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

明朝-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

清与朝鲜两百多年的邦交文献《燕行录》中，记录明清争战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其中，有个始终未曾解开的谜团，那就是塔山守将为谁何？而祖氏牌楼、无樑屋、呕血台、胡无百年运等有关这段历史的见证和思考，也值得关注。考察这些记载，不仅可以探讨明清争战中部分被隐晦的历史真相，也可了解朝鲜士大夫的历史观以及他们认识清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些历史视角。
一、塔山守将之谜
中国史籍对明末松锦之战的历史记载，几乎只剩下胜利者的一面之词，失败者的零篇断简甚至难以形成完整的真实图象。结合《燕行录》的记载，我们还原了其中的一幅：塔山军民全体殉城，在青史中留下悲壮的一页。面临无可挽回的败局，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生命的最后篇章——投身烈火，获得永生。塔山，只是关外辽西走廊上的一个小城，从凤凰城边栅一路走来的朝鲜使臣，经辽、沈、山海燕行，次次年年经过这里。是他们记载了这个千古传唱的壮烈故事，在英雄的故乡却几乎湮灭无闻。
1636年朝鲜被迫臣服清朝之后，国王长、次子就到清都沈阳为质子，号称世子、大君，他们及部分臣僚通过状启的形式，与朝鲜国内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汇报时势新闻。他们所记载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塔山之战的最后情形是这样的：“塔山城一面，以许多红衣炮攻毁，众矢齐发，则城中不得支，自焚其庐舍，一时俱尽。余卒七千，并行厮杀，清人别无损伤，只放炮十余人中箭。”[1]没有情感倾向，没有细节描述，白描式地呈现塔山守军拼死抵抗，射杀清放炮者十余人，全城军民壮烈殉城的画面。惨烈的战争结局，震动尘寰，余音缭绕数百年不辍。
顺治二年（1644年）五月初六日，朝鲜进贺兼谢恩使行书状官成以性走过杏山堡，“东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始终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阑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欤？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云”[2]。他是最早关注塔山守将的使臣，对与占领者同归于尽的塔山烈士充满敬意。这则材料也显露出甚至清国民众也怀着相似的心态。
顺治八年，曾为质子的朝鲜麟坪大君李渲以冬至使身份出使北京，留下多首咏塔山诗。其《塔山所怀古》：
万古惊心此地事，
满城屠戮一无余。
男儿一死何须恨，
凛凛英名竹帛书。
其《次子由塔山有述》：
北塞兵尘起，边烽月晕时。

中国历史故事小视频播放

天寒胡骑合，日暮鼓声迟。
世事嗟何及，孤城竟不支。
人人皆死节，定不愧羌儿。[3]
满城屠戮，人人死节，塔山就此成为英雄群体的诞生地。不仅是塔山，与它犄角的杏山、松山也一样触动后人的情怀。如李渲的《宿杏山所》：
际夕投孤村，村荒烟火稀。
旷野风萧萧，沙尘扑人衣。
垣墙尽顿僻，架屋无所依。
云是杏山堡，死守酷见夷。
垒堑为平地，人物靡孑遗。
天阴骷髅哭，夜黑燐火飞。……[4]
虽然杏山军民在毁城的最后一刻请降，但口耳相传的历史却述说着其与塔山相似的“死守酷见夷”情节。诗中还提及由于城毁垣平，架屋无所依从，或许后来生发的那些关于无樑屋的传说，就是从这里萌芽的吧。
顺治九年，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记录了一首长长的《塔山堡歌》。其序曰：塔山所守将不知姓名为谁（辽人言者不记其姓名）。而当锦州失守，松杏连陷之际，独斃力拒守。及事急，集军民谓曰：吾士卒死伤殆尽，而粮食且匮，若等知朝暮亡矣。吾义不生而辱，必先自刎，何以吾首举城而降，吾不忍满千人为鱼肉，而妻子俘虏也。众皆痛哭，誓无一全者。乃令人缒出约降，掘地埋炮火遍坞中。翌日开门纳东兵，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嗟乎!自古忠臣烈士婴城而死者非一，而安有至死出奇，杀身鏖敌，功谋之壮如塔山者乎？且当埋火，人知必死而无以事外泄者。彼其忠诚有所激也。余闻辽氓言过至流涕。因恐其事迹之泯焉，为诗若序，以俟他日为李翰者採焉尔。
塔山亦一障，城堑尽夷填。借问主将谁，义烈天下传。
长围逼列镇，胡马塞河边。总兵衿甲出，军门肉缚前。
松杏继摧陷，唇齿无一全。慷慨气吐虹，雪涕洒幽燕。
资粮讵支月，斗士不满千。兵孤势自振，力斃守逾坚。
矢尽鼓不起，瀛创但空拳。举言谓吏士，汝曹诚可怜。
俱死顾无益，图生亦有便。刎颈为若德，反城与彼连。
性命脱锋镝，妻子免系挛。富厚可立致，岂独安尔廛
众人前抱持，痛哭声沸天。死生惟将军，此言奚至焉。
不敢惜身命，誓以同日捐。炮火遍沙尘，埋土不用穿。
举城知必死，机事谁敢宣。开门约招纳，踊跃皆争先。
平明千骑入，金甲走駢阗。烈火发地中，焱迅不及旋。
城郭卷入空，人马随灰烟。杀身谅为仁，殉死士亦贤。
何况并虏歼，奇功实独颛，忠过死保聊，义胜刎从田。
中原乱无象，杀气亘西川。学士竄蛮荒，青简谁为编。
仆本悲愤人，言之涕泗漣。停车立榛棘，欲去复回邅。
再拜谢英灵，悲风竖我颠。挥翰写兹怀，浩歌以缀篇。[5]
这是所有咏塔山诗中最长的一首，虽有个别字词或细节不确[6]，但读起来仍令人觉得荡气回肠。申濡访问的辽人，未知是塔山的幸存者抑或是闻睹其事的清人？就他所提供的细节，构成了有关塔山最为丰富的传说话本。塔山守将人人奋勇，争先杀敌，主将在势单力薄、无能作为的情况下，曾欲牺牲自己为部下图生，却被众口一词地拒绝。阖城将士视死如归，用计赚入清八旗兵马，后点燃事先填埋的火药，众志成城，与清军同归于尽。塔山军民拥戴主将的忠诚和胆略，面临死亡的从容和壮烈，阖城无人动摇叛卖的坚贞，真如长虹贯日，绚烂天壤间。
塔山，明末山海关外军镇之一，居民多为守边军士及其家属，至多再加上少数日常生活中通贸有无的经商者。崇祯十二年，明廷为了一举摆脱辽东危机，将在西北战场剿灭农民军大有成效的三边总督洪承畴调任蓟辽。洪承畴到任后，积极经营辽东，守御初步见效。但因明廷催战，十三万大军乱了阵脚。松山被城守副将夏成德所卖，与之犄角的塔、杏遂成孤城。但城守官兵没有放弃，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样的忠诚不是靠明廷的“犒赏银”或“购勇银”[7]可买到的，因为银钱买力不买命。无论塔山，甚或松山突围时，被海潮淹没的明军官兵，“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8]。他们守护主将的忠勇英烈，也与塔山军民一样撼天动地。从此，计出奇谋的塔山守将究竟为何人，成为朝鲜使臣心头挥之不去的百年疑云，英雄情结也随之产生。
康熙二十一年，金锡胄有《大凌河吊古仍叠鱼字韵》：
人方刀俎我方鱼，日日凌河奏急书。
万灶消沉同乱磧, 千隍剗削作荒墟。
吕文未救恩终失，邵武先诛计亦疏。
不识卢公何处死，定应英爽镇醫闾（原注：明朝既失广宁之后，凌河数百里之间有三十年百战之场。祖大寿大乐兄弟以世世辽将，初从孙阁部承宗收复凌河，后守锦州。清人掘堑三重为长围，三年犹不降，粮尽不继，大乐先降，入城劝之，乃降。与宋朝吕文焕、文德兄弟守襄阳事绝类。袁总督崇焕初以邵武令上书言兵，遂见任东事。己庚间，竟以虏迫皇都剐死。巡抚卢象升者，亦以治流寇有名，杨嗣昌忌之，改任蓟辽。庚辰年间战死。事略见于明季遗闻。盖松杏塔三处守将之一也。而塔山死义最烈，计策尤奇。意其将必卢公也。然无可征。是可恨也）[9]。
金锡胄号息庵，时为右议政，以谢恩兼三节年贡正使的身份到北京。他在诗注中提出了塔山守将的一个人选——卢象昇，觉得塔山守将计奇死烈，只有象卢象昇那样的忠臣烈士才能为之，虽然他也明白塔山守将必非卢公，后者早已战死庚辰年间，即崇祯十三年，而事实却是更早的崇祯十一年，但金锡胄还是愿意把松、塔、杏三处守将之一分派给卢象昇，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内心激荡的英雄情结，希望尽早破开这个谜团。
金锡胄尚有《塔山次副使韵》：
国史今难见，将军姓字埋。
为言当日烈，偏觉塞天霾。
世已沦羶酪，人方足虣豺。
英名谁敢泯，悬揭定无涯。
《又》：
誓与城同破，何须战骨埋。
雷车兼电帜，火烈更风霾。
秘略疑神鬼，精忠动虎豺。
人亡千古恨，辽海并无涯。[10]
对英雄的崇敬，甚至使他相信冥冥之中终有一天塔山守将的英名将大白天下，长垂青史。受金锡胄的影响，康熙二十九年，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副使徐文重作《途间次息庵集中韵感大凌河旧事》：
