最终决定了中国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因此，搞清楚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特质、形成的原因和路径，对中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从来不是一个新课题，只是由于资料的严重稀缺，使得这一研究陷入长期停顿和沉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龙岗秦简、尹湾汉简、悬泉汉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等一大批秦帝国至西汉后期的简牍释文相继公布，它们大多是文书档案和法律条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得益于这些新材料，秦汉史研究呈现空前繁盛的景象。
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秦及西汉初期的土地制度形态；（2）二十等爵制的实态及其在秦汉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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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3）秦汉官僚体制的特质、形成及演变；（4）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及其历史渊源；（5）秦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特质；6.秦汉时期的赋役体系；等等。这些都是关系秦汉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重要问题。
截至目前，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问题得以廓清，如秦自商鞅变法以来至西汉初实行的是“名田宅制”；二十等爵是秦汉国家进行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的手段；秦汉官僚体制是怎样通过爵位体系为禄秩体系所取代而确立的；等等。针对一些问题，学界展开了热列的讨论，如有的学者提出汉律不止九章，“九”是虚数，泛指篇章之多；有学者提出反论，认为汉律存在二级分类，那些不见于九章的律篇都是九章之下的二级律篇；有的学者提出汉初诸侯国以俗而非依汉法治国，因此汉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延续了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这些讨论无疑深化了秦汉史研究。
由于时间的关系，目前研究主要处在不同侧面和层面的实态复原上，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化。如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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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爵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二十等爵兴起和衰落的根本原因，乡里组织与族的关系，社会势力存在、变化的土壤以及与国家秩序的关系等。随着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全面的整合势在必行。
梁满仓：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中，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再一次引起了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2000年，华南师范大学李凭教授出版专著《北魏平城时代》，其中用了两章的篇幅考察了拓跋鲜卑平城建都以前的历史。2003年，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出版《拓跋史探》一书，对北魏拓跋鲜卑开国前的历史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研究。作者高屋建瓴，依据对史料的精确判断和细腻考证，参用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诸多困扰北魏史研究的难题上多所创见，成为研究早期拓跋鲜卑历史重要的学术成果。2003年3月，山东大学张金龙教授出版专著《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其中《拓跋珪“元从二十一人”考》与《北魏前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征战关系》两篇文章，是专门研究北魏定都平城以前的历史的。2003年10月，包头师范学院的王凯教授出版专著《北魏盛乐时代》，这是一部系统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著作，书中不但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充分注意到地下挖掘的文物资料，从而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2006年新年伊始，“北魏盛乐历史文化与和林格尔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召开，有关专家学者就北魏盛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民族融合、文物考古发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以上表明，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是目前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之所以被学界如此关注，首先是因为史学界对此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马长寿先生就发表了《乌桓与鲜卑》一书，指出《魏书·序纪》中所说的拓跋鲜卑早期的部落氏族“都集居在额尔古纳河以东南的大兴安岭之北”，“魏之祖先的石室当在二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到了7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内蒙古史学家亦邻真先后发表文章，把拓跋鲜卑南迁的发源地划在大兴安岭北部。1980年，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发现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掀起了鲜卑史研究的高潮。在以后的20年间，仅与早期拓跋鲜卑历史有关的专著就多达十余部。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之所以被学界如此关注，还由于其本身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拓跋鲜卑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它结束北方十六国纷争局面，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形成北方民族融合的高潮，奠定了隋唐统一国家的基础。然而对这样一个民族和政权的早期情况，历史所留给我们的文献资料却十分稀少，这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对北魏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由于当地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许多文物考古方面的成果，随着这方面的成果越来越多，随着这些成果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利用，对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认识必定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入。
黄正建：隋唐五代史的若干重要问题
