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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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毕沅对经史诸学的扶持与倡导

随着乾隆初叶清廷对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惠栋诸儒对古学的倡复，经史考证之趋向，愈益受到重视，学术风气因之发生转向。上自帝王、儒臣，下至在野学者，无不注目于经义古学的倡导与研讨。风向所趋，一时成为士林之潮流，经史考证风尚遂趋于学术主流。继卢见曾之后，身任地方大吏的毕沅，实为奖掖学术之翘楚。毕沅以其独特的学术识见，延揽人才，集思广益，颇倾力于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校辑考订，《经训堂丛书》即其卓然成果；更广泛网罗官私文献，发凡起例，苦心经营，而成巨帙《续资治通鉴》二百余卷，从而对经史之学的发展，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一、毕沅之成学与学术取向
毕沅，字纕蘅，一字秋帆，号弇山，自号灵岩山人。其“先世居徽之休宁，明季避地苏之昆山，又徙太仓州，后析置镇洋县，遂占籍焉”[1]。生于雍正八年（1730）八月十八日，卒于嘉庆二年（1797）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岁。
毕沅父镛自少体弱多病，久谢举业，见沅资质异人，因对沅母张太夫人曰：“异日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吾多病，不能自课，君娴文事，宜严督之。”张太夫人因“手授《毛诗》、《离骚》，才一过，辄能复诵”[2]，由是母教宜励。在母亲的督课下，毕沅自十岁时即开始学作诗。张太夫人“口授《毛诗》，为讲声韵之学。阅一二年，稍稍解悟，继以《东坡集》示之，日夕复诵，遂锐志学诗”[3]。
乾隆六年（1741），毕沅就学于嘉定毛商岩先生，为制义之学，“根柢经术，渊雅深醇，一洗时下侧媚之习”[4]。因此之故，里中尊宿以文著称者如沈起元[5]、顾陈垿[6]诸人，誉之为“后来杰起”。而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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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绳武更是对毕沅器重有加，每索其近作，亲为评骘，奖借不容口。毕沅因作诗相答，以志其知遇之感[7]。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毕镛去世，毕沅为之哀痛不已，几无意于学。但在母亲的督促下，乃勉居砚山书堂，复理旧业。当是时，大儒惠栋以“博通诸经，著书数十种，至老弥笃”而闻名乡里，毕沅因“叩门请谒，问奇析疑，征君辄娓娓不倦，由是经学日邃”[8]。在《访惠征君定宇栋先生赋赠三首》中，毕沅志当时情形云：“老屋寒毡六十年，白头灯火旧因缘。征书束帛邱园贲，校本遗经弓冶传。汉学世谁宗五鹿，清门人自仰三鳣。葑溪即是山阴道，雪夜催开访戴船时荐举经学。翦烛围炉奉屦絇，精研秘籍总膏腴。清言直泻瓶中水，妙义如探海底珠。一线保残存绝学，三才贯串识通儒。元亭问难窥奇字，犹愧多闻近末肤。曼倩穷愁苦忍饥，买文钱待给晨炊。著书娱老真清福，稽古求荣亦笑资。家守青箱绵祖泽，花开红豆茁孙枝。古欢要结千秋赏，对酒掀髯酌瓦卮。”[9]
其后二年，毕沅又从沈德潜问学。是时，沈德潜“以风雅总持东南，海内翕然宗之”。而毕沅之从沈德潜游，沈氏每称其诗“有独来独往之概，南朱北王不能不让后贤独步”[10]，其爱重如此。正是在惠栋、沈德潜的引导之下，加之与李果、吴泰来、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王昶、曹仁虎诸人的诗酒往还[11]，毕沅之学识由是大进。沅所作《杂诗》自称：“一事未知，乃吾儒耻。事事尽知，谁测物理。静偃林泉，博涉书史。一耒一竿，伊吕差拟。不逢明时，耕钓老死。”[12]此可见其早年之为学趋向与抱负。
为使毕沅在学业上能开阔视野，张太夫人乃命其往游京师。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就道，夏抵京师。初到京师，毕沅就以所作《病马行》，深得直隶总督方观承和少司空裘曰修的赞赏，而有国士之目。其年九月，毕沅乃访舅氏宝田先生于保阳。“时娄东张助教凤冈先生叙，以经术名于海内，主讲莲池书院，与宝田先生为族晜弟，因是留公肄业，切劘最深”[13]。在《呈院长张凤冈叙先生》诗中，毕沅道及从学因缘称：“鹤骨孤支硕果身，光风嘘拂杖头春。从游为笃师门谊，授粲还因母党亲。上座传灯须此日，名山付钵定何人？汉儒自有专家学，愿向遗经一问津。”[14]按吴下经师，首推惠栋、张叙，而毕沅有幸得兼闻二先生之绪论，故能“引伸触类，于汉唐诸儒之说，疏证精核，其学大成”[15]。此一从学经历，为毕沅此后注目汉儒之学及主持纂辑《经训堂丛书》打下了根基。
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毕沅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次年会试报罢。二十年（1755）岁暮，毕沅补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此后深得大学士傅恒、汪由敦赏识，以公辅期之。二十五年（1760）三月，毕沅以内阁中书参加会试，中式第二名进士，五月殿试，高宗对其经学、屯田二篇嘉奖再三，遂拔置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16]散馆后，任职翰林院。时掌院为刘统勋，以毕沅“才望夙著，凡院中文章制诰，悉委公手定”[17]。此后，毕沅于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三十一年（1766）三月升授为翰林院侍讲，教习庶吉士兼充《一统志》、方略馆纂修官。三十二年（1767）五月迁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仍兼侍讲。是年十月，高宗以毕沅“才大可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18]，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19]。此一任命，正好圆了毕沅长久以来从军用世的心愿。自此以后，毕沅开始了其在外奔波的仕宦生涯。
毕沅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抵甘肃，总督吴达善知其才略，因奏留综理新疆经费局务，遂驻兰州。三十五年（1770）六月，奉旨调补安肃道。次年正月，补授陕西按察使，五月署理布政使事，十月奉旨补授布政使。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补授陕西巡抚。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调补河南巡抚，其间，除丁母忧离任不到一年，及因失察甘肃冒赈事奉旨降为三品顶带，仍办理陕西巡抚印务而不准支给养廉银一年多外，毕沅一直任职陕西巡抚，且署理西安将军、陕甘总督印务。
毕沅于尽心政务、军务之外，“惟以维持风教，激扬士类为己任”[20]。其在为官期间对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扶持和辑刻诸书，则在清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训堂丛书》的学术意义
毕沅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九年（1784）期间，主持辑刻的《经训堂丛书》。《经训堂丛书》计有《山海经新校正》、《夏小正考注》、《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黄图》、《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图志》、《关中金石记》、《明堂大道录》（《禘说》附）、《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乐游联唱集》等十余种，或为经训堂藏板，或为灵岩山馆藏板，皆属灵岩山馆刻本。其中，除《乐游联唱集》为毕沅与幕宾唱和之作外，凡涉及诸子、小学、地理、金石诸学，而《明堂大道录》、《禘说》、《易汉学》则系刊刻惠栋的经学著作。
毕沅之主持辑刻《经训堂丛书》，一方面与承受于惠栋、沈德潜、张叙诸儒的学术取向有关，另一方面，则得力于幕府中人，如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庄炘、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徐坚等人之襄助。此诸人中，或长于诗文，或嗜好金石，或熟于地理掌故，或精研音韵文字，无不怀一技之长，而学有根柢。洪亮吉尝述当时幕中情形云：“公乎称好士，一世冀盼睐。……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夹袋。严冬十丈雪，深夜理茶焙。爱此说士甘，足若蹲两敦。吾乡数蒙庄炘，屈节近作倅。钱生坫亦经彦，急欲及锋淬。宾筵有时开，灿若列采缋。殊源复千泒，到海一一汇。孙郎才偏奇，近苦性隔碍。人为推甲子，星或入计孛。非公鉴其实，世视若弃秽。新年陈华灯，列坐视磈礧。行牵歌袖急，几至酒德悖。维公善调剂，谐语息众怼。前时别公去，感激欲倾肺。公无虑其狂，狂实恃公爱。鄙人最无能，才足守水碓。童年承母训，勤学掌亦焠。今来秦楚大，讵可列鄘鄁。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劳徕。轩寮皆周行，阙物即颁赉。为开轩楹东，点入山半黛。感今得知己，生世可不悔。虽然受恩深，益不揣冒昧。一言愿陈公，好丑匪一概。公虽仁覆物，曲木勿姑贷。”[21]又毛庆善、季锡畴所撰《黄仲则先生年谱》亦曰：“毕公抚陕时，爱才下士，校刊古书。时幕府之士甚众，其尤著者为长洲吴舍人泰来、江宁严侍读长明、嘉定钱州判坫及稚存、渊如。先生至，极诗文讌会之乐。“[22]诗酒宴会，联句吟咏，相携访古，共赏碑拓，于政务、军书旁午之余，可谓极一时之盛会。故史善长称毕沅：“尤好延揽英俊，振拔孤寒，士之负笈担簦走其门者如鹜。片长薄技，罔弗甄录，海内慕为登龙。余姚邵学士二云，经术湛深，阳湖洪编修稚存、孙观察渊如，文章博赡，咸得公讲授汲引之力。逮没，士林痛伤之。”[23]符葆森《怀旧集》亦曰：“弇山宫保情深念旧，尤喜翦拂寒畯。开府秦、豫，不独江左人才半归幕府，而故人罢官者，亦往往依之。余作挽诗有云：‘杜陵广厦今谁继，八百孤寒泪下时。’盖道其实也。”[24]由此可见，《经训堂丛书》之成，实与毕沅爱才好士、能集诸幕宾之长有密切关系。
洪亮吉在《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后叙》中曾说：“灵岩山馆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家三。”[25]其实，此三家外，尚有金石、经学以及惠栋《易汉学》等著作。兹分述如下。
