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早期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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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早期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

【摘要】：18世纪的经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话语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转变,即从宋明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具怀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经验主义经学。通过对知识的来源作细致研究,清代经学家主张人们应该更精密地考索经书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确、合理地构筑经书中的古代理想。这意味着当时知识精英的论辩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理性主义论题开始让位于具体事实、信而有征的制度、古代的自然研究以及历史事件。大体而言,在清代经学家看来,宋明"道学"对于实证研究构成了阻碍,因为道学并不鼓励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他们所提倡的对于知识的实证性研究在分析经学传统时将证据和事实置于核心的地位。学者和批评家也将历史学分析应用于清代官方所尊奉的经典之中。其结果导致官方尊奉的经学注释失去其光辉,文献批判和考证转而被当作捍卫古代经典的手段。作为帝制晚期中国的一场儒学运动,清代经学家们依旧试图重建儒家经典中所描绘的愿景。然而,其考据学的早期现代特征所具有的力量,最终还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向,尽管这已经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设定的知识范围相去甚远。
【作者单位】：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系;
【关键词】： 中国经学 危机 现代 帝制晚期 考据学 清代
一、帝制中国的经学
自西汉政府以国家力量认可今文学为官方学术后，中国各代往往以经书或正史论赞中因袭相沿的古老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政治主张。无论是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官僚或以利益为优先考虑的政治投机分子，甚至历朝的专制统治者，都不得不透过国家礼制、经典的权威以及过往历史先例这些受控制的媒介来阐述他们的政治观点。上千年来，古典的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和早期现代中国的政治论述间，一直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在帝制中国，无论是保守、温和还是激进的政治主张，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上述经书具有疏导政治行为和政治表达的力量。由于中国皇权的文化合法性须藉由经书的政治论述加以阐发，政治改革家常常也以辨伪疑经者的面貌出现。举例来说，“今文”与“古文”原本是古代书写形式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却也由经书本身的论辩卷进政治辩论中。在这种场合下，不管是要为帝国政策的合法性找出经典论据，还是透过指控某些经书为伪作来质疑其合法性，训诂学，尤其文字学，是不可或缺的。
五经是一组以古奥文言文写就的经典，它保存了古代圣王的正统教说、自然哲学和典章制度。即使代代相沿历经了许多世纪，对有志在政治舞台中大展身手的人来说，经书和史书都还是他们的基础课程。即使到了宋代以后，五经的重要性相对而言被较易诵读的四书所取代，五经仍是帝制中国晚期士子企求在政治领域中晋升、取得名声和权力的关键。古代士人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若欲实现古代圣王的理想，必须珍视并追索、研究历史过往。由此，学子从经书中获得涵盖众多丰富面向的人类经验，并在诸般成败得失事迹中找到他们进退趋避的应对之道。经书中包含了理想社会秩序的典范，以及对一种超历史真理（transhistorical truth）的绝对诉求（absolute claim）。
经书中的理想是帝制王朝成立的基础，透过这些理想，实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机器才有其正当性。在帝制中国，无论政府官员、学者或是士子，透过娴熟经书，都能对政府和社会的良窳有大体一致的假设。若欲实现古代圣王的理想，必须珍视并研究过去的经验。国家组织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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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on d'etre）和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既然都已记载在经书中，中国中古逐步确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便是以经书内容为考题，测验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从中选拔人才。由此可知，帝制中国时期经学在政治论述中占有的核心位置，正是训诂学在“士学”（literati learning）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条件。