凭陵虏似掣溟鱼，流涕皇朝旧史书。
关辅连绵千壁垒，人烟莽荡一丘墟。
边锋屡衅天何醉，中策常乖汉亦踈。
卢帅死绥袁罪枉，至今忠烈合旋闾。（原注：指卢象升）[11]
他继承金氏手法，用大凌河旧事指代松锦迭战，以卢象昇、袁崇焕二人总代边疆死事的忠臣烈士。其又作《历杏山旧城》（杏山城垒残夷特甚，洪督师[改为帅洪]承畴始城守杏山，力抗虏，杀奴颇多。奴愤甚，城陷后夷其城，杀鸡犬无遗云。承畴晚乃降虏胡云）：
杏山城垒剗成空，咫尺荒墟怨血红 。
一障尚能摧虏气，全辽庶得壮勋功。
威名终抢乾坤耻，虐虑堪称宇宙匈。
若因暴残假皇籙，至今天意莽难穷。[12]
原稿数处涂改，虽将塔、杏倒置，洪承畴也被挪离松山，但明清争战的历史故事却因有了英雄的存在而光彩照人，失败的明朝不曾含羞怀耻，胜利的清朝能维持多久却还是一个未知数。同一年的使行成员中，还有人认定杏山堡为“明朝总督卢象昇战死之所”[13]。虽均未得其实，但松、塔、杏、锦、大、小凌河一带的百战之地，无疑已成为一个整体，寄托了朝鲜士大夫深沉的历史哀思以及他们对明朝故国家园的别样情怀。
康熙五十九年，三节年贡正使李宜显有《塔山吊古》（松杏之陷，此城守将自投炮火而死，节义凛然，而姓名不传，可惜）：
月晕孤城夜，风霾万灶寒。
将军死最烈，过客涕频弹。
壮气晴空碧，忠心赫焰丹。
何妨姓字泯，竹策永无刊。[14]
他直截了当地惋惜塔山守将失落姓名，但另一种豪迈已油然而生：英雄事迹已长留天壤，塔山守将成为牵动后人情思的一个不朽符号。其在《庚子燕行杂识》中又录：“过杏山堡。松、杏即崇祯末败衅之地也。汗得松、杏之后，仍长驱席卷，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支。至今八十余年，民物未苏。闾里萧条，崩城破垒，处处皆是，令人伤心。过塔山所，曾于松杏之陷，此城守将自投炮火而死节义凛然。而姓名不传。可惜。”[15]事实上，塔山守将失落的名字，反对朝鲜士大夫形成了一种永远的魅力。
雍正三年，谢恩兼陈奏奏请行书状官司仆正赵文命在《塔山途中》（塔山死节最烈而姓名不传，尤可悲也）歌咏其事：
名姓曾无国史垂，塔山殉烈只传奇。
忠臣合为前朝死，志士犹深后代悲。
无处可收城下骨，几人能作振中死。
吾今奋笔当彤管，落日沙场一涕涕。
其另有《松杏堡吊古》：
万历以来百战场，河边处处旧屯营。
兵连祸结言犹惨，地覆天翻事可伤。
千年古迹乌鸦闹，落日遗墟草树荒。
欲问卢公殉节处，浮云逝水但茫茫。[16]
他一边歌咏着塔山的无名英雄，一边怀念卢象昇殉节的壮烈，仍将辽河岸边松塔杏一带的旧屯营视为英烈诞生的场所。人情地缘兴会之际，朝鲜士大夫的历史感慨就会喷涌而出。
雍正九年，谢恩兼三节年贡行副使吏曹判书赵尚絅作《哀杏松塔三堡守将》：
残礁破堞倒沙场，抚迹那堪过客伤。百万兵随城共陷，二三帅与国偕亡。
千秋气作山河壮，永世名垂竹册芳。天醉至今醒未得，中州胡运一何长。
他的同伴君敬也有一首：
宁远卫东百战场，只残三堡最堪伤。并屠鸡狗城仍破，尽化猿虫将亦亡。
埋碧空蟠千古恨，杀青谁记一时芳。睢阳属鬼终无赖，叹息中州虏云长。（三堡守将战最有力，故城堑之残破尤酷。而史失其名，后人不传，可惜也。）[17]
雍正年间（1723-1735），清朝已建统近百年，仍然看不出有灭亡的迹象。于是朝鲜使臣开始哀叹清统运长，觉得自己对元朝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历史经验似乎正在失去效验，于是松、塔、杏三城一体，承担起更加飘渺的历史记忆。
乾隆四十三年，谢恩兼陈奏行正使判中枢蔡济恭有《松山杏山之间京观累累，即洪承畴败降处。追忆刘都督綎富车战亡不禁长城一坏，胡马[饮]江之叹，慨然有作》：
我有三尺芙蓉剑，我有百斛葡萄酒。剑以出匣击大荒，酒以停车洒丛莽。
刘公壮略安东土，乱杀倭寇如杀狗。天半麒麟为公起，肘后都督金印绶。
建酋虽骁一胡雏，泰山压卵何有乎？天不祚明公战死，官军血流边草涂。
公在两间为鬼雄，鞭霆驾风慑群胡（闻胡皇畏刘公威灵事之甚谨）。
至今京观屹相望，冤气矗天天为瘿。安知不有东征士，同葬此中啾啾呼。
如今未暇为尔悲，茫茫桑海悲黄图。倚剑酹酒一悲歌，廻风吹尘暗平芜。[18]
历史向纵深推进。离明末清初越远，他们审视的历史眼光也更幽邃。关外一隅之地，激发起朝鲜士大夫多少深沉的历史感叹！从万历援朝东征，经明清萨尔浒大战、明将刘綎败亡，到松锦大战，洪承畴败降，数万军士战死，弹丸咫尺之地，又有多少烈士的英灵在踯躅徘徊？乾隆五十六年，幼学金正中随冬至兼谢恩使行，十二月初十日暮抵杏山堡。“此是古战场，居人指祖将军、洪承畴战败之所，余住马良久，移时沽店酒痛饮，仍读成州李烈士传，忽悲风吹我头，发森然上指”[19]。结合民间传说与史籍记载，此君居然在现实世界中营造出一个历史重温的诡异氛围，烈士降人的对比，句句实有深意。
嘉庆八年，三节年贡行书状官兼持平徐长辅有《塔山所》（塔山旧有守将，松杏之陷也，知势不可振，遂率其麾下自投炮火中，其节义凛然可尚，而惜乎姓名不传，或云是卢象贤也）诗：
汗虏环兵地，孤城夜笛闻。奈无蜉蚁援，羞对犬羊群。
烈焰天愁雨，怨魂野结云。丰碑传万口，多胜鼎铭勋。[20]
诗序中的卢象贤当是卢象昇之误。英雄名姓虽一误再误，但有关塔山守将的历史记忆，却顽强而深刻地镌入朝鲜士大夫的心中，并通过普通民众的口碑传诵，悠悠流传千年。
道光十年，姜俊钦之子、进贺兼谢恩正使姜时永仍未忘记“明时塔山有将，且有守将。松杏之陷，城将不屈，自投火炮中云（开国方略云郑亲王克塔山城缀[石旁]毁城垣众官开门出降）”[21]。虽然他也引用了清朝官书的记载，但却只放在注中点缀说明。可见朝鲜使臣也不尽相信清朝官书的记载，他们更愿相信前辈千辛万苦掏掬于人海的口耳相传的历史。二年后的冬至兼谢恩使行书状官兼执义金景善的《塔山所记》仍是如此：“惟塔山稍开旷，有村数百户。世传松杏之陷，此城守将知势不可支，率其麾下自投炮火而死云。其节义可尚，而其姓名湮没不传，可惜。或云是卢象昇也。”[22]其《杏山堡记》亦曰：“堡在原上，人家稀少，城郭残夷。盖松、杏之间，崇祯庚辰、辛巳之际，百战鱼肉之场也。虽有村闾市肆，而凋瘠贫贱之意，至今垂二百年似不能苏息。当时屠戮之惨，足可想矣。沈馆日记有杏山守将乞降之语，未知为谁也。”[23]居然又是一段二百年不变的情怀！历史记忆与二百年前一样清晰！或许即使他知道杏山守将姓字名何，但他更愿意传扬的仍是塔山守将之名！纵然他也知道卢象昇为塔山守将之不可信，还是提了又提，说了又说。三城百战地二百年来不能复苏，朝鲜士大夫的用意更是明显。
咸丰十年（1860），冬至兼谢恩正使申锡愚《关外记》载：“洪承畴、祖大乐守松山城，坚守二年，城外多埋火炮，清兵不敢近。及夏承德内应，城陷，大乐、承畴被执而降，松山、杏山一时俱陷。塔山守将知不可守，自投火而死，清人碑成德承畴终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即指此也。常闻大凌河阴风凄雨，若有愁恨气。”[24]
二百多年来，朝鲜士大夫对塔山英雄及辽西战场的历史记忆始终鲜明如昔，固然有些小小讹误，但始终不能忘却，这与他们对明末清初江西女子季文兰的情结[25]几乎是异曲同工。钟爱英雄的情结，体现了这个民族血气方刚的一面；怜香惜玉的情怀，又表现出士大夫们铁骨柔肠的另外一面。
二、复原的塔山战史
历史的宿命也许存在。朝鲜士大夫失落二百余年的塔山英雄，却在三百年后重现人寰。作为胜利者，尽管清朝史籍对明清争战的历史多有讳言，但朝鲜士大夫所记载的塔山真相却通过清人所记的战利品名单得到意外的证实。这是一份相当宝贵的原始材料。崇德七年四月十二日，内秘书院学士额色黑奏报皇太极曰：
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钦遵上谕，率右翼将士及两翼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时叶臣旗马喇希牛录下布达里先登城，恩古里牛录下塔哈达第二登城，盈古德牛录下图美第三登城，随之众官兵登城克之。城内副将终汉邦及蔡阔宪、游击刘思康、都司崔定国、备御王奇龙、守备魁德仁、刘世泰、江思威、绥国志、宗俊泰，富魁及从关内来援李总兵官、金都司三营兵丁，共七千名，尽行杀之。俘获城内物数，俟后开报奏闻。[26]
继而，清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等，遣和託、钟古以俘获塔山物数目具摺奏闻：
上等蒙古妇女二十口，汉人妇女八十口，俘获蒙古妇女一百六十六口，汉人妇女幼稚一千三百三十四口，共一千五百口；金十一两，银一千一百七两，珠子五两三钱，绫、纺、罗、纱衣裙一百六十六件，佛头青布、翠蓝布次衣八百一十件、红毡八条，马二百三十四匹，骡三十头，共二百六十四匹；牛八十二头，驴九十六头，共一百七十八头；甲二百六十副，盔二百顶，腰刀一百六十口，弓六十张，撒袋七十副，梅针箭四百支，鞍十副，仓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红衣炮子八十发，将军炮子二百九十五发，把子总炮子二千发，小炮鸟枪子弹九金斗，大红衣炮一位，发贡炮二位，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位，佛朗机炮三十七位，把子总三位，三眼枪十一杆，单眼枪四杆，大小炮共四百六十五位，火药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药坛六个[27]。