作为经史考证之学的基本功，小学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许慎所撰《说文解字》无疑是这方面的入门书。朱筠任安徽学政时，即曾刊刻是书以引导士子，使知向学之方。接武其后，毕沅更刊《说文解字旧音》，以畅其说。毕沅揭示许书之旨曰：“许君之书，大略皆以文定字，以字定声。其立一为耑者，皆文也；形声相益者，皆字也。故云：‘文，物象之本；字，言孳乳而生。’其例有云从某某声，从某某省声，从某从某某亦声，又云读若某。其时，如郑众、郑兴、杜子春及康成之徒注诸经礼，高诱注吕不韦、淮南王等书皆然”。然“自反音而读若之例遂变。反音仿自孙炎，李登作《声类》亦用之。晋吕忱依托许书，又作《字林》，其弟静因《声类》则作《韵集》，韵书实始焉。是编《隋志》次在忱书之下，但云有四卷，而不详撰著姓名及时代。……则是编为沈以前人所作无疑”。但遗憾的是，该书之价值并没为世人所注目，“唐世言文字声音者，每兼采许及忱，惟颜籀则文字用许，声音用《声类》，故所著《汉书》急就章注及《匡谬正俗》，皆无许书音”，致使该书流传甚罕。衍及清代，许慎之书所存者，“有徐铉等校定，音并唐韵也；有徐锴《系传》，音朱翱所加也；有《五音韵补》，音则锴所加也，然皆唐以后所改更”。有鉴于此，毕沅认为实有抉发该书价值之必要。他指出：“今考其音荼为徒，……此皆舌音之正。……其音剽为数妙反，……又皆唇音之正。……其音汔为巨合反，挺为达鼎反，又皆送声之正。……然据此而论，则是编亦南人所定者矣。反音之法，如正之与乏，因射为应，但古今语有所殊，或致音有所别。然推厥由来，皆可究知其义，故学贵考其原也。”[26]虽然该书篇幅不大，却有裨于探讨音之本原。毕沅又鉴于“《艸木篇》多变旧文，司马相如作诂训书积生诡字，《尔雅》十九篇多俗字”，作为《经典文字辨正书》。按是书凡为五例：一曰正，皆《说文解字》所有也；二曰省，笔迹稍于《说文解字》；三曰通，变易其方而不盭于《说文解字》；四曰别，经典之字为《说文解字》所无者也；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闻，或乖声义，乡壁虚造，不可知者是也。依此五例，毕沅乃“从五百廿部，穷九千余言，遍讨别指，以示专归”，以继唐陆德明、颜元孙、张参、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张有诸家之业，而是正其舛失，其意乃在于“举纲举目，愿无背于往制；去泰去甚，事始契于宿怀。引之能伸，用亦无爽”。而据毕沅自称：“余少居乡里，长历大都，凡遇通儒，皆征硕学。初识故元和惠征君栋，得悉其世业。继与今嘉定钱詹事大昕、故休宁戴编修震交，过从绪论，辄以众文多诬，纠辨为先。既能审厥时讹，必当绍其绝诣。门生嘉定钱明经坫，向称道吴江处士声能作通证书，欲以《经典》异文尽归许君定字，是犹余之志也。”[27]是可见毕沅之为是书，多受惠栋、钱大昕、戴震、江声诸儒之影响，亦可窥一时学林好尚之所在。毕沅又考虑到“《经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数义之用，皆缘隶写转讹，避繁文而趋便易所成。《说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义异者，据形著训，杂而不越；分观并举，式镜考资”[28]，因著为《音同义异辨》一书，附于《经典文字辨正书》之后，以便考核。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虽然常被视为历史学之附庸，但讲求实学者则颇对之瞩目。与清初“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不同，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则“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29]。顺应时代潮流和学术风气的发展，毕沅于地理之书，亦颇为究心。其对《山海经》、《晋书·地理志》、《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道记》、《三辅黄图》及《长安志》的校正考订，即是其讲求实事实学的体现。《山海经》一书，向来被视作志怪之作，而毕沅则将其视为地理书来探讨。他认为：“刘秀之表《山海经》云：‘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郭璞之注《山海经》云：‘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经》者之惑，而皆不可谓知《山海经》。何则？《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30]。基于此一认识，毕沅历时五年，在幕宾的协助下，重新对《山海经》作了校正。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天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在广搜博考的基础上，是书于篇目、文字、山名水道等皆有新的发明。孙星衍尝称：“先生（指毕沅——引者注）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以外，无不亲历。又尝勤民洒通水利，是以《西山经》四篇、《中次五经》诸篇疏证水道为独详焉。常言《北山经》泑泽涂吾之属，闻见不诬，惜在塞外，书传少征，无容附会也。其《五藏山经》，郭璞、道元不能远引，今辅其识者，奚啻十五，恐博物君子无以加诸。”[31]即此一端，可知毕沅注重实学、多闻阙疑的治学取向。
从有裨实事实学的思想出发，毕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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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晋书·地理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辩。毕沅指出：“夫晋世版舆，上承三国之瓜分，下值南朝之侨置，建罢沿革，所系非轻。”但遗憾的是，“马彪撰郡国，既不详安顺以后；沈约志州郡，又难究徐兖以西”，而“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殊可怪矣”[32]。有鉴于此，毕沅乃据晋世册籍见于沈约《宋书》如《太康地志》、《元康定户》、《晋世起居注》等，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王隐、虞预、臧容绪、谢灵运、干宝诸家所撰《晋书》，王隐《晋书地道记》，《郡国县道记》、《圣贤冢地记》、黄义仲、阚骃之《十三州记》，以及杜预、京相璠注经、徐广注史之皆引近世州郡以证古名者，广征博考，是正讹舛，补正阙失，匡前人之不逮，还旧史之真实。而与考订《晋书·地理志》讹误相辅的是，毕沅对不著撰人之《太康三年地志》和王隐所著之《晋书地道志》的价值予以推扬。经过考证，他指出：“二书作于晋，而盛行于齐、梁、北魏之时。沈约撰《宋书》，刘昭注《续汉书》，魏收述《魏史》，所征舆地之书不下数百，然约之州郡，惟准《太康》；昭之注郡国，收之述地形，则一本《地道》。他若郦道元等，又皆悬其片言，视若准的。今观沈约之论曰：‘州郡一志，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足知当时言地理者，自两汉地志之外，于三国及泰始之际，则征《太康》；于晋之东西，则征《地道》，不以别书参之，亦信而有征者矣。”然而，“至唐而《艺文类聚》、《史记注》、《文选注》所征引，始觉寥寥，则是书已不显也。宋初修《太平御览》，尚述是书，故乐史《寰宇记》亦间引之。厥后阙如，盖亡失可知矣”[33]。为弥补此一遗憾，毕沅是以发起刊刻此两书，以为征实者之资。
毕沅既巡抚陕西，其于斯地之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尤为留意，《三辅黄图》、《长安图志》之刻，即体现出其作为一方大吏的为治意趣。《三辅黄图》系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即所谓旧图也。虽是书不详撰作者何人，但向来为人所称道，如“如淳、晋灼注《汉书》，郦道元注《水经》，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归议上帝后土坛，并称之”。该书《隋志》作一卷，而毕沅所得本为六卷，“盖唐世好事者所辑，故杂用晋以后书，并颜师古说，又多与淳等引据不同”[34]。故而，毕沅并加校正，以复旧观。《长安图志》则系据宋敏求《长安志》，合并署名河滨渔者之编类图说（实出元李好文撰《古人地志》）而成。王鸣盛应毕沅之请序是书称：“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余，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与于钦《齐乘》耳！而长安汉唐都邑所在，事迹尤夥，纪载尤亦加详。宋氏此编，纲条明析，赡而不秽，可云具体。厥后，程大昌《雍录》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先生既刻此，又于其间纠正踳驳，疏释蒙滞，附于逐条之下焉。夫以军民政务之填委，文檄簿牍之旁午，他人竭蹷应之日不暇给，先生乃能以余力表扬墜典，斯其才之大，诚有过人者。若其静察乎考古之足以证今，披图案牒以兴革利弊，其补助化理最切，则尤先生用意之深也。”[35]此一评论，揭示出了毕沅刊刻是书的用意和价值。此外，毕沅还主持纂辑有《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和《西安府志》八十卷[36]，单刻行世。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觐时，曾将《关中胜迹图志》进呈高宗，高宗览后大为欣赏，遂命儒臣撰写提要，钞入《四库全书》中[37]。
清代诸子之学，肇端于傅山、王夫之诸儒，至道咸以降而趋于发皇。其间，乾嘉诸儒在经史考证主流局面下，对诸子之书的正讹发微，无疑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中，毕沅对《墨子》、《道德经考异》及《吕氏春秋》的校正考订，即其代表之一。毕沅之留意诸子之书，早在其任内阁中书时，即已呈露端倪。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作《读诸子诗十八首》中，毕沅道其情形曰：“下直归，偶于书肆购得子书十数种。因每夜读两册，一书竟，即系以诗。非有心得也，聊资谈助而已。”其所购十余种书，计有：《老子》、《关尹子》、《列子》、《庄子》、《管子》、《晏子春秋》、《文子》、《孙子》、《吴子》、《墨子》、《商子》、《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石公素书》、《淮南子》、《扬子》。其中，《墨子》诗曰：“墨子之为人，兼爱乃素检。世讥《节葬》篇，送终过崇俭。视亲不若人，厥过固难掩。而我窥其意，诫奢冀防渐。黼黻须文章，何必悲丝染。”《老子》诗曰：“道德五千言，厥要在无競。知雄翻守雌，弃智兼绝圣。元牝存谷神，刍狗喻百姓。妙门示元元，上德犹病病。游龙信非虚，呼马何妨应。”又《吕氏春秋》诗曰：“鉴远而体周，吕览功用大。乾坤窥端倪，古今落欬唾。当其著书时，未审谁参佐。荀卿韩非间，公然分一座。笑语大贾人，真善居奇货。”[38]如此识见，毕沅虽自言非有心得，然实已不同于流俗之见。毕沅此后之能主持校刊此三书，盖肇基于此。
《墨子》一书的校刻，经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讫工于四十八年（1783）十月。在此书序中，毕沅就《墨子》一书的悬疑问题提出己见，其大要有如下几端：一是考证墨翟为六国时人，在七十子后，至周末犹存，而其籍贯为楚鲁阳，非鲁卫之鲁。二是对该书的篇目作了梳理，指出：“《墨子》七十一篇，见汉《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一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三是对墨子其人加以认可，认为：“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四是对该书的价值作了肯定，认为：“今惟《亲士》、《脩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余篇称子墨子，《耕柱篇》并称子禽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以是古书，不可忽也。且其《鲁问篇》曰：……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又其《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39]故孙星衍评之曰：“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视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40]按孙星衍是时在毕沅幕府参与该书之校刊，而其对《墨子》一书的见解亦已融入是书中，其所评断，当非虚誉。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然自孟子辟杨、墨以来，墨学受到很大冲击[41]。其后虽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家传其学，但在汉代儒术独尊局面的笼罩下，墨学愈趋于式微。自晋鲁胜《墨辩注》、唐乐台《墨子注》以来，《墨子》一书虽一线若存，但鲜有问津者，直到毕沅始为之整理校刊。唐代大儒韩愈虽欲突破视墨学为异端的偏见[42]，然和之者寡，而随着宋明理学正统地位的巩固，墨学被歧视的境遇始终没有大的改观。如此情形，诚如俞樾所揭示的：“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开，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43]又孙诒让曰：“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尟。故捝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尚书沅，始为之注；藤县苏孝廉时学，复刊其误，创通涂径，多所諟正。”[44]即此可见，毕沅之于《墨子》，洵有阐幽发微之功。虽然毕沅所校不无疏陋、讹错，所依据之书亦颇有限，但其创辟路径、承前启后之功，则是不容忽视的。