在帝制中国，掌握了经书的诠释权，实际上便如同掌握了对王朝移转和政治合法性的解释权。在这一点上，历朝皇室非得仰赖学者和官僚们的合作不可。从公元1313年至1905年的三个朝代便是显例。蒙古人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后，异族统治者便接受士人的建议，将宋代程朱学派大师程颐（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经书诠释定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标准。明清两代统治者跟随这个脚步，在士人的献策和相似的考虑下，接受程朱“道学”（新儒学）的权威性，认为它最适合用来解释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做法的实际结果是，自明代初期以降，程朱学派的思想学说攫取“帝国之声”（voice of imperial politics），成为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①
宋代学者的核心关怀是，要建立一个赋予意义的象征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可以找到其定位，并彼此有所联系。这种学术倾向本身固然不错，却相对地忽略了文字、训诂等知识。如同汉代的先例，并不需要道学的关联符号和政治寓言，也因此而不鼓励发展批判性的思维。这解释了为什么须先对河图洛书的象征与符号思维产生质疑，才可能进一步重新评估程朱学派的历史基础。然而自16世纪起，程朱学派的哲学学说（philosophical persuasion）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批判的势头在17、18世纪更如火如荼地延烧。在学者与官僚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恰当评价五经和四书的拉锯战。经书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但部分经书的文本内容则受到质疑。经书依旧是神圣无误的，但人们已采用新眼光和新策略来阅读并诠释它们。由于耶稣会士的影响，17世纪的士人也开始在自然哲学和天文学的视野下来重估经典。
二、18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脉络
17世纪时，在江南（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的学者逐渐形成一个经学研究的群体，他们以考证研究为基础，其发展和成果最终影响了由北京所认可的官方经学课程。以训诂为框架的经学研究，标志着精英阶层对于过去知识的认识主流正产生重要的转变。另一方面，18世纪经学家的文献语言，也加快了以朱熹的道德哲学为代表的宋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向更具怀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经验主义经学（classical empiricism）移转的步伐。透过对知识的来源作细致研究，而不是靠主观的理性推理，清代经学家主张人们应该更精密地考索经书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确合理地构筑经书中的古代理想。
经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转向，意味着当时知识精英的论辩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先验理性论题（a priori rational argumentation），让位给具体事实、可证实的制度、古代自然科学以及历史事件。大体说来，清代学者认为宋明道学为追求可检证真理（verifiable truth）设置了阻碍，因为宋明儒士看来并不鼓励进一步探询实证性的问题。清人以“实事求是”为标榜的实证性研究，将证据和事实视为经学传统本身和开展批判的核心，同时，学者和批评家也运用历史学的批判方法来处理官方经学的问题。发展的结果是，经学注疏失去其光辉，文献批判和考证被当做捍卫古代经典的手段。②
考据学者认为，有效的知识锤炼来自外在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观察，因此，18世纪的士人也加强了对自然研究的兴趣。中国并没有发生如欧洲历史上的科学革命，③ 但考据学者确实将更多精力投注在了天文、算术、中医与地理等学科上，并给予了它们很高的地位。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以前，明代人对科学的兴趣并不明显；④ 此时受到复古关怀的刺激，学者要为上述学术找到其应有的位置，考据家像戴震（1723—1777）、钱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等人，便成功地将西洋天文学和数学的技术等要素吸收至经学的知识架构中。特别是钱大昕，他承认了学术传统的扩大，还说“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⑤ 认为士人知识广度增加，可以移转数世纪以来把重心放在道德和哲学问题上的错误风气。
