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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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3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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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下）

从《九姓乡志》的编者那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九姓还是颇引以为荣的，认为他们的先祖跟随明军“招抚六诏，尽入版图。……易椎髻左衽之习，为衣冠文物之邦；僻壤遐陬，居然神州赤县；賨卉之区，竟侪邹鲁。”
明成化初年在九姓之地设置泸卫之后，九姓长官司似乎并未因此而衰落，反而使其势力得到增强。明末平定了永宁奢氏之乱后，九姓土司任祈禄还因功被任命为泸卫守备，“仍管九姓司事”。到清康熙二十四年泸卫被裁撤后，该卫“城内居民仍归九姓司就近管辖”。当然，如果真如前述地方志记载，泸卫是由4个土千户和40个土百户组成的话，九姓土司和泸卫是有可能由于族群的原因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的。
对比光绪《九姓乡志》中的《九姓全图》和《泸卫全图》，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在前者中，泸卫卫城是要小于九姓司城的。但对比两个城中的建筑，司城中除了标示出土司旧署之外，就是署学、文昌宫、文庙、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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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隍庙了；而卫城中却标示了司署、县署、所署、仓等政府机构，文庙、武庙、城隍庙、春秋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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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祀场所，还有魁星阁、南华宫、万寿宫、禹王宫、桓侯宫、鲁班庙、中天祠、西天祠、玉皇观，以及书院，甚至还标出了卫城外的万寿寺、观音庙、龙君庙等等景观。这是因为九姓土司后来重点建设的是卫城。
明初所修九姓司城只是一座土城，周长3里；泸卫卫城则为石城，周长却只有188丈，合1里多，确实小于司城。但在天启奢氏之乱中司城遭到焚烧，而泸卫的人马又大部分转移到建武所和大坝，所以土司任祈禄就把土司衙门迁到卫城中原泸卫指挥使的衙门去了。
卫城在明清之际经历了几次破坏，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又分别由土司重建。到乾隆六十年，由土司任清“详准督宪”，正式将土司衙门移到原来的卫城，但到嘉庆十五年才被钦差四川的托津具奏在案。
从乾隆六十年将司署迁到卫城，到道光二年因为损害到汉人利益而被撤职，土司任清似乎是一个试图扩张土司势力的关键人物。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他的袭职颇有些阻力：
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世袭一等轻车都尉署理四川总督印务□□□题为详请等事。该臣看得：土司承袭例应□□□题，兹查永宁道属九姓长官司任履肃于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九日病故，所遗土职前因伊子任清年未及岁，不能承袭，先后请以已故长官司任履肃胞叔任启秀及堂弟任履方护理。经前督臣据详咨部，接准部覆在案。兹据布政使英善详称，查得任清现年一十五岁，例应承袭父职，土舍、头人、夷众、邻封俱各悦服。照例取具承袭宗图各册结同原领号纸，具文申请袭替前来。臣覆查无异，除宗图册结号纸送部外，谨题请旨。
