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1985年清史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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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85年清史研究概况

一九八五年，是清史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的一年，亦是清史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中，首先是有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性论著相继出版问世，其中有：杨向奎教授新著《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出版)，本书收录清初思想家、理学家、经学家和其它学者二十余人。这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著作。全书计划出十卷。是一部卷帙浩繁、学术质量很高的专著。亦是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夏家馂的《清朝史活》(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中国历代史话丛书中的一种，内容生动、翔实，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在书中力求将学术性与通俗性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冯尔康的《雍正传》(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史料丰富、独具特色的清代历史人物评传。作者在对雍正帝及雍正朝历史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此书，因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孙文良、李治亭合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则对清太宗皇太极的一生与功过，进行了历史地、科学地论述和评价，亦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著述。马汝珩、马大正合著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收录论文十五篇，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清代民族史研究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则是本年度清代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一个较大收获。李鹏年等编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出版)一书，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丰富的明清档案的内容和成分，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此书是一部学术性的工具资料书。何龄修与张杰夫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清代大型人物传记史著《清代人物传稿》的上编第二卷，本卷入传人物包括清初和顺康时期的一些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少数民族、抗清斗争等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出版)，本辑收入论文十六篇，研究课题涉及清代的商业经济、租佃关系、养廉银制度、皇权斗争、清代吏治、农民起义、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内容。朱金甫、俞玉储、任双燕编的《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有关明清档案与明清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共八十六篇。以上这些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问世，将为推动清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其次，在清史资料的出版方面，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的《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至第十册(档案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学术资料书籍的出版，将给研究清史的学者们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本年度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有关论文近四百篇(不包括档案、文物介绍和书评)，较之历年，在数量上虽有所下降，但在质量方面，则有所提高。
在清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方面，本年度较重要的活动有：九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全国第二次清史讨论会”在长春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明清之际历史的发展趋势”。十月，“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与中国明清史学者一道，共一百五十余人，出席了这次学术讨论盛会。五月，湖南省史学会等单位，分别在湖南凤凰及贵州松桃，召开了“乾嘉苗民起义一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暨纪念会”。与会学者共同就乾嘉时期苗族地区的阶级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清代的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现将本年度清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和课题的研究概况介绍一下。
一、经济史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数量甚丰，一些论文从选题到内容，较之过去，均有新的开拓。
在清前期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研究方面，文章不少。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迄今意见纷纭。孔经纬与刘鲁亚在《略谈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吉林大学学报〉第一期)一文中，则持国有制与私有制并存论。他们指出，土地国有、官有、皇朝和王公贵族所有，都是指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土地私有，主要指私人地主所有，包括所谓豪强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缙绅地主、庶民地主、占有土地的经营地主之类。农民拥有小块土地，即所谓自耕农所有。作者还通过清初圈地形成的皇室与王府庄田、一般旗地，以及汉族地土的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等具体历史事例，加以论证。