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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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

根据清初档案记载，李自成于顺治二年死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即今湖北省通山县。详见《清初档案确证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一文，载《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清代档案在20世纪初曾几度面临毁灭的命运，经有识之士的几度抢救才得以幸存下来。30年代以后，整理、披露了一小部分，大规模整理、刊布、利用，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
正因为清初这些原始文书“养在深闺人未识”，当时无人了解也无法查阅这些档案。各项公私记载根据各自的信息渠道，有的还加上了一些想像，于是李自成之死于何时何地，便出现了多种说法。但李自成死于战败之后，各书记载是一致的。直到李自成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现了李自成遁迹空门的传说。“禅隐”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各不相同，以“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在清初夹山寺确有一个奉天玉和尚，而李自成又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此一奉天，彼一奉天， 经过一番似是而非的联想和推理，于是石门夹山寺的奉天玉和尚便被认为是兵败后遁入空门的李自成。首创此说者是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但他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故事，只是作为传闻之词留给后人。
上述珍贵的清代档案深藏大内，清代的学者是不可能看到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档案。但这些学者以自己的深厚功力，精密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和清初档案的记载完全一致。
20世纪的下半叶，先后又有许多学者如李文治、金毓黻、郭沫若，以及顾诚、秦晖、栾星、张国光、童恩翼等等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正是在几百年间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1月，经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的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经经过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李自成之死于何时何地，是一个早就解决了的问题。
一个早有定论而近十余年来由于开发旅游景点又重新成为争论的热点。参加争论的主要是两派：一派维护早有的定论，认为李自成兵败后于顺治二年五月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地区被当地乡勇杀害；另一派则认为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以奉天玉和尚名义秘密指挥联明抗清20年，并根据这一观点耗费巨资按明十三陵模式修建仿古建筑群，命名为“闯王陵”。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被导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误区。
一、铁肩担道义的舆论监督
此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最早对“闯王陵”提出批评的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记者前往湖北通山九宫山和湖南石门夹山寺进行采访，摄制了电视片《棒槌岂能当针》，于1995年7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播出。记者不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但凭他们的职业敏感，明确指出石门的所谓“闯王陵”纯系伪造，伪造的目的纯系招商引资。片名中的“当针”，是“当真”的谐音。节目主持人毫不含糊地指出：“严格说，这是一种历史造假行为，上对历史，下对后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记者采访了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周用金同志，问他：“你是怎样看待历史教科书的呢？”周用金回答：“我们觉得这是贻误，我们有责任改写这段历史。”节目主持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这么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问题提出新的假说，没有全面论证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就投入大量资金修盖陵墓，而且不加真伪地四处宣传。这样做的原因，恐怕不在于李自成死在哪里这件事本身，而在追求借助李自成能够获得社会的经济效益。”根据我们对湖南石门新建的“闯王陵”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那是百分之百的赝品。①
记者的职业眼光是敏锐的，确实抓住了时下颇为流行的一种不正之风，并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了开发旅游资源，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科学，甚至糟践文物、伪造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选择石门“闯王陵”为典型例子，在中央电视台曝光，也不能不说是既有眼力又有魄力的舆论监督。1995年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又在“地方台”栏目中播出了一部长约半小时的电视片，名为《烟波乙酉》。片中还介绍了许多知名学者汇聚《光明日报》举行的“纪念李自成殉难350周年学术研讨会”。李文治教授在发言中说，他仍然坚持他在1944年写的《晚明民变》中的观点，即李自成于清顺治二年在湖北通山被当地乡勇杀害。他明确指出：“李自成脱离队伍，入寺为僧的说法完全是虚构的。”王春瑜教授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某些地方搞假文物成风。对此，史学家应当清醒对待，而不可推波助澜。否则，史学家的良心何在？对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科学的严肃性。”②
石门县的领导人并不讳言“闯王陵”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兴建的。当时任中共石门县委书记的周用金同志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修了这座陵园以后，来石门考察的，研究历史的，观光的游客，各种成份都有。还有国外的学者、客商都在我们这里考察，大大提高了石门的知名度。这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③如果仅仅是出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的目的，利用传说开发旅游资源，那当然是可以的，学术界大可不必介入此事说三道四。但是，如果涉及历史科学的严肃性，那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而石门县正是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传说，作为历史事实推向学术界，并邀请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人员参加他们举办学术讨论会，或者与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合办学术讨论会。把传闻之词当作真实的历史，并且加大宣传力度，宣称当地新发现的文物，足以改写清初历史。为了把传说变成历史，湖南省石门县多次举办了大型学术讨论会。