《墨子》之外，毕沅还对老子及其所著《道德经》进行了考辨。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毕沅认为：老子、李耳、李

近代中国历史故事解说

聃、周太史儋实为一人，古聃、儋相通；老子与老莱子是二人，老子苦县人，老莱子楚人；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书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老子本黄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道书有太上老君，亦即老子也；老子是人而非神，有生亦有死。此一论断，虽未必就成定论，却推进了对老子其人的历史考察。而就《道德经》一书来看，清初注解是书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列，计有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张尔岐《老子说略》、徐大椿《道德经注》、胡与高《道德经编注》、汪缙《读道德经私记》、黄元御《道德经悬解》[45]，此外尚有王夫之《老子衍》等，其中唯有张、徐、王之书学术价值较高，然仍缺乏较为完整的校本。毕沅既早究心于是书，故平时比较注意搜集各家注本，据其自称：“所见老子注家不下百余本，其佳者有数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为世所希传。”毕沅因“就其本互加参校，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众说以定其是”。之所以如此，乃鉴于“近世多读书君子，然浅近者有因陋而无专辨，或好求异说以讨别绪，则动更前人陈迹，在若信若不信之间”。由此，毕沅得出一种认识：“字不从《说文解字》出，不审信也。”[46]此一认识，体现出毕沅好古求是的为学精神。而值得一提的是，毕沅还曾致力于《吕氏春秋》的辑校，但未列入《经训堂丛书》中。据汪中代毕沅所作《吕氏春秋序》称：“《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指谢墉——引者注）、仁和卢学士（指卢文弨——引者注）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属学士刻之。”而毕沅之推赞是书，乃有感于：“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余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世，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47]由此可见，毕沅之辑刻诸子之书，乃意在扶持和表彰古学。[48]
小学、地理、诸子之外，毕沅还曾辑有《关中金石记》一书。按金石之学，作为考经证史的文献资源[49]，自宋以来即受到一定的重视。及至清代，更是蔚为大观，诸儒致力于此者甚多，“若昆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映、郃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50]。而毕沅“以金石文字之在六朝前者，多足资经典考证，其唐后所载地理、职官及人物事迹，亦可补正史传讹误”[51]，故为官兰州、巡抚陕西时，“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鄜州，汉鄐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岳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公释奠学校，而开成石经及儒学碑林复立焉。自余创见，多后哲之未窥，前贤之未录”[52]。凡自秦至元，得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有一，考史证经，订误补亡，裒为《关中金石记》八卷。
毕沅之辑刻《关中金石记》，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其一，搜罗繁富。关中作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吉金贞石之富，甲于海内。然自唐肃宗乾元中京师坏钟像私铸小钱，唐武宗会昌中李都彦以钟铎纳巡院充鼓铸用，以及宋姜遵知永兴军时，太后诏营浮图，毁汉唐碑碣以代砖甓，关中之金石，日渐亡佚。北宋神宗元丰中，虽有北平田概撰为《京兆金石录》六卷，然仅限于京兆一路，他付阙如；且其书不传，惟见于陈氏《宝刻丛编》之所引。此一局面，显然难于揭示关中丰厚的文化底蕴。有鉴于此，毕沅历官所至，广为搜讨，凡关内、山南、河西、陇右，编摩翻拓，悉著于录。七百九十七通之富，虽不能尽，却已洋洋大观，故钱大昕称：“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53]
其二，考订详慎。较之田概《京兆金石录》仅纪撰书姓名、年月，而无考证之益，毕沅是书，则为之沿波讨源，考经证史，辨析疑似。钱大昕尝称：“公又以政事之暇，钩稽经史，决擿异同，条举而件系之。正六书偏旁，以纠冰英之谬；桉《禹贡》古义而求汉漾之源。表河伯之故祠，䌷道经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灯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举一隅，都超凡谛。自非多学而识，何以臻此！”[54]卢文弨曰：“考正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55]钱坫曰：“巡抚公监兹放失，欲永其传，讲政之暇，日采集焉。又用真知，条证肆考，傅合别否，务得故实。取其片羽，可用为仪，盖菿然于洪、薛、欧、赵之上矣。”[56]孙星衍亦论之曰：“重光之岁，月移且相，武橐有缄，嘉禾告瑞。公始从容晨暮，校理旧文，考厥异同，编诸韦册。且夫欧、赵之书，徒订其条目；洪都之著，弟详其年代。公证古之学，奄有征南，博闻之才，通知荀勖，此之造述，力越前修。谈经则马、郑之微，辨字则杨、杜之正，论史则知几之邃，察地则道元之神，旁及《九章》，渊通《内典》，承天谱系之学，神珙字母之传，固已夺安石之碎金，惊君苗以焚砚。君子多乎？于公未也。”[57]以上诸家所言，已清楚地揭示出毕沅是书的学术价值。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58]，毕沅之书，可谓兼得两家之长。
其三，有裨实用。毕沅不仅能抉发金石之源流，考订其是非，更为有意义的是，他还将此用之于现实。洪亮吉尝揭示此一意向曰：“巡抚毕公再涖陕西，前又两摄兰州之节，凡自潼关以西，玉门以东，其道路险易，川渠通塞，及郡县之兴废，祠庙之存否，莫不画然若萃诸掌，今记中所散见是也。夫欧、赵、洪、薛之撰集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托之空言，又非若欧阳诸书仅资博识，则所得实多焉。公既尝以案部至咸阳，读周文公庙诸石刻，为守墓之裔请于朝，增置五经博士；近又欲考定临晋河伯之祠，郃阳子夏之墓，皆公经世之务之获于稽古者也。”[59]此一考古有裨实用的思想取向，体现出毕沅学以经世的精神。
《关中金石记》之外，毕沅还于河南巡抚任上，编有《中州金石记》五卷[60]，于湖广总督任上，编有《三楚金石记》三卷[61]。此外，毕沅由陕西调任山东巡抚后，曾与时任学政的阮元合作，议纂《山左金石志》。虽因改调湖广总督未能尽其事，然发凡起例，毕沅多所参定。钱大昕记其事曰：“乾隆癸丑秋，今阁学仪征阮公芸台奉命视学山左，公务之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其明年冬，毕尚书来抚齐鲁，两贤同心，赞成此举，遂商榷条例，博稽载籍。萃十一府两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钱币、宣私印章，汇而编之，规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讨论修饰润色，一出于公。”[62]即此可见，毕沅之于金石，实是情有独钟。卢文弨有言：“夫人苟趣目前，往往于先代所留遗不甚爱惜，而亦无以为后来之地。儒生网罗放失，亦能使古人之精神相焕发，而或限于其力之所不能，必赖上之人宝护而表章之，以相推相衍于无穷，其视治效之仅及于一时者，相什伯也。”[63]毕沅以一方大吏而致力于金石之搜讨，其意义和影响盖有当于卢氏所言。
毕沅尝称：“沅于诂训，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许解，经礼则专宗郑学。”[64]此可见毕沅之为学宗尚。前述小学类即体现出毕沅“文字默守许解”的努力，而《经训堂丛书》中所刊《夏小正考注》，则是其“经礼则专宗郑学”的一种表现。按“《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65]。因其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之情无不具纪，故向来为诸儒所注目。自戴德传之作于前，北周卢辩注之于后，至宋傅崧卿则分别经传而为之注。其后，宋之朱子、关浍、王应麟，元之金履祥，清之黄叔琳、秦蕙田、戴震、卢文弨、孔继涵等，皆有专本，而分别经传，亦并有异同；他如郑康成、郭璞、孔颖达、欧阳询、徐坚、李善、一行诸人，亦皆有所称引。然因“经既残破，传复讹乱，辩注又不传，若据考不精，各以私意类分互证，是诬之矣”。有鉴于此，毕沅乃参校众家，为之疏通考释，以期于正。毕沅之于是书，其“戴之说是，必曲证以申明之；偶得一间，又求之诸经，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经后传之义”。经此一番考辨，毕沅不无感慨地说：“夫由今以溯传，既二千年矣，由传以溯经，又二千年，历四千余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见其人，盖信古者少矣，可不深叹哉！”[66]其笃好古学之志，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署名毕沅撰的《传经表》、《通经表》，虽出自洪亮吉之手，但亦可体现出毕沅对经学传授源流的认识。毕沅序《传经表》曰：“六经权舆于孔子，六经之师亦权舆于孔子。……上自春秋，迄于三国，六百年中，父以传子，师以授弟，其耆门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多者至著录万六千人，少者亦数百人，盛矣！……暇日采缀群书，第其本末，校正讹漏，作《传经表》一卷。其师承无可考者，复以《通经表》一卷缀之，而通二经以上至十数经者，咸附录焉。……盖周秦汉魏经学授受之原，至此乃备也。”[67]此亦毕沅“信古”之一端。