旗地是清代满族特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对旗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研究，则是清代土地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刘景泉的《清代旗地制度始末》(《历史教学》第五期)一文，论述了旗地制度的创立，旗地制度的基本情况(旗地分配、旗地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庄头与旗人的政治特权及其对农民的压迫、旗地制度的性质)，阶级的分化和旗地制度的衰落等问题，从而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概括的论述，何溥莹的《清前期满族旗地经营方式的考察》(《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一文，依据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具体考察和论述了清前期旗地的租佃形态(有货币地租、实物分成租制与实物定额组制)，以及原始的富农经济关系和经营方式等问题。作者还对清前期满族的生产方式的迅速进步，地主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此文是近年来清代旗地制度研究方面的一篇颇具见解的力作。李燕光的《清初的垦荒问题》(《社会科学辑刊》第一期)一文，则对清初清政府的垦荒政策、垦荒令执行情况、垦荒效果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族田，至清代发展到鼎盛阶段，从而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种不容忽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张研在《试论清代建置族田的地主在宗族、义庄中的地位》(《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一文中，则从清代建掌族田的地主在宗族、义庄中所处地位的角度，探讨了族田的本质。作者认为，建代建置族田的地主将自己的土地捐为族田以后，并未从此与族人不分你我，同享天伦之乐。他们在宗族、义庄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具体而言，即管理上的支配地位、经济上的优惠地位、政治上的有利地位。而一旦他们感到无利可图，则会借口“虑庄费无节”，随意将族田收回，重新做为私田。本年度发表的论述清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不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谢肇华的《清前期永佃权的性质及其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周力农的《清代台湾的“胎借银”》、戎笙的《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均见《清史论丛》第六辑)等三篇文章。谢文具体剖析和论证了清前期永佃权的具体内容、永佃权的封建属性、永佃权制的影响和意义。作者认为，永佃权制有利于佃农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它削弱了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它亦促进了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周文根据大量的胎借银契约文书，具体剖析了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三种类型、影响及后果。文章指出，台湾胎借银制反映了封建后期农村中借贷关系的部分内容，胎借是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形式之一，而且是兼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戎文则依据近年来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文献资料，论述了明清的租佃关系、佃农的抗租斗争等问题。此外，李映发的《清代重庆地区农田租佃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第一期)一文，对清前期和中期，重庆地区农田租佃关系中的押佃的作用、地租形态、“顶打”转租现象、当出佃转关系、争永佃权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亦值得一读。
在商业史和财政贸易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在广度上较之往年亦有新的开拓。在明清商业史上，牙人和牙行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牙行制问题是商业史研究中重要课题。过去的研究论著中，曾有学者对此有所涉及。但吴奇衍的《清代前期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第六辑)一文，则是就清代前期国内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牙行制的内容、职能和作用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的文章。作者认为，牙行是产品交换关系发展的产物，对沟通商品流通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清代商业体制中，牙行实行居间垄断和把持，使得产品贸易不能循着本身固有的规律运行，反过来，又对商品生产起着抑制作用。所以，封建社会晚期的牙行制，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榷关税务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何本方的《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二期)一文，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对清代皇室内务府司员竭力垄断榷关差缺，榷关不遗余力地为皇室提供“内帑”，以及二者的特殊关系，进行剖析和论述，从而为清代内务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清代典当业的研究，亦是清代商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尚无专文论述。宋秀元的《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二期)与叶志如的《乾隆时内府典当业概述》(《历史档案》第二期)两文，则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证，实为可贵。宋文依据档案材料，对清政府的官款存放生息、官绅经营典当业、典当业与高利贷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叶文则通过对乾隆时期内府官当的产生、息银使用、经营情况等问题的浅析，探讨了乾隆皇室官当的性质和社会效果。在财政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有关论文中，黄乘矩的《关于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的若干问题》(《清史论丛》第六辑)一文，是与日本学者佐伯富商榷的文章，作者对养廉银制度的作用、“规例养廉”、兼务官的养廉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肖固亮的《雍正帝与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社会科学辑刊》第三期)一文，则埘此改革持充分肯定态度。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并使中央财政收入得到保障，地方官员贪污行为得到抑制。郭松义的《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克研究通讯》第一期)一文，以清代的仓斗和市斗、关东斗及其它各种量器、地主收租用租斗为例，从横向方面剖视了我国量器计量中的复杂情况。至于清代盐政史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文章寥寥，其中王小荷的《清代两广盐务中的“帑息”》(《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与朱宗宙的《清代前期扬州盐商与地方文化事业》(《扬州师院学报》第四期)两文，亦各有特色。
