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994年清史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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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94年清史研究概况

1994年，清史学界的同仁励志学术，潜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粗略统计，发表的论文约有百篇，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约20余种。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讨论会8月在沈阳召开。总的来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涉及问题比较多，且有一定的深度。但研究的问题不够集中。下面将一年的研究概况作一扼要的叙述。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向为学者们所关注，并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1994年的清史研究仍然体现了这一特点。
1．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
政治制度在政治史的研究中，一向占有突出地位。1994年，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杨暘、徐清在《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清史研究》l期)一文中，对清廷在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地区实行的噶珊制度，及其在此制度下形成的虾夷锦文化现象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虾夷锦文化现象首先说明了清政权对黑龙江下游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同时说明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刘融在《清王朝的朱批密折制述论》(《四川大学学报》3期)一文中指出，雍正朝以来密折成为国家正式文书；密折制度的设立与相关的军机处的设立，成为“康雍乾三朝盛世”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之一。赵志强在《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l期)一文中对户部军需房的设立时间、机构名称、职掌及其同军机处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军需房作为户部的附属机构曾长期存在，与军机处实为各自不同的两个机构，二者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秦富平的《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5期)对清代县级政权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考察，认为县级的功能及知县一人独尊的地位，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吴建华的《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期)和陈国生等的《清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两文，分别从科举制下进士群体的整体性、具体性进行定量分析，探索其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状况，从而使科举制度的研究有所深化。孙海泉在《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期)一文中，对清代州县以下地方基层制度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里甲制度自清初实施以来，就在各种矛盾中逐渐走向衰落与废弛；里甲制度的失败，是导致雍正初年摊丁入地等一系列赋役制度变革的原因之一。保甲组织则成为清代后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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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统治广大乡村，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得力工具”。
2．关于政治事件的研究
1994年，清史界关于政治事件的研究，多集中在清初。近几年来，何龄修潜心研究清初复明运动。他认为清初复明运动，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特别是在清初的江浙一带，大案、要案迭起，反清斗争山腾海沸，统治者严厉加以镇压，然而，由于统治阶级对此极力掩饰和淡化，加之《实录》、地方志纂修者各种卑劣的“书法”，使复明运动大事化小、复明诸人轰轰烈烈的生死大节一笔勾销。有鉴于此，何先生从文献中挖掘出大批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深入细致的整理和爬梳，连续写出了多篇有份量的论文。《杨鹍空敕案》(《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以下只称《清史论丛》)一文，对杨鹍空敕案及其延伸的方省吾案来龙去脉、案中主要士绅事迹均作了详细考订。他认为：作为地主阶级出色的政治、思想代表的一些士绅，“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使明代士风的正气不绝如线。”复明运动中殉难诸人是明士大夫力图挽救这一传统的“最后一批代表”。而复明运动的首要任务，则是“配合北伐夺取南京，并以此沟通陆海”。
王思治和香港学者吕元骢的《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2期)一文，概述了清军入关和清统一的历史过程，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激烈冲突的结果。顾诚在《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清史论丛》)中，分析了顺治十一年全国各方势力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明清之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力量强弱异形，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决策和内部凝聚力。刘凤云在《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抉择——论吴三桂降清》(《清史研究》2期)一文中认为，吴三桂的降清，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吴三桂的阶级利益，与农民政权的阶级本质之格格不入，是其降李自成而复叛的根本原因；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走，是其中的偶然因素，但却起了决定的作用。总之。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中，三股政治势力虽然目的不同，但却导致了一个结局：清朝在山海关之战中一举获胜，为其定都燕京完成一统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文发在《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l期)一文中，对史学界中所持蔡牵集团的活动为“官逼民反”起义说提出了驳议，认为“其海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二、经济史研究
本年度清代经济史研究论文的数量不多，研究领域和范围也不如往年，但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依然有些深化和发展。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注意点面的结合，即把微观分析的成果融合到宏观研究中去；二是注意某一个行业的专门研究；三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联系。
郭松义在《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期)一文中，把全国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即发达地区、已发展地区、开发中地区、未发展地区。这种划分方法，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对于全面考察清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总体水平是很有裨益的。徐建青在《清代前期的榨油业》(《中国农史》2期)一文中，利用零散而又简略的资料。对清代前期的榨油业进行了考察。认为油料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作为农产品加工业的榨油业获得了发展，主要表现为地域扩大，商品量增加，这反过来又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衣保中《论东北旗地的公产化))(《吉林大学学报》2期)一文，对东北旗地由“份地制”向“公产制”的演变、公产化的表现及类型作了考察，认为清代东北旗地的公产化，主要表现为清廷将部分私有旗地入官征租，设立各种公产旗地，推行八旗官兵职田制，实施京旗移屯政策。但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地私有化问题。梁四宝在《清代秦巴山地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5期)一文中认为，清代秦巴山地的开发方式是以毁林开荒和巨大的木材消耗为前提的，代价极为沉重，联系到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整治资源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外关系史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清史界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大大地加强了。