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治史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跟着别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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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同样适用于走过甲子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对于研究上海史的学者来说，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主持编撰的《上海通史》，是不可不读的参考资料，由其领衔的30卷本新修《上海通史》眼下正在制作中，尤其是当代卷部分是首次面世，30卷本预计2018年出版，此举将为上海史学研究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望其人生轨迹，熊月之仍对自己当年痴迷听书的活动记忆犹新。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苏北乡间，冬天农闲，说书人走村串寨，一肚子锦绣故事，引得乡村小孩兴高采烈，雀跃不已。不过说书先生赶场忙，常有“未完待续”之憾，故而，为了求得“曲终人团圆”的完满，有个小小少年一路相随说书人至十多里外的村落，偏要有始有终地把故事的结局听个明白，这份热忱的劲头，颇具几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回溯其学术生涯，所精研的学术命题，初如民主思想、西学东渐，近如异质文化交汇、命理世界学理，从农村到城市，从军人到学者，在时代风云与历史机遇的巨浪中，恰恰可见这种紧追不舍、永不言弃的执着，正是成就其今日上海史研究领域大家身份的潜因。
困苦的童年，“非常时代”造就“非常勤奋”
祖父母早逝，身为独子的父亲一肩挑下生活重压。“兄弟姐妹六人，就靠父母劳作养活，起五更睡半夜，省吃俭用，艰辛处境难以想象。”父亲冥寿九十那年（2003年），熊月之在《梦圆》一文中，记述了，表达了对父亲的深深敬意。
地处穷乡，清贫困窘，在江苏淮阴世代务农的熊家，似乎与“学堂”、“知识”这样的词汇难成交集。然而，繁苦农活、琐屑家务并未将熊月之个人空间的光亮挤压殆尽，天资聪颖的他小学起便表现优异。1963年，勤学不辍的熊月之如愿考上省重点中学清江中学，成绩单背后的动力，却多少有几分不足为外人道的酸辛。“家里供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念书。要读书，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对我来说，考上一般中学等于不考，因为那时，只有省重点才能由国家供应口粮，而这份口粮，是弥足珍贵的。”1966年，初中毕业的熊月之返乡务农。在农村，他耕、犁、扛、挖，样样农活都拿得出手，当过大队治安主任、民兵营长，做过文艺小分队的编剧。三年后，江苏省恢复高中招生，他按照规定就近报考，被淮阴县王兴中学录取，依旧学业优秀，担任班长，兼任校学生会刊物《兴中评论》的主编。
“初中时住过城市，户口迁至城市，吃过商品粮”，城乡霄壤之别的莫大刺激，更使熊月之跳出农门的渴望历久弥坚。回乡后，他听闻辽宁煤矿招工，亦曾心动，但费尽周折也未争取到名额。1972年年底，他应征入伍，成了上海警备区的一名战士。部队生涯于熊月之而言是全新的体验，这里纪律严格，训练严格，集体观念强。因为文化素养较好，他帮助不识字的战友识字写信，帮助连队出黑板报、写通讯稿，还常被抽调去帮助上级机关写总结报告。
1974年，上海共成立六个注释组注释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组、王安石组、《梦溪笔谈》组、章太炎组等，每个组均由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四部分人组成。熊月之作为军人代表，被分至章太炎组。“青少年时代兴趣点多在数理化上，很少考第二名”的他，起初不知章太炎为何方高人，遑论章氏著作素以古奥闻名。入组三年，熊月之与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等大学者朝夕相对，其间收获，远非“幸运”二字可涵括。
学业转折点，在章太炎注释组开启治学时代
当时，章太炎组挂靠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校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调集了大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典籍。因章氏“古今中外、儒佛道耶”无所不涉，熊月之等的阅读范围也就随着研究对象而转移，熏陶日久，受教愈深。在注释组首尾三年，熊月之初入史学门径，开启了他治学的启蒙时代。
组里来自部队、工厂、农场的年轻人大多住校，能随意旁听历史系课程，也能一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组员之间虽然名为同事，但学者显然充当了老师的角色，他们手把手地教年轻人断句、标点、释义；查工具书、核对引文；了解文章的背景……那份不遗余力、谆谆教导，令熊月之回想起来百般感慨：“注释组氛围之好，恐怕是现在任何一所大学、研究院都赶不上的，那是一种类似于传统书院里先生和弟子的关系，亲密又融洽。其中，陈旭麓先生、姜义华先生对我影响最大。”
熊月之与陈旭麓先生缘分匪浅。陈先生当年住在复旦的宿舍，与熊月之的宿舍在同一幢楼，只有一层之隔。作为解放军战士， “小熊同志”每天主动为陈先生打开水，晚饭后一起漫步校园，请教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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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陈先生那一口湘乡话旁人难懂，但对熊月之构不成障碍——他原先的中学历史老师刘世昆先生也是湖南人，口音与陈先生差不多。“刘先生常说，‘学习历许（历史）啊，有个好去（好处），可以考大学。’”熊月之笑着模仿起师长的口音，而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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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句话，在熊月之身上得到了印证，他日后考取了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
姜义华先生被熊月之称为启蒙良师。他和熊月之同处一间办公室，写字台相连，接触时间更多。熊月之那时所写的题解、文章，几乎每篇都是姜先生斧正的。他的严格要求，让熊月之于写作一道收获不少；他身处逆境却斗志昂扬的旷达气度、自觉敏捷的理论追求，很让熊月之钦佩。
1976年10月，包括章太炎注释组在内的所有注释组全部解散。次年3月，熊月之复员回到苏北老家，在淮阴县人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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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做通讯报道员。这年冬天，已近而立之年的他报考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成功有秘诀吗？熊月之总结，“做事认真，极其努力，环环相扣，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成功的秘诀。”的确，他极其认真地念书，极其认真地当兵，极尽认真地做事。命运不会眷顾倦怠之人，一步步走来，熊月之的成功，扎扎实实。
