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李卓：谈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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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卓：谈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历史源头

一个民族的性格即所谓国民性，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是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
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文化风土，造就了日本人实用主义、集团主义及注重等级秩序的国民性特征，从而构成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四面环海，可耕地少，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的自然环境促使日本很早就孕育了比其他民族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由此产生了朴素的同舟共济观念。这种国民性培养造就了日本民众惟命是从的性格。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精神,使战争动员达于老弱妇孺,煽起举国上下的战争狂热,只要是来自天皇和军国主义政权的声音,人们都会服从与支持。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了：就个体而言力量弱小且小心翼翼行事，一旦形成集团便力量强大甚至胆大妄为；在国内生活中彬彬有礼，在曾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却极其野蛮。这样的双重性格让人们困惑：当今在世界上形象良好的日本人与当年残忍屠杀中国人的法西斯军人是一个族群吗？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民族具有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说的“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这样的双重性格呢？
贵族与武士曾经主宰日本历史
考察日本历史可以发现，贵族与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宰历史，这一特点对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贵族与武士这两大风格完全不同的政治势力长期存在及其影响，正是日本人矛盾性双重人格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在日本古代国家早期，当今皇室的祖先倭王家本是列岛内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随着其势力的增强而成为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权。但是大和政权的权力并没有确立其神圣性与权威性，它一直面临着诸豪族的挑战。发生于645年的“乙巳之乱”及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如一针强心剂，使皇权在短时间内得到巩固。然而，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新的贵族阶层迅速成长为制度化的特权阶层，他们住在京畿，也称“公家”。“荫位制”的实施及官职家业化铺平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道路。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国家的政权核心已经缩小到源、平、藤、橘等几大家族，至9世纪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贵族社会顶点的皇室外戚藤原氏垄断。
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导致天皇与外戚发生冲突。平安时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撑的这两大势力在政争中两败俱伤，武士乘机崛起，最终在镰仓建立了与律令制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权，让自大化改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形同虚设，武士成为此后近七百年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
明治维新后，以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建立的新政权根本不可能对旧的身份制度实施彻底的革命，而是根据政局的需要对旧有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在对大多数武士实行身份剥夺的同时，对公卿贵族恢复昔日的名誉，保留了武家社会上层——藩主大名的权力与地位。根据1869年建立的华族制度及1884年颁布的“华族令”，昔日形同水火的公卿与大名这两大势力终于集中到东京，成为“同族”——“天皇的华族”，并依据家格分别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爵位。近代华族是在前近代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而形成的新贵族。战后，根据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自此，承载着千余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才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
公家贵族的特征：文化与教养
提到贵族的文化教养，人们往往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欧洲贵族身上。而若从传承之久远、文化之厚重方面来考察，东方国家日本的贵族远远超过欧洲的贵族。
其实，历史上日本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与被虚位的天皇一样，掌握实权的时间并不太长，即使从645年的大化改新算起，加上武士首领平氏的六波罗政权，也只有五个半世纪时间。在武家秉政的幕府时代，朝廷仍然存在，公家贵族也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在中世武家统治的文化黑暗年代传承了传统文化。可以说公家贵族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他们始终用教养与文化影响着一代代日本人。
在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贵族已经在教养方面领民众之先，创造了灿烂的贵族文化。贵族的文化与教养首先来自于教育。大和时代，日本几乎是文化沙漠，此时，来自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任务。拜中国文化所赐，公家贵族从奈良时代起就逐渐养成了重教育、重教养的传统，贵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识和文化，更强调出言进退、行为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都必须符合贵族的礼仪和规范。经过数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为特征的贵族教养。进入幕府时代，公家贵族远离政治与权力核心，受到幕府的压制，而且大多数生活贫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公卿家庭依靠世传家业补贴家用，如冷泉家的和歌，大炊御门家的书道，四条家的料理，园家和植松家的插花，西园寺家的琵琶等等，各家分别成为各领域的“宗家”，一方面在传道授业中获取一些收入以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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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一方面使公家贵族始终保持着学问及文化上的优势，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武士在最初大多粗俗野蛮，在掌握政权之后，由于受到贵族的影响，开始注重文化教育及个人修养。武家子弟被送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著名的五山十刹成为学问中心，一般的寺院也都成为武士子弟的文化殿堂。到江户时代，武士已经成为与公家贵族共享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许多武士潜心研究学问，成为儒学、国学、兰学、西学的学问家。武士的学问化过程说明一个道理，即教养是可以培养的。