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清史界发表的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文在15篇左右，约占当年清史论文总数的六分之一至七分之一。它们阐述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李治亭《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期)一文认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绝非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而是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的代表。它多次拒绝了西方文明，把中国隔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使中国社会的转轨化为泡影．文章还认为：“18世纪的中国没有实现同西方文明的对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并不是依哪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赵世瑜的《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期)、朱静的《康熙皇帝和他身边的法国耶稣会士》(《复旦学报》3期)、阮炜的《明末清初儒耶之争的历史脉络》(《深圳大学学报》1期)、倪学德的《论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的输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和潘玉田、王固生的《明清时期西方科技文献在我国的传播与影响》(《固原师专学报》1期)五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谈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值得一读。
关于澳门的海外贸易。聂德宁在《明末清初的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时期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自从清廷平定郑氏集团以后，澳门再度成为海外各国商舶的停泊避风之所。在清朝政府管辖之下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而葡萄牙人只有靠着经常行贿的手段，才得以继续在澳门停留；鸦片战后，1887年葡萄牙虽骗取了对澳门的“永租权”，然而澳门一贯是中国领土这一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冯佐哲在《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清史论丛》)一文中，论述了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概况和特点，认为日本自应神天皇之后，就不断有汉籍文献传入，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其中清代的一批“警世之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界，从而推动了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展开；日本人编著、翻刻乃至保存的一些中国早已失传的书籍，对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
关于中琉关系。清代，中国和琉球亲密友好的宗藩关系维系了二百余年。秦国经在《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4期)一文中，对中琉友好往来的真实记录，即文书的形成、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进行了实际考察和研究。这对进一步推动中琉历史关系的研究很有裨益。戈斌在《清代琉球贡使居京馆舍研究》(《历史档案》3期)一文中。对琉球贡使下榻的馆舍管理机构、名称、地点、建筑规模及其内部的供给等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廷制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接待制度。是两国宗藩关系得以维系二百余年的重要因素之一。杨冬荃在《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交史研究》l期)一文中。利用琉球私人家谱中的记载，揭示了一段一直为琉球官方讳莫如深、极力加以掩盖的事实真相，即清康熙时琉球向叛藩耿精忠进贡硫磺并遣使投咨之事，颇值一读。
关于中俄关系。米镇波、苏全有的《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l期)和米镇波的《清代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图书馆的若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两文，对中俄关系史、尤其是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两个薄弱问题，即俄国留学生和东正教会图书馆在华的活动情况进行研讨，认为从留学生和教会图书馆中走出的一批又一批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使北京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的主要基地，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看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在某些历史时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民族史的论文较少，但研究面有所扩展，且有新意。
赵云田在《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行政、军事管理措施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清政府在蒙藏地区统治的加强，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汉、蒙、藏民族的团结，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促进蒙藏地区经济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大正在《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民族研究》4期)一文中，利用满文档案资料，对清朝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决策、西迁的经过和意义进行了研讨。他认为，在清代，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有计划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而这批察哈尔蒙古的西进者在保卫、开发新疆的实践中建立了伟业。吴元丰在《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清史研究》l期)一文中认为，察哈尔蒙古官兵携带家眷，从自己的故乡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西迁到新疆，驻守边陲，牧放牲畜，开垦种田，为巩固和繁荣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赵正明在《试论清代赫哲族的社会分化与进步》(《民族研究》4期)一文中，就清代至民国年间赫哲族的几次重大社会分化及其进步情况进行了探索，认为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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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赫哲人，在有限的时间内，终究重振了“昔日雄风”，为屹立于现代民族行列，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张杰在《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清史研究》1期)一文中，对迄今几无人研究的、事关东北国防的重大事件，即清初招抚新满洲的原因、新满洲成员的组成、新满洲的融合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新满洲成员不仅成为骁勇善战的八旗兵，而且因其纳入满文化系统而成为满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文化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在最近几年中都可说是成绩最好的一年。
