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王振忠：胡适兄弟分家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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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振忠：胡适兄弟分家阄书

胡氏是徽州的大姓，尤其是在绩溪，当地18万人口中，大概每七个人中就至少有一个姓胡的。自古迄今，胡姓人才辈出，仅以明代以来为例，著名的如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清代“礼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华老字号“胡开文”墨庄之经营者，现代文坛巨匠胡适，复旦大学语言学家胡裕树，华东师范大学20多年前决然离世的文学才俊胡河清等，都是绩溪人。不过，这些人虽然都姓胡，但彼此并不同宗，有的虽然同宗，但却不同族。据说，绩溪胡氏以境内的徽岭为界，有岭南、岭北之分，俗有“南胡”和“北胡”的说法。具体言之，依其迁入绩溪的先后，胡姓人群又分别有城北之“金紫胡”，大坑口的“龙川胡”，县治遵义坊的“遵义胡”以及“明经胡”等。这些在外人看起来颇为细微的差别，却时常引起误解。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撰写序文时，即曾张冠李戴，想当然地将他人先祖之胤脉移花接木，害得胡适数十年后仍不得不出面郑重声明予以澄清……
在绩溪诸胡中，有关“明经胡”的来历最具传奇色彩。根据族谱的记载：唐朝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威逼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迁都洛阳，御驾途中，何皇后分娩一子。此时，唐昭宗为篡位心切的朱温所弑。皇宫近侍胡三目击时艰，遂携襁褓中的皇儿潜回皖南，并易姓名为“胡昌翼”。此儿长大成人后，已是五代后唐时期，胡昌翼以明经科及第，此后便在徽州开枝散叶，子孙蕃昌，世族昭著，人称“明经胡”。“明经胡”亦有“李改胡”之俗称，意思是他们的祖先源自李唐皇室……这些，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民间传说。对于此类“源远流长”的谱系，出自“明经胡”的胡适就颇不以为然，他在为其红颜知己曹诚英家族所编的旺川《显承堂族谱》撰序时就指出：“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胡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不过，据当地人考证，胡雪岩、“胡开文”和胡适等，皆同属于“明经胡”，他们既同姓又同宗。
十数年前，安徽有位文史学者写了一本考证胡雪岩、胡适等“明经胡”的著作，盛情邀约叶显恩先生和我为之分别撰写序文。那是我平生首度为他人著作佛头着粪，故而颇为慎重，也还花了一点功夫。对方如期收到序言后，似乎很是满意，除了多次致谢外，大概算是作为回报，他寄了一大信封的徽州文书资料送给我，其中就有胡雪岩在绩溪为族人出头打官司的诉讼案卷（抄本复印件），此外，还夹有一份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
由母亲主持的分家
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稍有残破，内容也比较简单，其序文曰：
吾家祖遗旧产，仅基地一方、菜地一条而已。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其时稼儿虽已授室，秬、秠二儿年犹未冠，穈儿才五岁耳。余念家事之艰，诸儿之幼，不惮劬劳，悉心训督，迄于今日，已十五年，诸儿均已长成，各能自立，余心殊慰。自维对于先夫，亦可稍释其责，乃告诸儿，为作分析之计，俾各治其事，各安其居。综计先夫所遗，除历年日用婚娶所费，存囗囗囗囗囗经营商业所亏外，举内外所存田地、屋宇囗囗囗囗囗公亲代为主持配搭，立囗【元】、囗【亨】、利、贞四阄，盟于先夫之神前，拈阄执业，务求各极其平。其间应坐、应贴各款，或体先人之意，或尽为子之道，或推友爱之情。诸儿各顾大义，出自本心，深可嘉焉！至秠儿虽已继出，兹亦与派田产四分之一者，遵先夫之遗训也。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本其志愿也。夫兄弟如手足，友爱之情，初不因分合而有间。自分之后，愿诸儿相扶相助，亦如其未分之前，无少变异，是则余之厚望也夫！
宣统元年四月日立阄书人胡冯氏押
仝男 嗣稼 押
嗣秬 押
嗣麇 押
仝孙 思永 押
亲房 吉庭 押
嗣稷 押
嗣秫 押
胞弟 冯敦甫 押
凭公 钟宏 押
孝成 押
朗山 押
执笔 禹臣 押

分家阄书序

阄书所见胡适分得的田产
从上文可见，分家阄书共一式四份。在阄书上押署者有分得家产的三个儿子：长子谱名排行为洪骏，乳名嗣稼；次子排行名洪骓，乳名嗣秬；四子排行名洪骍，乳名嗣穈（即胡适）。胡适的三哥排行名洪駓，乳名嗣秠，但他并未出现在分家阄书上（详后）。对于该份名单，稍微留心者便会发现，这家人谱名排行中的“骏”、“骓”、“駓”、“骍”都与骏马有关，而乳名则皆带有“禾”字偏旁。根据今人的研究，此类冠名寓意遥深，似乎昭示着胡氏先人的苦心擘画——安常便是福，守分过一生，他们殷切期盼子嗣在本地能守住祖业、辛勤耕种，在外埠营商求学则骏马奔腾、事业有成。
