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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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随着西方列强的逐步蚕食，中华民族愈益苦难深重。而境内民生之疲弊，义和团之揭竿，腐朽的清王朝更面临新的挑战。一连串的战事迭起，重又激起各界人士的救亡强国之议。当此之时，守旧者固不足议，崇洋者亦有偏差，而立足本邦、审视外域者，一时成为潮流。孙诒让奋起于其间，虽不免有怀旧之思，然审时度势，究心朴学，兼擅西学，卓然乃一大师。
秉承家训 师法乾嘉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又作仲颂，号籀庼，别署荀羕，浙江瑞安人。诒让生当“文字驰禁，海通国创，世变学纷之会”[1]，其一生矢志朴学，系心世运，不仅在学术上对《周礼》学加以总结发阐，且欲藉此挽救危难时局，“慨然欲通古于今，汇外于中，以一尊而容异”[2]。章梫尝言：“诒让于学淹贯古今中外，以通经为体，以议时务为用。”[3]此一以学术求治道的淑世情怀，洵足观其生平志向。
孙诒让为学，一则秉承家学，一则承继乾嘉朴学之遗风。其父孙衣言，“以翰林起家，诗古文雄一时。咸丰初，入南书房，教授皇子诸王。又四夷属国遣人来学京师，衣言官国子监，并教之。……故诗文流播海外。同治间，出为安徽道员，……迁湖北江宁布政使，擢太仆寺卿。”[4]其为学绍述永嘉绪言，“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大扺阐明制度，究极治本，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5]。他曾辑补《永嘉学案》，为黄黎洲、全谢山拾遗；又与曾国藩、俞樾、翁同龢相往来，讲学颇相得。诒让熏染于父教，亦慨然有志。他曾言：“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风义皎然，经训之以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盖有感于其父“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贼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6]之讽也。故诒让乃以其父受《周官经》，自此始。
又孙诒让曾言：“年十六、七，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公所集刊《经解》，始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7]，“我朝乾嘉以来，此学（指汉学——引者注）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之于经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8]是知诒让为学颇有绍述乾嘉朴学之志。章太炎先生尝称：“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指孙诒让——引者注），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9]诚为得情之言。
孙诒让志向如此，故一生矻矻于朴学之探究，却于所举经济特科、礼学馆皆不与焉。先是，其坐官江宁之时，得与戴望、唐仁义、刘寿曾等治朴学者相交游，学益大进。后乃在前此习《周礼》基础上，鉴于贾疏之疏略，慨然有志为之新疏，故而致力于《周礼》之学。其《周礼正义序》言：“诒让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即授以此经（指《周礼》——引者注），而以郑注简奥，贾疏疏略，未能尽通也。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掸累载，于经注微言，略有所寤。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10]以此为开端，孙诒让精加别择，是为集大成之作《周礼正义》之结撰。
殚心《周礼》 自出新解
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作，草创于同治之季年，殚研精思，屡有所得，历时二十余年，始成完帙。孙延钊于《年谱》中记称：孙诒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从邵子进处见到明嘉靖仿宋刊本《周礼》郑《注》，草创《周礼正义长篇》，又传抄庄有可《周官指掌》”[11]。又曰：同治十二年（1873年），孙诒让“草创《周礼疏》，而详专考经之源流曰：‘《周官》晚出，在汉中叶，至于新莽，始立学官，班书不详其原委，止云河间献王所得而已。后儒轻信传闻，遂滋异论。或谓本有事官、上舆古记，乃云作自博士。今综众说，考而正之，宋元以下，妄说蜂起，等诸自邻，不著于篇。癸酉春日书。’”[12]此后，孙诒让不断钩稽参比，续有排纂。张之洞议集刊国朝经疏，征诒让所撰。诒让于已成之编，却不惬意，因复更张义例，删繁补阙，屡易其稿，最后定本。其自述成书经过云：“草创于同治之季年，始为长编数十巨册，缀辑未竟，而举主南皮张尚书议集刊国朝经疏，来征此书。乃隐栝鳃理，写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啎甚众，又多最录近儒异义，辩论滋繁，私心未惬也。继复更张义例，剟繁补阙，廿年以来，稿草屡易，最后迻录为此本。”[13]即此，诒让之成此书，其艰辛可知矣。
而更有进者，诒让对前人成说，能取其长，亦不护其短。他在撰作过程中，不仅对郑注详加钻研，尝移书仁和卲仲絅，“假嘉靖本《周礼郑注》”，以之重校《周礼》。且为跋云：“余著《义疏》，于郑注咸依嘉靖本为正；然向者仅据黄校本，而略以阮记及他宋椠补正其捝讹。今以明刊详校，乃知黄本之不尽足据。……今春多暇，竭两旬力，校竟，归之伯絅。因略记其舛互诸条，以识黄本之误，藉以自识疑眩。”[14]还尽力搜讨前人散失之说，及不易得之书。他曾辑有《周礼三家佚注》及《辑周礼马融郑玄叙》。三家佚注者，谓贾逵、马融、干宝之注《周礼》也。诒让之为《周礼三家佚注》，乃“仿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之例，依经文为次，而以贾曰、马曰、干曰为别。所辑较马本（指马国翰辑本——引者注）多三十余条，间有案语。大率考订文字，而不论注之得失”[15]。而《辑周礼马融郑玄叙》，其自称：“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即季长《周礼传叙》，又引郑君《叙》，则《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也。今元书并佚，贾氏节引，文句断续，首尾不具，又以疏释之语错厕其间，读者猝不易得其端绪。近马《叙》有马国翰辑《周礼传》本，郑《叙》有卢文弨《钟山札记》、臧庸辑《三礼目录》本。惟臧本较精审，马、卢两家则咸有舛互。今审校文义，重为鳃理两君《叙》与贾释，各分别书之，并列马、卢同异，以资省览。”[16]是知孙诒让之辑此，乃欲还马、郑两《叙》之面貌，以对《周礼》有更深切的认识。
