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大学-王战：怀念张仲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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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战：怀念张仲礼先生

张仲礼先生，192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系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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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原院长。张老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前辈学者，也是值得智库从业人员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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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和学习的楷模。他的格言很朴素：爱祖国、爱上海、爱上海社科院。张老是中国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是著名的议案大王和“一号议案”者。
张仲礼早年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6年夏，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张仲礼参加了这场考试。他1941年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已经在当时上海的银行界从业多年；对于一心谋求继续深造、一生钟情学术研究的张仲礼来说，出国留学是相对理想的选择，他也顺利地通过了这场竞争激烈的选拔考试。
1947年初，张仲礼进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使张仲礼一开始就站到比较高的学术研究起点上。“当时，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两个中心，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两者不分上下。”两所学校都从中国民间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资料，“一些资料甚至是从战乱的中国民间地摊上搜集得来的”。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张仲礼曾经这样回忆，他也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埋头钻研。1952年，张仲礼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这一资助使他获得了游学美国主要学术机构的机会。1953年，张仲礼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之后张仲礼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副教授等职，主研中国绅士问题和太平天国史；直至1958年回国。
华盛顿大学的师长们，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时，晚年的张仲礼仍旧不无动情：“迈克尔教授发现我能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非常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这部开山之作一举奠定了张仲礼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其学术影响力在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显赫；他也因此获得了大洋两岸的尊重。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著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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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而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书一般都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中国绅士》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的导言中评价道：“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自问世以来，《中国绅士》也一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1950年代，新中国与留学海外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欧美同学家属联谊会通过张仲礼的父亲和妻弟，也同他进行了联系，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工作的愿望。华盛顿大学不想放走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它们的远东研究所和经济所都试图竭力劝说他留下来。在他们看来，张仲礼人才难得，是大有希望的亚洲研究学者。毕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专著——《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年轻的张仲礼之手。当时的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也的确具备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它在1946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第一笔50万美元基金，专门用以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1950年又得到福特基金会提供的50万美元，则继续用于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
尽管如此，张仲礼依然归心似箭。他完成了在美国的全部工作，毅然放弃了终身教职，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路。1958年12月回到上海后，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他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张仲礼在社科院里首倡“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在他看来，“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如上世纪80年代从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牵头点将，把经济所和历史所的“十八位学术中坚”团聚在一起，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全面完整，被业内一致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50多年来，张仲礼本人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活动而中止：1978年之前，他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和上海工业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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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之后，他把研究重点转到外国在华企业，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上世纪后期的十余年来，他着力上海史和上海学的研究，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
张仲礼利用自己在欧美的影响，积极展开多边国际学术交流。他至今一直坚定地认为，出国交流可以对学术研究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接触他们优秀的教授，面对面地听课，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是如何研究问题的，学习他们探究问题的精神，从而加以借鉴，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鼓励并派遣中国学者去国外学习、参加国外研讨会的同时，张仲礼也着力邀请国外学者专家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中国，加强合作。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科院学术经费有限；张罗学术研讨会的费用，也成为其院长期间的必备功课之一。张仲礼先生当年每次去北京，除了正常行程外，一定都会去拜访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就是福特基金会。他的晚年，依然赢得国际尊重。200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仲礼“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这是亚洲研究学会最高荣誉奖第一次颁给根基在中国的学者。
张仲礼一直强调学术传承，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培养后备学术力量。在卸去院长职务后，作为前辈学者，他继续热情关注智库的创新、发展和国际交流。2004年，张仲礼荣获首届上海市学术贡献奖，他捐出了全部奖金。之后，在上海社科院党委推动和全体同仁的慷慨支持下，上海社科院设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专门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以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而关于年轻学者的发展问题，张仲礼先生曾经毫不讳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写，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著作。”
张仲礼先生也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善于剖析现实问题的思想家，这尤其可以从他领衔的全国人大议案、他组织的国情调研报告、他撰写的政策评论和建议文章以及他和晚辈社会观察者合作、对话的记录中，能够了解其见解的精彩部分。
斯人已去、薪尽火传，我相信张仲礼先生的爱国风范，也一定能够激励后辈智库人员继续为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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