地区经济史研究的活跃与硕果累累，是本年度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加强地方史的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和《扬州师院学服》编辑部联合编辑，分别将该年这两本学报第四期，办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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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乡土文化研究专号》与《扬州乡土文化研究专号》。其中，《苏州大学学报》的专号上，刊登了段本洛的《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林永匡与王熹的《清代乾嘉年间苏州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吴筹中和朱肖鼎的《清代苏州纸币发行和学者王鎏的纸币说》(均见《苏州大学学报》第四期)等文。其中，段文通过对明清时期苏州丝织手工业这一典型的剖析，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林文与王文则根据作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有关档案材料，具体分析了清代乾嘉年问，内地与新疆各地的丝绸贸易中，苏州织造衙门每年为新疆织办和解送各色缎匹的情况，并进而论述这种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意义。吴文和朱文则对清代苏州裕苏官银钱局发行的钞币和道光年间苏州货币学者王鎏大力提倡通行纸币的学说，进行了论述和探讨。《扬州师院学报》专号上，则刊登了黄进德的《曹寅在扬治绩述略》、祝竹的《清代的扬州篆刻》等文，这些文章史料翔实，亦颇有地方特色。此外，肖国亮的《关于清前期松江府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以及赵德贵与王佩环的《三姓的勃兴及共经济特点》(《东北亚研究动态》总三期)等文，亦值得一读。而罗一星的《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三期)和叶显恩与谭棣华的《关于清中叶后珠江三角洲豪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第三期)两文，则是研究广东城市经济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史的成果。罗文根据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佛山兴起的原因、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与阶段、佛山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并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变化。叶文和谭文具体列举了豪族征收赋役的方法，如由嗣堂代为催征或出面征收，后汇解官府；或由嗣堂用族产公款代为完纳钱粮等。而这些变化，则标志着宗法势力的日益强大与渗入基层政权。在新疆地区经济史研究方面，则有：林永匡与王熹的《乾隆时期内地与新疆哈萨克的贸易》(《历史档案》第四期)、王希隆的《清代新疆的回屯》(《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徐伯夫的《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第二期)、郭志超的《清代汉族影响下的高山族农业技术之变革》、周翔鹤的《清代台湾阄书研究》(均见《台湾研究集刊》第一期)等文。这些文章分别对清代新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屯垦，清代台湾的经济与租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清代的对外贸易史、华侨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清史研究者虽偶有涉及。然成果甚寡。因此，李鹏年的《略论乾隆年间从暹罗运米进口》(《历史档案》第三期)与徐艺圃的《清代华工出洋政策演变概述》(《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两文读后，使人甚为欣喜。李文依据珍贵的档案材料，对暹罗运米进口的源起、鼓励运米进口措施、运米进口政策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论析。并认为这一政策和措施，是清政府为解决闽粤山区粮食不足，不敷民食等困难所选择的较为明智和积极的办法；也是乾隆所实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中一项比较进步的对外贸易政策。徐文则论述了从清初严禁民人出洋，到鸦片战争前殖民主义者掳掠和贩卖华工的历史事实和清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
二、政治史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内容涉及清史分期、政治制度、皇权斗争和秘密会社等问题，清史分期问题，王思志和李鸿彬的《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第三期)一文，力图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分析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以及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认为，由于西方资本殖民势力的到来，明清之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多民族同家内部在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在周边地区，也因外国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关于清史分期问题，史学蜀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许曾重在《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二期)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清史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评价。作者指出，清史可根据清朝从建立、巩固、发展、中衰到衰亡的过程，分成五个时期，如将清统治者入关前的历史计算在内，则是六个时期。许曾重还在《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中下)(分载《清史研究通讯》第一、三、四期)等文中。就康乾盛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民族政策、统一和治理边疆的重大措施、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政治制度问题。在对清代的官制研究方面，张晓堂的《清代官制多元性浅论》(《松辽学刊》第四期)一文，值得注意。此文着重论及清代官制多元性及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在具体论述清代国家机关的多元设置、官制多元性的起因、官制多元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之后，认为它利少弊多，给中国社会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捐纳，是我国封建王朝依靠卖官鬻爵的一项财政收入措施。清代的捐纳，分常例和暂行例两种。姜守鹏在《清代前期捐纳制度的社会影响》，(《东北师大学报》第四期)一文指出，清代捐纳的开设，主要是为了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以补国库之不足。