如上文所述，任清在任期间的举动引起地方汉人士绅的强烈反弹。据接任蒋攸铦的四川总督陈若霖查证，任清“近年办事任性，不协舆情”，士民卢祥兆等告他，为修筑泸卫城墙，向境内各寺庙“勒借银两”，又为开凿河渠要地方士绅垫支经费，不予清还；在民间纠纷的审理中，将涉案监生拘押；又因设立义仓，令仓正赔缴息谷，并非大事，连陈若霖都认为任清“究无贪酷不法”。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臣检阅乾隆二十三年旧志中载，九姓司新旧承粮花户八百六十四户，彼时人民无几，自属易于治理。今经委员勘明该土司地界□内地纳溪、江安、□□、永宁、□□，各厅县之中并无夷地界连，内苗民只一千二百五十一户，汉民有六千三百四十二户，较之昔年几增十倍。人民既□，讼狱繁兴，□□处五方，奸良不一，土官稍不廉明，易招民怨。……是今日情形，实与雍正年间大不相同，若不亟为变通，似非缓靖地方之道。……查九姓司本系泸州管辖，应请□九姓司命盗案件并汉苗民词讼及汉苗交涉事务，与考试文武童生事，宜均改归泸州管理，该长官司不得干预。其命案仍照向例由州判相验，牒县审办。原设学校照川省铜□县安□□□之例，作为泸州九姓乡学，仍照旧额取进。其民苗户口并□□粮等事，仍□该长官司照旧妥为经管。
经道光三年七月初五日朱批、十三日内阁抄出、二十九日吏部移咨刑部，此事就此定案。
按照川督的看法，情形的变化是因为这里出现了大量汉人移民，而且这6300多户汉人大多不是本地承粮花户，或因谋占学额而到本地购买土地，造成大量汉苗词讼，或涉及考试生员事。“土官稍不廉明，易招民怨”一句，颇有深意。也即，如果土司没有十分谨慎地处理好与汉人移民，特别是士绅、豪强的关系，就会引起后者这些“民”的怨气。对这种变化，他们认为还是改土归流，由府县汉官来处理较好。但土司所属对此却采取了对立的态度，最后朝廷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川督蒋攸铦又以改土归流为急务，积案未结，先行奏请裁撤土司。朝命到日，值蒋督入相，继任者稍事因仍，派员查勘。九姓地面苗民，多据山寨，横戈矛作抵拒状，故勘测疆圉者径以地面不敷设县、苗民亦纷纷滋扰上闻。故此次改定之案，专重缩灭土司之管理权，改九姓司为九姓乡，而钱粮、学校、民讼，概归泸州主政，惟恐苗民滋事，故羁留土司以抚驭之实，则苗民已不能造乱矣。
于是，到此时，九姓司名虽存，却同时成为泸州之下的九姓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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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包括学额在内的一系列纠纷依然故我。对此，九姓司的人当然是极为不满的。《九姓乡志》的编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九姓虽偏隅僻壤，然地分六里，学设八名，体制规模，拟于三县。自道光四年以来，学校、刑名归州管理，论者谓，生聚教训，泸州实亲任之。第州治地辟民稠，距卫遥远，时有鞭长莫及之虞。于是专员分驻，谓其可以庖代，省民拖累也。莅斯土者，又以不能越俎为辞，遇有紧要事故，执咎无人，士民聚讼，致使学校陵夷，书院废弛，宾兴膏火，无有起而任其责者。
其实，由泸州代行九姓司的若干权力造成行政低效，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在四川青神县汉阳镇的佛光寺正殿梁上，有“署四川直隶眉州青神县正堂、泸州直隶州分州兼察九姓土司事加三级纪录三次何”的题名，可知此人的主要职责是青神县知县，同时兼着驻九姓的泸州分州，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上述引文中所谓“专员分驻”，全称是“钦加盐提举衔特授泸州分州督理三县捕务兼察九姓土司事”，常简称为“泸州分驻泸卫分州”或“泸卫分州”。显然，这是派驻泸卫即九姓、对九姓土司进行监控的机构。在当地和山书院的房梁上，至今仍可看到光绪年间地方主要官员的题名，如二梁的左右分别是“钦赐花翎□□□特授泸州直隶九姓长官□□正堂任光阀”和“钦□五品衔署学泸州分州督理□□□□刘启英”，三梁的左右分别是“钦赐蓝翎署泸州营泸卫汛提标中营府乙卯科武举徐龙标”和“泸州直隶九姓乡儒学正堂辛亥科举人黄文江”，形成了土官和流官共管的局面。
