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

中国古代史-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古代史-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

经筵讲论，作为古代礼仪制度嘉礼的一种，始于汉唐时期帝王为讲经论史而

钟汉良中国历史故事集

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被制度化，并为元、明、清三代所沿袭。清代的经筵讲论持续时间很长，从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了二百余年，对清代的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
清初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取向：一是批评王阳明心学，重新恢复对程朱理学的信仰。二是修正王阳明心学，维护其理学的价值。然而，这两种不同学术取向都缘于当时经筵对理学的讲论，如熊赐履在充任经筵讲官时曾向康熙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翰林院学士崔蔚林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康熙闻讯，召崔蔚林至宫中，在读罢讲章后，君臣之间就“格物”、“诚意”等理学范畴进行了罕见的直率讨论。在对“格物”范畴的阐释中，崔蔚林依据王阳明的“心学”立论，主张“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进而对朱熹提出质疑，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当康熙

中国历史故事提示卡片

转而论“诚意” 指出朱子解“意”字并不对时，崔蔚林仍然由王学出发，提出异议，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当时康熙对崔蔚林的解释并无驳议，只是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暂时中断了这场臣子与皇帝之间的对话。但是，康熙就理学分野判定崔蔚林属王学系统，并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
乾嘉时期，程朱理学虽仍被定为一尊，但乾隆本人也未必完全信从理学。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仲春经筵的论题为《大学》中“此之谓絜矩之道”一句，朱熹将“絜”解释为“度”，“矩”解释为“方”，乾隆则认为朱熹的解释不确，应当解释为“忠恕”，这也成为后来乾嘉之学者解释“絜矩”之滥觞。如焦循认为“孔子谓之仁恕，《大学》以为絜矩，此实伏羲以来圣圣相传之大经大法”。阮元则将其解释为“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这无疑是进一步完善乾隆经筵御论对“絜矩”的解释了。又如乾隆五十四年仲春经筵的论题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节，朱熹引《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解释说：“圣人闻《韶》须是去学，不解得只恁休了。学之亦须数月方熟。”对朱熹的这样一种解释，乾隆甚为不满，认为“夫子天纵之圣，何学而不能？而必于《韶》也，而学之以三月而后能乎？”乾隆讥朱熹不明夫子真谛，甚至对方苞、李绂那样的理学名臣严加训斥，从而表示出对程朱理学的怀疑。
嘉庆、道光、咸丰以后，学术研究的汉宋兼采化已成为

中国历史上团结的故事

学术界的一种定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淡化了自乾嘉以来经学研究汉宋、今古的纷争与对立，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经学传统，走上经术补益于时务的经世一途。这也正是嘉、道、咸以后经筵讲论的重要内容。
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核的清代经筵讲论，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御前讲席而被视为官方正学，而帝王与进讲官员对经书意义的理解和诠释，也被视为是“术”而非“学”，从而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其实，经筵讲论的论题或内容固然与经学研究岔开歧路，但是它仍然滞留在“五经”与“四书”内寻求古代圣贤修身治政之道，所以经筵讲论本身也就具有了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双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儒学与经学的一种外延和互补，所以官方正学也是一种学术的体现。清代经筵讲论既是清代礼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之一，它所呈现出不同或多变的学术取向，不仅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风向标，而且直接影响到对传统儒学与经学的研究。也正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

中国历史故事 五年级

说，清代学术的多变始终与清代经筵讲论密切联系在一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0860.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史-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中国古代史-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14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