金锡胄的希冀没有落空。造物主也许不希望塔山英雄姓字长埋。竟是在这份清朝断烂朝报中，我们找到了塔山守将其人。如果没有这个记载，我们真的将与塔山守将永远失之交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照中朝双方的史籍记载，可以复原的史实有：
第一，塔山守将为佟翰邦。由于《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人名、地名音译不确的现象相当严重，需要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对证。其所谓塔山城内副将“终汉邦”其人，经考证应为“佟翰邦”，在明朝残存的档案中，还留有他少许的活动踪迹。
如崇祯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城守坐营佟翰邦开报：据罩离山台兵杨兰报称：本月二十日夜四更时分，有奴贼深犯至本台东空徐家山台西空洋地方，有东来夜行班夫遇贼，砍死二十七名等情，卑职屡行查的以凭转报。”[28]可见，崇祯初年，佟翰邦已为驻守辽东的边将。至十二年七月，辽东巡抚方一藻请以步左营游击佟翰邦调补中左游营副将，“翰邦胆气雄壮，所理火营未展厥略，改守冲地，制驭有余。是中左最相宜者也”[29]。这是辽东巡抚向兵部所作的汇报。通过他的汇报，我们看到佟翰邦的成长，不仅有胆有略，且掌握并熟悉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技术及管理手段，为他人生的壮丽结局奠定了基础。崇祯十二年九月他实任参将，驻守中左所。至十月初二日，有长宁堡备御汪起龙塘报载：“本月初二日四更时分，据本堡远哨夷丁恳克力禀称，九月二十九日蒙中左所佟参将差百总押艾等，押同小的于初一日未时分哨至境外地方小凌河，离边二百余里，哨见奴贼五里路宽踪迹，从东往西南行走过去。随后复来达贼，看见小的等，追赶二十余里，星夜进境禀报等情。”[30]显然中左所参将佟翰邦是位实干家，对于城守战事积极主动，曾派员深入二百里边外侦察敌情。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塔山参将游都佟翰邦、郭天胤、汪起龙、黄邦寀带领马兵驰至二台子助战，兼以我兵格斗终日，粮车人畜俱各保全” [31]。一年以后，已为塔山参将的佟翰邦率所部兵马英勇作战，在二台子与清军格斗终日，最终保全了粮车人畜。十五年二月，“中左路副将佟翰邦呈解投降真夷一名都什把”[32]，此时，离他壮烈死难只有一个多月，升任中左路副将的佟翰邦还以得到的一名蒙古降人解递上司，这是松山城陷后壮烈殉难的辽东巡抚丘民仰的前任所作的汇报。通过这些片段，我们看到了一个边将日常生活的点滴，他的胆略及实干精神，他为明朝所做的最后一些事情——塔山

中国历史故事英文怎么说的

的能量正是这样一路积聚，最后才绽放出永恒的绚烂！正是通过清档留下的线索，我们才找到了这个英雄——塔山城守副将佟翰邦，而备御“王奇龙”也即上述史料中提到的“汪起龙”，为佟翰邦的老部属。至此，《燕行录》中塔山主将之谜彻底解开。
第二，胜利者的官修史书不可尽信。清史对塔山之战的记述，无一例外是红衣炮毁城，城破攻杀明军殆尽。如皇太极敕谕朝鲜国王曰：“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于城圮处攻入，将城中官兵尽行杀之。” [33]敕谕蒙古亦同。皇太极威吓杏山守将吕品奇及众官军士等亦言塔山官兵“因其抗拒不顺，遂以红衣炮击而毁之，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34]。金口玉言的皇帝谕旨，却故意颠倒黑白，混淆事实，将塔山英雄完全抹杀，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倒也不难理解。但若非有异国青史对证，戳穿帝皇的谎言，我们的国人却几乎无从知晓明末百战的这个英雄群体！清统治者不仅肆意歪曲，且极尽夸张吹嘘之能事，妄图铸造一段虚夸的历史铁案。离锦州20余里路旁小山，后世称官马山，“世传松杏之败，官马数千匹不食而死，并埋于此”[35]。离官马山5里之遥即杏山堡。嘉庆十年秋，清帝东巡，在此立官马山战胜碑，刻有御笔五律一首：《望松杏即事》，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仲秋。
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
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
另一面还刻有道光九年己丑季秋的七律一首：
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
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
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
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36]
胜利者的笔下，何曾有多少失败者的真实影子？壮烈的塔山英雄从历史上消失无踪，反叛的屈膝者夏承德、洪承畴辈反得助呈其口舌之利。
真实的塔山战史大致可以勾勒出来——塔山军民的英勇战斗持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清军方面主攻塔山的是亲王济尔哈朗、郡王多尔衮、豪格等人，他们所率的右翼八旗军及两翼护军、掌红衣炮的八旗汉军等，从四月初八日开始炮轰塔山，至初九日午时，塔山城西的墙体塌陷，炮战持续了一天半。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守城明军顽强抵抗，与清军互射火炮，甚至用弓箭射杀了清军炮手十数人。清人当然不记载自己的损失，他们的战利品名单却透露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线索。他们对财物包括金银、珠宝、牲畜、武器、弹药均进行详清细点，所得塔山大小炮共有465位，炮弹却只存留三百余发，平均不足一炮一子，说明塔山军民的抵抗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另有较小的3位把子总小火炮似乎没有发挥用场，因为存子2千发，或许是炮手中弹或另有别故。最重要的细节是火药一项，只有一窖加50筐，与十天后请降的杏山城所留火药38500斤，硝万斤，黄药3万斤相比，完全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塔山城的火药消耗殆尽，唯一留下的那窟应当是没能引爆的。证实了朝鲜使臣歌咏的“埋土不用穿”，“烈火发地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当时的火药大概埋藏地下，以窖储藏。若此，塔山城在经受持续一天半的炮击后，再添数万斤火药爆炸的威力，如何能不夷为平地？更值得注意的是，明军将士在最后一刻，尚能将“金甲走駢阗”的入城清军一并带上天空。那么，先期入城的清八旗官兵，如官书大肆表彰的第一、二、三名布达里、塔哈达、图美等人，能否躲过这些火药爆炸的威力就值得怀疑了。因此，朝鲜记载说清人损失十余名炮手，大概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真正的损失只有清军统帅才能确切知道。自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明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内应降清，打开城门迎敌，俘获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等以来，塔山、杏山已失犄角之助，可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阵地，没有动摇，直到兵临城下，弹尽粮绝，与城偕亡，壮烈成仁！
清都沈阳为此大张旗鼓地欢庆胜利，三次“八门击鼓”。三月初十日第一次击鼓，是为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沈阳；四月十三日第二次击鼓，以得塔山，八门齐动；四月二十五日第三次击鼓，以杏山守将乞降，再次欢庆。[37]尽显胜利者的得意之情。所谓的胜利，掰开来看，一次是明人反叛使其赚城，一次是反被明军赚去不少人命，而杏山也是抵抗到最后一刻才请的降，城中军民7441名口，存粮144石，其中仓米60石，粮谷84石，以石百二十斤计，至多人均2斤，显然已不能维持。除火药所余独多外，炮弹略多于塔山，也不到一炮二子[38]。也许是为避免清人的残酷屠杀，为保全阂城性命，杏山守将力屈请降。