在叙永军粮府（直隶厅）档案中，我们亦可看到这个泸卫分州的身影。同治五年，泸卫分州差役李伸（李幺头）被控窝藏匪类，伙匪抢劫，诬控并锁走李天开，叙永西二屯的大团总、团总和团长还联名控告他抗不入团，在王兴发到泸卫赶集时“率差朋殴”，“称凡系西二屯团总均要拿究”。因此人住在叙永的治地，所以军粮府接到控告后立即移文泸卫分州。此前，泸卫分州亦接到寡妇李马氏的控告，说小叔李天开伙同房族谋夺她家财产（“系是土司之佃业”）并得到团总的支持，于是派差役传唤李天开等，途中遭到数十人持械拦抢。于是又移文叙永军粮府，希望予以查证。前者称泸卫分州“之判断必不明，而李天开之必受屈”，泸卫分州则予以驳斥，称“如此刁风，实堪痛恨”。无论孰是孰非，可知涉及九姓土司产业的民事纠纷，土司亦无权出面，须由泸卫分州处置。叙永军粮府或直隶厅所辖多系明代永宁土司故地，永宁土司改流后，属叙永军粮同治管辖，其间建置改易，中有九姓土司产业，形成“插花地”局面，亦属常态。
在土司体制下，由于土司是世袭的，与自己的属民、特别是那些自明初就生活在这里的土著结成了世世代代的紧密关系。土司对这里的投入，无论是金钱还是精力，都像是对私家的投入，这是流官所做不到的。从明代中叶到清末，这里经历了多次大的社会动乱，无论是迫于朝廷的压力还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任氏土司都是尽心尽力的。如本地文庙于明末被毁，康熙时由土司任启烈重修，还买了学田20亩3分，用作今后修葺的经费；“嘉庆四年，教匪滋扰，长官司任清修筑东西两隅”；和山书院也是嘉庆初年由任清所建，任嗣业又“捐置水田十六亩”，作为书院学田，还有许多公共事务，都是土司自己掏腰包。同光之际，“滇匪窜据镇属，易照临家为巢，骚扰川疆”，“任司官率姚团……协防堵剿”。所需军粮应由叙永军粮府提供，后者“因一时未能接济，在团总杨学山等处借食米石”。总之，九姓土司对自己的土地、人民是有某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
虽然陆续有大量外来移民进入，但直至清末，川滇黔交界地区仍然是一个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这也是九姓土司认为自己地位重要的一个背景。清宣统元年，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在《重修叙永厅志序》中写道：
……又知邻边之户多未编定，往往与滇黔混。四方之亡命者窟穴其中，东捕西窜，边吏辄互相诿。即厅县之地，亦错若犬牙。盗发，缙绅畏报复而不敢言，闾阎自守望而不之助。萑符之风乃大炽，而民何以宁？余为之而慨然曰，此前史所谓瓯脱地也，明代河套之寇，遗患三边者，垂二百年，可不鉴诸爰任？
在他看来，直至清末，川滇黔交界地区仍然处于编户归属混乱、大量属于“无籍之徒”的流民集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控制力量并不凸显。兴文的知县也曾抱怨说：“卑县地界滇边，汉苗杂处。苗民除烧山种地外，别无经营，罔敢越境？汉民户不满百，零星孱弱，无能为役。”对此种状况，土司的看法可能是适合于继续实行土司体制，但赵尔丰的做法却是进一步推动改土归流。于是，九姓司的“半土半流”地位也走到了终点。
对此，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
四川总督赵尔丰奏泸卫分州升改为县。查九姓长官司世袭其职已五百余年，自移驻州判后，夷民改汉俗者十居八九，土司统辖较少，而钱粮仍土司代征，盗案犹土司开参，亦饩羊仅存耳。今改为县，田赋、刑名、学校、缉捕，皆县令专责，土司自难赘设。拟仿照广西州县土佐杂世袭之例，量改归县统辖，每岁仍筹给款项，以示体恤。