最后，也是应该特别予以指出的，是毕沅对惠栋之学的表彰，《经训堂丛书》中所刻《易汉学》七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即其体现。众所周知，乾嘉经史考证之学的形成，惠栋实为一有深远影响的开风气者，其对汉儒之学的倡导和阐扬，开启了一代为学门径。惠栋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易》学方面，《周易述》即其精华所在，而《易汉学》对汉儒《易》学著作的裒辑，则是其立学的根本。在《易汉学自序》中，惠栋称作此书缘起曰：“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68]惠栋可谓能世其家学矣。然因惠栋终老诸生，且中寿而殁，故其著作于生前多未能镂板。不过，自卢见曾刊刻《周易述》，李文藻刊刻《易例》之后，惠栋《易》学成就渐显于世。而《易汉学》虽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但直到毕沅辑刻入《经训堂丛书》，始得以广布学林。当然，在毕沅之前，已有人对此书加以表彰传写。如受惠栋托付《易汉学》手稿的王昶，先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撰跋表彰是书之价值[69]，继于三十八年（1773）致书四库馆总纂陆锡熊，推誉该书与《周易述》，期望将二书采入《四库全书》。他如钱大昕之钞录，王鸣盛、褚寅亮之考正，以及李文藻之有意刊刻，皆作出了一定的努力[70]。然而，一则因诸人未能付诸实施，一则因《四库全书》虽收入是书，但系内府秘藏，外间难以得见，故《易汉学》流布有限。直到毕沅将《易汉学》刻入《经训堂丛书》，惠栋之遗愿及众人之志方得以实现，是书亦得以流行于世。而《明堂大道录》、《禘说》二书，因与《易》互相发明，故毕沅刻《易汉学》时，亦将此二书附刻于后。至此，在卢见曾、李文藻、毕沅的扶持和表彰下，惠栋的《易》学成就，终得以为学界所熟知。而值得指出的是，毕沅之汲汲于表彰惠栋之学，一方面固然与其曾受学于惠栋，有报知遇之恩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毕沅对惠栋治学取向的认同，惟其如此，始可深入体悟毕沅辑刻《经训堂丛书》的意义和价值。
由上可见，毕沅于小学、地理、诸子、金石、经学，以及对惠栋之学的扶持和表彰，不惟体现出其为学门径的广阔，还体现出其对时代学术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当经史考证之学趋于发皇之时，毕沅《经训堂丛书》之辑刻，实有推波助澜之功。刘锦藻曾曰：“沅开府西安，一时经术湛深之士，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黄景仁辈，皆从之游。所辑丛书，有校正《吕氏春秋》一种，咸阳宾客，至今有遗风焉。于关中舆地、金石，大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毅力。乾隆癸卯校刊于经训堂，其功亦云巨矣。”[71]此论虽揭示得并不全面，然亦得其大体。毕沅虽无专门的著作问世，但其主持辑刻《经训堂丛书》，于学术之演进，则有扶持和倡导之力，功不可没。
三、《续资治通鉴》之编纂
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乃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作。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经始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历时十九年而蒇事，成书凡二百九十四卷。其间，刘攽、刘恕、范祖禹诸通儒硕学，皆尝赞襄其事。是书以编年体体裁，纪述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治乱兴替之史迹。因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以及于“名物训诂，浩博奥衍”[72]，皆有资于治道，故不仅被推重于当时，而且深为后世所效法。
继司马光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后《四库全书》釐定为五百二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然可惜的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此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欲续《资治通鉴》，但因“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73]。是以王氏《续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薛氏《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仅取材于明代官修《续通鉴纲目》；且因时代潮流所趋，二书皆偏重于理学。
降及有清一代，昆山徐乾学复在大儒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协助下，以得于泰兴季氏所藏李焘不全本，就王氏、薛氏二本而增损之，是为《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徐氏是书成就虽较王、薛二氏之书为高，但因所得李焘本“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乃属阙如”[74]，故不无凌乱阙佚，未为定本。这一状况，尚有待进一步整理纂辑，以成一代治典。毕沅之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即有感于此而作。[75]
关于毕沅《续资治通鉴》纂辑刊刻的过程，冯集梧序该书称：“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例付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然刻未及半，仅百三卷止。集梧于去岁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而二百二十卷之书居然完好。缘系毕氏定本，故稍为整理，不复再加考订。其繙译人、地、官名，亦依原书遵四库馆通行条例改定。……嘉庆六年三月日，桐乡后学冯集梧识。”[76]钱庆曾续编钱大昕年谱，于嘉庆二年（1797）条亦称：“是年为两湖制军毕公沅校刊《续资治通鉴》。……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指钱坫——引者注）佐毕公分纂成书。阅数年，又属公复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77]又史善长撰毕沅年谱于嘉庆二

中国历史儿童人物故事

年（1797）条称：“公自为诸生时，读涑水《资治通鉴》，辄有志续成之。凡宋元以来事迹之散逸者，网罗搜绍，贯串丛残，虽久典封圻，而簿领余闲，编摩弗辍，为《续通鉴》二百二十卷。始自建隆，讫于至正，阅四十余年而后卒业。复为凡例二卷、序文一首，毕生精力尽于此书。至是乃付剞劂，艺林鸿宝，海内争欲先睹为快。”[78]
综观冯、钱、史三氏所言，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草创期，约当毕沅任陕西、河南巡抚期间。是时，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客毕沅幕中，除协助毕沅辑刻《经训堂丛书》外，即分任是书之纂辑。
第二阶段为复审期，《续资治通鉴》成编后，毕沅因不大满意，乃属邵晋涵为之更正，遂大为改观。[79]
第三阶段为续订期，经邵晋涵更正后，毕沅又以《举要历》属钱大昕，且属其复勘全书，且增补考异。第四阶段为刊刻期，此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一期为毕沅在世时所刻一百三卷，后一期为冯集梧于嘉庆六年（1801）年补刻二百二十卷。
然而，章学诚所撰《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邵与桐别传》二文，则于《续资治通鉴》的卷数和版本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前文称：“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80]后文称：“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指徐乾学——引者注）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公未惬心，属君更正。君（指邵晋涵——引者注）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贻选谨按：先师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81]按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有二种本子，一为邵晋涵更正寄毕沅本，后因毕沅家遭籍没而不可访，一为据宾客初定之本刊刻者；其卷数为二百卷。
对于章学诚此说，胡适、黄云眉二先生认为有可疑之处，尝加以论辩。其大要谓：《续资治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毕沅于是年去世，至嘉庆四年（1799）其家被籍没，是书仅刻得一百三卷，而冯集梧于嘉庆五年（1800）购得全部原稿及不全板片，遂为之补刻，至次年三月刻成二百二十卷。因此，章学诚于嘉庆五年（1800）作《邵与桐别传》时，《续资治通鉴》并未有刻本行世，而邵晋涵更正之本亦非不可访。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82]，是时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所言“邵与桐校订颇勤”、“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可知邵晋涵校订之本已于是年完成。按理其后刊刻时仍用宾客初定之本，钱大昕于嘉庆二年（1797）为毕沅复勘是书，增补考异，但未蒇事而毕沅卒，因将其本归还毕沅之子，即使邵晋涵所寄之本不可访，钱大昕所归之本似不应一并亡佚。至于二百卷之说，除章学诚有此说外，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及冯集梧序《续资治通鉴》，皆称二百二十卷，或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抑或二百二十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83]胡、黄二先生所辩论，确实指出了章学诚二文中的可疑之处。今据相关文献，更为推广之。
按章学诚二百卷之说，所指乃经邵晋涵更正录副后呈请钱大昕校勘之本，此时，目录尚未写就，而所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84]。而据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称：“得来教，谓《续通鉴》一书，经二云诸君纂辑成编，惟《举要历》未撰，兹属钱少詹成之，即属以校雠勘定，付诸梓人，甚慰所望。”可知邵晋涵更正之后，钱大昕续有增益。而以钱大昕之增益，加上目录、《举要历》所成卷数，较章学诚作书之时增多二十卷，是很有可能的。[85]故至嘉庆二年（1797），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皆称为二百二十卷，而冯集梧嘉庆六年（1801）所刻之本，亦称二百二十卷。由此可见，胡、黄二先生推测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是有见地的。当然，若说二百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而毕沅去世后其家所刻乃依宾客初定之本，邵本于毕家籍没后不知去向，则大有可疑。按毕沅既曾以邵晋涵改定本录副托钱大昕补撰校勘，而钱大昕在致冯集梧书中，并没对冯氏所称据原稿刊刻提出疑议，若冯氏所据乃宾客初定本，以钱大昕亲承其事，何以分辨不出冯氏所刻系邵本抑或宾客初定之本？而此书卷帙之繁富，以邵晋涵一人之力，于寄呈毕沅军中之前，短时间内录为副本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副本，章学诚亦未曾得见，故其在《邵与桐别传》中所称“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86]云云，则显系推测之词，难为别有邵本之依据。[87]
而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所说“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88]，亦有两可疑处。
其一，据前引钱庆曾所称，当时佐毕沅纂辑《续资治通鉴》者，有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并非仅“某客”所为。
