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傅高义：《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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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我们还组织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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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德国与其邻国波兰、法国等之间的商贸往来发展得很快。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来自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相互协商，相互理解，克服数个世纪的战争阴影，开始了漫长的和解过程。尽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问题依然存在，欧洲已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亚洲，由于中国的内战与世界范围内冷战，使得二战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讨论历史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1945～1952年，日本被盟军占领，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占领期间，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与中共领导人有密切接触。1952年，日本结束被占领后，冷战又阻止了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中日领导人之间有相当一段时期没有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开始和解，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间和解开始于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但是由于在1972年两国迅速建交，两个民族没有机会在邦交正常化之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努力想实现两个民族间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日间新问题的出现，和解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中日之间的隔膜已成为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的、最长期的障碍。中日两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需要共同协作，不仅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积极地解决环境、能源短缺问题和防治传染病等。要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特别是历史记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理性寻求两国间共同利益的最根本的障碍。中日间问题的解决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日间的文化差异、历史记忆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亚洲地区将不会有真正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二战前出生的一代学人，我是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既对中国又对日本感兴趣的学者之一。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此我尝试去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我是研究当代社会的，自1958年首次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我便开始频繁地接触日本人。1961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当时中美关系不是很密切，我没有机会前往中国开展调查。因此我不得不从外部开展研究工作。但是自1973年参加美国访华代表团和1980年在中山大学访学两个月后，我开始同中国人建立起个人间的友好往来。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文化深怀敬意，在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友人。自1958年以来，我至少每年访问一次日本；自1980年以来，我开始至少每年访问一次中国。
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日两国的社会，但是由于接替费正清先生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负责哈佛大学的美日计划，并创立了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越来越对改善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逐渐地转向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1993～1995年，我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有关东亚方面智囊机构的官员。1996年我负责领导汇编“与中国共存”的研究计划。1997年，我非常荣幸地负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到哈佛大学访问。
2000年，我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尽量帮助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亚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邓小平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于是我选定这一研究方向，其目的是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作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与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中日两国间的深层症结在中日战争，因为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我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和解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但我相信，如果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对各自的歧异均能有清楚的、客观的了解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各方学者均能认同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那些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和解以便进一步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政治领袖们，便会根据学者们的成果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遇到了一批持有相同学术理念的杰出学者。他们都认识到客观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一些敏感议题开展共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对那些对中日相互和解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想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而言，这种学者间跨国界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有关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材料没有得到很好地整理，方便地为学者所利用。一国学者所熟知的史料，另一国的学者则知之甚少。为了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相关专题，让不同国家的学者彼此了解对方的史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学术的目标而搭架桥梁。
在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资深研究员杨天石先生负责召集中国方面的优秀学者，来研究1937～1945年的中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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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两位先生为主要召集人，并由卫藤沈吉先生提供协助，负责召集日本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我不是研究中日战争的专家，我只是为研究中日战争的西方学者提供一些学术上的组织与协调，我所召集的西方学者有：戴安娜女士、麦金农先生和马克·皮特先生。
组织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召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研讨会，需要那些相信有必要对敏感问题开展共同研究的多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本国的爱国者的攻击。这些爱国者认为战争的历史是政治议题，并非历史问题。
这种跨国共同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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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学术会议可比，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我们必须翻译所有的与会论文，并拥有同声翻译。来自各国的学者虽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对会议的安排均非常配合。
筹备会议于2000年在东京召开，次年我们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夏威夷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军事战役。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我们希望第四次会议能在中国召开。
为了让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决定让来自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组织者分别整理并出版各自的论文集。会后，各国学者都认真修订并重新改写了论文。英文版的第一卷论文集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由麦金农、戴安娜和傅高义负责编辑。第二卷也很快要出版，由马克·皮特（Mark Peattie）、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和方德万（Hans Vander ven）负责编辑。前两卷的日文版也已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们希望这些论文集的出版将会增进大家对各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吸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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