清代学者也致力于冲破宋明道学建构出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思想的重重帷幕。在清初宋学（程朱学）复兴的当下，阎若璩（1636—1704）的《尚书古文疏证》却向世人揭示传世的《古文尚书》其实是后人的伪作，大大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即使在1745年以前，阎若璩的这一发现仅以手稿形式流传，它还是极大地有助于反驳道学中如“人心道心”这些建立在《古文尚书》上的学说。⑥ 阎若璩之同道胡渭（1633—1714）虽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也在著作中揭露了宋代藉以表述宇宙论的图示，亦即著名的《河图》、《洛书》，其实是背离正统儒学的。他们的发现由惠栋（1697—1758）进一步证实，而惠栋的学生则复兴古代的“汉学”，并比阎若璩或胡渭更加猛烈地批评宋学。
语言、文字在乾嘉时期成为研究、探讨的对象。来自安徽的戴震便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以此来描述训诂取向的研究。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8）也主张“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转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中矣”，⑦回应了戴震的看法。
在18、19世纪，上述语言、文字的研究进路被切实地接受，并将数以千计的学者收拢在考证方法的旗帜之下。在这种情形下，以考证研究为圭臬的学子致力于突破宋明道学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所编织出的重重帷幕，希望找回经书中的古代圣王的原本面貌和其所展现的、未受扭曲的真实意义。清代学者重探古代经书的结果是，原先由满人统治者所认可、用作帝国科考和官方意识形态基础的程朱经学传统，其合法性开始成为了问题。
18世纪行将终了时，经书在政治上的地位尽管没有动摇，但它相对于史学研究的权威却已大幅削弱。⑧ 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的说法，便将原本应该是永恒性质（timeless）的经书，放在无间断的历史之流的架构（the framework of the endless flux of history）下加以考虑。而且章学诚的这种想法还不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些哲学性概念也同样逃不过实证研究的检验。尽管多数考证学者偏好纯实证的考据研究，少数由戴震所引领的学者，则把文字、声韵、训诂等学问，当做建立更精确无误的文本、并由之来进一步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手段。在戴震的影响下，经书中重要的观念和理想，需通过训诂研究方得以彰显。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在文本批评上已取得丰硕成果，考证学者希望能进一步证明，这种方法在处理道德哲学的问题时，也能取得同样巨大的成效。⑨
清代的经学传统，是伴随相关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改易而产生转变的。和其他传统一样，实际现实同士人对现实所抱持的观念之间的冲突紧张，决定了经学安排现实秩序的方式。这一冲突紧张包括恒久的道德与政治议题，促使人们对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响应。在帝制王朝的政治统治下，这些回应绝非凝滞、一成不变的。经书中的观念，以及相应的诠解、表述和立基于此的实际行动，都会随时移势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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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对面临着不同问题的士人来说，经书中相同的一个词、一段话，其指涉便有可能不同。对信奉程朱道学的人而言，“道统”代表了圣人们的以心传心，但对越来越多的清代学者来讲，道统说是宋儒受到禅宗“传心”理论影响的产物。⑩
由于技术性论著的出现，并成为生机蓬勃的经学研究事业的一部分，训诂学研究得以稳健发展。尽管就本质上来说，清代学者并不是要达到“科学”（scientific）或“客观”（objective）的学术目标，但他们的确提倡一种不偏不倚的（impartial）研究进程：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恢复与古代世界一度中断的对话。起初，清代学者回头追溯，找到了唐朝与东汉的文献，希望以此克服宋明经书批注带来的局限。唐、宋、明等代的士人多已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与之相比，东汉时期经书的本文及注解相对来说较少沾染到佛道概念，故17、18世纪的儒家纯正主义者（purist）对汉代学者的敬意和关注便与日俱增。
偏好东汉经学的“汉学”学者，与信奉程朱学派的“宋学”学者间的论争，并不仅仅代表好古者间的学术探询。汉学的支持者质疑满洲统治者援引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学）。而对“汉学”的重新建构，则使人们认识到，古文经学得势的东汉经学，和崇奉今文经的西汉经学其实大不相同。
严格来说，“汉学”指的是18世纪中叶以惠栋为首，在苏州渐成风气的学术社群。由于惠栋和他在江南的大批支持者激烈地摒斥宋学，他们便转而寻求重建东汉时期的经传，特别是成功地集今古文经学大成的郑玄（127—200）的作品。由于东汉时期去古未远，较接近经书编纂的年代，东汉学者对经书的解释便被认为较有可能呈现经书的真实意涵。
三、18世纪的经学与律诗复兴
在汉学兴起的同时，乾隆晚期的士人也见证了五经与唐诗的复兴，这对强调四书和八股文的程朱道学传统来说，不啻是个重大的逆转。古学的复兴，特别是宋代以前士人的著述与注疏，使清代学者逐渐觉察到诗赋在唐宋科举考试和士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个过程肇端于宋代，经过元朝的持续发展，至明代前期律诗被排除在考试科目外而达到最高峰。但八股文到18世纪中叶也渐渐走到了末路：尽管有所疑虑，乾隆皇帝还是在1750年代要求科举考试增加律诗写作的比重，到了1760年，他甚至下令将注重声韵的律诗定为帝国官学课程的一部分，并对此举行每月一次的测验。(11)
