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生前身后的历史细节——从讣闻谈人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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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生前身后的历史细节——从讣闻谈人物文献

历史的深处总是引人入胜，尤其那些众说纷纭却没有盖棺定论的细节。就人物文献而言，日记、手札、书报、信件、照片都是司空见惯的参考资料，而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的讣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利用。一方面，因为迷信思想的束缚，研究者们为了避讳，不太情愿去碰这些“身后之物”；另一方面，此类藏品往往属于珍贵的等级品，即便有人具有浓厚兴趣，也常常被收藏机构拒之门外。
“现在的年轻人一听到讣闻，就说不是报纸上登的吗？这有什么价值？但旧时的讣闻并非豆腐块大小的消息或通知，而是包含了挽联挽词、家族历史等非常详细的人物史料，若碰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光是讣闻的集子就有几十本之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馆员张伟说，与大众化的日记、书札不同，私密性强的讣闻印行量少，存世更寡，而在经历了动荡的战争与政治运动后，能够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我调查了很多图书馆和博物馆，讣闻类的藏品都不多，上图很早就重视这方面的收藏，大概有三五千件，这就给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他说，人物文献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研究时除了抓住大家熟悉的内容，也要注重所谓的“边角料”，一来是还原历史的细节，二来还可能有新的发现。
比如此前关于张作霖旧照的争论，有人说是张本人，也有人说是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通过上图馆藏的《张大元帅哀挽录》，这样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为里面收录了许多张作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从肖像照、生活照到军事作战的照片，比比皆是。再如王国维自尽的原因，后人进行了各种看似合理的推测，如果借助当时友人题写的挽词以及悼念文章，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回归历史场景、接近事件真相。下周一（11月16日）开幕的“生前身后——上海图书馆藏人物文献展”，一大批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年谱、讣闻与墓志将在上图展出，人物的时间跨度以清代中期至民国晚期为主。其中包括了一张见证袁世凯称帝的“洪宪月份牌”，尽管同类型的藏品在拍卖会上备受追捧，但是与袁世凯有关的月份牌还没有公开曝光过。“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拍卖会，从未发现‘洪宪月份牌’的影子，我不敢说这是孤品，不过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有看到第二件。”
古往今来，死者为大。当一个人去世后，依据生前的地位高低、身份尊卑，后人会采取一整套严格的殡葬礼仪规范。即便是在条件落后的乡野，也脱离不了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讣闻（又称讣告、哀启、家传、行述、行状、哀挽录、哀思录、荣哀录等），将逝者的死讯告诉亲戚朋友、上司下属，形式上或印成单张寄发，或刊登报纸告知，又或出版厚册纪念。单张的讣闻一般只有逝者的生卒年月、简单事迹、祭葬时间地点等；成册的讣告所涵盖的内容就丰富得多——逝者行述、祭文、唁函、诔文、诔词、挽联、挽诗、挽幛等，要是考究的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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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遗像、遗墨、遗嘱、生平照片、丧礼摄影、追悼照片、像赞、碑文、纪念文章、著作目录等。
相传周公所作的《仪礼》和西汉典籍《礼记》中就有“讣（赴）”的记载。《仪礼·士丧礼》提到“护丧者使人讣于有司及戚友”，《礼记·杂记》言及“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古时传播手段有限，传达死讯只能依靠双腿行走，所以“讣”皆作“赴”。直到古人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讣”又取代了“赴”。尽管讣告古已有之，但基本上都失传了，如今人们见到的藏品晚于清中期，止于民国年间，这也是讣闻、哀启泛滥的时期。
张伟说，旧时但凡生前稍有社会地位与影响，逝者的家属、门生、同僚、乡谊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印制讣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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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告知亲朋好友，寄托哀思；同时便于罗列、收纳各界的祷文。这样做，既是对逝者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家族荣誉的一种彰显。与当时民间盛行的修祠堂、修家谱一样，刊布讣闻也有强化家族观念、凝聚人心的作用，列名者一般包括叔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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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近亲属，卷首的家传、行述中会强调家族的历史和功绩，依照顺序排列祖宗的名讳和官衔。劣迹斑斑或是遭到驱逐的族人则被过滤掉，此举有助于维护伦理道德、强化封建秩序。