上述这份分家书的封面上题有“思永执”三字，可见当为胡适的侄子胡思永所保留。胡思永系胡适三哥胡洪駓（嗣秠）之子，生于1903年，此次分家时不过7岁。后来，胡思永于1919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肺痨病及失恋之刺激，年仅21岁就含愤去世。他与绩溪人汪静之一样，皆属“五四”新诗人，其遗诗后由好友、同乡程仰之辑录，共成103首，名为《胡思永的遗诗》，于1924年由绩溪人汪孟邹在上海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关于该书，胡适曾为之作序，并声称：“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在传统中国的分家习俗中，诸子均分是各地民间分家的基本原则，徽州自不例外。订立分家文书时，通常是邀请众人（如族中亲戚等）作证，按照参与分家子孙的多少，将产业平均分成数份，每份标明字号——如孝、悌二阄，天、地、人三阄，元、亨、利、贞四阄，仁、义、礼、智、信五阄，礼、乐、射、御、书、数六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阄等。届时，还要在祖先灵前燃香发誓，让诸子以拈阄的方式，决定自己所应分得的那份家产。也正因为如此，分家书通常也被称作“阄书”。
在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一带，旧时有些夫妻婚后多年无子，为确保“香火”传承，就要到别人家收养一个继子。收养继子的顺序，首先是本家兄弟之子。若长房无子，二三房兄弟，哪怕只有一个儿子，也要将其过继给长房，以确保长房不致乏嗣。倘若兄弟皆无子嗣，则由近及远收养继子。据胡适之父胡传的《钝夫年谱》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心斋、理斋二叔祖及伯母汪氏，与珍兄之柩皆回里。钝夫以秠儿后珍兄，承继先伯考之祀”。钝夫即胡传（字铁花），而“秠儿”则系胡洪駓（乳名嗣秠），为胡适的三哥（亦即该册阄书的收执人胡思永之父），他于1880年过继给“珍伯父”为嗣。胡铁花兄弟五人，其中，铁花最为年长，所以“珍伯父”显然应是年长于铁花的族内从兄。
胡嗣秠被父亲过继给族伯父，据说因此而痛苦不堪。对此，胡适后来有感而发，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认为过继一事，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伤天理、最伤伦理、最岂有此理的风俗”。此文发表于1908年，比该份分家书还早一年。由于过继，胡嗣秠丧失了在家庭中平等继承家产的机会，而只能由他的儿子胡思永获得部分家产。故此，上述这册分家书当为“利字阄”，因“三房继出，思永得”。从“利字阄”的家产清单来看，其田产不过六分八（不到一亩），远低于其他三房，各类“大买田”之收入共计46秤。所以序文中说，因其已过继给胡适的“珍伯父”，故田产并未均分，只是由他的儿子来收入这区区46秤。
该册分家阄书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序中的“先夫”，也就是胡适的父亲胡传（1842—1895）。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出生于徽商世家，他本人也曾运茶前往上海经销。胡适出生后两个月，胡铁花就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担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为此，胡适和母亲也曾在台南居住过十个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灭。1895年，胡铁花将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次子嗣秬跟他留在台东。此后，《马关条约》签订，台湾绅民坚决反对割让，决意自主抗日，遂推举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1895年6月上旬，日军攻陷基隆，“台湾民主国”旋即解体，但抵抗日军的战斗仍然持续了数月之久。当时，总兵刘永福坚持抗日，并请胡铁花协助。此后，胡铁花因病重，致两腿不能行动，只得内渡，不幸于8月病故于福建厦门。从徽州文书形成的惯例来看，分家阄书序文通常会缕述家庭的创业历程，该册阄书虽然简单，但也提及：“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对此，胡适在后来的《四十自述》中亦曾指出：“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与此恰可比照而观。
由于丈夫早逝，故而“立阄书人”为“胡冯氏”，亦即主持分家的长辈为胡适之母冯顺娣，这在徽州的分家书中，有时也被称为“主盟母”。揆诸实际，绩溪上庄一带的分家，财产搭配由父母做主，娘舅主事，另请中人撰写分单阄书。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就由舅父冯敦甫“主事”，而“中见”则是他的一些本家。其中，“主事”者冯敦甫，也是后来胡适与江冬秀成婚的介绍人；而“中见”中的胡朗山，后来也成为胡适婚礼的主婚人。这些，都见于《胡适未刊稿·归娶记》一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6月22日）。另外，在传统时代的徽州，私塾先生手头通常都有一些村落日用类书抄本，其中密密麻麻地抄录了各类的应用文活套，每当村民有所需要，就会去找他们代为书写。而胡适兄弟的这份分家阄书，就是由他的私塾老师胡观象（禹臣）执笔代书。
胡适名下的田产
在传统时代，分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宋人朱松曾写过一篇《戒杀子文》，其中提及：徽州婺源人一般都只生育两个儿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朱松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父亲，上述文字见其所著的《韦斋集》。此段描述说明，早在公元12世纪的南宋时期，分家时的财产纠葛，已深刻地影响到徽州人的家庭规模。