1．“唐宋变革论”及其相关研究。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假说，至今已近百年。这一假说在世界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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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内地史学界迟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这一假说，但热忱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仅2004、2005年以“唐宋社会变革（或变迁）”为题的研讨会就有十余个。关注“唐宋变革论”，使得唐史研究者更注重于唐后期和五代史的研究。近年来以中晚唐或五代十国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显著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课题的设置与结项，就与这一问题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政治制度研究。这是唐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但近年来关注的问题点与以前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一是对“三省制”的反思，例如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罗永生对“门下省”地位的质疑（《三省制新探》）等。另一特点是就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予以探讨，例如石云涛对幕府制度（《唐代幕府制度研究》）、李方对地方行政体制（《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赖瑞和对基层文官的研究（《唐代基层文官》）等。再一类热点是对唐后期以及五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例如有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任爽《十国典制考》。李锦绣对唐后期四等官判案的变化等有关中晚唐行政运作方式演变的研究，值得重视。这些研究与“唐宋变革论”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3．“唐礼”与“唐令”研究。以“礼”为本，以“法”为用，是唐代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原则也是其特色。近年来对唐代“礼”“法”制度的研究呈兴盛局面。就唐礼而言，研究的重点是《大唐开元礼》的撰修，《开元礼》对《贞观礼》、《显庆礼》的继承和折衷；《大唐元陵仪注》的笺注等。就唐代法律而言，由于近年天一阁博物馆藏宋《天圣令》的发现，研究重点遂集中在《唐令》方面（因《天圣令》系于《唐令》基础上改撰，并附有未改之《唐令》原文），陆续有关于唐开元《田令》和《赋役令》的录文公布，并有相关复原、研究的文章问世。对《天圣令》的全面研究，将有助于研究从《唐令》到《宋令》，以及从唐制到宋制的演变过程。这对于“唐宋变革论”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实践。
江小涛：当代宋史研究关注的若干趋向与热点
近年以来，宋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趋向和热点：
1.董理旧典，开辟新局——重视宋代基本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包括《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庆元条法事类》、《周益公文集》等等。通过对这些重要史料的整理进一步夯实宋史研究的基础，且借助群体的研讨与合作，达成集体研究、训练人员、积累学术经验的功能，为学科的发展开辟新局、创造条件。
2．重视传统史料以外其他文献及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如碑刻墓志、考古文物、方志、谱牒、类书、佛道文献及域外史料等），以新材料推动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以往对宋代基层社会的研究素称薄弱，近几年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挖掘和利用，在宋代社会风俗、婚姻、家庭与家族、基层组织、宗教信仰、人际网络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3．打通唐、宋断代局限，全面推进和深化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研究，渐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其后又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分野，并引起欧美汉学家对宋代历史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也有若干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和视角，论说“唐宋变革”和历史分期。这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论据。但由于这些观点多为宏观的述说，而非基于精密详审的研究所得，其主观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远不足以阐释唐宋之际社会历史变迁的各种重大事实，因而有重新审视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先事实后估价，先具体后综合，强调“知微见著”的研究理路，成为近年来研究唐宋社会历史变迁的显著特征。
4．重视对某些“传统领域”和重大问题的再认识。以制度史而论，不再拘泥于以往对机构、部门和职能仅作平面的叙述，而更强调对制度运作和政令施行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重视法制史和官制研究的结合，在机构沿革、职掌演变及机构之间横向联系的线索之外，开始注重对制度的文本系统和政令形式加以研究；在继续探讨宋代各项制度的基本事实与基本特征的同时，更重视探讨宋代官制特征所由形成的历史源流及社会背景；打破朝代局限，展开对宋代官僚群体的历史考察，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来源、构成、素质特征及在制度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注重基层组织管理的研究。另外，礼制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不再是宋代制度史研究的“盲点”。
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如邓小南著文，对宋朝“祖宗家法”的缘起、宗旨及其对宋代政治的正负影响作了详尽深入的探讨，对进一步认识宋朝的立国规制和政治变迁颇有启发。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从学术史的角度汇集了南宋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其人、其学及其变法的种种评论及研究，为推动此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
关树东：辽夏金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辽朝的捺钵、斡鲁朵、头下及宗族制度。这几项制度是辽朝政治、经济、社会构成的最基本要素，数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近年来，中青年学者屡有新作问世，如任爱君的捺钵、斡鲁朵制研究，武玉环对斡鲁朵制的研究，刘浦江对头下、宗族制的研究，王善军的宗族制度研究，日本学者高井康典行的头下、斡鲁朵制研究。值得期待的是，经过个别学者30年筚路蓝缕的潜心工作，契丹文字的解读已经迈入新的阶段。近年不断有新的契丹文字石刻出土，一些青年学者不畏艰难走上契丹文字研究的道路，内蒙古大学还培养出了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博士生。契丹文字的解读成果开始用于辽史研究，必将对包括以上课题在内的辽史研究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2．黑水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英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西夏王朝时期的黑水城遗址发现大批的西夏文献。黑水城文献被公认是我国继殷墟甲骨、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后的第三大重要考古文献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发表，我国学者及时予以引进、译释与研究。1997年~2000年，经中俄学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其中汉文部分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5册。黑水城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翻译与研究，使我国西夏学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不少成果。如史金波利用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文官阶封号表》所著《西夏的职官制度》一文，陈炳应利用西夏文军事文献《贞观玉镜将》对西夏军制的研究，杜建录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著《西夏经济史》一书，白滨在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新著西夏断代史，在学术界都产生不凡的反响。