讣闻或略或详，一般包括了挽联、挽词、纪念文章等内容。亲朋好友写起来，往往情真意切、叫人感同身受，若是把题写的任务交给了与逝者生前不合之人，成文要么晦涩难解，要么曲笔敷衍。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的门生马宗霍请求老师为其友人的长者写寿序（祝寿的文章，写法通挽文），他回信道：“此种题目，无可铺叙，唯有翻空见奇耳。世言文章之难，莫难于寿序。真是识甘苦之言。文士以十百数寿序，竟无一篇可传颂者。此亦足证。至于铺叙功德、作台阁体一类文字，本不足齿数也。”再来说说《朱兴武将军哀挽录》。在辛亥革命中英勇骁战的浙人朱瑞得到政府重用，后改官兴武将军管理浙江军务。在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朱瑞与拥护浙江独立的势力大起争端，被迫出走上海，民国五年病逝于天津。在其死后，曾经一起推翻他的吕公望（后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童保暄（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张载阳（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等也都率军祭奠并且送上挽联。在吕公望的祭文中，他是这么写的：“公之遗爱，在浙西东，策定安危，志贯始终，引疾去位，公何从容。”张载阳的文字也是耐人寻味——“所生之不辰兮逢帝制之发生，欲安兵而不动兮奈民意之求伸宁，引疾而自避兮免创钜之痛深，暂避地于春申兮旋就医于析津，幸共和之再造兮期渐进于升平，乃积劳以致疾兮当中年而陨其身，骤闻噩耗能不悲哉!”由此看来，在做历史研究时，讣闻中一些看似歌功颂德的内容应当反复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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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先入为主和不经意的误读。
相较于晚清，讣闻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接受新文化思想的新派人士。在其去世后，家属很少出面刊布讣闻，这项工作交给了逝者生前服务、或是与之关系密切的机构团体，由他们来组织追悼仪式，印制发行纪念册子，在报纸上刊登纪念文章。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逝者是为国献身的民族英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蔡锷病逝后，许多和他没有关联的团体和个人自发举行悼念活动、出版纪念专刊，上面有蔡锷的遗像、手迹、生平等。《嘉定县追悼蔡公纪念》收录了县教育会代表俞泰临的一篇讲演：“吾嘉定人在明伦堂开追悼会不止一次，但是向来开追悼会总是追悼本地方有道德、有学问，或者于地方上作过公益事业之人，一般有关系之亲戚故旧纪念其好处，因而开会追悼，以志哀思。吾嘉定人与蔡先生并无一面之识，今日全县人因何开会追悼？大家试想，再造共和使吾中华民国仍得保存，人民仍得安享共和幸福，是何人之功？谁不知都是蔡先生一人所做到。吾嘉定亦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之地方，吾嘉定人亦系中华民国一部分之人民，全国人民受其赐即吾嘉定人同受其赐。今蔡先生为救国故尽捐其心血，遂致一病不可救药。在人民失去一大恩德之人，在国家失去一最重要之人，所以今日吾嘉定人追悼蔡先生，是为公义非为私情。”
张伟表示，早期的讣闻采用雕版印刷，随着技术的革新，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石印、铅印的讣闻越来越多。传统的册子需要家人或所属单位统筹、筛选纪念文章，以留下最美好的逝者形象，而杂志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新闻机构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制作纪念特辑。名气响弱、影响大小与纪念特辑的数量多少成正比，像孙中山、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逝世后，社会各界的纪念特辑多到难以统计，等过了若干年，还有逝世周年纪念特辑。另一个有别以往的变化是摄影技术的应用。传统讣闻的逝者图像是由画师依据遗容绘制，过去的说法叫“写照”，那段时期还有专门的行当。在摄影技术发明后，因为制版困难，最初都是用版画技术来展现摄影画面，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讣闻都配有照片，少则一张逝者的遗像，多则十余张，其中有逝者生前留影、追悼活动场景等。像《哈同先生荣哀录》，一共12册，其中一本就是摄影集，也有一些讣闻直接以照片命名，如《阮玲玉遗影集》《黄伯樵先生追悼会摄影》。而真正意义上的摄影集是收录60幅图片的《陈炳谦先生追悼大会纪念刊》，从入室大殓、搭建灵堂、家属祭奠，到众人吊唁、出殡送殡、落土下葬，完整展现葬仪的全过程，在丧葬礼俗的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讣闻往往是第一手文献来源，当学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出现了分歧，它可以提供权威的佐证或参考。关于近代著名学人徐乃昌的生卒年份，论述文章众多但没有统一的说法，通过查阅《徐积余暨妻马氏赴告附哀启》——生于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十一日，卒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我们很快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徐乃昌的生卒年份是1869—1943年。再如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上海巨商朱其昂，名字被不少人物辞典收入，但他的出生年月一直是一个谜，辞典编纂者没办法破解，就用问号来代替。在《朱云甫讣闻》中，朱其昂的生与死其实精确到了时辰：“云甫府君痛于光绪戊寅年（1878）五月初一日辰时疾终天津招商局差次，距生于道光丁酉年（1837）四月二十五日午时，享年四十二岁。”