兄弟本是同气连枝，自竹马游嬉迄至骀背鹤发，彼此相与周旋常达数十年之久，但成人之后，有的却因分家时的财产纠葛而同室操戈，竟至不相往来。清人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曾提及，著名学者俞正燮系徽州黟县人，其人嗜书如命。黟县有个孙姓富人，筑有“居敬堂”，藏书多达万卷，俞正燮只要返回故里，就常常前往那里读书。孙氏对读书人颇为尊重，不仅慷慨借阅，而且还免费为之提供饮食。有一天，俞正燮进城，见有衙役正在修葺一处新宅，装潢布置得相当华丽，俞氏便很好奇地问起何以如此大兴土木，对方回答说：“孙某富人，今兄弟析产，将讼于官，此吾辈获利时也！”听罢此言，俞正燮很是感慨，急忙赶回，将此事告知孙姓富商。于是，孙氏兄弟重归于好，分家亦得以和平落幕……此一故事反映出——分家析产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斗粟尺布，煮豆燃萁，稍有不慎，便会兄弟阋墙，引发诉讼纠纷。
关于徽州的分家惯习，晚近时期的民间文书中有不少描摹。譬如，抄本《通用杂字》就写道：“承分祖产，管业至今，拨单可据，品股均匀，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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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毋许争论，各遵规条，不可相侵。”上述的四言杂字，是在徽州民间流传颇广的一册启蒙读物。一般说来，浅显易晓的启蒙读物所载，往往是当地民众最为实用的通俗常言，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通常的惯例。在这方面，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则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胡适在家排行老四，乳名“嗣穈”，他所拈得的是“亨字阄”，在其名下的田产包括：
身字一百四十九号、一百五十一号，田税壹亩贰分，土名箬笠冲，大买起佃田拾肆秤，佃人汪茂生；盖字四伯【百】九十号、九十八号，田税柒分，土名粟里冲，大买起佃田拾秤，佃人先友；囗字四十九号，田税柒分，土名柯家百邱，大买原租田拾秤，实租柒秤，佃人柯细让；
……，田税叁亩肆分柒厘肆毫叁丝，土名西岭降，大买起佃田五亩零五升，佃人叶运恩；
……一伯【百】六十二号囗屋基地税捌厘肆毫，土名前村，现造前后通眷楼屋全堂，并屋前廊步三间，晒坦壹片，通共西边一半，屋后厨灶公用。
文昌会两股。
徽州的土地字号是以《千字文》为序加以编排，《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之句，故此处的财产清单中有“身字”、“盖字”。从“亨字阄”来看，分在胡适名下的田产大约有十亩。就清代徽州的地权分配状况来看，当地农户一般耕地面积不到十亩，自有地如超过十亩，那就要雇用一些短工或长工，或者是出租一部分的土地。胡适出身于徽商世家，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代为耕种是常态。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曾指出，“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地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监割”也就是地主临田监割，按当地通行的分成比例征租，叫做监分（亦即分成租）。佃户交纳分成租，通常较交纳定额租要宽松一些。另外，徽州的地权形态分成“大买”和“小买”（即田底和田皮），前者是土地所有权，后者是佃农耕作权或土地使用权。就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每秤大约是20斤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亨字阄的最后，还有“文昌会两股”，这与上庄一带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一节谈及自己“从拜神到无神”的经历，其中说道：“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一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文昌会”是徽州绩溪一带常见的会社组织，迄今，在绩溪县委党校内还有清代金紫胡氏宗祠附属的文昌阁，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上庄附近的旺川村，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一册日记记载，村中的文昌阁悬钟重一千余斤，花费的白银多达31两6钱。当时，村民还在老屋立文昌会，共有24人参与祭灯和修屋，每人出银1两。及至11月，迎文昌神登座。次年2月，又立文昌会，参与者共计30人，每人出银5钱。该段出自《应星日记》的记载，反映了当地文昌会的组织方式。举行文昌会的时间一般是在二月初三，参加者多达数十人，每人出银5钱，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一股”。文昌会通常置有田产，并将其田产招租生息。各人所持有的文昌会股份，是参与会期的祭祀及分胙的一种权力，对于家庭而言则是一种财产，可以世代继承，当然也可以转让、买卖。
“绩溪上庄胡氏”