清廷缓步但确实背离了元明时期科举考试中的一些关键要素。(12) 首先，具改革心态的官员开始质疑像论、诏告表、判语等考试科目。其次，律诗写作被认为是适合用来衡量士人从政能力的标准。清代许多像章学诚这样倾向程朱学多过汉学的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回顾起1756年—1757年偏重律诗写作的考试改革时，认为它是个序曲，由此开启了往后四十年将科举考试变成在古文和律诗占主导地位下竞逐文学品味的过程。根据章学诚所论，早期科举所重视的“实学”，已经被取而代之了。(13)
诗作能力是唐代进士科选举的重要标准，使得律诗这个文体在士人间有了特殊的地位。但唐代以后，古诗和律诗都丧失了它们原先在科举考试和士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对清代学者来说，由于律诗写作在程朱道学笼罩的元明时期丧失了过去的特殊地位，因此它既具备了去古未远的特质，又能不沾染到渗透进宋代思想中的佛学因子，得以保持如余宝琳（Pauline Yu）所说的“美学上的纯净”（aesthetic incorruptibility）。(14)
1756年，“五言八韵”再次成为官方所要求的文学形式，在1757年的会试中开始实施，并于1759年扩大应用至乡试中。(15) 起初律诗写作的题目被安排在第二场考试，正好取代了原先的诏告表和判语等考题（它们是在四个世纪以前道学势力高涨的环境下取代律诗成为考试科目的）。1758年，以律诗为取士标准的规定更扩大落实到地方的资格考，并于1760年延伸到生员的考核与复考中。
随之而来的是，科举考试的改革者面临两种立场，得从中做出决定。一个立场是提升已在第二场考试中取代诏告表和判语考题的律诗写作的地位。另一个立场则是继续重视在1756年后移至第一场考试的论的考题。在这场争论中，论的考题因为代表了宋学而成为标靶。汉学学者希望进一步强调、提升唐诗的地位，因为它越过宋代，直接和古代学术联结。他们希望先降低“论”在考试中的比重，最终把它从科举中完全移除。
律诗用韵规范和音学的密切关系，使律诗复兴的势头更加如火如荼。在18世纪的考据研究中，清代学者以文字学和声韵学为基础，形塑了一个研究架构，企图以此重建中国文字的意义。这个考证学趋势的一个副产品，是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诗，特别是律诗，对于以声韵学、文字学与训诂学为手段重建古代世界这个理想而言，具备了何种程度的重要性。(16)
尽管从1756年后律诗写作已作为题目加入科举考试中，清代学者仍有不满足的地方：他们对科举应试者多数只专精《诗经》和《易》，而忽略其他经书（特别是《春秋》和《礼记》）的现象感到不满。举例来说，1765年，在一份由四川总督所上呈的奏折中，描述了参加四川乡试的六十位考生研习经书的情形：十四个人专经《易》（23％），十三人专经《书》（22％），二十一人专经《诗》（35％），专经《礼记》和《春秋》的有九人（15％），五经皆通的只有三人（5％）。从这份奏折和其附件可以看出，即使1756年的科举改革已将五经的考题移至第二场考试，学子们仍要受到激励，才会在那些较冷门的经书上下工夫。这个问题的存在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17)
改变考试中专经要求的最后一个步骤始自1792年。1787年—1792年间，五经轮流成为考试科目，《春秋》是循环中的最后一部经书。此后，科举考试便废除专经的要求。继1787年—1792年五经中的《论语》最后进入轮考的考核范围以后，科举考试改革的最后一个步骤针对专业科目的变更发生在1792年。表2是晚清科举考试的科目。(18)
从1793年开始，无论乡试与会试的考官都会分别从五经中摘引一段文字，让考生在第二场考试中作答。这显然是接受了汉学派对五经的重视，并记录了东汉学者是如何博通五经，而非专守一经的学风。到了1787年，考生若在考试中透露出欣赏宋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驳斥。(19)
不过汉学的倡导者对改革结果仍未完全满意。钱大昕便在他的私人著述中建议，应该将四书移至第二场考试，让五经优先出现在第一场考试。他不满地认为科考经过了四个世纪，四书任一可能被征引的段落、题目，考生都有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20) 如此一来，考生便只读坊间传刻的那些文章，不读四书本文。他的想法是，五经宏富艰深，以之为考题，可以避免上述的问题。孙星衍（1753—1818）也有类似想法。他在一份奏章中呼吁，科举考试应复兴汉代的注、唐人的疏，以此来补充宋人的批注（这三者在明初被视为官定注疏的三部曲）。但这些提议都没有被实行。(21)
在某些场合，北京的汉学群体却能轻而易举地改变考试内容，其容易程度令人吃惊。1792年，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1724—1805）要求废除科举考试中胡安国（1074—1138）的《春秋经》传注。胡安国传注是宋学派的，和其他宋学批注一样，里面清楚地传达了道学的信念，这对汉学家如纪昀等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纪昀批评胡安国的著述，认为胡安国仅仅是利用《春秋》来装饰他关于北宋灭亡、南宋迁都的看法而已。纪昀偏好汉代的《春秋三传》（《三传》的解释已充分表现在康熙朝编成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且驳斥了胡安国的许多观点。对于纪昀的要求，乾隆皇帝立刻予以响应：他下令从1793年起，科举考试不再实行胡安国的传注。(22)
但纪昀也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汉学学者以提升五经地位、使其成为考科这一做法挑战四书，固然取得了成功，但四书在县学、乡试与会试中仍然是最重要的一科。在清代科考中，五经的五道题目一如四书，被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对考生应答五经的五道试题，主考官确实倾向于给出一个一致的分数，而这么做会降低这些经书各自的重要性。至于朝廷这一边，则偏向折中的立场，这能缓和汉宋之间的争端，使乾隆朝的改革可以成功地取得官僚集团的合作。
