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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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

今天开始讲“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这个题目，可以用三句标语包括起来：（一）怀疑的精神，（二）征实的精神，（三）假设求证的方法。现在就分这三点来说明。
一、怀疑的精神
怀疑是各种学问进展的出发点，学者与非学者间就是以能否怀疑为区别。清学的进展，也是以怀疑精神为先导的。在明末清初之间，有一位学者首先起来倡导怀疑的学风，这位学者是安徽省桐城县人，名字叫做方以智（号密之），他竭力主张做学问要怀疑，他说：“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怀疑的终点是在“深求其故”，怀疑不是白怀疑的。他又说：“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用了前人遗下的材料作为引起怀疑的对象，这便开了考据学上怀疑的学风。他又说：“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他所最反对的是只会装书的书簏，书簏就是指没有见解的读书人。
方氏以后，怀疑的学风大开。清初最善于怀疑的学者，第一是阎若璩。阎若璩号百诗，原籍是山西省太原县，寄籍在江苏省的淮安县。他是清初的一个著名学者，他有一部代表的著作叫做《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书是专辨《尚书》里的一部分名为《古文尚书》的伪经。《尚书》是我国从前最尊崇的经书，所记的都是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们的政治设施和格言。这部书在专制时代，上自皇帝们经筵讲读，下至蒙馆里学究教学，可以说没有一天不读它，这是怎样高贵和普及的一部书籍！但是阎若璩竟敢大胆的断定这部书里差不多有一半是假造的。从宋朝到明朝已有许多人怀疑过这部书，他就利用了前人已有的成绩，搜补了许多可靠的证据，就把这件案子定实了。虽然当时和后来有许多人反驳他，终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摇动他的结论。他这种惊人的成绩，当然会影响到清代的学术界了。
与阎若璩同时的，还有一位善于怀疑的著名学者叫做胡渭，号胐明，是浙江省的德清县人。他著了一部《易图明辨》，专辨宋儒所传下的“无极”、“太极”、“先天”、“后天”等虚渺无稽的说法。原来有一部经书叫做《易经》，它本来是有字无图的。到了宋朝，相传有个华山的道士叫做陈抟，他根据道家和方士的说法造成许多的图流传下来，后人再加上这些图，就说这是伏羲所传下，《易经》是本着这图做的。据他们说，就是龙马和神龟从黄河洛水里背负出来的，这些图便叫做《河图》、《洛书》。自从朱熹注的《易经》成了官家审定的教科书，而后人把这类图书放在他的《易注》的上面，于是宋朝新出的《河图》、《洛书》便真成了“《周易》之本”，大多数人都不敢对它怀疑了。胡渭不相信这些图书真是伏羲所传，他就引据旧文，层层辨诘，审判的结果，把道士们的图还给了道士们，把《周易》还给了羲、文、周、孔，从此不可一世的宋学就受了致命伤了。梁启超说胡渭这件工作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真是不错！
和阎若璩们同时的，更有一位姚际恒。姚际恒号立方，是安徽省休宁县人，寄籍在浙江省仁和县，他是清初怀疑精神最剧烈的一个学者。他的学问在当时以博洽著名，他著有《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等书。《九经通论》除《诗经》和《仪礼通论》外已经散佚，就《诗经通论》看，他疑古的勇敢真是使人惊异。他骂《诗序》，骂毛公，郑玄，并骂朱子的《集传》，压倒了一世的豪杰。他的《古今伪书考》分经、史、子三类，所列伪书有数十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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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上自《周礼》、《孝经》、《易传》等经传，下至许多史书和子书，他都很怀疑。他自叙道：“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以辨伪为读书的第一义，可见他真是一个疑古的急先锋了！
姚际恒以外，清初还有一个辨伪的大将，那便是毛奇龄。毛奇龄，号大可，学者称他做西河先生，是浙江省萧山县人，他作有《河图洛书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攻击图书的伪托，都在胡渭前。他又著有《四书改错》等书，明目张胆来攻击朱夫子；著《春秋毛氏传》，攻击当时著为功令的《胡安国传》，毫不忌讳。他更疑《周礼》、《仪礼》等书，大胆提出假设来攻击它们的作伪部分，怀疑精神的剧烈实不亚于姚际恒。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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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人好胜，喜欢立异，因为阎若璩说《古文尚书》是假造的，他偏翻过来说是真的，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反驳阎若璩，结果当然是失败的。毛奇龄以外，清初的怀疑学者还多，如黄宗羲、黄宗炎们的疑《图书》，万斯大的疑《周官》，都足以表现清初怀疑学风的一斑。