上个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做过16次口述回忆。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此项口述的唐德刚教授将之译成中文，取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其中的第一章为《故乡和家庭》，对“徽州人”和“绩溪上庄胡氏”家族作了简单的描摹：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余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以绩溪上庄为例，太平天国以后，胡氏一族在家的老幼男女大约是800余人，而“阖族为工商于外者”则多达400余人。胡适出自茶商世家，早在清嘉庆年间，他的高祖就在浦东川沙开设了茶叶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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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万和”，及至其祖父时，胡万和老店大大发展，在上海开了茶叶分店，在汉口开设徽馆（徽菜馆或徽面馆）。其中，以胡万和最为重要，该店经营有方，财源茂盛。胡适14岁离开绩溪前往上海读书，学杂费用均由川沙店支付。
川沙原为浦东滨海的僻野荒陬，清嘉庆十年（1805年）奏准设立抚民厅，及至清末的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有鉴于此，据说当地曾流传着一句“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俗谚。对此，胡适回忆说：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圆）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据《钝夫年谱》记载，父亲胡奎熙精于商贾榷算，“十余年间，竭力经理，外偿积欠，内给一家衣食婚娶之费，复扩而充之&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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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这十余年间，正逢战乱，胡奎熙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断创业，先后扩充店业六处，最盛时有四处茶铺同时经营。不过，因兵燹战乱，这些茶铺旋开旋歇，最短的存在时间仅止四年。及至1873年胡奎熙去世时，只剩下上海、川沙的两处店铺。1880年，胡铁花与其叔祖分家，川沙一处店业归铁花一脉所有。
此外，上揭的分家阄书序文中还提及：“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胡适的大哥从小就是颟顸无能的败家子，吸食鸦片烟、赌博，钱一到手即刻挥霍殆尽，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帮债主前来讨债，所以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阄书中的“嗣秬”，也就是胡绍之（1871—1929），为胡适同父异母的二哥，此人是胡适三个哥哥中最能干的一个，曾随父亲前往台湾任职，1895年胡铁花病故后，胡绍之扶柩返乡安葬。他17岁起就主持家业，统揽生意和家政，往来于上海、汉口之间，颇为辛劳。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才干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正是得到友人的支持，胡绍之与他人合伙，经营瑞兴泰茶叶店，以及汉口的茶店、酒楼、公义油坊等。这些，均由其一手经营。直到1915年，绍之在给胡适的家信中才提及：“七代之店（川店），何忍及吾身而闭歇”，不过，当时的胡绍之已无意营商，家业因用人不善、疏于管理而江河日下……
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制作的这册分家阄书中，并没有提及胡家的店铺资产。这一点，应与徽商的经营文化密切相关。胡适与徽墨名店“胡开文”之经营者同属于“明经胡”，也同样出自绩溪上庄村。1949年以前，胡适与家乡的银钱汇兑，常常是以芜湖的“胡开文”墨庄为中介。无独有偶，胡开文墨庄的阄书亦保留迄今。从阄书上看，“胡开文”就规定“分家不分店”，具体的做法是—&m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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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每个儿子的利益，都以股份的方式在店铺中体现。也就是将店铺的资产分成数股，在儿孙中挑选一个人经营，其他人则以股份的方式每年参与分红，这就是“分家不分店”。这样，既能很好地保证经营规模之不断扩大，又不致因分家而造成商业竞争力的丧失。此种“分家不分店”的做法，在传统时代的徽州极为普遍。想来，胡适家的情况亦与此颇相类似。
父亲遗嘱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川沙（今属浦东新区）。据说，童年时代，胡适最喜欢背诵的一首诗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现在，这首诗被镌刻在上庄胡铁花的墓园内。人心的曲折隐微，世事的复杂多变，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胡适，大概对此是感同身受。