第三，塔山战史显示清人屠杀惨绝人寰。以塔山论，阖城将士既已战死或殉难，能存活的自当不多，即使有多半也是伤员，但清人却不留一个活口，包括蒙古兵在内。从当时得到的人口数字推算，杏山有七千余人，锦州近七千人，塔山城估计也有七千左右人口（与朝鲜史料的记载相吻合），而其中的人口比例，按杏山、锦州的人口构成推算，塔山妇孺、男子之比也当为二分之一强。但清人所俘获的塔山妇孺只有1500口，与杏山俘获妇孺4431口，锦州俘获妇孺4262口比较，塔山妇孺存活比例没有超过四分之一。[39]清军并不讳言其屠杀：“城内三营官属兵丁共七千，尽歼之。”[40]歼之不假，但歼得多半是幸存的伤员，共七千也大致不差，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孺人口。除殉城人员外，清人屠杀甚至波及妇孺，反过来可推测塔山军民的英勇抵抗，使得尚未享受到胜利果实的清军蒙受意外损失，恼羞成怒的清军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杀报复，包括所有的蒙、汉男子。塔山存活1500口妇孺中，上等蒙古妇女20口，一般蒙古妇女166口，则塔山城内至少有数百蒙古兵。朝鲜麟坪大君李渲曾记载过一个细节：“于时大寿闻松山败没，诸祖纳降，遂屈膝清阵。独蒙兵数千，仗义不屈，清人大怒，诱以宴会，使去弓剑，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兵素善战，以赤手相搏，还夺弓剑，崇朝鏖战，纵未得生，亦能搏杀数千铁骑，如此忠勇，华人所罕。骸骨祗今堆积于锦州东川边。老祖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41]他记载了祖大寿投降后，锦州城内数千蒙兵被清人屠杀的细节。残存档案也证明清朝确实下达过“凡系蒙古，俱察出处斩，不可遗漏一人”[42]的屠杀令。一方杀人毫不手软，一方被戮亦毫无畏惧，李渲由此大为感叹祖家将之不能溃围一战，至少也可以拼个鱼死网破。面对接二连三的溃败，明朝方面的反应则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之。如李清所记：“五镇溃后，朝中无言及宁锦者。……塔山一城，以不肯降尽城自焚。”计六奇云：“时塔山已为清据，诛杀殆尽。”[43]风雨飘摇的明廷无力重整雄风，同仇敌忾的志气就这样被坐视东流。更何况，比起后来中原沦陷、天崩地裂的巨变，清军入关之前的塔山之战，大概只能被归入败军求勇之列，很快就被更大的失败所掩盖。
总之，松、塔、杏三城陷落后，屠戮之惨数十年难以恢复。十五年后，松山只有“流民五六户”，杏山“城郭残夷，人民萧条与松山同”，塔山“城郭人民之萧条，亦与松、杏同”[44]。一百多年后的乾隆中期仍然萧条，李器之诗云：“大小凌河松杏山，荆榛墟落惨无颜。当时百战凭谁问，惟见鸦啼古堞间（大凌河小凌河松山堡、杏山堡百里之间明末与建虏相持百战之地，前后三十余年，最多杀戮之惨，至今人民未苏，城池残破）”[45]。
在清关外时期被虏汉人集中的内务府，我们却意外地发现有两个来自塔山地方的家族。一个家族始祖黄国泰，内务府镶黄旗包衣管领下人，“世居塔山地方，来归年份无考”[46]；另一个是“世居塔山堡地方”的正蓝旗包衣旗鼓人蔡永年，来归年份亦无考，其子蔡义兴原任知县，蔡义品原任副将。[47]这两个来自塔山的内务府家族，或许是塔山城的幸存者，也有可能是更早年代被掳入旗的汉人。无论如何，他们的存在并不能否认清人残酷屠杀的事实。
第四，塔山不是孤例，前赴后继的还有前屯卫与中后所。据《沈阳日记》记载：癸未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八王阿济格及右真王济尔哈朗等攻陷中后所等四城，二十五日还沈。“两王之军，或四五，或六七，或八九，各自做伴而归。而人马饥疲，悄悄无兴，亦无人畜财货输运之物。……则此与前日击鼓时夸张之说，大不相同”。朝鲜译官前往探问的结果是：“则中后所、前屯卫两城，将陷之际，城中公私家舍，一齐放火，勿论男女，各自烧死，资粮器械，亦皆烧尽。……沙河卫段，收入于宁远卫中，中前所段，收入于山海关，举皆空城清野之故。欲进欲留，军无见粮，且孔、耿两将，以前锋伤损其军兵，有倍于清人，以此速还，以为修养进取之计。”[48]明清争战过程中，多次出现守边明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城偕亡的情形，说明边关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对得起大明三百年的酬养与恩惠！边军的表现与明军在内地、中原同农民军作战不力、一溃千里的情形有着根本的区别。每当国破家亡之际，反抗侵略的战争具有堂堂正正的力量，而明清争战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这种决然的牺牲更具有牵动全局的战略意义！后世之人，只知道“承德、承畴皆背主”，只知道吴三桂开关引清，却不知道关外曾经有过的塔山群英，不知道中后所、前屯卫的英雄们也曾前赴后继为国捐躯，正是他们的牺牲，才在明朝败北的黑幕中撞开了一个光明向上的升腾，为失败者的抗争抹上了一片鲜亮壮丽的色彩！清朝抑或秘而不宣抑或故意抹杀，明朝先是无暇顾及后则无能顾及，如果不是朝鲜人二百年来不懈的祭奠和传唱，我们的英雄不知还要孤寂几百年？麟坪大君《次子由前屯怀古》：
此地无噍类，当时仗节谁？偷生女子是，避死男儿为。
日暮孤魂泣，天寒远客悲。可怜忠义士，猿鹤竟何之。[49]
李渲显然是知道前屯故事的，他强烈谴责那些苟且偷生的行为，赞叹英勇捐躯的仗节男儿。他也想知道前屯的主将，可惜不能如意。顺治十三年，他再过前屯卫时，见到城东有石碑，记载了游击将军杨维死节之事，“城是杨游击三军死节处。残夷太酷。盖闻伊时，孤城事去，守将战死，戎伍末卒并效忠贞，无一降者。以故清人大肆屠戮，人无噍类。将卒忠义无愧于田横矣。城基今已无矣”[50]。此杨维死节碑，当是明时所立，李渲将更早死事的杨维与明末守将联系起来，大概也是一种寄托罢！而“前屯卫总兵李鸣凤、前屯卫副总兵罗文耀、宁远总兵王定宸，以上三人俱籍贯未详，同时拒守殉节死”[51]。如果再能得到其一个佐证，那么，前屯总兵李鸣凤、副总兵罗文耀应该就是李渲极想知道的唯一答案了。
至乾隆年间，前屯卫仍“居民亦绝少”[52]。
中后所的情况则有不同。顺治十三年八月，李渲谢恩一行经过中后所城门，东为润和，西为说泽，“城是陷没处，故其残夷无异松杏，人民则盛居”，看来已经出现不少移民。雍正七年，在朝鲜使臣的眼里，中后所“城颇残缺，周围人家亚于宁远，而多在于城外市肆，亦富焉”[53]。可见，战后移民另辟新城，逐渐发展新的社会。乾隆二年，李喆辅所见中后所“铺廛甚盛，小帽子全是此处所出”[54]。此后，中后所以帽子的专业制作和销售而闻名，出口到朝鲜的帽子就出自此地。乾隆十年，赵观彬《中后所口占》：
王事驱驰不恤躯，东关一路近燕都。神州望绝真天子，弱国羞深上大夫。
万历洪恩于古有，八陵佳气在今无。吾邦消息龙湾隔，回首遥空塞月歌。[55]
明朝灭亡百年以后，朝鲜使臣对中原复明已经望绝。除了怀念出兵东援的明朝万历皇帝以外，他们所做的只能是回首往事，认为中原士大夫应当感到羞耻。中后所就这样成为一个使人伤怀之地。
嘉庆八年，谢恩使行正使判中枢李晚秀作《杏山诗（当在松山堡下）》：
今年河北去年南，松杏之间百战酣。洪祖降幡兵气堕，袁熊旧垒朔云含。
朝中不息分门议，塞外曾无死义男。过客空悲残劫远，村翁无复启祯谈。[56]
进而感叹中朝人们忘记历史，塞外边关没有死义男儿。如果他了解更多塔山守将的事迹，了解明末诸臣经营边关，卫所林立，五里一墩，十里一台，艰苦驻守在墩台卫所的军士极其家属与国同亡的历史，他的感叹将会不一样吧。
三、祖氏牌楼、无樑屋、呕血台及胡无百年运
除了塔山守将这个高耸的标的外，朝鲜士大夫涉及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往往还会投射到祖氏牌楼、无樑屋、呕血台及“胡无百年运”等物事意象上。正是透过它们，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的历史观及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识过程。
1、祖氏牌楼
祖氏兄弟是朝鲜使臣最不能原谅的对象之一。二百余年间，每当他们经过宁远城，参观祖大寿、大乐兄弟崇祯年间所建的宏丽石牌楼后，无不赋诗痛诋，几无宽恕之辞。
早期如顺治朝出使北京的麟坪大君李渲，对祖氏尤其不慊，其《过祖将牌楼》：
拥节临沙漠，虚名动塞垣。欵降金虏壁，遗臭石牌门。
纵被專城陷，宁忘四世恩。千秋定唾骂，忍耻至今存。
《次子由过祖将旧第》：
田第朱甍起石门，豪华四世总君恩。
曾闻汉塞传雄略，今见燕氓唾苟存。
破堞云寒余旧宅，荒原日暮哭新魂。
天殃竟是胡庭辱，何不当年救我藩。
《途中望锦州怀古》其一：