其二，据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称：“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指李焘、李心传——引者注）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89]又冯集梧序称：“兹书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而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也就是说，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是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尤其是徐乾学所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全本，经四库馆臣之辑佚而成完编，毕沅因得以为资。而章学诚所说“某客”“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则显与前文自相矛盾。况且在文献丰富的情况下，毕沅又何以能认可“某客”如此草率地处理？而以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之才学，当不至疏漏如此之甚。退一步说，即使“某客”确实如此做了，毕沅因此而不满意，遂属邵晋涵再加整理，但以邵晋涵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推翻重来的。章学诚称邵晋涵“较订颇勤”，冯集梧称“复经余姚邵二云核定体例付刻”，可见邵晋涵所作工作主要在于订前稿之不足。且除章学诚言及毕沅对初稿不满意外，他人无道及者。盖毕沅一生于《续资治通鉴》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慎重起见，才属长于史学的邵晋涵和钱大昕为之更正校雠，但这并不意味着初稿粗陋不堪。如此看来，章学诚文中对“某客”的不满，似另有所指。
考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作《与邵与桐书》，其中谈到托邵晋涵致书毕沅欲谋一席之事，曰：“夏间接读手示，以关中一席，毕中丞复以缓商，不识中丞复意如何？倘淡漠无意，则无可投矣。若犹有平原旧意，或未得坐拥皋比，即从事编摩术业，不无少有所获。惟足下斟酌为之，度其不可，则竟不须饶舌；如在可否之间，则再以一牍讯问。”接着，章学诚不无感慨和遗憾地指出：“往者竹君先生泛爱及众，有所举于中丞，皆一时之选。然亦有拯悯饥寒，仅就尺短寸长，使之有以自效。中丞雅善衡量，亦既随其器之大小，有以满其剂量，以是人称中丞能得士矣。而斯人亦出竹君先生门下，袖手冷笑，独谓人世不必更求知音，倔强自喜，不复顾屑，以至于今，故困穷转出藩篱鷃雀下也。某属公门下，辱知为深，当此相须殷而相遇甚疏之际，苟不为公一言，则负知遇之恩，莫斯为大。”[90]按章学诚书中所特意指出之“斯人”，既出朱筠门下又受知于毕沅，考当时毕沅幕府中严长明、吴泰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惟有洪亮吉尝与章学诚同客朱筠幕，且有同门之谊。而洪亮吉《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十韵》有言：“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夹袋。”[91]是可见洪亮吉之见重于毕沅。然观洪亮吉诸作，并未言及有举荐章学诚之事。因此，章学诚书中所指“斯人”，盖针对洪亮吉而言[92]。因为章学诚、邵晋涵、洪亮吉皆曾同客朱筠幕府，故章学诚以“斯人”指代而不直书其名，邵晋涵是能领会的。此一事件，无疑在章学诚心中种下了遗恨。
而章学诚在致朱锡庚的书中又指出：“洪、孙诸公，洵一时之奇才，其于古文辞，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以洪君之聪明知识，欲弹驳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头，只消谈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彼驳邵之《尔雅》，方长篇大章，刻入文集，以为得意，而邵之议论已如此。今彼刻驳弟之书，乃因诎于口辨，而遂出于装点捏造，殆较驳邵为更甚矣。此书即使出弟身后，儿辈力量，尚能驳正。……邵先生行事细碎，宜即动手记之。即如受洪书而不报，此虽不便明记，亦可暗指其事，而形其雅量也。”[93]由此可见，章学诚不仅因没得到洪亮吉的举荐而衔恨，更因论学不合而不以洪亮吉为然。不惟在古文辞方面章学诚与洪亮吉、孙星衍路数不合，即整体为学趋向，亦“绝不相入”。章学诚致朱锡庚书有言：“盖渊如天分虽高，却为名心甚急，故用功不懈，至今无自得之学者，名心为之累也。功浅之时，求人赏鉴；今功稍深，又求胜人。……洪穉存近来所得不知如何？彼天分稍逊渊如，而用功似较渊如沉着。如阮学使亦颇高明，所得似在孙、洪之间，但不致放言高论。……此数公皆与鄙人路数绝不相入，故无争競之心，亦无附会之意。阮学使与洪穉存在河南抚署日，作书与洪穉存曰：‘会稽有章实斋，所学与吾辈绝异，而自有一种不可埋殁气象，不知是何路数，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时之奇士也’云云。观此，则诸君至今不知鄙为何许人矣。”[94]即此可见，章学诚之于洪、孙诸人，已判然两途矣。
更可指出的是，章学诚每以史学义例、褒贬自任、自高，亦每欲以己之所学讥弹洪、孙，但章学诚之史学却并不为当时学人所认可。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他人的批判，除了以较为委婉的“规劝”形式提出商榷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影射”，则成了其发泄心中郁闷的途径。[95]以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得以参与《续资治通鉴》的前期纂辑工作，而章学诚既曾衔恨于洪亮吉，又其于洪、孙论学之不合，因此而生发怨气，以致于闪烁其辞地发为“某客”、“宾客初定之本”之说，是很有可能的。
通过以上钩稽，我们可否得出如下认识：章学诚所称“某客”，乃影射洪亮吉；冯集梧刻本即系经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初定，而经邵晋涵更正、钱大昕增补之本，而章学诚所说邵本不可访则系推测之言。至于该书卷数问题，很大的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之《举要历》。此一认识能否成立，尚需学界同仁做进一步地衡定。
尽管因章学诚之言，《续资治通鉴》被蒙上了一层“疑团”，但该书的价值则是应予肯定的。较之前此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所续之书，毕沅主持纂辑的《续资治通鉴》，不惟在文献依据方面有了大大的超越，而且其篇幅之繁富和考订之详审，亦非前此诸家所可比拟。[96]此外，是书之于家法、裁断，亦有所发明。
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中，章学诚代毕沅畅发该书之取向和价值道：“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掎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鲁。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稜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逸事之未出矣。至于偶据所见，骋其繁富，如西夏备述姻戚世系，元末琐事取资《铁崖乐府》，编年之书，忽似谱牒，忽似诗话，殊为失于裁制。然其征材较富，考核较详，已过陈、王、薛氏数倍，则后起之功，易于藉手，亦其道也。夫著书义例，虽曰家法相承，要作者运裁，亦有一时风气。即如宋元编年诸家，陈、王、薛氏虽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陈氏草创于始，亦不可为无功；薛氏值讲学盛行之时，故其书不以孤陋嫌为，而惟详于学派；徐氏当实学競出之际，故其书不以义例为要，而惟主于多闻。鄙则以为风尚所在，有利即有其弊，著书宗旨，自当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矫枉而至于过尔。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此一自我评判，亦即其“古人著书，贵有家法，闻见猥陋，不足成家；而好骋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书宗旨”取向的体现。
正是基于以上通达之见，毕沅一反李焘避司马光之嫌而谦称其书为《资治通鉴长编》，认为“班《书》而后，范、沈、萧、李所为纪传，其文虽去班《书》远甚，未尝谦避而不敢名‘书’，人不以为僭也；则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故不取邵晋涵“宋元事鉴”、章学诚“宋元文鉴”之建议，而直名其书曰《续资治通鉴》。至于司马光“臣光曰”、徐乾学“臣乾学”之体例，在毕沅看来，“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斯为赘也”[97]，因付之缺如。凡上所述，大略可体现出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的取舍和意向，而是书之意义，亦可由此窥其一斑。[98]
莫友芝在《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板跋》中称：“逮秋帆尚书际四库告成明备之余，得因徐氏旧编，罗放失，翦榛芜，又有史家宿学王西庄、钱竹汀、邵二云诸老辈，为之质证往复，以成定本。虽纪四百年事，较温公纪千数百年者，卷帙遂有三之二，犹启后来议端，续温公书诚不易易。然其缜密详赡，在二代编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99]洵可谓平情之论。
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尝曰：“性好著书，虽官至极品，铅椠未尝去手。谓经义当宗汉儒，故有《传经表》之作。谓文字当宗许氏，故有《经典文字辨正书》及《音同义异辨》之作。谓编年之史，莫善于涑水，续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虽优于薛、王，而所见书籍犹未备，且不无详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群书，考证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讫元，为《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别为《考异》附于本条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谓史学当究流别，故有《史籍考》之作。谓史学必通地理，故于《山海经》、《晋书·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之作。谓金石可证经史，宦迹所至，搜罗尤博，有《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记》。”[100]此一概括，揭示出了毕沅一生的学术取向和成就所在。而毕沅学术取向的确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为当时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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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42，《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又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24《四十生朝自述三首》曰：“吾家老宗系，本是新安分。一迁玉峰麓，再迁娄江漘。”
[2]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雍正十三年乙卯六岁条。