至于不易得之书，孙诒让曾录有元龚端礼撰《五服图解》一卷、宋魏了翁撰《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元韩信同撰《三礼图说》二卷、宋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17]又其《籀庼读书录》，于清儒林乔阴撰《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许珩撰《周礼注疏献疑》七卷、黄丕烈撰《周礼札记》一卷、戴震撰《考工记图》二卷，阮元撰《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王宗涑撰《考工记考辨》八卷、任大椿撰《深衣释例》三卷，程鸿诏撰《夏小正集说》四卷等[18]，皆有详略不等的论究。此外，继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孙诒让还于撰《周礼正义》前后，作有《十三经注疏校记》。是书详于《三礼》，而尤以《周礼》条目居多，几近一半篇幅。[19]以上诸种努力，为孙诒让著《周礼正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博采约取 义例谨严
论其特色，孙诒让之《周礼正义》，长于古义古制，亦能会通三礼，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诸说，兼采其善，且由此探寻《周礼》之义蕴。他曾言：“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又曰：“其于古义古制，疏通证明，校之旧疏，为略详矣。至于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诸儒所论多闳侈，而骈拇枝指，未尽楬其精要。顾惟秉资疏闇，素乏经世之用，岂能有所发明，而亦非笺诂所能钩稽而扬榷也。故略引其耑而不敢驰骋其说，觊学者深思而自得之。”[20]此一方法和认识，具体体现在其所作《略例十二凡》中。兹就其要者，迻录于下。其言曰：“经本以《唐石经》为最古，注本以明嘉靖仿宋本为最精。今据此二本为主，间有讹棁，则以《孟蜀石经》，及宋椠诸本，参校补正，著其说于疏”，“贾疏盖据沈重《义疏》重修，在唐人经疏中，尚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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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据彼为本，订讹补阙。……今欲挢斯失，释经唯崇简要，注所已具，咸从省约，注文简奥，则详为疏证。……今疏于旧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虽间有删剟移易，而绝无羼改。且皆明楬贾义，不敢攘善”，“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义疏家则不尽然。……今疏亦唯以寻绎经文，博稽众家为主，注有啎违，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破坏家法，于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或无誖尔”，“古经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法为纲领，众职分陈，区畛靡越。……今略为甄释，虽复疏阙孔多，或亦稽古论治之资乎”，“然如郊社禘袷，则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若斯之伦，未容偏主。……今并究极诸经，求厥至当，无所党伐，以示折衷”，“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肴掍”，“此经旧义，最古者则《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说，或出杜、郑之前。次则贾逵、马融、干宝三家佚诂，亦多存古训。无论与郑异同，并为摭拾。至于六朝、唐人礼议经疏，多与此经关涉，义既精博，甄录尤详；间有未见，则略为辨证，用释疑啎。”[21]他如经注字例、以天算释经、论古今比况之体、引书之法等义例，亦皆体现出孙诒让之治《周礼》的特色与独见。
故吴廷燮尝论之曰：“是书蒐辑古今诸儒解诂本经者，最为繁富，与胡氏培翚《仪礼正义》，同为治经家所盛称。但历来诸儒，重在治经，而是书则欲通之于治国。……若是书于解经博采约取，善为折衷，多无可议。……但全书善处甚多，此等即小有出入，不足深究。洵治《周官》解诂者之渊薮也。”[22]章太炎亦论之曰：“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后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禘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究子春、少赣、仲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23]洪诚亦揭孙诒让《周礼正义》大端曰：无宗派之见；博稽约取，义例精纯；析义精微平实；以实物证经；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全书组织严密。[24]吴、章、洪三氏所论，可谓深悉诒让著述之旨。至其成就所在，曹元弼先生称：“孙氏《周礼正义》，博采故书雅记，通证明，虽于高密硕意，间有差池，而囊括网罗，言富理博，自贾氏以来未有能及之也。”