研究民主思想，出版“必读佳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978年秋，熊月之在苏州就读半年后，考取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与陈旭麓先生再续师生缘。三年耳濡目染，陈先生是近代史大家，所提出的“新陈代谢说”，对中体西用，革命与改良等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陈先生善于治学，也善于育人。在陈旭麓指导下，熊月之陆续发表《论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论郭嵩焘》等论文，激发了学术自信。
陈先生对研究生的治学范围，并无严格规定，而熊月之因为参加过章太炎注释组，以前接触的资料多与思想史有关，在复旦接触的学者又大多涉足思想史，故选择以近代思想史入手，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最初领域。
1983年，熊月之第一本专著《章太炎》问世。此前他曾于研究生笔试时放出豪言，“准备写100万字的章太炎评传”，结果面试时遭到陈旭麓先生的善意提醒：“100万字恐怕困难，不如先写10万字，可以编到我主持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系列里。”至1986年，《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付梓，陈先生亲自作序，称赞该书“取材甚丰、论旨鲜明，有明快的时代节奏感”。1994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出版，被誉为“必读佳作”。论著不断，开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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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熊月之在国内外学术界声名鹊起。
民有、民治、民享，体现多数人利益……在熊月之眼中，“民主”的内涵是如此美好，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国家、地区，则必须与当地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相匹配。舶来的“民主”照单全收并非良策，同理，对“西学”的态度也应客观视之。熊月之认为，国人在接受西学方面可分真、善、美三个方面。其物质文化是“真”——如坚船利炮及其它所谓“奇技淫巧”，易见效，更实在；制度文化是“善”——如议会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移植与观察，自然会得出“好不好”的结论；精神文化是“美”——审美的主观性很强，受文化传统影响更大，因此争论最多。“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如今全球化时代来临，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在所难免，但我们无须过分忧虑，继续求真、求善、求美即可。”
牵头《上海通史》，让上海学成为“显学”
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熊月之在前辈大家的引路下自觉探索更开放的天地。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长期跟随唐振常先生研究上海史，在唐先生的栽培下熟谙城市掌故，阐幽发微、探骊得珠。
众所周知，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传递西学、输入新文明的“出张所”，研究上海，应当将其置于全球化视野中看待。唐先生自1980年代起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秉持独立自由的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租界问题是绕不开的‘拦路虎’，如果不能很好地开展对于租界的研究，那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楚。”受到唐先生的启发，熊月之运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东印度统治双重影响的著名论断，在1983 - 1988年发表了《论租界与晚清革命》、《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等系列论文，既打破对租界片面、公式化的判断，开启了对租界进行具体分析的进程；也将租界研究推进到社会范畴，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综合考察，体现出一派开明、变通的格局。
1994年，熊月之牵头的《上海通史》正式立项，1999年正式出版。此一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系统研究了上海地区约6000年的历史。2013年，《上海通史》新修工程启动。“新版亮点在于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内容更全、体例更为合理。”新版充实了郊县部分内容，将叙事下限延伸到2010年，吸纳国内外关于上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例上则兼顾传统纪传体与近代以来的通史体两者之长。 熊月之娓娓道来。面对记者“会不会将《上海通史》继续编写下去，一直到2050年”的提问，他粲然一笑，“但愿无愧时代，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熊月之最近几年，自己一直在从事《上海通史》新书工作。
熊月之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社会生活”的关注，可谓其来有自。从研究民主思想、西学东渐到浸淫上海史，他的治学脉络依稀可见一条紧紧扣联的线索；也因此，他在全球化之势无远弗届的新世纪，主持了国家课题“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文化——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研究”，力图通过解读上海这个异质文化交流共存的大都会的历史文本，提炼出“浓缩地球村”的标本意义。“上海是个案，研究上海史有特殊价值。我最欣赏上海的现代化气质，城市管理、服务到位；欣赏上海人的宽容、守法、有章程。这个城市讲真本事，本地居民绝非真的小家子气。”
跳出农门的熊月之，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握住上海这颗远东明珠的勃勃脉动。他治上海史，强调“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跟着别人走”。（文汇讲堂第88-6期嘉宾，主讲《全球化视野下的百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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