一片孤城万匝围，纷纷天下羽书飞。
偷生老祖还迎贼，堪愧身边旧战衣。[57]
一叹三迭，谴责祖氏不能尽节反降清，与前述蒙古兵的英勇成鲜明对比，鄙薄之情由然而生。若是为敌所用，保存实力又为哪番？破釜沉舟，溃围一战，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就是这样成就了英名，更无论当年东征援朝的万历将士。沈之源更指出“祖大寿四代为元戎少傅，受国厚恩，古今无双，而治其第宅极其宏丽，则其不廉可知也。所谓牌楼，亦涉于浮夸。而本卫乃是大镇，而所建之地即官路也，承天子之命而往来者皆由于此，则为大寿者，何敢建其牌楼于官路也！中国纪纲之颓废，亦可见于此矣”[58]。他不仅从此看到了晚明武将的操守，更见识了当时纲纪之坏的具体情形。
中期如康熙朝时金锡胄《过祖大乐牌楼》（又有祖大寿牌楼，而其砻琢奇巧不及，高亦减数丈矣）：
瑶阁铭勋甲第东，层标金碧尚玲珑。
勒珉解道雕冰易，架玉真同刻桷工。
当日痴心忧石烂，至今釁罪认天通。
提兵不读嫖姚传，痛尔还亏四世功。[59]
《又叠》：
祖家双阁对参差，誇伐何须费巧倕。
健将当年若无比，残兵几岁与胡持。
百途力瘁婴城际，九仞功隳倍国时。
最恨千金归日阕，军中半菽泣寒饥。[60]
作为国之世将，祖氏纵然不能象汉代骠姚校尉霍去病那样建功立业，也用不着奴颜到将数世累积的金银财物俱献清人，而军中将士却不免饥寒交迫！徐文重、申晸、金昌集、李宜显、赵观彬、蔡济恭、洪良浩等都有以锦州、祖大寿及其牌楼为题的诗咏，或比之汉朝李陵牧羊塞外，或参之以唐朝张巡殉死守城，严厉谴责祖氏兄弟的偷生行为，败坏累世勋名的陇西家声，纵使渤海波涛万丈也难洗其辱。[61]
后期李晚秀《恨祖大寿》一首最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其情憎：
宁远城西石楼高，大字勒功三世谱。云是天聪旧俘奴，万人戟手嗤且怒。
嗟乎一死终须有，寿也胡不念曾祖。凌河军没款书通，锦州城破降幡坚。
只缘惜浔剑头魂，矢穷力竭甘为虏。鞮汗山前一椎髻，胡面汉肠谁能睹。
寄语来世掌钺人，全躯保妻徒自苦。[62]
据说祖大寿的妻子比丈夫有骨气。祖氏投降后，“所输银货杂物，络绎于路。其妻子方在宁远。大寿降后，密遣一人扮着樵服，贻

中国历史故事楚庄

书于厥妻，使之出来，则其妻责其负国不死，辞意严正，清将等闻之，亦为叹赏云云”[63]。金正中的总结可谓一锤定音：“自此往来之客，指牌楼而骂曰：二将军当建虏闯贼之时，立功效劳，可谓奕其家[声]，而一败之后与陵律同归，楼虽嵯峨，焉用彼哉！”[64]
一片骂声中，有几条记载显得特别。康熙七年冬至使书状官朴世堂记载：“过松山，张炫言癸未年间，大将祖大乐守此城，清人攻之，三年不下，杀伤甚众。及城陷，大乐死，清人怒其坚守，尽坑其民，夷其城，今有新集之民，凋残已甚。……杏山，亦祖大弼所守城陷而死。大弼，大乐之从弟云。”[65]这个说法被康熙二十五年陈奏兼谢恩正使郑载嵩、副使崔鼎锡、书状李墩等人继承：“在崇祯末，祖大寿镇锦州，制其从弟大乐守松山，大弼守杏山，大成守塔山，为犄角之势。与清人历年相持，松杏塔三堡率为其所陷，三人俱死之。清人愤其坚守，皆夷其城郭，至今破壁残垒，有不忍见者。”[66]康熙五十二年，三节年贡行书状官兼持平韩祉亦听到相同的说法：“崇祯末，祖大寿镇锦州卫，其从弟大乐守松山堡，大弼守杏山堡，大成守塔山堡，为犄角之势。与清人累年相持，竭力守御。卒之，松、杏、塔三堡俱被摧陷，三将殉节，清人患其坚拒，屠戮无遗，夷其城郭，三堡之间，积白骨为京观，至今累累于荒原衰草之间，令人伤心惨目，有不忍见者。或曰军门洪承畴镇守松山堡，日事娱乐，不恤将士，终至于军败降虏云，未知孰是。”[67]他对自己的见闻亦无把握，姑持且听且记的态度。
事实已经证明：“总兵官祖大乐、参将祖大成、游击祖大明，因系锦州总兵官祖大寿之昆弟，均留养之。其余文官都堂邱民仰、兵道张斗、姚恭、王子[之]祯、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其部属武弁，拒不投降，尽行杀之。”[68]但是，皇太极这次还是没有说对，因王廷臣也“内应献城”，故得馆舍居住，“供帐甚盛”。[69]传言既已失实，朝鲜士大夫以讹传讹也就在所难免。但揆其用意，当非为祖氏兄弟辩护，而是哀叹三城屠戮之惨。
从入关之初成以性论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以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70]到雍正七年金舜协所言：“观此牌，其工力之费不须更言，而皇恩之重，褒崇之典，如何也？乃以辽东委属于祖大寿，而有此崇显，冀其收功判荡之际，此实人臣效死殉国之地，而惟彼大寿忘恩降附，引入内地，则其罪岂但天人显戮而已哉，实是神鬼之阴诛者也。诗曰：勋庸家世三为督，罪戾丘山百不原。咏斯诗，览斯楼，愤慨益切矣。见其空楼，只如旧在，而空余其遗址焉。”[71]朝鲜士大夫一致谴责祖氏兄弟，乃因他们认定：牌楼所立之处，当即祖氏效死之地！从中体现出一种严苛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对肉食者与对平民毕竟不同！参照他们对江西被掳女子季文兰的态度就可看出，季文兰作为一个平民被难女子，尚能获取部分士大夫的同情（但要求她殉节的也为数不少），而祖氏兄弟则是世受皇恩的数世元戎，他们必须是金戈铁马扛鼎搴旗的战将！最后的归宿必当是马革裹尸、江东不返！天既不能如我愿，宽恕自然无从谈起！时光流逝，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在辽宁兴城的宁远故地，再见依然屹立的祖氏牌楼，默默述说这段屈辱交加的历史风云。
2、无樑屋
辽西走廊的这块故土，似乎能引发朝鲜士大夫太多的历史感叹。大小凌河、松山、杏山、高桥堡一带的无樑屋，也曾引起他们的注意，激发了后来具有丰富涵义的历史想象。但在康熙年间，历史的想象似乎还未成型。如崔锡鼎《风俗通联句五十韵》中提到的“土屋平如蓬，黍饭半成糜（私屋形上平无梁，以土涂，不盖茨。饭多唐黍而炊必多水）”[72]。雍正年间已渐渐酝酿出别样的涵义来。雍正三年，赵文命《路多无梁平屋子，闻皆汉人亡国后作此屋，仍传其俗云》：
自怀亡国痛，仍以屋无梁。旧俗传今日，遗氓表大明。
人情吁可见，其义绝堪伤。落日停车立，悲风来古京。[73]
虽说这种无国无梁的说法是得自传闻，但仍不免有猜测的成分在内。如金舜协过大凌河时，亦见“有古城遗址，此地曾是皇明末战场云。且店舍多无樑平覆之类，是因于唐人以为无所宗主之意欤？”[74]到乾隆年间，朝鲜使臣便确切肯定这种建筑蕴涵的特殊政治含意：“所过村舍店房多有无樑平屋，故问之。或以为近海之处，恐为海气所伤而作，或以为明亡之后，汉人有不服于清者，寓其无君之意而作，较此两说，虽未知其何是何非，而后说似有意义矣”[75]。或许他们是将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无樑平屋，嫁接过来转注这个复明无望的现实世界，赋予自然现象以特别人为的涵义，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这种历史想象似乎一直流传至光绪年间。
光绪二年，林翰洙记：“无樑屋自闾阳驿始。在昔皇明末，帅臣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关以外皆清人，兵连祸结，频年不解。清主乃下令曰屋之有樑，民之有上，大清未统，尔屋无樑，大明未革，尔民无上。维清人入关以前，尔无母敢作屋上樑？于是关外民皆起屋无樑。或云此地滨海，多风有拔故也”。[76]这里还具体地描述了清人的强力干涉。即使不提无樑屋，明清争战的历史也是难以忘怀的记忆。同治五年，进贺谢恩兼奏请行正使柳厚祚的从事官作《燕行日记》曰：“自兴隆店至二子三子台，如梦中经过。至闾阳驿，自此自无墚屋，而皆土覆涂灰也。……过杏山堡，此是古战场也。居人指祖将军、洪承畴战败之所也”。[77]光绪十三年进贺兼谢恩使行李承五、十六年政告讣使行洪钟永等一路走过广宁、闾阳、杏山、宁远、中后所等地，虽已不提无樑屋，但祖氏兄弟的牌楼仍不能不参观。[78]
3、呕血台
呕血台的故事与无樑屋有些类似。其真正起源已不易究诘，或许是源自关外汉人的创作，再经朝鲜士大夫的不断演绎，故事越发显得源远流长。它描述的是关于奴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清主，面对少年英姿的明将袁崇焕，不能得志而愤懑呕血的情节，具体地点则在宁远城外东南鸡鸣山上，山上有突兀高峰或高台，即为呕血台。
最平常的记载如朴趾源《热河日记》所云：过永宁寺“路旁有十数丈高峰，名呕血台。世传清太宗登此峰俯瞰宁远城中，为明巡抚袁崇焕所败，呕血而殂，故称之”[79]。同治五年柳厚祚的记载类似：“（宁远）城之东有呕血台。汉将袁崇焕以红夷炮击碎建虏一阵，骑步数万，一时震死。老酋长与十余骑夜遁，逃至此山，呕血而死，故因名其山云。”[80]这种缺乏细节描述的袁崇焕炮击清酋遂致其呕血的说法较为多见。