到了清代中期，怀疑的精神较为抑郁，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到述古考订方面去，这是怀疑学风盛行后必有的现象。然而试看乾、嘉诸学者的著述，种种工作，那一件不是先由怀疑引起的，如惠栋们的提倡汉人的经学，完全是承受怀疑宋学的学风。而戴震和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们的考据学，处处批判旧说的错误，这岂非也是一种怀疑的精神？号称清学全盛期代表学者的戴震，幼年时有一件故事，很足以说明清学正统派的怀疑精神。戴震十岁那一年在蒙馆里读书，先生教他读朱夫子的《大学章句》。他读到“右经一章”以下，便问他的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的话而曾子述之？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的意思而门人记之呢？”他的老师答他道：“朱夫子是这样说的。”他又问：“朱夫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道：“是宋朝时人。”他又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道：“是周朝时人。”他又问：“周朝离开宋朝有多少时候？”老师道：“差不多有两千年了。”他又问道：“那么朱夫子怎么知道这是孔子的话和曾子的意思呢？”说到这里，他的老师真被他问住，没法答复了。我们要知道清朝正统派考据家的考据方法，是首先问清各种说法的来源，然后看这种说法起源的时代而考察它是否可信。戴震幼年时便有这种精神，所以他能成为清朝一代考据家的领袖。
在清朝乾、嘉年间，还有一位在当时不甚著名的学者，而对于近代史学有很大影响的，那便是崔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县）人。他一生注力于考古史，成绩很大，著有《考信录》等书，怀疑精神的剧烈不下于清初的学者。他以为后世所传的古史说，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他主张信史起自唐、虞，唐、虞以上便不甚可稽考了。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在这里我且检出他两件有趣味的怀疑故事来谈谈：他年轻的时候，听人说：日食止于十分，月食有到十多分的，一般人都说这是月亮一夜食了两次，甚至于有人说曾经亲自看见过。他那时并没有见过历书，但觉得人们的说法不甚合理，心里非常怀疑。有一次，月食到十四分多，他晚上不睡觉去看着它，看到一夜，并不见月亮有再食的事。他就把这种发见去告诉旁人，大家都不信他。过了几年，他见了几种历书，历书上的说法果然同他的话一样，于是他便相信他的怀疑不错了。又他的同乡中有一家姓刘的，家里藏着两方星石，邻近的人相传，都说从前曾有天上的星落在他们的屋里，变成了这两方石头。崔述从小就听见这种说法，不相信。后来他同刘家兄弟交游，又亲自看见了那石头，还看见石上刻着的篆文同楷字，他还是不信。细细访问的结果，才知道实在并没有这件事。原来刘家上代在南方做官，得到了两方石头，觉得它的形状很奇怪，便刻上了些字，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拿来骗骗人开开玩笑罢了，不想一般人竟当真了。这两件故事都足以表示崔述的科学精神，凡不合理性的事，必要经过试验考察才能相信，否则无论怎样众口同辞，总该怀疑的。崔述又有一篇《只当行》，是一首白话的诗歌。什么叫做“只当”呢？这是一句俗话，凡人们起初不晓得某件事情的错误，任别人怎样地指点他，老是自以为是这样的；一旦事情暴露的时候，没话说了，还要自己宽恕自己说：“我只当是这样呢！”这便叫做“只当”。崔述痛恨这“只当”的弊病，便作了这首《只当行》来嘲笑世人。篇里有句道：“不视所以观所行，‘只当’两字胸中横。仪秦辩口入悬河，技穷其如只当何！前者只当已知误，后者只当仍不悟。世间大病皆可医，惟有只当无法施。”“只当”便是不怀疑；必定先要打倒了“只当”，然后才有学问可说。崔述因为有了这种怀疑的精神，所以他的考信的方法，便是“打破沙锅问（纹）到底”，他说：“俗语道：‘打破沙锅纹到底’，因为沙锅体脆，敲破它，它的裂纹直达于底，‘纹’与‘问’同音，故此假借它来讥笑人的过细而多问。但我的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失败，未曾见过有细为推求而失败的。”不含糊轻信而细为推求，便是崔述治学方法的根本态度，而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态度也便足以代表清代全期学术的精神！