[3]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自题慈闱诗图四首有序》。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39《再题一首并序》称：“行年十五，先太夫人教之学诗，云：‘诗之为道，体接风骚，义通经史，非冥心孤诣，憔悴专一数十年，不能工也。’敬遵慈训，因舍画而专攻诗。”此可见张太夫人课子之取向。
[4]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六年辛酉十二岁条。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2《晚春陪毛紫沧商岩先生游弇图》曰：“西邻竹树翠烟屯，石径苔钱满屐痕。布席谈深应撰杖，下帷业竟许窥园。敦盘江左流风远，鸾鹤昙阳暮雨昏。月淡吟魂招不得，梨花如雪掩重门。”又同书同卷《红蕉书馆赋呈紫沧师》曰：“寒松骨气鹤姿仪，姓氏元龙四海知。白首名遗千佛榜，青毡老作六经师。云堂每听鲸钟动，家塾仍严鹿洞规。烛跋尚迟请问出，先生未是欠伸时。”
[5]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3《谒光禄卿沈敬亭起元先生于学易堂敬呈四律》曰：“灵光江左望嶙峋，粹德清名迈等伦。一代龙门真理学，三朝虎观旧儒臣。立身乔岳岩岩象，被物光风霭霭春。星斗文章云鹤表，如公方不愧天神。典领雄藩懋守为，舆人为诵口为碑。民争让畔传三辅，吏戒怀金凛四知。身退归来甘拙宦，学纯老去作经师。布衾检点平生事，白日青天总不欺。砚耕壮齿历辛艰，游艺工夫本素娴。偶对云泉临北苑，那烦丝竹伴东山。诗坛垂白挥豪健，易稿研朱著意删。自署小斋虚直字，清风劲节共萧闲。儒林循吏两难并，事事光争青史名。制行要师黄叔度，传经合拜郑康成。丝萝谊笃通家契，桃李蹊残感旧情。末座心香传一瓣，空惭雏凤继新声先君幼年受业先生之门，洒泪感怀，奖勗倍至。”
[6]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赠顾行人抱桐陈垿先生》曰：“精力平生尽典坟，眼中余子日纷纷。占星绝学推《灵宪》，解字真源衍《说文》。载酒花溪双屐雨，摊书松阁半床云。吟坛簪盍无同辈，每话前游感离群。”
[7]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杨编修文叔绳武先生索观近制亲为评点奖借倍至即座赋呈》曰：“绿衣隅侍最情亲，光霁襟期似饮醇。门第东林钩党裔，文章南国总持身。汗青垂老书初就，头白怜才意更真。海内灵光遗一老，仁皇亲策第三人。”
[8]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九岁条。
[9]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3，《访惠征君定宇栋先生赋赠三首》。
[10]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二十一岁条。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0《将抵都门寄呈归愚先生》曰：“师门临去复夷犹，此后重来更几秋。辞岫云凭风雨意，随阳雁切稻粱谋。本非老衲常行脚，未必门生果出头。闻说燕台求骏骨，媿无声价等骅骝。”又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九年甲子十五岁条称：“时方卒业《文选》，泛览秦汉唐宋诸大家，穷其正变。诗取径眉山，上溯韩、杜，出入玉溪、樊川之间。盖甫入文坛，已独树一帜矣。”无怪乎沈德潜对之如此器重。
[11]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吴企晋泰来邀李丈客山果王凤喈鸣盛钱晓征大昕赵损之文哲王兰泉昶曹来殷仁虎集听雨蓬小饮即席有作》。
[12]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杂诗》。
[13]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三岁条。
[14]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7，《呈院长张凤冈叙先生》。
[15]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三岁条。
[16] 毕沅得中一甲第一名，其中还有一个小的插曲。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4《书毕宫保遗事》记道：“乾隆庚辰公会试，未揭晓前一日，公与同年诸君重光、童君凤三皆以中书值军机。诸当西苑夜直，日未昃，忽语公曰：‘今夕须湘衡代直。’公问故，则曰：‘余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偃息，并候榜发耳。湘衡书法中下，即中式，讵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语竟，二人者径出不顾，公不得已为代直。日脯，忽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宜。公无事，熟读之。时新疆甫开，上方欲兴屯田，及殿试发策试新贡士即及之。公经学、屯田二策条对独详核，遂由拟进第四人改第一，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
[17]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岁条。
[18]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岁条。
[19] 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23《哭先室汪夫人诗二十二首有序》小注曰：“丁亥十月外转陇西。”又卷24《四十生朝自述三首》曰：“丁亥补外初，乌私念明发。”
[20]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年乙未四十六岁条。毕沅之为政，深受其母的熏陶。张太夫人尝作诗箴毕沅曰：“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宦久秦中，洊膺封圻寄。……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勿以求烦苛，勿以察猥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励清操，俭德风下位。大法而小廉，积诚以去伪。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剂。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履真，实心贯实事。曩迹永不磨，昔贤庶可跂。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生平学，不存温饱志。卓哉韩范贤，治绩前史备。事事规模之，其乃克有济。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攸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岁条。）
[21]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5，《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十韵》。洪亮吉又曰：“公爱士尤笃，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又其记当时幕宾间的摩擦曰：“孙君（指孙星衍——引者注）见幕府中不如意者，喜慢骂人，一署中疾之若仇。严侍读长明等，辄为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孙某者，众即捲堂大散。’公（指毕沅——引者注）见之不悦，曰：‘我所延客，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与共处，则亦有法。’因别构一室处孙，馆谷倍丰于前。诸人益不平，亦无如何也。”（以上皆见《更生斋集文甲集》卷4《书毕宫保遗事》。）有意思的是，后来同客毕沅湖广总督幕府的章学诚和汪中，亦曾因议论不合，几欲挥刃相向。（见洪亮吉《卷施阁诗》卷15，《章进士学诚》。）
[22] 毛庆善、季锡畴《黄仲则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三十三岁条。
[23]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跋》，《弇山毕公年谱》卷末。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9《兰泉学案》亦曰：“乾隆朝文治极盛，朝士多以学术相尚，宏奖为怀。兰泉博通之才，宗主汉学，虽研经考史未有成书，其说多见诸文集，金石尤为专家。同时弇山毕氏，嗜学爱士，广延通儒，校释古籍，续编《通鉴》。”
[24] 参见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85，《疆臣》37，《毕沅》。
[25] 洪亮吉《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后叙》，《晋太康三年地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26] 以上皆引自毕沅《说文解字旧音叙》，《说文解字旧音》（《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27] 以上皆引自毕沅《经典文字辨正书叙》，《经典文字辨正书》（《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28] 毕沅《音同义异辨叙》，《音同义异辨》（《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2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82页。
[30]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31] 以上皆引自孙星衍《山海经新校正后序》，《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32] 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卷一并序》，《晋书地理志》（《经训堂丛书》本）卷1。
[33] 毕沅《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总序》，《晋太康三年地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34] 毕沅《重刻三辅黄图序》，《三辅黄图》（《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35] 王鸣盛《新校正长安图志序》，《长安图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36]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十岁条称：“西安古称天府四塞，自丰镐宅京，而后秦、汉、隋、唐咸建都于此，因是掌故甲于他省。公来抚兹土七年，名山大川，以暨故墟废井，车马经由过半。……古之纂述，如《关中记》、《三辅决录》、《咸镐古事》、《两京新记》、《两京道里记》，皆散佚不传；幸宋敏求《长安志》，藏书家尚有副本。因属通人搜荟群籍，凡与秦中文献关涉者，计得千五百种。发凡举例，类聚区分，文成数万，为门一十有五，分类五十有一，合成一百卷，亲加裁削，为《西安府志》八十卷。”
[37] 参见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十岁条。
[38] 以上皆引自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13，《读诸子诗十八首》。
[39] 以上皆引自毕沅《墨子叙》，《墨子》（《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40] 孙星衍《墨子后叙》，《墨子》（《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17《子部》《杂家类一》《墨子》15卷条称：“墨家者流，史罕著录，盖以孟子所辟，无人肯居其名。”（第1006页）