引人注目的有，1985年在石门县举办的“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1993年“李自成学术讨论会”、1996年中国明史学会与湖南省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会在石门县联合举办了“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1998年中国明史学会与石门县政府联合举办了“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从与会人员名单上看，参与这项活动次数最多、人数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明史学会。参与这些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明史学会的人员，没有一人写出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论证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而会议提供给媒体的宣传报导材料，总是以这两个有名的单位领衔。1996年3月至5月间，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作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学术讨论会的大动作。
二、出乎常理的动作引发出乎意外的后果
中国明史学会与湖南省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会联合召开了“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④，会上通过了《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议综要》。这份《会议综要》中有如下两段文字，值得原文照录：“夹山说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接近最终结论的程度，应把夹山说摆在这一领域的主流地位。但考虑到九宫山说的形成由来已久，并在特定环境下曾一度处于正统地位，一时难以彻底否定，目前仍予以保留，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于夹山说之后。”“九宫山说的混乱可疑，夹山说的确凿可信；使史学界对有关李自成归宿问题的研究，由一说独尊，到两说并存，进而确定夹山说的主流地位。”经几百年众多学者辛勤考证，大量确凿史料为依据，并经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由两个民间学术团体用一纸《会议综要》彻底否定了。只是因为“一时难以彻底否定”，才允许“目前仍予以保留，可以用注解的形式附于夹山说之后。”
中国明史学会与湖南省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分别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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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要》的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会议综要》经这两个学会的负责人签署之后，大大增加了宣传的份量。会后各媒体对这次“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及《会议综要》作了详细报导。《光明日报》1996年4月9日在第5版上，用了比较审慎的标题报导了这次“鉴定会”，题为《石门夹山说——史学界再探李自成归宿问题》。《文汇报》1996年4月2日在第5版上报导这次“鉴定会”所用的标题是《中国明史专家学者认定——李自成“禅隐夹山”应为归宿问题主说》。《湖南日报》1996年3月26日在第1版上报导了这次“鉴定会”，所用标题是《中国明史学会专家学者在石门认定——李自成禅隐夹山应为主说》。《常德日报》1996年3月27日头版报导这次“鉴定会”时，所用标题是《全国最著名的明史专家一致认为——李自成禅隐夹山已成主论》。这样一种宣传势头，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的观点，现在只被允许用注解的形式附于夹山说之后暂时予以保留，到底有什么根据？当然也会进一步思考：1988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需要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研究，重新审核？石门县委书记周用金同志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所知甚少，却斩钉截铁地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表示：“我们有责任改写这段历史！”
正当这个宣传势头正旺之际， 1996年6月18日，中央领导同志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交代了三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李自成的结局问题，并且明确指示要由历史所负责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199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指示历史研究所组建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课题组对双方讨论的情况作了认真研究以后，清醒地认识到，早已成为定论的李自成之死之所以又引起争论，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学者宣称，新发现的文物足以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因此课题组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有关文物。在实地考察之前，细心研究了有关文物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说明，并学习了国家历年颁布的有关文物保护法规。1996年9月，课题组赴湖南石门考察时，我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亲眼察看过全部文物，包括奉天玉和尚“墓”及其随葬品以及从各地征集来的文物，也看过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签署的文物鉴定书。我们把旅游业兴起前当地发表的有关奉天玉和尚文物的文字报导和图片资料，与现场的实物作一细致对照和比较，很快就发现一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抵触的作法和文物鉴定书中的许多破绽，并且向当地党政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两点初步看法，没有把奉天玉“墓”发掘清理后按原貌保存下来不妥，文物鉴定书漏洞太多。课题组回到北京后，在向领导汇报进展情况的《工作简报》中就明确地写道：“石门县的另一问题是鉴定书不合格，在鉴定书上签字的专家，与他们从事的专业完全不符。我们看出了好几处破绽并向他们一一指出，他们才承认：鉴定书是由石门县博物馆匆忙写成后，请专家签字，然后送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盖章。”⑤
当我们向当地党政领导明确表示文物鉴定书不合格之后，石门县博物馆的同志火速带着几件关键性文物和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重新签发的文物鉴定书赶赴北京，请求更具有权威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签署鉴定意见。1996年11月27日如愿以偿。我对这些匆忙之间签发的文物鉴定书，持有不同看法，撰成《“奉天玉诏”铜牌真伪之辨》一文，初稿曾寄送几位签名的专家交换意见，改定后在《明清论丛》第二辑上发表。