3．金朝的土地、户籍制度与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是金朝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即定期清查人户的人口、驱奴、土地、资产，依据各户物力排定户等，据以征发赋役的制度。通括户口，推排物力，以定户籍，因而土地、户籍制度与通检推排一直是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一书曾对此有系统的论述，刘浦江对通检推排制度的内涵、推行时间、实施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考述，对金代户口类别、户等制、户口统计、人口结构、户口消长及其与差税征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还著文辨识物力与物力钱两个易混淆的概念，论述了它们与通检推排的关系。研究者通过对唐宋元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将进一步深入。
刘晓：元代法律的编纂
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君临全国的王朝，法律编纂有许多独特之处。本世纪初，《至正条格》在韩国被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元朝前后总共颁布过两部综合性法典，其一为1323年颁行的《大元通制》，其二就是1338年颁行的《至正条格》。两部法典的分类大致相同，主体部分为“断例”与“条格”（另有“制诏”部分，专载皇帝诏书），其中前者属传统意义上律所调整的范围，后者则与令、格、式等大致相当。在《至正条格》被发现以前，学者只能见到《大元通制》保存下来的一半多“条格”部分（即所谓的《通制条格》）。法律文本的匮乏，导致学术界对元代法律编纂，尤其是“断例”部分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断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律，且按唐律十二篇划分。有的学者则认为，“断例”应为判例法与成文法的结合，非传统意义上的律。《大元通制》的性质，学术界观点也不尽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大元通制》是中国法律编纂史上一部完整的法典，有的学者则认为，《大元通制》应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或法律文书汇编集。因《至正条格》与《大元通制》性质相同，其问世使我们对元代法律编纂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即“断例”非传统意义上的律，而是判决例（判例法）与法规（成文法）的混合体。也正因如此，“断例”并无总则性质的“名例”，而以《唐律》的第二篇即“卫禁”开篇。不过，这种形式的法律载体，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律令式法典，但似乎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法律文书汇编。元代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坊刻法律读物——《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起止时间与《大元通制》差不多，但内容往往比后者更原始、更详尽。如仔细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大元通制》选用以前的判例、法规，除大量删节，力求言简意赅外，有时还要根据情势变迁作出相应修改，虽然这部分内容比重极小，但却是当时实实在在的立法活动！而且，《大元通制》一经颁布，即应具有高于其他法律渊源的效力。从这点意义而言，把《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视为元朝法典，虽然有些许牵强，并不为过。
《至正条格》的发现还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认识《元史·刑法志》。与其他正史《刑法志》不同，《元史·刑法志》收录的主要是类似法律条文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源自1331年修成的元代官方政书《经世大典·宪典》，系编纂者对以往判例、法规等的高度概括。这一认识在元史学界虽早已是常识，但沈家本《元史·刑法志》源自《大元通制》的观点在法史学界仍有相当市场，不少学者仍将这部分内容当作《大元通制》直接引用。随着《至正条格》的整理公布，学术界会进一步认识元代法律的实际面貌，分清法典与政书编纂的不同性质。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
前沿问题，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代表学科发展方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重大问题，一再将晚明社会的课题推向学术前沿；进入新世纪，关于晚明与郑和的研究，是明史研究中突出呈现的两个热点。虽然从时间上看，一在明初，一在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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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热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前沿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转型和在世界和平崛起的现状有着密切联系。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是史学研究创新意识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研究两个热点由一个问题意识相互牵连，那就是明代历史的时代特色。对郑和下西洋伟大航海活动充分肯定的同时，大多数学者提出了为什么此后中国没有兴起，而西方兴起了的问题，由此，两个热点可以归结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即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及其走向的问题。这既是史学界老一辈备加关注的问题,也是新一代深入思考的问题。上世纪末以来，史学界在进行学术史整体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因素”出现在晚明，还有学者以全球化的视野，着力于全球深刻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西方学者的《白银资本》、《大分流》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晚明社会变迁及其走向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为主组成的课题组，合作完成了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研究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人口流动，商业定居、白银货币、乡村控制、法律地位、军户军制、社会保障、政治党派、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研究表明，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或称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15世纪~16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也同样发生了深刻变革，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晚明白银由非法到合法货币，银本位的确立，标志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萌发，构成对传统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冲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推动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巨大的内需拉动了外银流入，中国主动走向世界，参与了世界第一个经济体系的建立。晚明社会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的，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杨珍：乾嘉学派研究