清代浙东学派，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素来为学术界所称誉和重视。1994年第2期的《清史研究》发表了一组名为“浙东学术研究”的论文。其中：金林祥在《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学派》一文中认为，黄宗羲创立并长期主讲的甬上证人书院，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孕育了这个学派以注重学术经世致用与擅长史学为基本特征的学术风格。何隽在《论〈明夷待访录〉的政治思想》一文中认为，黄宗羲确立的关于君主的概念，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核心。他的根本贡献在于，要使儒学的政治思想成为现实政治真正的灵魂。黄爱平在《〈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随着“钦定’明史的刊行，清初史苑中盛行一时的私家修史之风戛然而止，从此学者们纷纷转入考证历史文献一途。乾隆以后考据史学的兴起，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王俊义、黄爱平在《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一文中，简略论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暴鸿昌在《论清代的边疆史地学》(《学习与探索》2期)一文中认为，史地学开风气于乾嘉间，大炽于道咸时，至清末仍不衰。其主要特征是：为时代而发，具有浓厚经世色彩及强烈实用价值，体现了学术与时代的密切关系。黄宣民在《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河北学刊》3期)一文中，对早期启蒙学派诸家的思想观念进行了研讨，认为这些新观念虽然是微弱的，不可能真正设计出社会的未来，但却蕴涵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黑夜中呈露出来的一线曙光；早期启蒙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行阶段”。陈祖武在《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清史论丛》)一文中，对阮元撰写《论语论仁论》的缘由、阮元的仁学观进行了考察和研讨。认为阮元的《论语论仁论》是对孔子仁学的一次历史总结，阮元以朴学释仁，虽立异理学，心存门户，但原原本本，务实切己，与宋儒的以理学释仁，各尽其得，殊途同归，同样有功于仁学的发展。
王政尧在《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清史论丛》2期)一文中，以顺治朝为始，以康乾时期宫廷与民间戏剧文化的发展为重点，论述了满族各阶级对清前期戏剧文化所作的贡献。文章认为，满族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可融性等特征，在推动清前期戏剧文化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使有清一代的戏剧文化一步步迈向了它的鼎盛时期。高翔在《清初满汉冲突与北方区域文化之变迁》(《清史研究》2期)一文中，探讨了1644年清廷入关建立的“大一统”专制王朝对我国北方区域文化的影响。认为，大清帝国的建立。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游牧、采猎与农耕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传统关系，中原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传统的游牧区、采猎区，使满、蒙、汉三大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东北和内地，出现了浑然一体的新趋势。
六、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在天地会的起源上取得了令人高兴的进展。正如清史专家何龄修所说：“这些成果无疑还会引起争论，但距获得一种多数学者的共识似乎已为期不远”(《清史论丛·编后记》)。
在天地会起源的时间问题上，虽有多种观点，但争执最为激烈的要数康熙十三年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两种了。康熙十三年说是史学界的传统说法。但还缺乏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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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据。乾隆二十六年说是根据档案史料得出的一种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不过，仔细分析一下有关档案资料，乾隆二十六年应是福建天地会创立或重建的年代，远不是整个天地会创建的年代。胡珠生的《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的《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炤的《天地会的两个源头》(均载于《清史论丛》)三文，依据大量坚实、可靠的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天地会起源于康熙说，创始人为万云龙。正如何龄修所总结的：“三文进一步证明，原来在虚无飘渺中，扑朔迷离，若明若暗的万云龙大哥，现在则已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天地会起源的各种历史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等)也都灿然具备。”
本年度啯噜问题的研究也向纵深发展。常建华在《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一文中，利用档案及尚未充分利用的《清高宗实录》等，对啯噜的起源和发展、主要活动、性质和组织、啯噜与哥老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咽噜基本上是一种游民组成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啯噜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它们无政治目标和组织信仰，即或参加了白莲教起事等反清斗争，也不能把啯噜说成反清组织或农民起义军。
喻松青在《清代〈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研究》(《清史论丛》)一文中，对一部假借观音宣传民间秘密宗教教义的经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助于民间秘密宗教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近十年来，由于人们对现实人口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因而推动了历史人口学研究的顺利发展。美籍学者李中清和中国清史专家郭松义两先生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出版发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光彩。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从内容来看，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主要依据“宗人府档案”电脑资料库提供的数据，分析清代皇家宗室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二是为前类论文提供背景性的材料，三是主要介绍“宗人府档案”资料库和资料本身的情况。三种类型的论文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其中多有真知灼见，可资学者们借鉴。
许鲲在《清初皇室与痘疹防治》(《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一文中，对痘疹在北京的蔓延及其危害、康熙帝玄烨提倡种痘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初中国北方一些地区流行的痘疹，由于玄烨的大力提倡，至康熙朝后期已被有效控制，这是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发生在英国医生真纳发明牛痘接种方法之前将近一个世纪，因而又具有重要意义。
七、人物研究
本年度的清代人物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郭成康和成崇德任主编，赵云田、王政尧、黄爱平等学者参加撰著的《乾隆皇帝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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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共146万余字，以乾隆皇帝的一生活动为主线，再现了整个18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全貌。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推动乾隆皇帝研究的深入发展。
张玉兴在《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清史论丛》)一文中，对明末清初“九义士”为充当人质而留居中国的朝鲜质子服役，以及“九义士”随朝鲜质子归国后共谋抗清大计以图恢复故国的宏愿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认为“九义士”及其子孙三百年来谱写的一曲忠贞爱国、激动人心的乐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光大发扬，也是中韩(朝)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的光辉结晶”。杨珍在《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宮博物院院刊》l期)一文中，对董鄂妃的身世和死因进行了研讨，认为董鄂妃并非顺治帝弟博穆博果尔之妻，而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她的华年早逝，是包括宫闱之争在内的清廷政治斗争漩涡中，一个弱女子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必然结局。周轩在《清代宗室觉罗流放人物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中，对清代宗室觉罗中被流放的人员及其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清朝法律既对宗室觉罗给予特权，又对宗室觉罗给予制约。”吴伯娅在《傅弘烈与尚之信——兼论康熙的平藩策略》(《清史论丛》)一文中，对三藩之乱中岭南战场的两个关键人物尚之信和傅弘烈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清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应给其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尚之信既是一个参与三藩叛乱的罪人，又是康熙彻底解决三藩问题既定方针下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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