以“追求证据”为号召的考证研究孵育出的训诂学与义理的叛变，也造就了可供今文经学者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由于多数今文经文献来自西汉王朝，不像东汉或汉代以后的著述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今文经本身以及其中反映的孔子形象逐渐得到新的关注和尊敬。在一开始，清代今文学并非是为了顺应西学合理化的要求而兴起；相反的，在今文学未与19世纪的改革问题相联结以前，它其实是作为当时备受尊敬的主流汉学的一支而兴起的。更有甚者，在发动激进的西化主张之前，今文学者实际上采取的是传统形态的儒家改革。
到了1800年，越来越多激进的考证学者希望把他们新的、打破过去笼罩的经学观点建立成新规范，这么做的赌注很大，而在此过程中，晚期帝制中国合理化政治正当性的政治论述，其内容和形式也被带到了一个新方向。18世纪后期重新发掘出来的今古文经之争，促使清代学者对经学源流产生了不一样的观点。在清代士人间，最早强调西汉今文学重要性的学者来自常州的庄、刘两大家族。为了争夺官方正统的地位，汉学派中也产生了深刻且难以调和的差异。藉由回归西汉今文学，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汉学之真面目”，常州今文学者开启了对汉学末流的争议。今文学者开始声称，宋明时期的程朱学者、甚至为清初考证学者视为正统的经学传统，其实都建立在据称是王莽篡汉后的“新朝”所资助伪造的古文经典之上。今文学的支持者转向《春秋公羊传》，因为它是唯一一部自西汉以来仍完整流传的今文经传注。西汉今文学者把孔子描绘为一个预见政治变革的“素王”（uncrowned king），《公羊传》则能提供文献素材支持这一观点。(23)
然而，在前汉太学的文献中，还存在着其他解释《春秋经》的著作，此即后来著名的《左传》。《左传》为后东汉古文学派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据：他们认为孔子是个值得尊敬的教育家，是“述而不作”的；这和今文学家描绘的卡里斯马型的（charismatic）作者形象相差甚远。东汉王朝于公元220年终止后，这部经典要到7世纪的唐朝才重新得到官方认可。《左传》此后一直保持了其正统地位，直到18世纪中期常州的汉学家对它提出质疑为止。
汉代经学“家法”所采用的经书及其注解，是他们政治忠诚的基础。当18世纪常州学者重启今古文之争的议题时，他们改造了一个曾有过但失败的学术甚至政治运动。在汉学研究的流派中，古文及其诠释一向是反映政治派别的基础。当今古文之争的议题被重新开启时，常州学者重建了过往的兴盛的学术和与之相关的政治运势。汉学和今文学在士大夫官僚稳健地转向新形式政治论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自元明以来赋予专制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合法性的宋代型政治价值（Song political values）已经不合时宜了，故欲取而代之。
在政治、社会与经济不安的年代，今文学和汉学抱持着新的信念，主张务实且刻不容缓地面对这些变局。常州今文学者重组经学传统的动作，也标志着他们走出了第一步——意欲解放自东汉王朝以来由帝国规范和理念层叠积累而成的禁锢的第一步。如同晚明的先驱，考证学者反对作为官方正统的程朱学。而考证学家的做法和宋明时期的先行者一样，以源远流长的经学传统为资源，藉此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这种倾向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攀至最高峰。(24) 19世纪晚期，廖平（1852—1932）和随后的康有为（1858—1927）都从常州今文学派及其众多后继者中得到灵感。康有为在其影响力甚大的《孔子改制考》中，发展出自己对孔子的一套既独特又有政治风险的解释，认为孔子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孔子预见了制度变革，并清楚地阐明了一个进化的观念，但后来的古文家把这一观念掩盖了。康有为这种颠覆性的诠释，将他的“改制”理想指向了现代化的体制改革。康有为对经典合法性的诠释，再一次对程朱学的正统地位构成了挑战。
四、清代训诂学与自然科学
考据学的影响，从考证学者对17世纪由耶稣会士带来中国的算学和历学兴趣渐增这一点也可看出。此外，对明清时期的儒医/士医来说，精熟医经绝不只是一项辅助工具。为了还原古代著述和批注中的医学原理和医疗实践，古典研究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考证研究的形成和医学复古潮流相互刺激，推动彼此的发展。在17世纪、18世纪，古代医经如《伤寒论》被再次重视，刺激人们重新检视宋代以前关于伤寒病和热病瘟病的疗法。清代古今医学的论辩也和汉宋之争有关。举例来说，尊奉五经的考证学者为了克服近代程朱学传统的不足，强调的是宋代以前遥远的过去，这种论说也进入了医学文献的讨论中。一如汉学学者，清代的儒医也由汉代医书如《伤寒论》和最早的注解入手，他们认为越早期的注解越接近经典成书年代，也越能呈现其真正意涵。正因如此，清代儒医/士医拒斥宋代医者所仰

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故事

赖的宋代医学资源，因为它们去古甚远。