在贵族文化的影响下，普通民众中也形成重教育的传统，到江户时代，除了幕府办的培养武士子弟的直辖学校、各藩办的藩校，还有从事平民子弟教育的1.5万多所寺子屋，因此江户时代民众识字率已达男子40％、女子10％，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在这样的平民教育基础上，明治维新后近代教育迅速发展，到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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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在学人口指数已经超过了美国。进步的社会是由许多有教育的人组成的，文明的社会是由许多有教养的人组成的，良好的教育是形成良好的教养的开端。
武士的特性：尚武与忠诚
从1185年建立镰仓幕府开始到明治政府建立，长达近七百年的武家社会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更加深远。不仅因为他们的统治时间长，人数远比贵族多，更因为与偏居京都的朝廷和贵族相比，地方的武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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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武士鄙视公家贵族的优柔文弱，武士道的核心价值是尚武与忠诚。
尚武是以战争为业的武士必备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于武艺，崇尚杀伐，重名轻死。武艺是武士立身的根本，在战争年代，武士把精进弓马骑射等武艺作为日常生活重要内容。到江户时代，天下偃武，武士完成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角色转换，按照家格门第在幕府与各藩的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或者从事警卫等事务，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尚武精神。武士日常携双刀进退，以佩刀作为武士身份的象征。武士伦理中含有明显的暴力倾向，社会舆论认可武士为维护名誉进行私斗与复仇，血腥的切腹也成为武士独享的“名誉”的死法。由于武士是统治者，武士的强者征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与有文化、重教养、讲求儒雅的公家贵族相比，“在关键时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马前战死是武士的第一职分，也是最高荣誉”。仅仅拥有武艺，并不是真正的武士，当拥有武艺的战斗者与特定的主人结成主从关系，并为主人奉公尽忠，才是意义完备的武士。忠就是要有献身于主人的牺牲精神，这种献身要达到为主人牺牲生命的程度。忠是“从一而终”，一个武士，他效忠的只是他的直接主人——领主、大名或将军，在他的主人之外，便不再有别的法律，这是幕府时代天皇沦为孤家寡人的根本原因。
近代以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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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被剥夺了所有特权，作为一个阶级走向覆灭，但是以尚武和忠诚为核心的武士道却被保留下来，人们的忠诚对象也从直接奉仕的主人泛化为国家乃至天皇。在建立近代国家军队过程中，通过《军人敕谕》和《军人训诫》，把“忠实”、“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还通过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敕语》等形式的大力渲染，过去仅作为武士阶级特殊行为规范的武士道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使武士已经不复存在的近代日本成为弥漫着武士道精神的兵营国家，忠诚与尚武精神被全社会高度认同。尚武与忠诚虽有积极的一面，但发展到极端就表现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仅是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一旦被误导或失控，就会给人类的和平带来巨大灾难，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人把在战场杀敌作为忠君爱国的具体行动，武士视死如归的精神被军国主义政权用来鼓动军人与民众随时赴死。日本在被侵略国家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所谓“肉弹战术”、“沉船堵口”及驾驶飞机撞军舰等所谓自杀式“特攻战术”，在给他国军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众多日本军人丧失生命。
贵族与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掌握社会主导权，其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抛开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全面认识日本民族、日本传统文化及日本的国民性。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不崇尚革命的日本历史上，尽管公家贵族与武士人数很少（贵族共有137家，江户时代武士大约200万人左右，近代华族共有1011家），但是他们能够作为社会精英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百姓的楷模，其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及伦理道德得以有效传承，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影响着普通国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公家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士的尚武与忠诚，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重要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表现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了解这些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彬彬有礼，在集团外部冷酷无情；时而恭敬服从、时而桀骜不驯；强调内敛、自律，却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残忍无比等诸多矛盾现象。（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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