[25]汤志钧先生有言：“他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反复校勘考核，甄明典制，考定名物，贯通诸经，实为清代治《周礼》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上的贡献很大”；“《周礼正义》之超过前人之处，在于他对《周礼》文义的考核比较严谨，对礼家旧注的通解比较持平。他还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勘先秦诸子和今文诸书，疏通名物制度。……《周礼正义》还搜辑佚诂，辨明郑玄注本的从违。”[26]杨向奎先生亦揭示道：“《周礼》的作者在经济制度上仍然是西周的井田制，井田制是领主封建的经济基础；但作者在思想上却向往着中央一统。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上代表新兴力量而理想出一个集权的王朝，经济上却描绘着西周的井田制。孙诒让在《正义》中遭遇到这种矛盾，但他不理解这种矛盾，所以在疏解《周礼》的政治制度时未免捉襟见肘。……由此说明，在有关《周礼》的理想制度中，诒让之《正义》无成绩可言，敷衍而已，其功在有实证处，以其渊博学识，加以精确的判断力，遂无往而不利，尤其在下列各方面：（1）《周礼》中的地方组织，（2）《周礼》中的土地制度，（3）《周礼》中的士庶属性。……总之通过孙疏，使我们了解《周礼》中之地方组织、土地规划及人民属性；这些是宗周以及春秋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大体都是实录。因之诒让可以掌握许多材料，用实证作分析，能取信于人。但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却出于理想，以致基础与建筑并不协调，基础是宗法领主，而建筑是地主政权，诒让疏于此亦无能为力。”[27]由此来看，孙诒让之《周礼正义》，不仅有功于学术，集清代及前代《周礼》学之大成，且其对《周礼》有关社会经济基础的考辨，更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更有进者，孙诒让不仅从学术上对《周礼》加以总结阐发，且有其深意寓于其中。如前所揭，孙诒让所处时代，乃一危亡悬绝之历史大变局，如何改变此一困境，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因循固守者有之，崇洋媚外者有之，于此，孙诒让皆不取。他所主张的乃循古开新之途径。其主体思想即在于发挥《周礼》的精神。在他看来，《周礼》乃“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28]。又称：“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于纯大平之域。”然观《周礼》之“闳意眇恉，通关常变，榷其大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外，凡王后诸子燕游羞服之细，嫔御阉阍之昵，咸隶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自私也。……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无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间，若会四枝百脉而达于囟，无或雝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远极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无虑大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备如是，故以四海之大，无不受职之民，无不造学之士，不学而无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以致纯大平之治，岂偶然哉。”古之为治如此，至于后世之不能本此为治，甚或以为渎乱不经之书，或谓莽、歆所增傅，则不足为训；而刘歆、苏绰、李林甫、王安石等之以《周礼》致乱，实导因于“彼以其诡谲之心，刻覈之政，偷效于旦夕，校利于黍杪，而谬托于古经以自文，……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幸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故其弊不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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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本身，而在用之者之无识也。有鉴于此，孙诒让断言：“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即此，孙诒让以古筹今，指出救时弊之方，曰：“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职，则治生之计陿隘，而谲觚干纪者众。士不知学，则无以应事偶变，效忠厉节，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考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29]基于此，孙诒让嗣后乃有《周礼政要》之阐发为治之源。
陈古剀今 以礼经世
《周礼政要》之作，缘于1901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为改变窘境而发布之“变法上谕”，诏令臣工详议更法事宜。当此之时，应盛宜怀之邀，孙诒让尽十昼夜之力，草成《变法条议》40条。其《序》称：“光绪辛丑，天子将变法自强，广求众议，友人属为具稿。乃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成此册篇。陈古剀今，觊以塞守旧者之口，与诂经属文谊例不能强同，偶存此副，迻示家塾子弟。”竖年，孙诒让将此副稿改题《周礼政要》，并作《自序》阐发其主张。其大略谓：“中国变法之议，权舆于甲午，而极盛于戊戌。盖诡变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辩，舛驰异趣，已不胜其哗聒。……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礼》，属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采择，此非欲标揭古经以自张其虚憍而饰其窳败也。夫亦明中西新政之无异轨，俾迂固之士废然自返，无所腾其喙焉。”[30]由此可见，孙诒让既不满于顽固守旧者，亦不满于从器物、制度层面寻求西法者，而是欲以《周礼》政教之法为本，融合西政之合者，以求成一体系。