另一方面，清代学者对数学（算学）和天文学（历学）的兴趣，是直接受到耶稣会和梅文鼎（1633—1721）等人的发现所影响而成长的。梅文鼎主张，研究物理和自然世界，是接近“理”，也就是接近构成自然界根本原则的途径。本质上来说，梅文鼎将西学视作提升理学观念上的道德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数学化的手段。(25) 但与此同时，梅文鼎仍然秉持着西学中源的信念。这个信念让梅文鼎以及清朝宫廷高层的支持者认为，恢复中国固有数理科学传统的荣耀是当务之急。在康熙朝的官方赞助下，算学，包括律吕之学，已从原先一个无关紧要的技能提升为一个可以补充经学研究的知识范畴。(26) 在康熙时代的数学兴趣复兴下，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卒于1763年）及其他人开始找寻古代的数学典籍，却发现最初包含在《算经十书》里的著作，没有几部是找得到的。此外，除了李冶（1192—1279）的《测圆海镜》（成书于1248年）之外，秦九韶（1202—1261）的重要作品，以及朱世杰（约1270—1330）关于四元术和其他重要主题的著述的流传并不广泛，有可能在满清灭明朝的过程中佚失了。
1750年后，大规模努力复原和校勘中国古代数学宝藏成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考证学热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康熙朝的最后几年，与《古今图书集成》竣工同时，许多数学典籍也在官方力量的支持下得到整理。1726年出版时，《古今图书集成》包含来自明末清初《崇祯历书》的欧洲文献。在《集成》的历法典中，便有五部跟数学有关的作品：1.《周稗算经》；2.《数术记遗》；3.《谢察微算经》；4.《梦溪笔谈》；5.《算法通总》。
在1773年—1781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四库全书馆馆臣中包含了像戴震、孔继涵（1739—1784）等精晓古代数学的学者。在天文算法类中，收有58部著作。馆臣从明初的《永乐大典》中誊录出许多在宫廷中保存得较完整的古佚数学典籍。举个例子来说，《四库全书总目》中有二十五部数学典籍的提要，其中九部是唐代著作，三部是宋元时期的作品，包含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在内的四部明代著作，以及九部清代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熙朝编成的《数理精蕴》和梅文鼎的几部著作。
复原古代数学典籍的工作也扩展到了清帝国的疆界外。朝鲜和日本在保存中国典籍上的重要性世所共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阮元复原重建的朱世杰《算学启蒙》一书。这部书从1433年起在朝鲜当做教科书使用，阮元便是利用1660年印行的本子来完成还原工作的。《算学启蒙》传至日本后，这部书以及其中一元多次代数方程式的符号运算（single unknown algebraic notations，天元术），在17世纪日本数学发展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7)
阮元于浙江巡抚任内，在杭州编撰完成了《畴人传》。总的来说，它标志了18世纪江南学术圈热衷自然研究的决定性时期。这部书于1849年重印，随后有所增补，书中涵括了280个畴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和作品摘要，其中三十七位是欧洲人。19世纪时，《畴人传》又引领出四部续编性质的作品。18世纪晚期，数学开始在士人间取得重要性，越出了宫廷的范围：它们通过考证研究与经学结合。作为自然科学赞助者的阮元，在中央或地方都身居要职，特别是任职国子监时，具有影响力的《畴人传》成为数理科学与考证研究结合的代表。到了这个时候，数学已不再独立于经学研究之外。(28) 学者们将数学吸纳至考证研究中，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自17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来，自然研究与技术在帝制中国晚期的命运。
梅文鼎和梅瑴成在评价早期现代欧洲的天文学发现时，试图从经书中找出证据，说明这些新知识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古代传至西方地区的中国知识基础上。由此一事，可以看出当时人绾合考证学与自然科学的想法。又如梅瑴成主张，宋元天元术表示代数方程式的方法，和之后由耶稣会士介绍到中国的“借根方”（algebraic formulas）并无不同。这种“中源”的论点为清代士人重燃的科学兴趣赋予了合法性，而训诂学也成为日后考证学者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29)
18世纪与考证研究联系起来的数学是演算算法（algorithmic），也就是说，重视的是得到正确结果，而较不关心证明方法和公式。举例来说，汪莱（1768—1813）和焦循（1763—1820）都尝试建立以天元术为名的传统中国代数方程式，而非仅仅机械地接受耶稣会士和后来的新教徒带入中国的印度—阿拉伯式代数（Indic-Arabic forms of algebra）。特别是汪莱，他遵循西方正负根（positive and negative roots）的观点，由天元术中得出不止一个的正数根，对传统代数方程式求单一正数根解来说，做出了新的贡献。(30) 任职于北京钦天监之天台时，汪莱在他的天元术中运用了自康熙朝以来便长期为钦天监所接受的西方方法。由于他和钦天监中潜在的耶稣会“新学”间的职业纽带，汪莱受到那些醉心传统数学、更为保守的考证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认为，汪莱在仿效西方方法上，已经走太远以至过了头。李锐（1765—1814）未任职于宫廷，故和江南学术群体关系更加紧密。他设计出一套严格地以宋代数学为据的天元方程式理论，得到更多来自儒士的支持。这群支持者中有许多人也尊敬杨光先（1597—1669），因为后者曾在1660年代控诉康熙朝的耶稣会士。1850年以前，经学的地位仍旧优于西学，考据学家的复古志趣刺激他们研究中国固有数学典籍文本的历史，而不是像汪莱那样，在西方数学创获的基础上继续发展。(31)