按赵尔丰的观察，自从任清被革职、泸州在九姓驻州判之后，土著族群“改汉俗”或者汉人移入者占了绝大多数，土司却还掌握着征收赋税和处理刑事案件的权力，这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光绪三十四年这里改设古宋县之后，土司机构就没必要存在了，只是任氏土司可以被政府养起来。这说明，虽然清中叶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缩小土司权力的措施，但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土司依然对地方有相当的影响力。
到民国时期，时过境迁，《古宋志稿》的编者对这场纠纷有了更冷静的分析。他认为明崇祯三年因九姓土司任祈禄协助平定奢氏土司之叛有功，令其以土司兼泸卫守备，“事权始相混合……即兼领时亦卫地与司地同隶于任氏，未尝以卫地折入于司地也（司地自属于任土司，卫地自属于任守备）”。入清之后，土司又将衙署移至卫城，形成对原属泸卫管理的土地、人口的实际控制，而这也是嘉道时期四川地方官力主将其改土归流的根源。于是，民国方志编者评论说：
盖川督意在侵权，前此侵权不遂，既蒙奏以伏其机；至是得隙进图，后明奏以夺其柄；土司意在侵地，前此移署入城，已居有卫，纪枢要。至是改通乡制，且统有两地幅员，似乎侵地侵权，各偿所愿。然侵地者反失权，权失而地同无有；侵权者以失地权得，而地在其间。盖以与之者取之，入算中而不剧觉也。
他认为土司的目的在于扩大地盘，而朝廷的意思是剥夺土司的权力；获得地盘是一时之利，而剥夺权力才是最后的胜利。
事实上，站在任氏土司的立场，拥有原泸卫的土地、人口也许并不算“侵地”，泸卫的设立只是占了他们原有的土地、人口，所以明末才可能让任氏土司兼任卫官。泸卫被裁之后，这些土地、人口回到他们的手里等于物归原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有很多土地及其上的人口是未被登记或者明确划归哪个行政单位的。宣统元年设古宋县后，除原九姓乡人民10600多户外，划入叙永厅各瓯脱地人民1500多户、江安县共乐乡人民5000多户、纳溪县镇溪乡人民2000多户、兴文县六合乡及大垇口人民300多户。其中的瓯脱地及人口就是没有明确归属的，这是土司治理模式下的常态。对这些土地和人口的名义上的控制权，并不等于对国家的“侵地”。
站在国家的立场，“泸卫系明代特设之卫所，职官界划，明史昭然。数百年以前，居泸卫者多兵籍，与懋迁之民为指挥等官所管领，不隶土司可知矣。迄清代革鼎，任氏效顺，始渐以卫地混合司地，而未及更正，已改司为乡”，民国志编者认为这是“尤可异者”。但清代裁撤卫所，在西部边疆地区，并未全部改置或归属州县，而采取了模糊的、暂时性的处理办法，有些即由土司代管，这不仅是因为边疆地区的许多的卫所本来就设立在土司地盘上，而且在明代，这些地区的土司和卫所共同构成了边疆的基层管理体制，所以卫所裁撤后“卫地混合司地”，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正因此，嘉道以后九姓改土归流的加速，以致宣统时最终完成，是任氏土司无可奈何却又心有不甘的。
在清代中晚期，九姓土司经历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流民、苗民动乱，但这似乎并不是困扰土司以及当地士绅的大问题。由于九姓土司一直自持汉人身份，又在明清两代始终对朝廷保持忠顺，致使土司一直保存下来，未被彻底改流。但是，土司原有的权力却被日益削弱，本地的利益也日益受到损害。他们始终希望自己在地方动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忠诚，能够换来朝廷对原有体制和格局的维持，也多次通过不同方式加以争取，但也只能是苟延残喘。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困局，看起来并不是剑拔弩张，腥风血雨，但对一个地处三省交界、族群关系多元而复杂、流动人口多于定居人口的山区来说，究竟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统治为较佳，仍然是一个涉及国家边政并影响当地人生活的困局，况且，在不同程度上，这一困局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