但通过捐纳，却使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封建政权结合更紧密，并不断强化着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基础。对于清代的宦官制度，周望森的《试论清朝宦官和专制主义皇权的关系》(《浙江师大学报》第三期)一文认为，清朝宦官与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宦官有不同之处，有它自己的特点，即宦官与皇帝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对清代监察制度，近年来，有关论著不多。邢早忠的《清代监察制度的特点》(《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一文，则论述了清代监察制度有别于前代的特点，如实行“台谏合一”；加强对监察机关的控制；利用监察机构，加强民族统治等。对于康熙前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史学界向有不同估价。杜家骥在《康熙以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南开学报》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康熙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它已并非皇权的对立物，其消亡似非皇权加强的直接结果，它的存在，亦有其历史必要性。而孟昭信的《试评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体制》(《史学集刊》第三期)一文，则认为，辅政体制是对摄政旧制的改革，而辅政期间制定的政策大多数是可敢的。对清代的吏治的研究，本年度则有刘桂林的《清世宗选贤任能述论》(《历史档案》第二期)、任道斌的《清代嘉兴地区胥吏衙蠹在经济方面的罪恶活动》(《清史论丛》第六辑)等文，亦值得一读，而对清初的阶级关系的研究，陈生玺《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土阶级阮派系斗争》(《历史研究》第四期)一文，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对清初的对外关系史研究方面，胡又环的《康熙初年荷兰舰队来华目的》(《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一文，值得注意。
皇权斗争问题。对康熙朝储位之争与雍正继位问题，清史学向有不同意见，且争论激烈。本年度《清史论丛》第六辑上又刊载了杨珍的《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一文，文中作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在康熙并无遗诏、突然死亡的情况下，胤禛由于长期密谋夺位，早有充分准备，因而乘机假造遗诏继位。虽然他的继位不合封建常规标准，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此外，有关清代皇权斗争的其它论文，如岑大利的《清初满族贵族内部斗争概述》、陈金陵的《南书房》(均见《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万依的《乾隆时期宫中政治经济措置》(《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等文，亦很有特色，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清代秘密会社研究的论文不多，但陈旭麓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第七期)一文，值得注意。作者从清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史的角度，去探寻起源于康熙年间的天地会和以后的白莲教等会党兴起的原因。并特别强调，康乾时期人口的过份激增，以及大量剩余人口从土地游离出来，这为会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于清代的闻香教起义，学者们历来研究甚少，何龄修的《刘泽清之死的疑案以及他与闻香教的关系等问题》(《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一文，则对刘泽清与闻香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而赫治清的《〈天地会盟书誓词〉辨正》(同上)一文，则利用档案原件，将《誓词》重新考订和辨正，并论述了它的重要史料价值。此外，关于清代的械斗问题，谭棣华的《清代广东东宗族械斗》(《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孔立的《论台湾张丙起义与闽粤械斗》(《台湾研究集刊》第一期)两文，对清代闽粤地区的民间械斗性质、根源，影响，以及它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立论新颖，亦很有学术参考价值。马西沙的《方荣升收圆教‘递案’再探》(《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一文，则对收圆教的反清事件的始末，根据档案原始材料，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亦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著作。
此外，赵德贵的《论明清战争之研究》(《东北师大学报》第四期)、丛佩远的《清代东北的驿路交通》(《北方文物》第一期)、郑川水的《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辽宁大学学报》第二期)、关克笑的《清代吉林地区卡伦概述》(《历史档案》第四期)、李乔的《八旗生计问题述略》(《历史档案》第一期)，朱先华的《朱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一期)等篇，分别对明清战争的性质和阶段、驿站制度、卡伦制度、八旗制度、朱批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三、人物评价与研究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除专书外，论文亦不少。这些论文，按其内容，一类是对清代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主要活动与事迹、功过等，进行重新评价和考订其详。如张玉兴的《范文程归清考辨》、薛瑞录的《清初赣西棚民起义领袖朱益吾的籍贯和反清活动》、陈汝衡的《试论柳敬亭的生年问题》、李新达的《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李格的《许定国事迹研究》、王永谦的《靳辅治河述论》(以上均见《清史论丛》第六辑)等。另一类则是对清代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综合性评述或比较研究的，如季镇淮的《龚自珍简论》(《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马振方的《蒲松龄生平述考》(《北京大学学报》第五期)、伍贻业的《论范文程对清初历史的贡献》(《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赵俪生的《顾炎武与张尔岐》(《东岳论丛》第五期)、林铁钧的《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等。再一类则是对清代某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展开争鸣的文章，如冯年臻的《舒尔哈齐死因新探》(《社会科学辑刊》第三辑)、冯佐哲的《略谈和珅出身、旗籍问题》(《故官博物院院刊》第二期)、薛瑞录的《张名振史事释疑》(《清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史松的《评吴三桂从投清到反清》(《清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等文。上述各类文章，特色各异，均值得细读。