到了清代晚期，怀疑的学风又重新大振起来。这时期怀疑学者的代表有康有为和崔适。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他本是清末政治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大学者。他的怀疑精神的勇悍更远超过清代全期的学者。他著有两部重要的书，第一部是《新学伪经考》，第二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专攻西汉末年出现的古文经学的。原来从秦末焚书禁学以后，经典散失，汉朝兴起，各地方的儒者才渐渐的各以其学教授，到武帝时，五经才开始立博士；其后派别纷繁，但经典的本子只有一种（就大体说），就是用当时的文字写的，这种本子，后来称作“今文”。到了西汉末年，另有一种经典的本子出来，种数篇数都比先前的本子多，据说这是古本，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作“古文”。西汉时古文经不甚得势，到王莽篡位，才把它建立起来，东汉初年又被废了。然而古文经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结果今文的真相被混淆了。从汉末到清代，都是古文经学派的世界。人人都以为这是孔子所传的真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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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世以后重提今古文公案，有个叫魏源的著了《诗古微》和《书古微》，首先攻击古文学派的《诗毛氏》、《诗序》和东汉马融、郑玄们的古文《书说》。同时又有个叫邵懿辰的著《礼经通论》，攻击古文《仪礼》，又有个叫刘逢禄的著《左氏春秋考证》，说：“《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本是记事的书。刘歆加入解经的话，把原文改为《春秋左氏传》。”到了康有为，综合前人的成绩，再加以详细的考证，就断定《古文尚书》（汉朝的《古文尚书》，不是阎若璩们所攻击的东晋的《古文尚书》）、《毛诗》、《周礼》、古文《仪礼》、《春秋左氏传》等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假造的。因为这些经典是刘歆想要帮助王莽篡位而造，而王莽的国号是“新”，所以叫做《新学伪经考》。凡是古文经学派的经说，他都称为新学伪说。这样一来，于是二千年来所奉为宝典的经书都须重新加以检定和估价，而二千年来所奉为经学之本的郑玄、许慎等文字学和经学，就都变成了伪学。这对于思想界的影响是怎样的严重！《孔子改制考》又说，经书都是孔子作的，孔子因为要自己创造一家学派，希图改革当时的政制，恐人不信，于是便把自己的学说托之古人，上古圣王如尧、舜们实在都是孔子理想中所造成的人物。除了孔子以外，周、秦诸子没有不托古改制的，如老子的托黄帝，墨子的托大禹，许行的托神农等等都是。于是上古圣王的大部分便都被他否认了。这对于思想界的影响又是怎样的严重！怀疑精神发展到这步田地，也就无以复加了。康氏较后又有崔适，号觯甫，浙江省吴兴县人，他直继康氏的学说，也主张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他著有《史记探源》等书，更把《史记》里刘歆伪窜的部分——详细地考出了。在这里，我们要附带说两句话：清学的怀疑精神，固然到康、崔两家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流弊也就从康、崔两家而起。康、崔两家的考据方法是不尽严密的，他们的说法固然对的很多，但是附会武断的地方也不少。我们取了他们的怀疑精神而作进一步的细密则可，倘全取他们的方法而做他们的肖子，那就阻碍了学术的进步！
二、征实的精神
清朝的学者所以胜过前人，全在征实这一点。清学的鼻祖顾炎武开始创造这种学风，有一件故事可以说明他的征实态度。他最喜欢旅行，每次旅行时，照例用两匹马轮流换着骑，用两头骡驮着书，凡到一处险厄的关塞，就找些老兵退卒，向他们问长问短，如有和平日所闻不合的，便立刻到坊间店里发书校对。可见他的治学很注重实验，不比一般书呆子闭了门坐着，妄想知道天下的事情。我们试看他所著的《日知录》，处处讲实证，发空议论的地方很少，所以改变明代蹈虚谈玄的学风，确是要以顾氏为魁首。
到了清代中期，征实的学问格外发展。我们可以举戴震和崔述为例。戴震的学统直继顾炎武的正传，所以征实的精神发挥得最地道。他曾说：“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什么叫做十分之见？就是一切的证据都可以证实它，没有丝毫遗憾的。什么叫未至十分之见？就是夹杂些空言，引用了孤证来作论断，或者只从许多说法中选择比较好一点的。如果我们用了未至十分之见来治经（清代的学问中心是经学），便失去了孔子所说的“不知为不知”的意思，白白的加多了疑惑，增添了识者去辨别它的是非的麻烦。他又说：“传其信不传其疑，疑便阙着。”所以戴震的为学宗旨可以用两句话来包括“无征不信，崇实黜虚”，这便是清代学者征实的真精神。戴震也曾说道：“一般的人总是说：‘有汉儒的经学，有宋儒的经学，一是专以故训为主，一是专以义理为主。’这种说法我是非常不明白的。所谓义理，如果可以放下经书任凭空想得来，那末人人都凿空去求，还要什么学问？只因凭了空想的结果得不到贤人圣人的义理，所以要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快要灭绝，并且古今远隔，音义难明，所以要求之于故训。故训明，然后古经可明，古经明，然后贤人圣人的义理可明，而我自己心里所藏着的和贤人圣人相同的义理也因之而明。贤人圣人的义理不是别的，就存在他们所定的典章制度里面。”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知道他把考证看作义理的先锋，他要把信仰建设在实证的上面，不用盲从和空想去寻求人生的真义，这是很精当的。戴震的后学有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他们都是戴氏的正传。他们的治学精神全从戴氏那里得来，在他们的著述里无一处不表现出征实的态度。