[42] 韩愈《读墨子》曰：“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集》卷11，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第156页。）
[43] 俞樾《墨子间诂·序》，《墨子间诂》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11月版。
[44] 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墨子间诂》卷首。
[45]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子部》56，《道家类》；卷147，《子部》57，《道家类存目》。
[46] 以上皆引自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序》，《道德经考异》（《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47] 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代毕尚书作》。
[48] 四库馆臣《子部总叙》尝称：“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一》，第769页。）毕沅在此学术格局下，对诸子学的大力倡导，实有拓展学术门径的意义。
[4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山左金石志序》曰：“盖尝论书契以还，风移俗易，后人恒有不及见古人之叹。文籍传写，久而踳讹，唯吉金乐石，流传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
[50] 卢文弨《关中金石记·叙》，《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1]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岁。
[52] 孙星衍《关中金石记·书后》，《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3]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叙》，《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又见《潜研堂文集》卷25。
[54] 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叙》，《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5] 卢文弨《关中金石记·叙》，《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6] 钱坫《关中金石记·书后》，《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7] 孙星衍《关中金石记·书后》，《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58]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郭允伯金石史序》。
[59] 洪亮吉《关中金石记·书后》，《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60]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岁条称：“自关中移节，迄今三载，公暇蒐罗金石文字，考其同异，聚而拓之，编为《中州金石记》五卷。”
[61] 参见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跋》，《弇山毕公年谱》卷末。
[6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山左金石志序》。阮元《揅经室三集》卷3《山左金石志序》曰：“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视学山左，……归而始有勒成一书之志。五十九年，毕秋帆先生奉命巡抚山东。先是，先生抚陕西、河南时，曾修《关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属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愿学使者为之也。’元曰：‘诺。’先生遂检《关中》、《中州》二志付元，且为商定条例，暨搜访诸事。元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列志乘图籍，案而求之，得诸拓本千三百余件，较之《关中》、《中州》多至三倍，实始为修书之举。而秋帆先生复奉命总督两湖，继且综湖南北军务矣。……六十年冬，草稿斯定，元复奉命视学两浙，舟车余闲，重为釐订，更属仁和赵晋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元以是书本与先生商订分纂，先生蒞楚，虽羽檄纷驰，而邮筒往复，指证颇多。”又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五十九年乙卯六十六岁条称：“公与学政阮公元商议修纂《山左金石志》，搜罗广博，考证精核。会有湖督之命，谆属阮公继成其事。书成凡若干卷，其义例皆公定也。”
[63] 卢文弨《关中金石记·叙》，《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64] 毕沅《夏小正考注叙》，《夏小正考注叙》（《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65] 《四库全书总目》卷24，《经部》，《礼类存目二》，《夏小正注》1卷条（黄叔琳撰）。
[66] 以上皆引自毕沅《夏小正考注叙》，《夏小正考注叙》（《经训堂丛书》本）卷首。
[67] 毕沅《传经表序》，《传经表》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又见洪亮吉《更生斋文续集》卷1。
[68] 惠栋《松崖文钞》卷1，《易汉学自序》。
[69] 王昶《春融堂集》卷43《易汉学跋》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一卦气，一纳甲，一世应，一爻辰，一升降，而汉儒以象数说《易》者始备。……夫汉儒诸家之说，今略见于李鼎祚《易传》，颇恨其各摘数条，参差杂出，不获见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余，盖其所手书者。今下世已十年矣，展复数过，为之泫然。”
[70] 王昶《春融堂集》卷31《与陆耳山侍讲书》曰：“比者征书遍天下，遗文坠简出于荒塚破壁者必多，未审亡友惠君定宇之《周易述》及《易汉学》，当路者曾录其副以上太史否？《周易述》德州（卢见曾）所刊，闻其家籍没后，版已摧为薪。此书本发明李资州《集解》，而《易汉学》为之纲，微《易学》，则《易述》所言不可得而明。此二书，某寓中皆有之。《易学》盖征君手写本，凤喈光禄、搢升员外皆覆加考正，尤可宝贵。如四库馆未有其书，嘱令甥瑞应检出，进于总裁，呈于乙览，梓之于馆阁，庶以慰亡友白首穷经之至意。”又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一》曰：“惠氏《易汉学》，鹤侣大兄现在手钞，此时尚未付还。来春当邮致吴门，决不遗失也。”（见王昶《湖海文传》卷40）又李文藻跋《易例》曰：“惠定宇先生言《易》之书，予所见《周易述》、《郑氏易》，先有刻本。……《易汉学》尝录副而复失之。……而《易汉学》一书，予座主詹事钱公有写本，当求而刻之。”（《易例》卷末）
[7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0，《经籍》14，《经训堂丛书》167卷条，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141页。
[72] 《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294卷条。
[73] 《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考异》30卷条。
[74] 《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条。
[75] 参见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七，《新史书体裁的创立和史学的新发展》，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第120－125、145页。
[76] 冯集梧《续资治通鉴·序》，《续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第13页。
[77] 钱庆增《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庆二年丁巳七十岁条。
[78] 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嘉庆二年丁巳六十八岁条称。
[79] 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二岁条称：“是年，鲁仕骥有答先生书云：……如此书言，可知先生后日为毕沅覆审《续通鉴》，固先生之素志。”鲁仕骥《山木居士文集》卷4《答邵二云书》曰：“比承手书，知自卫河别后三年中，所得山水读书之益，至富极宏。……《宋史》浩烦，谬误颇多，足下考异，其中亦稍有驳正否？温公《通鉴》之成，当时能读者已不多觏，其书选择精详，法戒备具，锡名‘资治’，良不虚也。明方山薛氏，采宋元两朝事迹为《续通鉴》，颇不惬于鄙衷，顾粗疏未敢轻置议论耳。足下因读《宋史》，而欲续其书，殆亦有见于薛书之未当与？愿勉之慎之焉。”
[80]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
[8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文集三》，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
[82] 陈鸿森先生著《钱大昕年谱别记》则系此文于乾隆五十九年，其《别记》五十九年、六十七岁条称：“章氏此信不记撰年，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系于五十七年壬子，并无明据。余考此信既言全书‘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邵与桐校订颇勤’，是全书大体已经写定。又言‘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今据《瞿木夫自订年谱》乾隆六十年条载，先生为毕氏阅定考正，即于吴门开雕（原注：详本文明年条下），则章氏此书宜系于本年，庶几近之。”不过，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称：“去冬武昌话别，忽忽半年，伏惟起居安吉。得来教，谓《续通鉴》一书，经二云诸君纂辑成编，惟《举要历》未撰，兹属钱少詹成之，即属以校雠勘定，付诸梓人，甚慰所望。”（《春融堂集》卷32）按王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任刑部右侍郎，五十五年（1790）九月初十日，奉命往湖北审讯应城县武生李杜控仓书科派买谷又敛钱买马折收草费各款案，十五日至武昌，次日又奉旨赴荆州审讯他案等，至五十六年（1791）二月十九日回到京师。（参见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有关各年条）据此，王昶是书当作于乾隆五十六年，而书中所说《续通鉴》经邵晋涵等人纂辑成编，及属钱大昕撰《举要历》、校雠勘定之事，亦当为此年。又章学诚书中有“闻大著《元史》，比已卒业，何时可以付刻”之语，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六十四岁条案语称：“撰《元氏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谨案：公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谬盩，欲重纂一书。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后人所撰三史艺文，亦多未尽，更搜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又有《元诗纪事》若干卷，以稿属从祖同人及陶凫香两先生编次成书。”是毕沅嘱托钱大昕之事，亦应在乾隆五十六年，与王昶所说时间上正相合。又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四十八岁条称：“是年三月，章学诚有与先生书云：……此书盖学诚始抵武昌时所发。同时段玉裁亦客武昌，有书致先生云：‘客冬得晤，数年契阔，得以稍畅。……近者索居无俚，乃泝江至秋帆先生所一行，月内当即归，不能久滞也。……秋帆先生云，相属纂《宋元明通鉴》，此事亦天地间不可少之事，何日成之？……四月十六日武昌幕中。’”可知乾隆五十五（1790）年时，邵晋涵还在进行《续资治通鉴》的更正工作。但限于更直接的证据，该文究竟成于何时，姑且存疑。