胡铁花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续弦生了三男四女后也过世了。此后，胡铁花再取一位农夫兼裁缝的长女，此即胡适之母冯顺娣。冯顺娣17岁嫁与胡铁花做填房，两年后生了胡适。又过了四年，胡传去世，冯顺娣23岁就守寡，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之“晚娘”。她所面对的，当然不是子媳承欢、孙曾绕膝的局面。当时，胡适的大姐较冯顺娣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孪生的二哥、三哥仅比她小四岁。故此，她虽是名义上的一家之主，但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媳妇，对她却并不买账。特别是两位不明事理的儿媳，妯娌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占不了上风时，她们便会将气撒到婆婆身上，甚而会以尖刻的语气指桑骂槐。每当此时，冯顺娣只能忍气吞声，尽量避免冲突，实在忍无可忍时，便悄悄地前往邻家去闲聊一会，或者一个人独自卧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
铁花先生的早逝，让冯顺娣这位倔强的女人将全部的希望都集中在亲生独子身上。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写道：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都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向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
在徽州，“遗嘱”也作“嘱书”，是对分家的简单交代。虽然这五份遗嘱没有保存下来，但在《胡传日记》中，还保存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2日）写给二哥嗣秬的一份遗嘱（亦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其中对于自己一生的经历有简单的描述。从徽州分家书的惯例来看，如果主持分家的是他本人，类似的自叙生平通常会置于阄书序言的第一部分，主盟者藉此以彰显祖德昭示来兹。
胡铁花病逝时，胡适仅三岁多，但严父生前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授，咿哑学语的他已认得800多个汉字了，故而铁花先生认为孺子“天资聪明”，应当“努力读书上进”。1895年5月，胡铁花在临终前两个月，给妻儿留下遗嘱，说“穈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并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后来，胡适曾追忆：“先母督责至严，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言‘我一生只知道有此一个完全的人，汝将来做人总要学尔老子。’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当时，在绩溪上庄村西头有一座两层两进的普通民居，村人胡禹臣在屋里设一私塾，取名为“来新书屋”，寓意是前来就读的孩子日新月异地成长。胡适曾在这里读书，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胡适曾说：“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家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其时，与胡适同一私塾读书的有十来个孩童，但他们大多不爱学习，对读书没有兴趣，常常逃出去，躲在麦田里，宁可在麦田里挨饿也不愿意念书。而胡适则与之不同，他天资聪颖，悟性又好。另外，其他学生送给先生的束修每年仅只两块银元，胡禹臣认为学金太轻，故而只教他们念书、背书，不给讲解。而冯顺娣则渴望胡适读书，所给的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银元，以后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冯氏希望先生对胡适严加管教，要为自己的儿子讲解书本的内容，一字一句，皆须讲明意思。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胡适才得以驰鹜翰墨，学业突飞猛进。
因先祖商业的关系，胡适的二哥、三哥都在上海接受教育。是时，欧风东渐，新潮澎湃，他们在大都市受到时代思潮的洗礼，因此不要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求他学做策论经义，而只是请胡禹臣为之讲书、广拓见闻。对此，胡适在《徽州谈》一文中，对徽州的教育及其前景有过精彩的描述：
（徽州人）到了十三四岁，把那些什么《开宗明》哪，《天文》哪，《梁惠王》哪，都读完了，做父母的，便不叫儿子读书了。穷苦的庄稼人家，便叫儿子帮着老子做活，一天辛苦到晚，自不用说了；以外的人家，儿子到了十三四岁，便叫他“出门”。怎么叫做“出门”呢？譬如有人到上海来，便叫儿子跟他来上海，找一家店铺，送进去学生意。这叫“当学生”。……（原载1908年11月14日《安徽白话报》第5册）对于徽州的这种商业传统及其文化影响，胡适有过极为贴切的回忆：
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当时，在全国的各大商埠，处处都留下徽商活动的足迹。不少商人甚至在各处落地生根，他们的子弟往往是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一改穷乡僻壤的扃闭野塞，从而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于14岁时（1904年）跟随三哥赴上海，入梅溪学堂（后改入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在上海住了六年，从此黄卷青灯，壮志鹏飞。并在1910年以后赴美，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登坛立帜，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二哥关照之下的学业