在乾、嘉年间的学者中，学问不如戴、段、二王的博，然而征实的精神和治学的方法与他们并无两样，或者更超过他们的，则有崔述。崔述的征实态度在上节讲怀疑精神时所举的两段故事里可以看出来，现在再举他一段故事，以表现他治学的真精神：话说北方寒冷的早晨，往往看见树木上丛丛地蒙着白条子，好像挂了冰雪一般，待太阳一出，便消灭了。这种奇景，世俗叫做“树稼”，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它的所以然，有人说这是雪造成的，有人说这是霜造成的。崔述怀疑这种说法，他先立一种近情的假设，以为这是雾所凝成。于是加以实验，实验的结果是：“夜有雾，早上才会这样。”于是他更追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次，他在旅行中，恰巧遇着大雾，他细细观察，亲自看见雾为风所吹，随风凝于物尖之上。凡人的胡须，马的鬣毛，裘衣的毛尖，没有不被它所沾凝的。他又试验雾的性质，发觉它是很黏的，愈凝结便愈黏，黏到倒坠一寸光景还能不掉下地来。这样三天，大雾收敛，一望远近村园的树林，便都像“编珠贯玉”了。经过这些实验以后，他便举出三证，以证明“树稼”不是雪霜所成，而是雾凝成的：（一）凡地液初升而后降的，共有三种：是雨、露、雾。雨露升起很高，凝结的时候还没有变成水，所以霜最轻，雪次之；雾升起较低，凝结的时候，已经变成水了，但它的点滴微细，所以轻于水而重于雪。这是雪、霜、雾不同的第一点。（二）雪霜落下，平地为多，枝上虽有雪，然而容易落下，不容易厚积。雾则专凝于枝尖和一切纤细的物质上，虽悬吊一丝的头发于庭中，也没有不被沾着的，至于平广的所在反而泯然无迹，这是雪霜同雾不同的第二点。（三）雪同霜都盖于物上，不能凝聚在下面或避风的旁面地方。雾则随风所吹，集于树枝之旁，所以在上风的所在看去，便如缟带琼丝，在下风的地方，则仍是树枝而已；无风的地方，则四面皆着而不盈满，或悬挂在下面也不坠落，这是雪霜同雾不同的第三点。他先由怀疑而假设，由假设而实验，由实验而立说，这种精神与方法岂不是科学家的精神与方法吗？
三、假设求证的方法
有了怀疑与征实的精神，自然便产生假设求证的方法来。胡适之先生说：“科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这也便是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的方法，从清初到清末始终没有改变，而清代中期，汉学全盛的时候，这种方法运用得尤其谨严。我们且从那时期的学术中心人物戴震、王念孙两个人的著述里举出几条例来：
《尚书•尧典》称赞尧的德行，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两句话。宋朝的蔡沈解“光”为“显”，这本是很近情理的解释。但是伪孔安国传（出于魏晋间人）却说：“光，充也。”为什么古人不解作近情理的“显”，偏要解作“充”呢？戴震对于这个问题考虑好久，于是大胆的假设，以为《尧典》古本必作“横被四表”，“横被”即“广被”。“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所以这“光”字是误字。他建立这条假设的理由只有两条：（1）郭璞本《尔雅》说：“桄，颎，充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孙炎“桄本作光”。孔颖达的《书经正义》引《尔雅》说，“光，充，《释言》文”。于此可以证明“桄”可变写作“光”。（2）《说文》说，“桄，充也”。《礼记》《乐记》“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孔子闲居篇》“横于天下”，郑康成注说，“横，充也”。这又可证明“桄”、“横”二字可以通用。但是只有这两条理由，这个假设还不能成为十分之见。后来钱大昕、姚鼐、洪榜、段玉裁等代替戴震细心的寻求证据，便寻出许多证据来：（1）《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2）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四表”。（3）《汉书•王莽传》有“昔唐尧横被四表”。（4）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有“化溢四表，横被无穷”。（5）《淮南子•原道训》有“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说：“横，读桄车之桄。”（6）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有“惠风横被”。有了这六条证据，就尽可以证明《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的，“横”特写为“桄”，脱误为“光”。这一个大胆的假设便被细心求来的证据证实了。