细节丰富的版本亦颇有不同。其一如：“世传袁经略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金稼斋日记所述传说略与此同。”[81]朝鲜汉语读起来虽略显别扭，但意思表达仍然清楚，炮掀清太祖的少年督师袁崇焕的形象俊朗而鲜明。这是咸丰十年申锡愚的记载，他还提到金昌业的说法与己略同——说明自康熙后期开始，类似的传说已开始出现，只是版本略有不同。
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袁崇焕帐底筑城的传奇：“（永宁）寺后有永宁台。乃明朝所设烟台也。其形方正，颓毁几尽。或曰此台乃崇德所筑。盖袁崇焕镇守宁远时，崇德以兵攻之，崇焕拒守甚严。崇德筑台于山上，俯瞰城里，日与诸将商思必破之策。一日，别作大炮，尽力攻打，毁破城□□隅。适夜深，退军，议以早朝驰入屠之。及晓，登台望之，雉□□□毁处已完。崇德大惊曰：是何神也，恨甚，呕血数升，撤围。□当城之破也，守者奔告崇焕，方对客围棋，点头徐应曰□□□慎勿动以惑众。回招从事，附耳语。从事退，作大布帐昼□□以蔽之，从帐底潜筑，不日城且完。后崇德侦知之，叹服不已。崇焕在时，不敢复有侵犯意。至今城中人指其台曰呕血台云。”[82]虽然字句略有阙失，但整个故事情节仍清楚完整，述说的是皇太极受挫于袁崇焕，从此不敢再犯宁远的往事。
与帐底筑城类似的传说是夜布冰城。如嘉庆八年徐长辅所记：“至东八里堡南望一山，突然高起，是鸡鸣山也。山顶有所称呕血台者，袁崇焕镇宁远时，清汗急攻之，以火炮碎城。将入，值日暮。以诘朝为期。崇焕夜以画布作城绷，障其城毁处。适天雨且寒，一夜间成一冰城，汗乘晓望之崩城，已完。大惊，遂呕血于此。故台以是名。或称驻跸台。
呕血台头朔气凝，受降城外阵云蒸。
关兵却恐春风早，销尽曾绷一夜冰。”[83]
似乎越到后来，有关呕血台的故事情节越加丰满。道光十二年，金景善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宗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宗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故因以名台云。”[84]袁崇焕不仅有胆有略，还有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这种说法并非仅见，只是崇焕的对手或云太祖，或指太宗，往往混淆不清[85]。
总之，在雄姿英发、胆气干人的袁崇焕面前，奴尔哈赤或其子皇太极（或仅泛指清酋）只能成为委靡的对立面。袁氏布置指挥镇定自若，或预埋火炮，或神奇修城，累得清酋父子忿恚难忍，呕血高台。歌咏其事的复不少见，如乾隆三十三年，李器之《燕行绝句》其四：
呕血峰头哭虏酋，雄城万堞祗今留。
可怜四代祖元帅，勋业空镌双石楼（宁远内外两重，城极雄壮。城东首山最高峰名呕血，清汗欲攻此城，上峰头望城池雄固，惊哭呕血，因名其峰云。城中街上有祖大乐、大寿两石牌楼，制作壮丽精工，上刻勋伐）[86]。
机智英敏的袁崇焕，自然成为苟且偷生的祖氏兄弟的照妖镜，布满永远洗刷不了的耻辱，石锩牌楼反成讥讽的载体。乾隆五十八年，金正中也说：“（宁远）城之东有呕血台。汉将袁崇焕以红夷炮击碎建虏一阵，骑步数万，一时震死。老酋长与十余骑夜遁至此山呕血，故因名其山云。以余论之，承训之二儿子真豚犬耳。何足污笔舌也哉？千载之下，使一袁专美至今，光气烈烈，然横亘于沙碌之间者，其精魂不死也。呜呼，壮哉。[87]明朝留下的既有悲剧，更有壮烈的史诗。乾隆四十三年，蔡济恭的《呕血台》（昔袁崇焕镇宁远卫，建酋来犯，崇焕伏地雷炮于城外，诱入虏骑累万，烧杀无遗类。虏酋独以身死，呕血数斗，至今名其处为呕血台〉：
一震雷机万甲灰，老酋心折此高台。
明朝不杀袁崇焕，直斩长鲸饮血迴。[88]
令读者体会面对呕血台，回想袁崇焕坚守宁远的往事，感叹若不是明朝自毁长城，直捣黄龙也不是空想的悲怆。
李晚秀的《哀袁都督》为类似的故事做了一个总结：
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89]
呕血台的故事在关外、朝鲜广为流传，说明清朝即使已建立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流传于康熙后期或许可以证实这点），但民间传说的话语仍有自己的立场和评判，尤其是对屈死的英雄袁崇焕，人们更愿不惜笔墨、长盛不衰地赞颂和讴歌他，宁远城也成为清入关前两代女真大汗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
4、胡无百年运
尽管在万历援朝战争后，朝鲜士大夫一直对明朝长怀感恩之心，但在清朝建立稳固统治后的百余年，他们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通过“胡无百年运”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最初的内涵只有四十年。如康熙八年闵鼎重所记：“胡人衣制本作狭袖，而于袖口作马蹄状，以覆手背。问之译官，则旧有红头马蹄袖，四十年天子之谶。胡译郑命寿等亦尝唱言，久有此谶，吾辈当享四十年云。”[90]郑命寿是清朝入关前后最为著名的朝鲜通事，萨尔浒战役后，跟随朝鲜元帅姜弘立被俘降清，后在清军入侵朝鲜的丙子（1636年）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清人重视，甚为朝鲜君臣所忌讳痛恨，一直到顺治十年以后才失势[91]。看来，即使是受清人重用、死心塌地效命清朝的朝鲜通事如郑命寿者，也对清人统治中原没有信心。这应当是清人内部民众心理的一种反映——从入关伊始就对长期统治中原信心不足，而不仅是汉人或朝鲜人持此看法。因此，朝鲜使臣中普遍存在希望清朝早日灭亡，明朝尽快光复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如洪命夏《次书状韵》其一：
自少桑弧志四方，倦游今日转堪伤。
防闾但见誇金牌，民俗唯知奉佛堂。
天下有谁如管葛，古来无复铸禹唐。
何当扫尽溟濛祲，天地重恢日月光。
《次书状韵》其二：
中国封疆环九区，江南直北是燕都。
关防表里金汤固，梯航东西玉帛输。
今古忽从桑海变，衣冠还与语言殊。
汉中消息君休问，天下英雄未必无。[92]
他不愿认同清人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显然对恢复中原寄托了相当的希望。金锡胄《次副使韵》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戍削官骖减旧肥，脩程还喜近幽畿。
译诗生舌今须熟，贾倩他金且莫挥。
辽俗易污人尽变，尧封欲问世都非。
苍穹不是全忘汉，早晚重恢有转机。[93]
他也相信中原必有恢复的一天。康熙三十三年吴道一《西坡集》卷三《诗·又》较早地提出胡运无百年的意象：
明宫法殿摠依然，触目沧桑万事迁。
毳幕高张九级阶。霜蹄乱蹴入花砖。
人心从古眷真主，胡运元来无百年。
此理本明何久爽，吾将抆泪问高天。[94]
到康熙中叶，朝鲜使臣依然相信胡无百年运，只是时限已从顺治年间的四十年运统延长到一百年了。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康熙四十三年，朝鲜肃宗三十年，明朝灭亡已臻一甲轮回，朝鲜特在汉城（今首尔）昌德宫禁苑之西建造大报坛，以追思明朝万历皇帝“再造罔极之恩，以寓欲报之诚”[95]。与此相表里的是朝鲜国内流行“宁古塔败归说”，反映出朝鲜对清所持的危机意识。[96]此说源起康熙十三年，平西王吴三桂等人反叛清朝，朝鲜国王估计“不出数年，中原必大乱，彼若见逐，则必归宁古塔。既归宁古塔，则咸开以北，非我所有，岂非大可忧乎”[97]？此后，朝鲜使臣一直忧心冲冲地关注战事结果及吴三桂余部的反应，留下相当多的历史记载，或打听民心所向，或访问三桂余部，内容之丰富，甚至可另撰专文进行探讨。
雍正七年，金舜协《燕行录》记载：“胡皇窃据神器之后，常忧胡无百年运，且念元顺帝逃归旧土，设有早晚穷蹙之患，则欲归于宁古塔。”“闻胡皇内有早晚逃归之计，故山海关门楼倾颓而无余，城堞圮毁而不固。且吴三桂所割长城处，至今成路，其余城邑，颓圮将尽，而视居天位如视逆旅，曾无修葺之意。而外施大言，掩人耳目。曰帝王之为治，在于德不在于险，如以险为可守，则朕之先皇，何以路长城而家四海乎云云，然其实则怯云耳。”[98]雍正年间的朝鲜使臣，仍然坚持宁古塔逃归说，以夸张视清帝，并责之内里胆怯，令人觉得清人似乎仍不具备理直气壮统治天下的心气。
乾隆十年，赵观彬《运石》诗亦言：“胡运岂能久，民生亦可怜。不知此天下，何日复正朔。”[99]其《抒愤》诗：“宫观依然帝者居，宏观知是大明余。百年皇极无龙衮，五夜端门有象车。白鼻纵横皆贝勒，红头匝杳尽穹庐。堪羞弱国金缯使，跪叩殊庭尘满裾。”[100]其《感怀》：父母吾邦万历明，至今盛德荷生成。岛夷豕突三京陷，天将鹰扬一域平。
环土不忘安堵惠，列朝靡懈拱丞诚。沧桑世界无穷恸，血食皇坛大报名。[101]
