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历史大背景下的学案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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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4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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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大背景下的学案史研究

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除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史书体裁外，学案体史籍也是其中重要的编纂形式。著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第1版），就是对这一史学书体裁发潜阐幽、提要钩玄的研究成果。该书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首次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和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开掘和系统梳理，成为近几十年间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又一个原创性成果。此书的出版，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还是对学术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综览全书，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历史眼光，高屋建瓴。学案体史籍源流若明若暗，头绪纷繁复杂，致使后世对此一方面的研究偏少，系统性的总结论著迟迟未能出现。因为这牵涉到需要大量阅读历史文献，具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以及如何运用史料和把握关键等诸多因素，非学养深厚、目光如炬者不能为。《中国学案史》鸟瞰历代学术递嬗，将学案体史籍及其著者置于历史大背景下，总揽纲要，独辟蹊径，从一个侧面梳理出一部全新内容的中国学术发展史来。该书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以历史的眼光贯通几千年的学术思想脉络。譬如，作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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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渊源录》为学案体的起始，却用了整个一章的内容来溯其源头，追溯到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佛教史籍等对学案体史籍的影响，可谓原原本本，来之有自。对于学案体史籍的产生、发展和转型，则更需要高瞻远瞩，把握来龙去脉。陈先生指出：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黄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参见该书前言）。这一文字总结虽然寥寥数句，实为数十年潜心苦读、爬梳董理的心血结晶。
“知人论世”是该书研究的出发点，即使对每一部具体的学案研究，虽着力于学术人物与思想的个案考察，但从未脱离历史的大背景。比如，称《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参见该书26-28页。以下所注页码者皆出自该书）。程朱、陆王问题是学案史中最重要、也是最富争议的内容，陈先生不曾拘囿于“学派”的论战，而是着力从“历史过程”的背景出发。他认为前人考论宋明理学，每每将陆九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对立，过分强调了两派之间学术主张的差异，却忽视了由朱子学到阳明学，乃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这样一来，数百年的学术演进历史，便成了一部学派对立的历史，显然这是同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不相吻合的。事实上，阳明学既是继承陆九渊的心学主张，而与朱子学相颉颃的学派，同时它更是对理学，既包括陆学，也包括朱学的发展（63-64页）。这是站在庐山之外的平心之论，既承认其间的区别，又淡化了政治性的派别观念在学术中的不良影响，跳出了无休止无意义的学术纠缠，别具只眼，立意高远，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对于近现代学案体史籍的转型，陈先生紬绎归纳，标举揭示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籍演化而来的格局，编纂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紧迫的课题。于是与《清儒学案》纂修的同时，梁启超挺然而起，以“史界革命”的倡导，成为完成这一课题的杰出先驱。自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以章节体学术史的问世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235-243页）。可以说，陈祖武先生的《中国学案史》是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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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思想与社会历史文化融为一体来进行研究的，它反映的不仅是学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社会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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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事求是，公正平实。史家最难能者在秉笔直书，公正求是。