据说，胡适早年曾随叔父在泾县药店做过几个月的学徒，但他无意于商贾，于是写信给二哥要求读书。1904年，胡绍之自上海返乡，他认为适之天资聪颖，父亲又有“要穈儿好好读书”的遗嘱，父命不可违，遂问冯顺娣说：“我想带穈弟到上海读书，不知您放心吗？”胡母速声答曰：“好！好！这也是还你父亲的遗愿。”这是胡适一生的关键性大事。后来，他在上海六年的学习，一切全靠二哥的关照。
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位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在胡适到达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初，就致信鼓励：
吾弟天资超卓，宜可大成，频年为家境所限，中途废学，又无名师益友以相砥砺，故所成未广。今幸得此机会，此实先灵之默佑。万望从此矢志向上，专心力学，以收桑榆之效。
至家中各事，有余力任，尽可不必置怀。堂上薪【菽】水之奉，已照来信代寄，以后按年当照此办理，毋庸弟之分心。以后弟经费如有所余，或暂存银行，积成巨资，以为日后所需；或置购图书仪器，以资学问之研究，不必急于还债，亦不必兼顾家中。总以全付精神，贯注于学问之上，务求达此目的然后已。其余均不重要，一概抛之九霄云外，所谓智者急先务也。（《胡绍之致胡适》，1910年11月，见杜春和编《胡适家书》，页492-493）当时，胡家四房虽已分家，但二哥对于胡适仍颇多关照。1909年7月29日，胡适在《禀母亲》的家信中曾指出：“家中析产阄书，均已见过。”此外，他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此次的分家析产：
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家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
当时，胡适正在中国新公学学习，虽然手头并不宽裕，但见过大世面的他显然再也看不上老家的那几亩地、半所屋了。这位乳名嗣穈、学名胡洪骍的徽州乡下少年，1906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接触到严复的《天演论》，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胡适之。1910年7月赴北京参加“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起用了“胡适”的名字。此后，更是意气飞扬，别图进取——“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位“带着兰花草”走出徽州的少年“嗣穈”，此刻早已脱胎换骨，成了叱咤风云、舍我其谁的文坛祭酒……
不过，尽管胡适欲放弃这份祖业，但分家是徽州的传统，显然无法率性而为。兄弟分家阄书中“亨字阄”所列的田产，仍然一直挂在他的名下，想来是由母亲冯顺娣代为经管，故而1915年8月2日，冯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仍然这样说道：“家中自分析以后，每年所收租谷，只得一人之粮，此外毫无一丝出息。”所谓分析，也就是指1909年的分家析产。1928年3月29日，胡适在致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还写道：
家中的事，我想起一两件，请你替我办理：
（1）我自己名下的田，请你托几个本家来谈谈，分作两份，一份归稼嫂收租，一份归秠嫂收租。田虽不多，于他们两家总有点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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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几家老佃户，都同我家有感情，不必更换。
信中的“稼嫂”和“秠嫂”，分别是胡适的大嫂和三嫂。可见，直到母亲去世，胡适才对自己名下的田产重新做了安排。是时，他的大哥和三哥皆已去世，胡适如此安排，颇有矜孤恤寡、照顾两位嫂子起居的意思。另外，根据徽州的惯例，佃农承租耕种，需与地主签订契约，其中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有违约（比如欠租、短租等），地主可以另行雇佣他人。历经十数年，胡家所雇的佃农皆是乡里乡亲，主佃关系似乎颇为融洽，地主与佃农之间并未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形……
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作于清末宣统年间，迄今已一百余年，该份简单的徽州文书能够保留至今，大概要归因于天壤间的种种机缘巧合。面对着数页泛黄的故纸，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铁花先生的那几份遗嘱，如果没有母亲冯顺娣的坚持和悉心栽培，如果茶商之家的生计日用朝不保夕，如果不是二哥的支撑门户，以及对异母兄弟血浓于水的亲情扶持……胡适是否还会是中国现代史上耀睛夺目的那一位？想来，多少“少时了了”的“穈先生”们，也曾靠着一纸阄书上的几亩薄田，辟土殖谷易耨深耕，在水遥山隔的皖南乡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终成了胼首胝足的一介老农；或是终老于“无徽不成镇”的居廛列肆间，通财鬻货贸贩取赢，锱铢必较着银钱的出入……
历史不能假设，更没有无从确知的答案。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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