虽然清朝战胜了三藩的反叛，平定了台湾郑氏六十年的相抗，并对西蒙古准噶尔部不断用兵并取得胜利，也没有打动长期以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人，他们对清朝的认同感，到乾隆中期仍然迟迟没有建立。
乾隆四十三年蔡济恭《记闻》之二：
一统山河已百年，汉人为苦满人便。
如何五世称皇帝，进退荣枯有是偏。
又作《凌河叹》：“大凌河，小凌河，人烟萧条不盈坡。闻道蒙古动成群，有时撇捩如电过，公然掠取民家妇。白日驮去阴山骡，以兹民不奠其居，百家今有数家余。清皇亦畏蒙古盛，内家婚嫁皆相于。厥俗枭鸷厥马健，他时猾夏将何如？凌河之忧姑舍诸。”[102]除了忧心忡忡地关注形势外，他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茫然看着亡国汉人的艰辛生活，以及统治者清主同样紧张而忙碌的不轻松。
已有研究表明，朝鲜士大夫对清朝统治正统性的认识，在乾嘉之交出现了转折，“宁古塔败归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主张学习清朝“利用厚生”的北学运动占了上风。[103]有意思的是，与之相应，朝鲜使臣经辽西走廊燕行时，不再关注无樑屋，转而关注起醫巫闾山了：“自昆仑落脉，连延横亘，经蓟辽千里之野，为此山一支，东走为我东之白头，盖昆仑白头为东西祖宗，而此山倔强北方，中立若不庭者，自周汉以来，其下种落大盛，或抗衡中国，良以是山之气也”[104]。他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自然山川之气中为满族强盛寻找先天的力量。同时，朝鲜使臣也重视起满族的传统传说：“白头山，一名不咸山，山上有大泽，号塔门湖。一日，仙女三人自天而下，逍遥泽畔，忽灵鹊含一物如枣栗者置少女怀中而去，女吞之有娠，生一男子甚奇伟。……”[105]从另一个角度，通过叙述满族祖先及发祥地的传说，朝鲜使臣最终建立起对清朝统治正统性的认识。
从醉心探索塔山守将之谜，痛恨祖氏兄弟息战降清，到编造无樑屋的政治涵义，津津乐道呕血台的传说，朝鲜使臣的历史认识有着不变的特点——那就是崇尚英雄，痛恨降臣，尤其是数世元戎却不为守边死战的祖氏老将。其判定人物的标准一旦深入道德层面，就很难有转寰的余地了。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他们从信奉“胡无百年运”，希望明朝复兴，清朝象元朝那样退回关外，到转而承认清朝强大有自，关注点从无樑平屋转向醫巫闾山，他们的历史观也并非一成不变。其间，既有痛苦转折的心理痕迹，也有政治因素、道德层面的不同区分。相比之下，我国史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如清承明祚是历史的必然等，就有些大而化之了。若此，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何朝哪代不是历史的必然？明亡清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认真研究分析，探明何以清承明制仍得延祚近三百年？奥秘何在？可喜的是，这已成为近年来美国“新清史”学者阵营的主要工作，他们小心探讨其中种种可能制胜的因素及相关领域（如西北史地），认识清朝满族统治者何以从“汉化”以外的领域，开辟自己的统治道路[106]。清朝统治者宣称天授其运，难道我们现代的史学工作者还要附和这一点吗？
--------------------------------------------------------------------------------
[1] 《沈阳状启》壬午年四月二十一日，承政院开拆，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5年版，第442页。
[2] [朝鲜]成以性：《溪西先生逸稿》卷一，《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18，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3] [朝鲜]李渲：《松溪集》卷二，《燕行录全集》卷21，第448-450页。
[4] 同上，第448页。
[5] [朝鲜]申濡：《竹堂先生集》卷六《燕台录》，《燕行录全集》卷21，第68-74页。
[6] 如四行末句之“斃”字，又所谓松杏相继陷，事实是松山陷落后，塔、杏依然在顽强抵抗。塔山在毁城之后半月，杏山才最后请降，因此保全了大部军民的性命，却从此做了亡国奴。
[7] 按：阅读明档，发现不少明廷当时颁发“犒赏银”或“购勇银”的文件，如崇祯十三年七月，明廷兵部差官王梦龙解至辽东犒赏银二万两，十四年五月又发内库银三万两到蓟辽督师军前赏功购勇，分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兵部行〈辽抚方一藻咨〉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铅印本，第641页；乙编，第四本，《兵部行〈钦发蓟辽督师军前赏功购勇银两〉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第320页。
[8] 《沈馆录》卷三，页十六，《辽海丛书》本第四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2769页。
[9] [朝鲜]金锡胄：《擣椒录》上，《昔庵先生遗稿.》卷六，《燕行录全集》卷24，第55-56页。
[10] [朝鲜]金锡胄：《擣椒录》上，《昔庵先生遗稿.》卷六，《燕行录全集》卷24，第57页。
[11] [朝鲜]徐文重：《燕行杂录》，《燕行录全集》卷24，第302页。
[12] 同上，第365页。
[13] 未详：《燕中闻见》摘录，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月进贺谢恩兼陈奏行正使全城君混、副使左参赞权愈、书状官执义金元燮，《燕行录全集》卷95，第93页。
[14] [朝鲜]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庚子燕行诗》，《燕行录全集》卷35，第174页。
[15] 同上，第353-354页。
[16] [朝鲜]赵文命：《鹤岩稿》，《燕行录全集》卷37，第105页。
[17] [朝鲜]赵尚絅：《燕槎录》，《燕行录全集》卷37，第168-169页。
[18] [朝鲜]蔡济恭：《含忍录》上下，《燕行录全集》卷40，第356页。
[19] [朝鲜]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75，第91页。
[20] [朝鲜]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塔山所》，《燕行录全集》卷66，第157页。
[21] [朝鲜] 姜时永：《輶轩续录》卷二，《燕行录全集》卷73，第84-85页。
[22] 同上，第62页。另未详《燕辕日录》卷二《附沿路事实》载几乎相同的说法：“塔山稍开旷，有数百户。世传松杏之陷，此城守将知势不可支，率其麾下自投炮火而死，其节义可尚，惜其姓名不传，而或谓卢象昇也。”或即金氏说亦未可知，载《燕行录全集》卷95，第320页。
[23] [朝鲜] 金景善：《燕辕直指》，载《燕行录全集》卷71，第58页。
[24] [朝鲜]申锡愚：《入燕记》一，载《燕行录全集》卷77，第172页。
[25] 参见杨海英：《朝鲜士大夫的“季文兰情结”和清初被掳妇女的命运》，载《清史论丛》2007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26] 《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以下简称《内国史院档》）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

笑死人的中国历史故事集

989年版，第467页。
[27] 《内国史院档》第467-468页。
[28] 《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崇祯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簿》，第77页。
[29] 《明清史料》丁编,第七本,《兵科抄出辽东巡抚方一藻题本》，第604页。
[30] 同上，《兵部行〈御前发下关宁总监高起潜题〉稿》，第619页。
[31] 《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蓟辽总兵官左光先塘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第992页。
[32] 《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辽东巡抚叶廷桂塘报》，第370页。