《中国学案史》面对的是后人所仰慕的史家与史籍，而能够把史籍与人物置于清冷的历史钩沉之中，坚持以材料说话，不人云亦云。譬如，评价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同时又博采佛家诸僧传之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借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但同时又批评朱熹以洛学一家为主，对于两宋学术的奠基人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几乎未做任何反映。而对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三苏蜀学等，或视作附庸而语焉不详，或屏为异己而多所贬斥，皆未作实录。可见朱熹沉浮于党争之中，难免成见障目，有党同伐异之弊。又如评价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固然因著者学术宗尚所囿，而沾染禅家风习，有门户之见，可是大体不脱儒学矩矱，非在禅宗灯录一类，无论就所涉时限、人选，还是所载内容，都较之《伊洛渊源录》有所前进。转而又批评清初官修《明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称汝登“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显然以偏概全，言之过当；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直斥“汝登主张禅学，扰金银钢铁为一器”，亦非公允持平之论。
对于学案体的成熟杰作、徐世昌的《清儒学案》，陈先生盛赞其卷帙浩繁，体例严整，不失为对以往诸家学案史籍的总结。但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失：（1）徐世昌的遗老心态，致使许多观点有失允当；（2）关于“以从祀两庑十一人居首”的问题有待商榷；（3）对吕留良的评价失当；（4）几位不当遗漏的学者如潘平格、康有为等；（5）编纂体裁的局限，不免有“几成集锦之类书”的訾议。而批评唐鉴《清儒学案小识》等，也有其中的类似问题（199-235页）。此外，《中国学案史》对古代正统学者往往讳莫如深的宗教问题，专设“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一节，指出：在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案体史籍，也同样存在佛学的明显影响。这便是它从诸多佛教史籍，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中，所获致的有益借鉴。如此做法可谓尊重历史，公正平实。
《中国学案史》在评述人物功过、处理著述结构时，还借鉴了《史记》品评人物的互见之法。例如，在介绍周汝登的《圣学宗传》里，插入批评黄宗羲的有失公允，而不在《明儒学案》中出现；又如在介绍徐世昌的《清儒学案》一节中，批评“全祖望不辨父子，混校对与私淑于一谈，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33页），而在《宋元学案》中不加讨论，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独运。而该书的一以史料说明历史，不以论带史，尤其能够从小问题中发现大道理，也充分显示了在深厚研究基础上的卓越识断。
三、言而有征，考证翔实。陈祖武教授沉潜中国学术史研究数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即为杨向奎先生的《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抄撮资料，曾发愿于学案体史籍做一番梳理。其后《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旷世大儒——顾炎武》、《乾嘉学派研究》等一路走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多发前人所未发，也奠定了他在此一领域的凸显地位。而陈先生以陋室书斋为人生去处，“生存一日，即读书为学一日”的坚毅淡泊的学术精神，更令人钦佩。故其著述皆根本文献，言尽乎有征，语绝乎无验，平淡之处却有独到见解。他强调：“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680页）《中国学案史》从大到思想层面的总结，小到语言文字的校勘，皆言之凿凿，细致入微。与其说该书是梳理学案的历史源流，勿宁说是文献考证的一部专著。例如，对“学案”一词的解题，作者就爬梳于四部群书，博洽于释道典籍，考证出“学案”即学术公案。认为“公案”本是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而学案体史籍就是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259页）。
又如，第七章对《宋元学案》里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三人各自所做的事务，一一厘清，甚或利用了量化统计的方法。陈先生指出：在今本《宋元学案》中，载有黄百家案语二百一十条。其数量之多，不惟成数倍地远逾其父，而且也可媲美全祖望。这些案语，除部分属于考明疑似、辩证是非之语外，多系阐发其父遗说，以论定各家学术，实有类于《明儒学案》之诸家学术总论（137页）。再如，第六章对《明儒学案》成书时间问题的考证，从史料入手，有理有据，能得是非之平。《明儒学案》自清末黄炳垕辑《遗献梨洲公年谱》起，即判定该书成于康熙十五年，后世相承，俨若定论。陈先生从（1）如何理解黄宗羲说的“书成于丙辰之后”；（2）关于《明儒学案》的几篇序；（3）黄宗羲与汤斌；（4）“陈介眉传述”说纯属臆断；（5）《明儒学案》不可能在康熙十五年成书等角度，通过内证材料及其相关故实的考辨，认为：《明儒学案》初名《蕺山学案》，直到康熙二十年亦未竣稿，仅以前六卷流传。至于改题今名，已经是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的事情了（104-111页）。但陈先生也并非能对所有的疑案都能断定，如徐世昌《清儒学案》几乎是夏孙桐一手主持，但夏氏《拟清儒学案凡例》在今本《清儒学案》中却未能尽采，《清儒学案》序文也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文献无征，只有俟诸来日读书有得，再行考订”了。有了这样扎实的材料和校勘功夫，才能有发言权，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进而独树一帜。
该书的研究对象正处于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文献学的交汇点上，随着当今学术史研究向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