《史记•周本纪》有“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的话，王念孙大约因看见《史记》他处有“散鹿台之钱”的，便大胆的下一个假设，说“散鹿台之财”本作“散鹿台之钱”，今作“财”，是后人依晚出的《古文尚书》改的。跟着，他便举出他细心求来的十条证据：（1）《尚书正义》引《周本纪》说，“命南宫括散鹿台之钱”，这可证明《史记》本作“钱”不作“财”。（2）《群书治要》引《史记》，也作“散鹿台之钱”，可见唐初人所见的《史记》本子原都作“钱”。（3）《史记•齐世家》说“散鹿台之钱”。（4）《晋侯世家》也说“散鹿台之钱”，可见《史记》他处皆作“散鹿台之钱”，《周本纪》不能例外。（5）《逸周书•克殷篇》说：“乃命南宫括忽振鹿台之钱”，《周本纪》就本于此。（6）《管子•版法解》也说“散鹿台之钱”。（7）《淮南子•主术篇》和《道应篇》都作“散鹿台之钱”，可证先秦及汉代的人都认鹿台所散的是钱。（8）《殷本纪》说“帝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这可证明纣作鹿台原是用以聚钱的。（9）《吕氏春秋•慎大篇》说，“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贫困”，这可证明分财不专在鹿台，而赋钱则专在鹿台。（10）《说苑•指武篇》说，“武王上堂见玉，入室见女，而归之诸侯；又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金钱，以与士民”，这可证明“玉”同“女”都在宫中，而金钱则在鹿台。上面所举第一、二、五三条是正面的证据；三、四、六、七、八、九、十七条则是极有力量的旁证。经他这样一考，于是《史记•周本纪》“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财”本作“钱”，今本是后人依晚出《古文尚书》妄改的一个大胆的假设，便被细心求来的证据证实了！此外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们的假设求证的治学方法，都同戴震、王念孙一样。现在因演讲时间的短促，举例只得从略了。
假设求证的方法固然极可靠，但是先要作者有了批判的精神，才有资格运用这种方法。我们且举段玉裁校书的一条例子作个证明。《周礼•轮人》有“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的话。自《唐石经》以下各种本子都作“下迤”，惟贾公彦的《疏》道，“下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照这段疏文看来，既说“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则“下迤”当原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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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疏文“下迤”，是出于后人所改的，因之可以推定贾《疏》的《周礼》底本是作“不迤”，“下迤”乃是今本的误文了，贾《疏》既作“不迤”，经文中的“下迤”岂非也是误文？然而发现贾《疏》底本《周礼》应作“不迤”的段玉裁本人，他就根本否认这种说法。他说：“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是很圆的，牙都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面相当。那末，《唐石经》及各本注作‘下’是对的；而贾氏本作‘不’是错的。”从《周礼》本文的文理上看来，应当说，“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这两句话，已把清代汉学家治学方法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
这次讲稿，因时间的匆促，个人杂事的忙碌，写得很草率，然而清代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的大要，也不外这样。我们说清代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是科学的，这决不是附会的话。
诸位看了上面所举的例子，不要说，这太琐碎了，害得我头痛。诸位应当说，他们对于这样小地方尚且如此认真，为了一个字要破费这般气力，何况更重大的事件！诸位须知，这“不苟且”的一义，是治一切学，办一切事的基本条件，而清代学者已给予我们许多模范。还有一义，从现在的人们看来，对于他们专心念古书或者要表示不满意，以为他们的范围太窄狭了。不过这是该原谅的，他们为时代所限制，他们生在科举时代，受国家功令的压迫，而且西洋科学输入太少，全国除了定历法的钦天监以外没有一个合式的研究所，然而他们竟能有这样科学的精神，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反过来说，我们生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若不肯去实地搜集研究的材料，只管用了空想发议论，那岂不被九泉之下的清代学者所鄙笑么？
【本文乃顾先生1936年8月据童书业、郑侃嬨代作稿修改；9月3日、5日曾在中央电台连播。】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0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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