[33]《内国史院档》上册，崇德七年四月，第477、473-474页。
[34] 同上，第468页。
[35] [朝鲜] 金景善：《燕辕直指》，载《燕行录全集》卷71，第46页。
[36] 同上，第57-58页。
[37] 《昭显沈阳日记》第六册，《燕行录全集》卷26，第54、69、74页。
[38] 按：杏山城人口按《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73-474页所列武将、文员、生员、兵丁及妇孺各项统计相加所得。
[39] 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洪承畴降清》条载：“至今江南镇江多锦州妇人，俱辽兵携至者。”（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331页）可见有不少锦州被俘妇女后来跟随南征的清军到了江南。
[40]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四月辛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9页。
[41] [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中，《燕行录全集》卷22，第87-88页。
[42]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松锦记事残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第80页。
[43] 李清：《三垣笔记》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6页；《明季北略》上册，《洪承畴降清》，第330页。
[44] 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中，《燕行录全集》卷22，第84、88-89页。
[45] 《燕行录全集》卷37，第301页。
[46]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本第456册，第349页。
[47] 同上，卷八十，第456-390页。
[48] 《沈阳状启》，第616-617页。
[49] [朝鲜]李渲：《松溪集》卷二，《燕行录全集》第21册，第450页。
[50] [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中，《燕行录全集》卷22，第95-96页。
[51] 佚名编：《明季殉节诸臣拟谥忠烈清册》，清抄本，《希见明史史籍辑存》，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7册，第113页。
[52] [朝鲜]俞彦述：《燕京杂识》，《燕行录全集》卷39，第306页。
[53] [朝鲜]金舜协：《五友堂金公遗稿》，《燕行录全集》卷38，第259页。
[54] [朝鲜]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37，第457页。
[55] 《燕行录全集》卷37，第591页。
[56] [朝鲜]李晚秀：《輶车集》，《燕行录全集》卷60，第418-419页。
[57]《燕行录全集》卷21，第509、77、449页。
[58]《燕行录全集》卷18，第93页。
[59]《燕行录全集》卷24，第59页。
[60]《燕行录全集》卷24，第61页。
[61] 参见《燕行录全集》卷24，第61、203页；卷22，第454页；卷29，第516页；卷35，第174页；卷37，第590页；卷40，第359页；卷41，第254页等。
[62]《燕行录全集》第60册，第459-460页。
[63]《沈阳状启》壬午年四月十九日，第440页。
[64]《燕行录全集》卷75，第93页。
[65]《燕行录全集》卷23，第256-257页。
[66]《燕行录全集》卷95，第75页。
[67]《燕行录全集》卷29，第283页。
[68]《内国史院档》第476页。
[69]《昭显沈阳日记》第六册，《燕行录全集》卷26，第60页。
[70]《燕行录全集》卷18，第146-147页。
[71]《燕行录全集》卷38，第256-257页。
[72]《燕行录全集》卷29，第423页。
[73]《燕行录全集》卷37，第44页。
[74]《燕行录全集》卷38，第249页。
[75]《燕行录全集》卷39，第30-31页。
[76]《燕行录全集》卷78，第154页。
[77] 佚名：《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75，第326、327页。
[78] 《燕行录全集》卷86，第136-139页；第451-452页。
[79]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80]《燕行录全集》卷75，第329页。
[81] 申锡愚：《入燕记》，《燕行录全集》卷77，第174-176页。
[82] 《燕行录全集》卷29，《两世燕行录》，第284-285页。
[83] 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二《呕血台》，《燕行录全集》卷66，第161-162页。
[84] 金景善：《燕辕直指》，《燕行录全集》卷71，第63-64页。
[85] 按如未详《燕辕日录》卷二《附沿路事实》所记的呕血台，见《燕行录全集》卷95， 322页。
[86] 李器之：《一庵集》卷一《燕行诗》，《燕行录全集》卷37，第299页。
[87]《燕行录全集》卷75，第94页。
[88] 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十三《含忍录》上，《燕行录全集》卷40，第358页。
[89] 《燕行录全集》卷60，第418-419页。
[90] 《燕行录全集》卷22，第372页。
[91] 参见杨海英：《朝鲜通事古顾尔玛浑（郑命寿）考》，载《民族史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92]《燕行录全集》卷20，第403、405页。
[93]《燕行录全集》卷24，第71、72页。
[94]《燕行录全集》卷29，第66页。
[95]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34-4235页。
[96] 参见韩国学者裴祐晟《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一志社1998年版）及李花子：《17、18世纪朝鲜对清的危机意识及其克服》，载《清与朝鲜关系史研究》附录三，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
[9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4138页。
[98] 《燕行录全集》卷38，第367、249页。
[99]《燕行录全集》卷37，第585页。
[100] 同上，第597页。
[101] 同上，第602-603页。
[102]《燕行录全集》卷40，第338、411-412页。
[103] 参见韩国学者裴祐晟《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一志社1998年版）及李花子：《17、18世纪朝鲜对清的危机意识及其克服》，载《清与朝鲜关系史研究》附录三，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
[104] 《燕行录全集》卷75，第86页。
[105] 《燕行录全集》卷75，第321页。
[106] 参见Mark C.Elliott：《满学研究在欧洲和美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Harvard University），2007年1月13-14日，东京“东亚边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感谢定宜庄师姐所赐。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0987.html

以上是关于明朝-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明朝-塔山守将之谜及其他——朝鲜士大夫关于明清争战的历史记忆；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1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