清代士人重新燃起的科学兴趣，透过“西学中源”的论点而有其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之后的考证学者如徐寿（1818—1882）、李善兰（1810—1882）等，也把训诂学当做一个关键工具，以此来搭建西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观念桥梁。由此过程可以看到，19世纪现代西方科学最初引介至中国时，与中国固有的经学研究是兼容不悖的。
19世纪基于考证研究的清代考据学遗产尽管重要，在本质上却并不独特。自明代以来所援以作为政权合理性依据的政治价值早已日趋过时，士大夫们也在缓步寻找新形态的政治论述，在这一过程中，汉学和今文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伴随爆炸性人口成长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是此前统治者和官僚所未曾面对过的问题。到1800年时，中国这块土地上已有超过三亿人口。这时，脱胎于封建时代（feudal times）的古代理想已显得不合时宜，亟须寻求其他解决方法。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帝制结构下所奉行的许多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面对前所未有的情况，他们需要别开生面地采取新的手段。看到种种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制度和思维与运作逻辑的崩溃，19世纪早期这辈以经世之学自期的学者开始以“与时俱变”为口号，试图找寻解答上述问题的实际办法。
知识阶层依然怀有一个信念，认为过去可以作为当下的指导原则，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过去代表的，是道德与政治理想间的冲突关系。无论就宋学或汉学立场来看，面对过去的典章制度，他们都经历了信心危机：他们认为帝国的政治体系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了。经学的考据学转向显示，上述信心危机还扩及知识阶层的价值观，这本是他们自明代以来便致力于此的信念，此刻却对这些价值观的本质感到怀疑。汉学派的学者不是边缘士人，也并非器量狭小、喜爱抱怨的官员。他们虽自年轻时便精熟并以学者身份捍卫道学，但他们对道学语录中所提供的真理已失去信心，因而转向古老的和经书以外的文献，试图从中揭示新的真理。(32)
从后见之明来看，清代中国当时正处于重大转变的前夕，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碰撞和日本崛起将给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力量。士人们在19世纪时便已了解，若想妥善应对种种问题，中国势必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不幸的是，企图诉诸新的经学形式以再造帝国的尝试从未成功，伴随最后一波新经学、晚清今文学复兴而来的，是帝制中国的末路。但要说明的是，即使在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改革主义的呼声仍旧存在。
清代汉学在本质上绝非革命性的。尽管考据学家带动经学研究形式上的转向，他们仍再一次肯定经书理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他们来说，经学仍是寻求新信念和新的政治行为之出发点和不容置疑的组成要素。如晚清的今文学者，他们为求得当下行为的正当性、也为了未雨绸缪，选择采取激烈的手段来重新建构过去。这些学者并没有政治革命的观念，对社会进程的变化也没有充分理解，但无论是汉学家经验主义式的考据学取径，或如今文家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及倡议政治改革当与时俱进的想法，都成为日后政治和文化转型观点的重要踏脚石。
考据学在史学和训诂学上取得的成果，促成了清末民初数十年间激烈的打倒偶像和反传统主义思潮。考据学被认为是这波文化革命的根源，并进而得到其合法性。但这种观点其实误解了清代学者著述的真正目的。这样所产生的问题是，当我们讨论清代朴学时，它的学术性目的（scholarly intentions）和文化性结果（cultural consequences）经常被区分为二。我们往往会把20世纪所见的考据学带来的影响，解读为17、18世纪学者著述时的动机，这么做便犯了时代错置的谬误，例如把经学家如戴震或钱大昕误解作一种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从来就不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阶层，他们仍服膺于儒家的理想。
［收稿日期］2011－02－15
注释：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James T. C. Liu （刘子健），"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 4 (1973): 483－505. 以及Conrad Schirokauer,"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ueh,"John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 163－198.
② 见John Henderson（韩德森），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相关讨论散见书中各处。
③ 见Nathan Sivin（席文），"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reprinted in Siv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Variorium, 1995) VII: 45－66.
