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道术将裂”：历史转捩中的道光朝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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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道术将裂”：历史转捩中的道光朝学术

清代学术形态复杂多样，从清初理学到乾嘉考据学再到晚清诸子学、西学和新学，长期以来均颇受学界关注，而对处于转折时期的道光朝学术却鲜有瞩目者。道光朝学术之重要性在于它既是清代此前学术之总结，又为此后学术之发展做了奠基。因而，道光朝不仅是社会变迁的转折点，而且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重要时刻。
晚清社会剧变影响学术发展
晚清学术呈现一种多元发展格局，这与清初及清中期一种学术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学术影响不彰的情况不同。从全局看，传统学术之外，西学的影响与日俱增。从传统学术看，诸子学获得很大发展；儒学中的汉学和理学从相争趋向调和，汉学影响继续扩大，今文经学再度彰显，随着同治中兴的出现，理学也重新兴盛。晚清的学术格局既混乱又孕育着新的生机，其开端正在道光朝。多元学术格局萌芽于道光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与时代变局相结合的结果。其中有三项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乾嘉以来的学术发展演变、王朝危机的加剧以及经世思潮的复起、西学东渐。三者对道光朝学术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无论哪一种学术的兴盛和变化亦非一种原因所决定。
道光朝是晚清社会剧变之起点，在此30年中，各种社会矛盾错综交织，王朝危机与民族危机并存，由此导致其时学术出现前所未有之变化，开启了晚清学术新格局。首先，传统学术中的儒学、诸子学以及史学都于道光年间出现新的转机。汉学在经历了乾嘉年间的辉煌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程朱理学开始复兴；诸子学也在沉寂千年之后，得到汉学家的注意，出现复苏迹象；随着清朝在西北统治的扩大和巩固，兴起了西北史地学，而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挑起的鸦片战争，促动学者对域外史地的研究。其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以自然科学为先锋的西学逐渐蔓延开来，促成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形成近代新学。
汉学为主 多元学术兴起
清代学术主流为汉学，因其在乾嘉年间达到鼎盛又称为乾嘉考据学。汉学在清代按其发展特点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乾嘉汉学和晚清汉学，其分水岭就在道光年间。道光之后的晚清汉学和此前的乾嘉汉学无论治学内容还是发展规模都有所不同。
汉学的鼎盛期在乾嘉年间，其时名家云集，出现了吴、皖、扬州等学派，在经学、小学、史学、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天文历法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尽管如此，此时的汉学还不能说是一个影响全国的学术派别，当时的汉学家主要集中于江苏、安徽、京师等地。道光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研究领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西北史地学、金石学、今文经学渐成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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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今文经学，其在晚清之发展大有压过古文经学之势。这些新领域肇端于乾嘉之际，发展于道光年间，盛行于清季。其二，出现了新的汉学中心，如浙江、广东、湖南等地，研究汉学的区域大大增加，即使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也有汉学家的踪影。汉学逐渐由江淮、京师扩展到全国，真正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学术派别。这些变化的基础在道光朝奠定。
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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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了很多影响汉学发展的事件。首先，汇集和总结清初以来尤其是乾嘉学者解经之作的《皇清经解》刊刻于道光九年（1829）。《皇清经解》的刊刻，是清代汉学发展告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其次，嘉道之际出现崇尚汉学的书院，如杭州之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长沙之校经堂等，这些书院不仅培养出大量汉学人才，如陈澧、桂文灿、金锷、严可均、黄以周、章太炎等，扭转了一省学术风气，而且带动了晚清其他汉学书院的改建，如四川的尊经书院、江苏的南菁书院等，迅速推进汉学在全国的发展。最后，晚清著名的学术派别东塾学派奠基于此时，岭南成为晚清汉学重镇即因东塾学派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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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代汉学有密切关系的诸子学在道光年间亦有重要变化。梁启超曾说，诸子学是从汉学家门庭滋衍出来。即是说，乾嘉年间从事诸子学者主要是汉学家，其治学方法也是以辑佚和校释为主。晚清诸子学成为显学，而研究方法虽仍以考据为主，但是有了西学的影响，开始借助近代自然科学阐释诸子。广东学者邹伯奇在此时即以西方光学、物理学原理与《墨经》相互印证。另外，受时势及经世学风的影响，道光年间，更多的学者重视和提倡诸子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如姚莹认为“管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龚自珍称“今之大公无私，有杨、墨之贤耶？”这些变化促进了墨学在晚清的复兴。
程朱理学经历清中期的衰落后，于咸同之际再度兴盛，中兴的起点在道光朝，标志有三。其一，理学学术群体的形成。道光二十年唐鉴再官京师后，学者如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在他周围讲道问业，形成以其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当时在地方亦有众多学者积极提倡理学，如罗泽南、方东树、贺瑞麟等，形成不同的理学群体。这些人有感于世风浇漓，道德堕落，因而砥砺行节，倡导正学，试图以重振程朱理学来挽救王朝危机。其二，理学中心的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提倡程朱理学，新的理学群体的出现，在各地形成新的理学中心，如京师、湖南、关中等，这些理学中心的出现，扭转了乾嘉以来鄙薄理学的风气。其三，出现了重要理学著作，如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潘世恩的《正学编》、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
如果说程朱理学的复兴是基于嘉道之际王朝危机的加深，那么西方文化再次东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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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伴随着民族危机而来。道光二十年后，西方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学校、书馆、印刷所、报社等文化机构，翻译出版了众多西方书籍，涵括宗教、风俗、道德、历史、经济、地理、医学、天文、生物等方面，从而拉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探究西方，撰写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了解西方的著作，域外史地学由此兴起。
中西共存、新旧杂集的道光学术
从道光二十年起，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西方事物的到来渐次引起中国社会的变化。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学术，虽然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骤然而起，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因而道光朝学术的变化虽与西学东渐有关，但更多的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传统危机及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纵观道光朝的学术可以说是中西共存、新旧杂集。此时，传统学术虽仍占据主导地位，其绝对优势未发生动摇，然而风起青萍之末，席卷近代的西学东渐已是微澜初起。道光朝学术包括传统学术和西学，传统学术又包括儒学和诸子学，儒学则分为汉学和理学。这些学派在道光朝均有重要影响。如此复杂的中外学术荟萃一朝，为中国数千年所未有，却又是此后晚清或近代学术的常态。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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