四、民族史研究方面。八五年清代民族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战绩。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开始逐渐得到填补；而某些专史，如民族经济史研究，则成果较为突出。现综述如下：
1、民族关系。陈涛的《“改土归流”以来湘西黔东北的民族关系》(《贵州民族研究》第一期)一文，较全面地综述和剖析了该地区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民族关系的种种变化及原因。张羽新的《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一文，具体论述了康熙帝对待蒙藏地区喇嘛教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葛玉岗在《安徽史学》第六期上，发表的《乾隆帝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一文中，认为乾隆帝曾先后下达近三十道谕旨，从制定政策、委派要员、组织接待，到安排入觐、量地安插、赏赍赈济，乃至外交斗争等，都作了明确而具体指示，不愧为一位精明强悍而又励精图治的皇帝。
2、社会与经济。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向是清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这方面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中，重要的论文有：林永匡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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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的《清代档案与民族经济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四期)一文，作者论述了清代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以及档案材料的历史价值，并对二者的关系从历史人物与事件、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地区间贸易、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际贸易活动、民族间贸易、商业贸易与技术交流、商业贸易与城市经济等八个方而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和论述。此外，卢明辉的《从“走西口”、“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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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代内蒙古的农业、手工业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第六期)、白文固的《明清以来青海喇嘛教寺院经济发展情况概述》(《青海社会科学》第二期)、胡幼琼的《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作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潘洪钢的《清黔湘苗区屯政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林永匡和王熹的《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族的商业贸易》与《乾嘉时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分见《西北民族研究》第一期及《新疆大学学报》第四期)等文，则分别对清代内蒙古、青海、贵州、东北、新疆等地区的民族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3、人物和事件。这方面文章不多，其中较重要的有马占林的《关于第巴·桑结嘉措》(《青海社会科学》第四期)、张羽新的《〈卫藏通志〉的著者是和宁》、曾文琼的《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均见《西藏研究》第四期)、张克武的《殖康安在处理西藏事务中的若干经济思想》、蒲文成的《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西藏研究》第一期)等文，这些文章对所论人物和历史事件，均力图将他们与时代结合起来，进行横断面式的割析和综合评价。
五、思想文化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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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这方面研究，除出版杨向奎教授主编的《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这一重大收获外，有关论文亦不少。其中，论述清代学术思想家和学术流派的文章，数量甚丰。重要论文有：杨向奎的《论费密》、陈祖武的《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和《王船山〈双鹤瑞舞赋〉为尚善而作说辨》、香港学者何冠彪的《书全祖望〈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后》(均见《清史论丛》第六辑)、裴大洋的《试论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天津师大学报》第一期)、黄绍海的《论阎若璩的经学思想》(《江汉论坛》第四期)、赵德贵的《从〈八旗通志〉点校座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创刊号)等篇。
其次，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虽少，但学术质量较高。如杨向奎与冒怀辛的《关于方以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讨论》(《历史研究》第一期)，冯天瑜的《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第五期)、张弘的《纳兰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第四期)、洪柏昭的《〈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暨南学报》第三期)等篇即是。此外，谢兴尧与柯愈春的《清入关后傅山的活动与交游》(《晋阳学刊》第一期)、欧多恒的《浅析清代贵州教育发展的原因》(《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单士魁的《清代太医院》、杨伯达的《清代画院观》、王璞子的《清官式建筑方圆亭做法》、朱家溍的《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均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吕坚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寓禁于征”》(《社会科学辑刊》第三期)等文，亦很有特色。
综上所述，八五年清史研究虽取得不小成绩，但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亟待加强之处。本年度某些论文选题重复、陈旧，与研究者不努力扩大研究视野和发掘新资料有关；某些研究领域长期处于空白，则需要清史研究者勇于进取和开拓新局面；至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如何与新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则有待于我们清史研究者进行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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