前文讲到了王国维，在这位著名学者自沉昆明湖近一个世纪后，人们仍在等待一个真实的自杀原因。无论“愚忠殉清说”还是“逼债说”，“惊惧说”还是“谏诅说”，“文化殉节说”还是“妻妾出轨受辱说”，学界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历史还原和解读。王国维性格孤僻内敛，生前并未托付他人，而自沉时又如此突然，没有留下有用的线索。如何才能捕捉历史的细节，拼接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场景？《王忠慤公哀挽录》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撰文的都是王国维生前往来最密切的亲朋好友，除了逝者的遗像和遗嘱手迹外，还收录了8篇文章、37首挽诗、166幅挽联，并附有“海外追悼录”、“华侨哀挽录”以及“补遗（挽诗4首、挽词1首、挽联5幅）”、“续补（文2篇）”。在卷首的《王忠慤公殉节记》一文中，老友金梁记述了王国维自沉前三天与自己的会面和谈话，并记录了王国维的车夫、园丁、园警、邻居在他自沉前的所见所闻，这份史料的价值显而易见。其他如罗振玉、樊炳清、费行简等人的悼念文字，也从各自的记忆和理解来回顾王国维的生平，其中也包含了关于其自沉动机的个人见解。
在《王忠慤公殉节记》中，还提到了王国维与爱俪园（哈同花园）有一段历史交集。爱俪园由著名僧人黄宗仰设计，“海上大观园”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而主人哈同夫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赢得了旧时文人骚客的好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1916年2月，远在日本的王国维接受同乡邹景叔的邀请，回国后到上海编撰爱俪园出版的刊物《学术丛编》。管家姬觉弥名声不佳，属于“混蛋与骗子”之流，他一度产生了退意，但是因为酬金丰厚，加上姬觉弥答应了许多条件——不担任大学教务长职务、不迁入爱俪园、不用坐班、全权负责《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最终留了下来。孰料姬觉弥在第二年食言，让王国维在仓圣明智大学（原址为华严大学）教授经学。从1918年开始，王国维给学生们授课，他的课程安排在上午，并有专车接送。北京大学分别于1917年、1918年、1920年三次向王国维发出了邀请，但都遭到了婉言拒绝。
王国维在爱俪园呆了七年，或许是经济宽裕、生活安定的关系，他在这段时期潜心研究、著述颇丰。1916年5月，被梁启超誉为“一铭相当于一篇《尚书》”的《毛公鼎考释》，开创了历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又完成了被鲁迅称为“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称一种国学的书”的《流沙坠简考释》。爱俪园的藏书与金石、甲骨收藏众多，让王国维有机会与大量文物朝夕相处。刘鹗为晚清收藏甲骨第一人，总共藏有5000多片甲骨，在他逝世后，藏品散落各方。哈同夫人罗迦陵买到刘鹗所藏的数千片甲骨，让姬觉弥转交给王国维研究，后来就有了《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书。
1917年，王国维先后撰写了博得同时代学者众口称誉为“甲骨文研究最伟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通过对安阳小屯甲骨辞的研究证实，《史记》中关于《殷本纪》的记载基本正确，纠正了《殷本纪》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错误，将甲骨研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极大地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
除了王国维，受聘进入爱俪园的历史人物还有近现代民族音乐家郑觐文，后者琴艺高超，弹奏的《秋鸿》《平沙落雁》《水仙操》《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朴典雅，别有韵味。在《郑觐文讣告哀启》中，其子叙述道：“民国四年受上海哈同花园明智大学之聘任担任国乐教授，凡韶乐、武乐、历史古舞以及乡饮乡射均得在校内次第试演，所用乐器均亲手制造，府君得此试演机会益以整理国乐为己任。”作为特殊的史料，讣闻之于人物文献的研究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延伸阅读：
年谱：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
历史学家来新夏在《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代序）》中给年谱下过定义：“年谱是史籍中的一种人物传记，但它和一般传记有所不同。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换句话说，年谱是按时间顺序记述谱主一生事迹的史书。关于年谱最早出现的时间，过去人们的看法是从宋代发端，但如果以年谱体的主要特征为线索，就会发现宋代以前已经有了年谱的踪迹，后来基于现实的需要，文人墨客纷纷整理前代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年谱逐渐走向流行。
到了近现代，年谱编撰越来越多，体例也不断完善。尤其是清代以后，年谱体裁备受重视，为章学诚、梁启超等大力推举，胡适、钱穆、缪钺、夏承焘、姜亮夫等更是编撰了相当数量的年谱。在他们的带动下，研究历史人物，治学由年谱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所以年谱的编撰正如雨后春笋般,显出勃勃生机。
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收录年谱达4450种，反映谱主2396人。谢巍《中国历代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统计，截止1984年，所知见的年谱已达6259种，谱主4010人，还不包括待考的180余种在内。如果遍检古籍，一直统计到今天，那么古今所撰年谱，至少也在7000种以上。可以说，年谱在今天的应用，不仅延续了近千年来的辉煌，而且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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