1997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写出了课题组研究报告初稿——《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根据清初档案、地方志、清实录、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及有关文物，在14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课题组研究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在清初确有一个奉天玉和尚，为振兴夹山寺尽心尽力。新发现的文物不但不能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恰恰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只是历史上的一种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结项工作于1997年10 月开始，严格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将课题组的全部材料，连同课题组内持反对意见的文章，经历史所审核后，报院科研局审核，于1998年2月经院领导批准，同意结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全面开展工作的同时，国家文物局根据领导指示组建了一个文物鉴定小组，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文物鉴定专家于199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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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先后赴陕西省米脂县、湖南省石门县、湖北省通山县对与李自成有关或可能与李自成有关的文物进行全面鉴定。这是一次专项鉴定活动。鉴定组对文物实行独立鉴定，不受任何学术观点的影响。鉴定组与课题组各自独立工作，各作各的结论，互不干预，鉴定结论直接对国家文物局负责。凡能确定为李自成用过的文物，要集中到故宫博物院来。经过专家们对有关文物进行鉴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件文物可以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鉴定组的鉴定结论和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基本观点一致，并分别上报。
这样的结果是当初发动大宣传动作的主持者意想不到的。
三、湖南省几家权威机构的观点
正当课题组有了初步结论时，突然有同志提出劝告，按其在历史所的领导地位来说无异于向我发出警告：课题组的结论要有利于湖北、湖南两省的团结。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劝告。我认为，学术上的是非和学风上的是非，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求得团结。如果写出一个和稀泥的结论（比如“两说并存”或“李自成不知所终”等等），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对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只要对学术信息不十分闭塞的人都知道，湖南省几家在学术上享有权威地位的机构都认为，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在他们的权威出版物中，都不采用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并在幕后秘密指挥联明抗清的观点，因而根本不存在所谓两省团结问题。现举例说明如下。
《中国文物地图集》是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一套大型工具书，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31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卷1册。《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在《前言》中说，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先后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80年代的一次文物普查，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容广泛。为了对历史文物的调查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它将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长远战略决策与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和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尽可能避免在生产过程中造成对文物的破坏。”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湖南分册》是湖南省文物局编制、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其中关于石门县的文物，有3处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140-B，奉天玉和尚“墓”（王按：墓字上的引号是我加上去的。下同。）[杨坪乡夹山寺，清代，县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夹山大雄宝殿西南的山坡上。封土堆已无存。1983年清理，“墓”为石室结构，一“墓”三穴，左右两穴均已扰乱。左穴出土有镇“墓”符箓，右穴有陶釉缸，中穴有青花瓷坛和砖铭。砖铭为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刻，翰林院进士刘瑄撰文，记载高僧领徒开山丛林大举之盛况。
142-C2 ,夹山寺[杨坪乡夹山寺村北，清代，省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代，清道光年间重修。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现仅存大雄宝殿，砖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殿内置金柱4根，雕花柱础，明间梁枋饰镂雕雀替。现存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夹山纪事”碑，碑通高1.86米，宽0.69米。该寺传为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兵败隐居之处。1930年红二军驻此，曾在大雄宝殿后墙书写“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常备队，杀尽土豪劣绅”等标语，标语至今犹存。
143-C3 洛浦寺[瓜子峪乡洛浦林场，清代，县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清道光十年（1830年）重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座北朝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前、中、后三殿。中殿砖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小青瓦硬山顶。
以上所引三段文字，记述了石门的三项文物。在过去，在一些学者的误导下，夹山寺曾被描述为李自成禅隐之处，并以“奉天玉诏”铜牌发号施令，在幕后秘密指挥联明抗清长达20 年之久，而洛浦寺则被描述为埋伏义军的隐蔽所。湖南省文物局是审慎的，在“夹山寺”条下交待了一句：“该寺传为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兵败隐居之处”，没有把传闻之词当作历史的真实。
湖南省博物馆的同志参加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的撰稿工作，馆长熊传薪同志任该书编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撰稿之一。