④ 见Willard Peterson（裴德生），"Calendar Reform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Missionaries at the Ming Court,"Ming Studies 21 (Spring 1986): 45－61.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94—95页。
⑥ 见Elman,"Philosophy ( I-Li ) Versus Philology ( K'Ao-Cheng ): The Jen-Hsin Tao-Hsin Debate,"T'oung Pao 59, nos. 4－5(1983): 175－222. 《义理对上考证——关于人心道心的争论》，《通报》59, nos. 4－5(1983): 175－222.
⑦ 分别见《戴震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台北：广文书局，1960年，页2a。
⑧ 请见Elman,"The Changing Rol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Southern Provincial Civi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 Qing,"《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5. 1（1992. 09），第265—319页。
⑨ 见Elman,"Criticism as Philosophy: Conceptual Change in Qing Dynasty Evidential Research,"《清华学报》17（1985），第165—198页。
⑩ 见Elman,"Philosophy (I-Li) Versus Philology (K'Ao-Cheng): The Jen-Hsin Tao-Hsin Debate,"pp. 211－212.
(11) 见《钦订大清会典释例

中国历史上名人的故事

》卷三百八十二，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页6b。
(12) 见El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Curriculum Between 1250 and 1400 and the Rol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lassical Studies,"收在林庆彰等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23—69页。
(13) 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54a。
(14) 见近藤光雄：《清诗选》，东京：集英社，1967年，页9—35；王镇远：《清诗选》，台北：乐群文化公司，1991年。Pauline Yu,"Canon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odore Huters, et al., (eds.) Culture &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Accommodations, and Critiqu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3－104.
(15) 见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四，清光绪七年广汉锺登甲乐道斋刊本，页11b－12b。亦请见James J. Y.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26－29.
(16) 如梁章巨（1775—1849）编：《试律丛话》，台北：广文书局，1976年。在这本书中，他描叙习诗之法与律诗的规则。亦见梁章巨：《退庵随笔》，《清诗话》，第1949—1997页。
(17) 见《礼部提本》1765年9月5日四川方面的记载，台北：“中央研究院”明清档案。1765年四川的数据大约与1750年前专经的分布相同。亦请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apter 5.
(18) 见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六，页10a－12a。
(19) 见《广东乡试录》，1794年，页9a－10b、36a－39b。
(20)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台北：广文书局，据1804年版重印，页15b－16a。
(21) 见孙星衍：《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李国钧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第三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8—279页。
(22) 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429—8430页。
(23) 见Elman,"Ch'ing Schools of Scholarship,"Ch'ing-shih wen-t'i 4, 6 (December 1979): 1－44.
(24) 见Tang Chih-chün（汤志钧）and Benjamin A. Elman,"The 1898 Reforms Revisited,"Late Imperial China 8.1 (June 1987): 205－213.
(25) 参考John Henderson,"Qing Scholars Views of Western Astronom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 1(1986): 121－48.
(26) 关于医学，见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页1a；卷一百四，页51a－55b；亦请见Chao Yuan-ling,"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Los Angeles: UCLA Ph. 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1995)72－80, 113－123. Marta Hanson（韩嵩），"The Golden Mirror in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1739－1743,"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8. 2(2003): 112－147. 关于数学，请见Catherine Jami（詹嘉玲），"Learning Mathematical Sciences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Qing,"Elman and Woodside(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 Press, 1994)223－256.
(27)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一百七；亦请见Jean-Claude Martzloff（马若安）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New York, Springer, 1996)20, 32－33, and Li Yan（李俨）and Du Shiran（杜石然），Chinese Mathematics: A Concise History(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223－224. Cf. Mingjie Hu,"Merg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athematics: the Introduction of Algebra and the Calculus in China, 1859－1903"(Princeton Ph. D. disser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98)288.
(28) Arthur Hummel（恒慕义），et a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Q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ublishing House, 1942) 402.
(29) John Henderson,"Qing Scholars' Views of Western Astronomy,"pp. 121－48.
(30) Hung Wan-sheng (Horng Wann-sheng)洪万生，"Chinese Mathematic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Lin Cheng-hung & Fu Daiwie (eds.), Philosophy & Conceptu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Taiwan(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167－208.
(31) 黄一农：《清初天主教与回教天文家的争斗》，《九洲月刊》5: 3（1993），第47—69页。
(32) See Ying-shih Yü（余英时），"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 (1975): 125. On late Ming debate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new versions of the Great Learning, see Lin Qingzhang（林庆彰），Qingchu de qunjing bianweixue清初的群经辨伪学(Study of forged classics in the early Qing) (Taibei: Wenjin Press文津出版社，1990) 3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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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经学-早期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12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