清代学术以总结、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自上个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启先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不断发展，近20年来论著尤丰，已逐步成为历史学的前沿性课题之一。《乾嘉学术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称《编年》）与《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称《研究》），是由陈祖武先生主持的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新的进展。
第一，从基础入手，加强基本建设。文献是学术研究的依据。近年来，清代学术文献的整理出版卓有成绩，但是，与著述宏富，新见迭出的研究状况相比，仍略显滞后，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编年体乾嘉学术史资料长编的问世，使这一现状得到一定改观。《编年》主要依据乾嘉道三朝实录，博采官私史籍、方志、档案、文集、专著、谱牒、笔记等，年经月纬，纲举目张。书中涉及乾嘉时期140余位学者，对其学术交往及其主要成果，进行了梳理考辨。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以注重实证、平实、严谨著称于世，《编年》的结撰，正是对这一学风的发扬与实践。
第二，坚持以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形成、发展与衰微是一历史过程为研究视角。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有吴派、皖派说，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三派说，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等不同观点。195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提出关于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即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杨向奎也认为，与其按地域划分出吴派、皖派，“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编年》与《研究》均从这一整体视角出发，反映了百余年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强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总结、嬗变的演进历程。
第三，整理、研究学术文献与专题研究密切结合。《研究》的撰写，是以历时5年爬梳文献，考订、著录《编年》为先导。因此，这一专题研究方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对以往尚未发掘或未予重视的若干问题，做出阐释。例如，以高宗在经筵讲论中对朱子学从提倡到质疑的态度变化入手，析述清廷确立崇奖经学格局，将学术界导向究经考古的经过；通过研析《李朝实录》中所见乾嘉学术史料，指出乾嘉时期中国儒学走向考证经史之际，朝鲜儒学走向朱子学之复兴；详述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扶持惠栋诸儒等史事，考察他对兴复古学所作贡献；等等。
陈祖武：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
我完全赞成各位先生对相关学科研究状况的把握，大家的高见，使本人深获教益，谢谢各位。这里有一个情况请向读者说明，今天参加访谈的只是本所各断代史学科的几位学者，而专门史学科如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与史学史、历史地理、社会史、文化史等，则没有邀请学者参加。即使就各断代史学科而言，本所学者和全国其他兄弟单位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恐怕远远不止这一些。譬如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国古代的“三农”问题、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等等，就都是越来越引起学者关注的大问题。就本人平日学习所及，我想请大家斟酌一下，看看以下几个问题是否也可以说是受到关注的大问题。
首先，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从事中国古代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指南。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否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发展唯物史观，这是个方向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来不得半点含糊。对于当前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我们应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积极的学术争鸣，摆事实，讲道理，以期达成共识。
其次，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立足点问题，或者说是史学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杨振红和万明两位研究员都说得很好，振红同志说：“历史研究的旨趣总是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万明同志讲得更清楚：“把握时代脉搏研究重大问题，是史学研究创新意识的表现。”我们是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我们每一位同志都不要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我们今天从事的艰苦创造性劳动，既是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同时从根本上也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当前，党中央提出艰苦奋斗十五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胡锦涛同志号召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我们的同志在选择研究课题，制订研究计划的时候。胸中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么一个全局。
最后，还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学风建设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史学界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可是至今没有解决好。中国古代史是最讲究学术积累的学科，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是起码的治学要求，是我们的基本功。古往今来，太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做人与做学问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要把学问做好，首先得把人做好。我们的先哲孔子，在指导学生如何做学问、做人时，分别讲了四个字，前四个字是“博学于文”，后四个字是“行己有耻”。这就是说，在求学上要勤奋刻苦，博赡通贯，在为人上则须严于律己，懂得什么叫廉耻，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我想，今天我们重温孔子的教诲，不无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1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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