再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自1956年建所开始，一直致力于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优势。1994年12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推出了《湖南通史》，其中关于李自成之死，明确写道：“二年（1645）四月，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退至武昌，旋南下至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李自成牺牲。”⑥《湖南通史》是该所自1987年开始，集中二十余名研究人员，发扬自己的湖南省地方史研究的优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的。他们在撰写过程中，并充分注意研究了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参考了已刊发的各时代考古发掘的调查报告、研究性专著。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湖南通史》中关于李自成之死，没有采纳“禅隐”夹山寺的说法。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文物志》，是湖南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其中关于奉天玉和尚“墓”是这样记述的：“奉天玉和尚‘墓’在石门县城东南15公里夹山寺，传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墓。”⑧文中用了“传为”二字，说明作者没有把传闻之词当作真实的历史。
1997年，可以说是这一场争论的最具有意义的一年。 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组鉴定了有关文物，作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件文物可以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湖南省文物局编制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定位为一种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所作的结论是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在这之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写的《湖南通史》，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湖南省志•文物志》，都不认为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作为历史上的一种传说。这样的共识，大致上代表了学术界的共识，恢复了旅游业兴起之前的共识，也就是恢复了几百年间众多学者辛勤考证后的共识，也就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王春瑜先生所说的某些地方搞假文物成风，史学家切不可推波助澜的话，是极有价值的忠告。中央电视台在电视片《棒槌岂能当针（真）》中，明确指出石门的所谓“闯王陵”，是一种历史造假行为，上对历史，下对后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这是对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所进行的极有胆识的针砭。学术界的不正之风，非常需要弘扬正气，非常需要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舆论监督。学术界应该尊重这样的舆论监督。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文物”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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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然是学风问题
课题组有一篇文章是专讲学风问题的，题为《端正学风是解决李自成结局问题的关键》。列举了夹山“禅隐说”者在学风方面暴露出来典型的例子，归纳为以下六类：一、删除李自成死于兵败之后的记载；二、以不实之词轻率否定公认的可信史料；三、以篡改史料的方法抹煞李自成武昌东下惨败的真相；四、文物发掘、整理、保护及鉴定中的问题；五、无中生有为夹山“禅隐说”虚张声势；六、用想像代替科学研究。在课题组研究报告的结论部分也强调指出：“不管持任何一种观点，必须遵守史学研究的规范，最起码的要求是不可随心所欲地删改史料。”
1998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在湖南省石门县举行了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及会后散发了会长刘重日先生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⑨。我借来看了一遍，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本书，不可能改变已经形成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各有关部门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认真研究所取得的共识。而刘重日先生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却用人身攻击代替踏实的钻研。
刘重日先生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一书，又提供了许多学风不正的例证，可惜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现仅以侯良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为例，此文题为《关于〈李自成结局研究〉中涉及文物工作的几个问题》。为了增加这篇文章的宣传份量，文末特地标明作者是“原湖南省文物处处长”。在学术论文中特地标明作者过去当过什么行政官员，这在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例子。侯良同志毕竟是做过文物领导工作的，很善于抓住文物工作中的要害。他写道：“其实，1969年（引者按：应为1959年）、1983年两次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夹山寺，其中并未包括奉天玉和尚墓，王先生曾到实地看过，夹山寺距奉天玉墓有很大的距离，故夹山寺的保护范围又如何能划到那里去呢？”⑨侯良同志真会抓要害，如果这一段话是真实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我进行的最有力的一次反驳。如果真如侯良同志所说，奉天玉和尚“墓”确实不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之内，那么石门县在奉天玉和尚“墓”及其周围大拆大改，按明十三陵模式修建仿古建筑群——闯王陵，就没有什么不妥，就不应该受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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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样就把我在课题组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的第八节“奉天玉和尚文物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推翻了，而且使我撰写的批评奉天玉和尚“墓”的发掘、保护等方面违反国家文物法规的几篇专题论文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侯良同志断言：“夹山寺距奉天玉墓有很大的距离，故夹山寺的保护范围又如何能划到那里去呢？”以侯良同志曾经担任过“省文物处处长”，又用如此斩钉截铁的语气，很容易使读者深信不疑。绝大多数学者没有机会到石门一看，到此一游的人也未必留心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看过一眼标志牌的游客也不可能细心考究标志牌上标示的保护范围。这一说法，是极易迷惑读者的。
我必须迎接真与假的较量。为了弄清倒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我最近又仔细地看了手头保存的照片和录相带。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夹山寺”标志牌，是耸立在夹山寺前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判明真和假的试金石。现将该“标志牌”全文照录如下：
　　　　 夹山寺
湖南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公布