抛开其“今人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等偏颇之处而言，其所议政治、经济、文教诸法，虽不能称之完善，要亦提出其自己对如何更新的看法。虽其议与康有为“新政”之论有相似之处，然两者立脚点却大异其趣：康有为立足政治，而孙诒让则植根古学。其间优劣，虽难妄分轩轻，但孙诒让立足传统则是显然的。此前，孙诒让尝倡为“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画疆自守”[31]之说，又曾发为“激其壮志，闳此远模，阐周、孔六艺之教，以远播蛮荒，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32]之豪语。及其为《周礼政要》，遂将此一思想，贯穿于其中。于此，朱芳圃尝论之曰：“案道咸以来，今文学兴，龚魏诸辈，喜以经术作政论。至南海康有为出，集其大成，新会梁启超，浏阳谭嗣同继其业而光大焉。先生（指孙诒让——引者注）为古文大师，原与今学异趣，丁此时局，睹国事之阽危，怵祸至之无日，故亦改变曩日谨守家法态度，聚集同志，讲求维新救亡之术，是书即其政治之具体主张也。以《周官》比附西政，与今文家托《公羊》以言变法，同一用意。在今日观之，诚不免蹈梁氏所讥‘以西学缘附中学，名为开新，实则守旧’之失。然亦时代使然，不能为先生咎也。”[33]此书虽未得上，但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胡玉搢于此揭示道：“其体例则列经文及郑注于前，意取立竿见影。其后发撝西政之作用，绝不一一牵合，无膠柱鼓瑟之弊。自朝仪至收教凡四十篇。……然其作书本旨，以戊戍变法中阻，今欲使迂固者晓然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此书为初变法而设，其所持论，令人有异世同符之感。”[34]可见，孙诒让之用心，还是颇为深有用意的。
当然，腐朽的封建机体此时已行将就木，时势的发展亦将翻开历史新篇章。当此之时，任何更张之法都难以挽回清运的覆亡，孙诒让之议不见用于时，亦是时势所然。虽然如此，他能做出这一积极的思考，也算有识之士了。且历史向世人昭示：无论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动，传统是割不断的；亦只有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才有根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孙诒让《周礼政要》的探索，亦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
　推扬大戴 融会三礼
《周礼正义》外，孙诒让还著有《大戴礼记斠补》。如前所揭，孙诒让为《周礼正义》时，即采用《礼经》、《大小戴记》证《周礼》之制度，是为贯通三礼之法。后有感于《大戴礼记》之湮没不振，故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再加探研，遂成此书。
孙诒让曾指出：“《礼大戴记》汉时与《小戴》同立学官，义恉闳邃，符契无间，而《小戴》诵习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傅《礼》乃残帙，仅存不绝若线缀，学者几不能举其篇目，何其隐显之殊绝与！”然而，《大戴礼记》虽不兴，其书却有可称道者。孙诒让曰：“《大戴》虽残阙，而先秦遗籍犹多存者，如《三朝记》为洙泗微言，《曾子》十篇，义尤纯粹，与子思《中庸》、公孙尼子《坊记》、《缁衣》相似，而《天圆》、《易本命》诸篇，究极天人，致为精眇。”然因治之者寡，故此义罕有晓者。自唐以后，卢注阙失大半，宋时除傅崧卿、杨简、王应麟少数诸人一治此经外，涉足者少。至清，此学始受关注，治此经者渐多，而尤以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最为善本。
孙诒让早年“尝就孔本研读，又尝得宝应刘楚桢年丈宝楠所录乾嘉经儒旧斠，多孙渊如、丁小雅、严九能、许周生诸家手记，又有赵雩门所斠残宋椠异文，与孔书小殊，并录于册”，然因忙于撰著《周礼正义》，故“臧箧廿年未遑理董”。及其于己亥年（1899年）写定《周书斠补》，复又重理此经，“取《大戴》斠本别付写官，以刘录旧斠传钞甚稀，虑其零落，并删定著之”。先是，刘恭冕家藏《大戴》斠本，尝寄胡培系一副本，而孙诒让亦得由刘氏处录一副本。胡培系尝为《大戴义疏》，缀辑长编甚富，然未卒业而殁，其长编亦不得而知。又诒让同年生鄞董沛觉轩，亦尝有纂《大戴礼疏》之议，“其缀缉在胡君之后，顷闻觉轩殁已数年，其书盖亦未成也”[35]。在此情景之下，孙诒让再加钻研，“以孔氏广森《大戴礼补注》为主，而集冯登府、赵钺、丁杰、刘□诸人校本，决择折衷，正讹补阙”。于此，吴廷燮论之曰：“颇有特解，非止于斠正。……是书荟萃冯、赵诸氏校本，于《大戴记》多所发明。盖孙氏于三礼之学本深，故能采摭群言，时标新义，洵本《记》及卢注之功人也。”[36]孙诒让自己亦曾感慨地道：“今者甄录诸家旧斠，亦以答刘君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观其成。旧学日稀，大业未究，迻写之余，所谓抚卷增喟者也。至此册识误匡违，米盐凌杂，聊为治此经者识小之助，于《礼记》大义概乎其未有闻。窃念海内闳达，傥有踵胡君而为义疏者，或有取于是。”[37]话虽如此，其于《大戴礼》之贡献，确如吴廷燮所言，“洵本《记》及卢注之功人也”，且其对《大戴礼》之推扬，亦使礼学更趋完备。