[83] 参见胡适著、姚名达补订《章实斋年谱》，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五十五岁条；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五十岁条。又胡著辩证后附记称：“《续通鉴》冯刻本二百二十卷，虽署嘉庆二年，实成于嘉庆六年。板存嘉兴冯氏；同治丁卯归上海道应宝时，补刊六十五板；今归江苏书局。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庆二年《经训堂》刻本’；《书目答问》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误。惟莫友芝《郘亭［书］目》所记作二百二十卷，不误。”又罗澍伟先生所作《毕沅》一文，对此亦有述论，详参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028－1038页。
[84]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阮元《揅经室二集》卷7《南江邵氏遗书序》称：“今先生久卒，于官所著书惟《尔雅注疏》先已刊行，今令子秉华等复刊《南江札记》四卷、《南江文钞》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宋元事鉴考异》、……若干卷未刊，将次第刊之，以贻学者。”可知邵晋涵更定《续资治通鉴》，在初定本基础上亦有考异。此后，钱大昕校雠该书，亦续有考异。
[85] 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便于正文294卷外，另有《目录》30卷。又按：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称：“清源郡旧刻温国文正公之书，有《文集》及《资治通鉴举要历》，皆八十卷。《历》篇之首，有绍兴参知政事上蔡谢公克家所记，于其删述本指、传授次第，以及宣取投进所以然者甚悉。然其传布未甚广，而朝命以其版付学省，则下吏不谨，乃航海而没焉，独《文集》仅存，而历数十年未有能补其亡者。淳熙壬寅（即宋孝宗九年，1182），公之曾孙龙图阁待制伋来领郡事，始至而视诸故府，则《文集》者亦已漫灭而不可读矣。乃用家本雠正，移之别板，且将次及《举要》之书，而未遑也。一日，过客有以为言者，龙图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则又以书来语熹曰：……熹窃闻之，《资治通鉴》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实亲序之，则既有‘博而得要，简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犹惧夫本书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于是乎有目录之作，以备检寻。既又惧夫目之所以周于事者有未尽也，于是乎有是书之作，以见本末。……顾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闻于上，而党论继作，科禁日繁，则又不得以布于下。……不幸中间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闻孙适守兹土，然后复得大传于世，以永休烈。”（《朱子全书》本）据此，司马光之撰《资治通鉴》，除本文和目录外，尚有《举要历》80卷。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所称“惟《举要历》未撰，兹属钱少詹成之”，当系指此而言。虽然钱氏成书卷数不甚明了，然《举要历》应为毕沅《续资治通鉴》之组成部分，则当予以充分关注。
[8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
[87] 章学诚与朱锡庚书曾曰：“即如足下屡促仆为邵先生传，仆亦自谓邵君之传，实有一二非仆著笔不得其实者，盖平日实有印证，非漫言也。然能言其意而无征于实，则文空而说亦不为人所据信，故从其家问遗书。……邵氏次君，自命读父书者，遇仆求请，辄作无数惊疑猜惧之象，支离掩饰，殆难理喻。仆初犹未觉，后乃至于专书不报，姚江赴杭至郡，又过门不入，仆甚疑骇。久乃得其退后之言，直云仆负生死之谊，盗卖毕公《史考》，又将卖其先人笔墨，献媚于谢方伯，是以不取于仆。”（《章学诚遗书佚篇》，《又与朱少白》）又《邵与桐别传》亦称：“然君卒数年矣，余屡就其家求其遗书坠绪，庶几征予所知，乃竟不可得。”（《章氏遗书》卷18，《文集三》）可见章学诚对邵晋涵的遗著并不了解。
[8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
[89]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
[9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9，《外集三》，《与邵与桐书》。书中称：“连接儿子来书，竹君先生竟作古人。”末署：“十月初三日。”按朱筠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七日，故章氏此书当作于是年。
[91] 洪亮吉《卷施阁诗》卷5，《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十韵》。
[92] 当时，与洪亮吉同出朱筠门下而曾客毕沅幕中者，尚有黄景仁、程晋芳，但二人留住时日甚短，详参毛庆善、季锡畴纂：《黄仲则年谱》，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各条，及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九年条。
[9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答朱少白书》。洪亮吉驳邵晋涵、章学诚之文，见《卷施阁文甲集》卷7，《释大别山一篇寄邵编修晋涵》（附《汉水释》）、《又与邵编修辩尔雅斥山书》、《与章进士学诚书》。而章学诚之驳洪亮吉之说，见《地志统部》（《章学诚遗书》卷14，《方志略例一》）。
[9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与朱少白书》。
[95] 章学诚规劝孙星衍，见《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章学诚遗书佚篇》），又其与朱锡庚书中，亦屡屡道及，如其批评孙星衍《问字堂集》曰：“渊如则本无所得，全恃聪明，立意以掀翻古人为主，而力实未能，故其文集疵病百出。鄙所纠正，特取与《文史通义》相关涉者而已，其余非我专门，不欲强不知以为知也。倘他篇又别有专门之人如鄙之纠驳，则身无完肤矣。”（《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而章学诚虽以史学自高，但其史学则与钱大昕诸人不同，即与论学相得之邵晋涵亦有差别。章学诚《又答朱少白书》尝称：“……此事（指前论作志传之法）与流俗言则不解，与通人言又每多不以为然，斯道之所以难也。辛楣先生尚不谓然。”（《章学诚遗书》，《补遗》）又《家书五》称：“《廿一史》中，《宋史》最为芜烂，邵欲别作《宋史》。……然邵长于学，吾善于裁。如不可以合力为书，则当各成一家，略如东汉之有二谢、司马诸书，亦盛事也，但恐不易易耳。”（《文史通义》卷9，《外篇三》）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曰：“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潜研堂文集》卷24）盖亦针对章学诚而发。章学诚于一时学界之寡合，于此可见一斑。
[96] 王昶《春融堂集》卷32《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曰：“闻是书搜采繁富，考据精审，如李焘、徐梦莘、李心传诸书，为前人所未见者，皆分别甄录，辨其异同，而补其疏略，诚所谓体大而思精，继温国之后，而前此所未有者也。”
[97] 以上皆引自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又见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据钱大昕致冯集梧书称：“盖史以寓褒贬，其用意所在，唯著书人可以自言之。今秋帆（秋帆乃毕沅之字——引者注）既未有序，身没之后，先生得其遗稿续成之，大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其撰述之旨，最为得体。”（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卷首）毕沅既未序该书，而其撰述意旨仅见于章学诚代书中，章氏所言虽然不能完全体现毕沅之意，但大体上是得到毕沅认可的。按：前引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尝称毕沅“复为凡例二卷、序文一首”，与钱大昕所云“今秋帆既未有序”有异。
[98] 王昶《春融堂集》卷32《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尝称：“窃谓史书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论之方严，盖将以明古今之治乱，而治乱所以肇，实本乎贤奸忠佞之分。……是书卷帙重大，须佽助者必多，愿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诸君子，为世道人心计，不独以收采宏富为能。……执事作是书，某备闻绪论久矣。……今闻书已将成，为之喜而不寐。又虑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接娿淟涊世俗之为也。敢忘其愚而言之，愿稍留意焉。”依王昶之意，当时参与纂辑《续资治通鉴》者，似主于广搜博考，而略于议论褒贬，故提出商榷意见，希望毕沅能够注意此一层意思。
[99] 莫友芝《郘亭遗文》卷3，《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板跋》，《续修四库全书》本。而该跋于毕沅《续资治通鉴》之流传、补刻情形亦有揭示，其言曰：“同治丙寅春，李肃毅伯开书局金陵，刊《六经注》成，且及史汉。问继者何亟？友芝以《通鉴》对，续宋元则取镇洋毕氏。即承命，求胡果泉仿元本备复刊。闻毕书板在嘉兴冯氏者，军兴取供炊薪，仅损未百块，其邻遽倍薪材易去。乱定，又不能缀完。戴礼庭秀才为议售，且就，而礼庭亡。肃毅提师赴河济，应敏斋观察亟为购致，刊补亡失，以行江浙。四部巨编，板刻燹毁几尽，惟此硕果摇摇将不自存，遂得拔出尘蠧，为士林嘉会，观察之为政可思矣。”又张之洞《书目答问》论毕沅是书称：“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2，《史部》，《续资治通鉴》320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10页。）
[10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42，《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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