常德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立。
夹山寺，又称灵泉寺，始建于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历经唐、宋、元三朝御修。明末清初有奉天玉大和尚（即闯王李自成）禅隐该寺二十余年，大兴土木，禅关重启，后毁于兵燹。清道光年间再次重修天王殿大雄宝殿。
1959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东至大雄宝殿东50米处，南至剩粮桥，西至奉天玉和尚墓西50米处，北至狮子岭南脑。
标志牌是石刻的，是湖南省人民政府1983年10月10日公布，由常德市人民政府1992年9月18日建立的。石碑上面所标明的保护范围，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奉天玉和尚“墓”明明在保护范围之内，四至清楚，毫不含糊，怎么可以说不在保护范围之内呢？
侯良同志还说：“而闯王陵正式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省政府文件上确定的保护范围为四向各至墙基外50米处。”⑩由于侯良同志过去曾担任省文物处处长，文中还提到了有“省政府文件”云云，这一切都很容易使读者深信不疑。
我没有机会看到“省政府文件”，但我对侯良同志所说“闯王陵”曾正式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说法，不敢信以为真，怀疑的理由如下：
怀疑理由之一：在奉天玉和尚“墓”的地表上，发掘前是耕地、荒丘、林圃、灌木丛和几十座坟墓。可以称之为文物的，有残存的大雄宝殿和被扰乱过的奉天玉和尚“墓”。石门县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地面上按明十三陵的模式修筑了仿古建筑群，取名为“闯王陵”。 这是几年前竣工的仿古建筑群，既不像和尚庙，也不像帝王陵，称之为文物尚且不妥，湖南省人民政府怎么可能把这些仿古建筑核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呢？
怀疑理由之二：如果确是湖南省政府核定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还说省政府文件上确定了保护范围，请问：立了文物保护标志牌没有？立在何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湖南石门的“闯王陵”核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报国务院备案了没有？
怀疑理由之三：《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1997年9月出版时，奉天玉和尚“墓”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闯王陵”这时也已修成，是什么时候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把奉天玉和尚“墓”改称为“闯王陵”的？
怀疑理由之四：据1997年9月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所载，夹山寺传为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兵败隐居之处，湖南省政府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材料把传说改成了真实的历史的？
怀疑理由之五：据1997年9月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所载，石门县共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一处是新石器时代、商代的皂市遗址，一处是夹山寺［遗址］，此外没有一个名为“闯王陵”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志•文物志》的记载与此一致。这两种重要的文物著作为什么都“漏掉”了作为省级文物保单位的“闯王陵”？
如果以上五点怀疑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很难相信侯良同志的说法是真实的。
注：
①　参看《湖南石门“闯王陵”质疑》，载《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7-206页。《湖南“闯王陵”是昂贵的赝品》，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6期。
②　引自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烟波乙酉》。
③　这是电视片《棒槌岂能当针》的一段对话，转引自《石门文史》第4辑（李自成学术研究资料汇编）。
④　刘重日先生在他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中把这个会议名称改为“李自成归宿学术研讨会”，出于什么考虑 ，把会议名称中“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等字样删去，未作任何说明。为保持历史原貌，本文仍采用当时会标、会议文件、媒体报导所用的正式名称。
⑤　《李自成结局研究工作简报》第3期，1996年10月3日。打字油印本。在鉴定书上签名的共有6位专家，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里是享有盛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有的是先秦青铜器鉴定专家、有的是古瓷器鉴定专家，但没有一位是明清史的专家。但在文物鉴定书上却大量地而且是鲁魚亥豕地引用明清文献，和断章取义地摘录报刊上发表的证明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文章中的论据。这样的文物鉴定书，不像出自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之手。何况，这6位专家中有3位参加了《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编辑工作，有2位参加了《湖南省志•文物志》编写工作，并担任该书的领导，而这两部书中的观点是：李自成禅隐夹山寺是历史上的传说，详见下文。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些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怎么会在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的文物鉴定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呢；而这些文物鉴定书又写得那样糟糕，连我这样的外行都能看出许多破绽。详见《有关奉天玉和尚文物鉴定书商榷》，载《李自成结局研究》第126-148页。
⑥　《湖南通史》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⑦　参看《湖南通史》的“前言”和“古代卷说明”，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1-2页、第7页。
⑧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28卷《文物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427页。
⑨　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第364页。我托各地朋友购买此书时得知，此书系作者与三秦出版社协作出版，版权页上虽然印的是“新华书店经销”，但新华书店没卖过一本，三秦出版社发行科也没卖过一本，全由作者包销。
⑩　刘重日主编：《李自成终归何处——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第364-365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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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李自成-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李自成-李自成禅隐夹山寺仅仅是个传说——《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读后；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13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