综上所言，孙诒让于民族危难之际，不仅发为用世之思，且于礼学颇多造诣。其对《周礼》政、教思想的倡导，及对《周礼》、《大戴礼》的深究，是其以礼经世主张的阐发。而《周礼正义》、《大戴礼记斠补》的结撰，不惟集此前此学之大成，亦对礼学进行了历史总结。从礼学的演进历程而言，孙诒让确系中国古代三礼学的最后一位礼学大师。然时运维艰，其以礼为治思想终难挽救清运的覆亡。但是，此一重礼思想的传统，却未随封建机体的灭亡而中断，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新的形态存延下来。时势虽异，中国学术却“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38]，其间，重礼传统不可谓无功。作为有清一代最后一位礼学大师，孙诒让的成就是值得后人尊重的。章太炎曾赞之曰：“叔世士大夫，扭于外学，才得魄莫，视朴学若土梗。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嫥足以摩挃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遭时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将暮，则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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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谷愈章。而学不能传弟子，勉为乡里起横舍，顾以裂余见称于世。悲夫！”[39]即此，可观孙诒让一生为学、用世之良苦用心矣。
[1] 张骞《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5，《孙征君墓表》。
[2] 张骞《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5，《孙征君墓表》。
[3] 章梫《孙诒让传》，见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34。
[4] 朱孔彰《孙征君诒让事略》，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41。
[5] 孙孟晋《孙征君年谱》卷1，稿本。
[6]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7] 孙诒让《札迻叙》。
[8] 孙诒让《经微室遗集》卷6，《寄答日人馆森鸿君书》。
[9]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瑞安孙先生伤辞》。
[10]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11] 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1，同治11年壬申，25岁条。
[12] 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1，同治12年癸酉，26岁条。
[13]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14]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光绪29年癸卯，56岁条；光绪30年甲辰，57岁条。
[15]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三家佚注》条。
[16] 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辑周礼马融郑玄叙》。
[17] 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四部别录》。
[18] 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籀庼读书录》。
[19] 详见孙诒让遗书，雪克辑点《十三经注疏校记》。
[20]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21] 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周礼正义》卷首。
[22]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正义》条。
[23]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24] 洪诚《读周礼正义》，见《孙诒让研究》第21－25页。
[25] 曹元弼《复礼堂文集》卷4，《周礼正义读后记》。
[26]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六章，《‘旧学’和‘新学’》第236页。
[27]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五），第541－554页。
[28] 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周礼正义》卷首。
[29] 以上皆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30] 孙诒让《周礼政要序》，《周礼政要》卷首。
[31] 孙诒让《兴儒会略例》21条。
[32] 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5，光绪22年丙申，49岁条。
[33] 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光绪28壬寅，55岁条。
[34]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50个中国历史故事简短一点

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政要》条。
[35] 以上皆引自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叙》，《大戴礼记斠补》卷首。
[36]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大戴礼斠补》条。
[37] 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叙》，《大戴礼记斠补》卷首。
[38] 陈祖武《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载《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1999、11、19－21。
[39]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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