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姜鸣：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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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姜鸣：从“张藏信札”看“甲申易枢”

在“张藏信札”中，存有“甲申易枢”前后清廷上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史料，有助于分析了解事件内幕。
前文提到光绪十年三月初七日，盛昱在张华奎鼓动下，弹劾张佩纶、李鸿藻误荐徐延旭、唐炯，致使越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慈禧太后当日见到盛折，意识到这是扳倒政治对手恭亲王之难得机会。她将盛折留中，又召见醇亲王奕譞进行谋划。
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称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着将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同日还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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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万担任军机大臣，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四日，太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五十四册，第499至501页）将光绪帝的本生父醇王推上政治前台。这次人事调整，是晚清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称“甲申易枢”。
李鸿章获悉消息，大为震惊，立即写信向张佩纶打探内幕：
阅钞轩然大波，惊骇无似，与同休戚。更事较多之亲旧一朝同罢，汲引乳臭陋儒，更何足支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物先腐而蠹生，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此后变态百出，知公无意久留，鄙人亦欲拂衣而去。枢、译两署究竟如何应付，念之心悸。
他还劝慰佩纶：“执事在位一日，且尽心一日，以待风波之定，幸勿汲汲引退，致着痕迹，舍之则藏而已。”“兴献颇喜机事，倘有从旁讽之者，便可入彀。……晤吾宗乞先道慰。”
“甲申易枢”事发后上层机构和人事调整内幕，尤其是各种力量为恭王复出展开运作，后世所知甚少。张佩纶与李鸿章的通信，透露颇多细节。虽一些过程仍不能完全梳理清晰，但值得引起关注。
比如三月廿一日，张佩纶有函致李鸿章，可琢磨细节甚多：
乐道之事，因好货、好色，为圣心所怒，尚非同根相煎。十八日与兴献纵论，据丹、青二老十九、二十日见过之语，均言兴献大为感动。蕙吟从署中来云，劻贝勒言鄙人之说甚是，复极力与兴献密谈。现在兴献复促译署具折，以便力请于上。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听。惟今日尊处电至，滇军已弃兴化，法人直欲以兵挟和，将来事更棘手。各路将帅均不能支，即出而任职，亦万死不足塞责。奈何奈何？十三大波，固上有积怒，实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庄因袒振轩诋鄙人激成。其疏以荐徐、唐为鄙人罪，以信鄙人为高阳罪，以任高阳为恭、宝罪，不过逞其骂坐之锋，而不知酿成燎原之焰。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其不愿独完者以此也。丹、青于洋务隔膜，请枢兼译为起乐道地，并非为丹、青。时局纷纷，急萧墙而忘外患。日内小阮具疏，请召公入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鄙人虽求去，亦未敢忘天下也。贵宗人与鄙人交而非党，及其事棘时衰，避贤乐圣，人即垢为私党而亦不辞，犹之与公交亦无私，但患难之际则鄙人亦必与公同之，而不独求自解也。贵宗人处已代致意，日内幸与之一书。此等处万勿忘忽为祷。
信中“乐道”指恭王，“兴献”指醇王，“丹”“青”指阎敬铭、张之万，“蕙吟”指吴廷芬，“庶子”指盛昱，“小阮”指张人骏，“高阳”“贵宗人”均指李鸿藻。按照此信内容，第一，罢免恭王，是其爱钱爱色，引慈禧不悦，不是与醇王“同根相煎”；第二，盛昱弹劾的首要对象是张佩纶，但张在易枢时居然未获牵连，他随即为恭王复出做积极争取；第三，易枢前总署大臣由恭王领衔，包括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景廉，和不是军机大臣的麟书、周家楣、陈兰彬、吴廷芬和张佩纶。军机处与总署诸多事务，都在恭、李手中一并决策。而易枢后新军机不兼总署职务，总署缺乏决策人物。十七日，太后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原先地位较低、资历不足的奕劻忽被重用，进入核心层。但毕竟外交经验严重不足，这给企图转圜局面的张佩纶找到了进言角度。十八日，佩纶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借论军机大臣不兼总署大臣会贻误时机为由，指出就法越交涉而论，电报不能迅达天听，译署不能参预戎谋，已多扞格。就各国交涉而论，骤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亲王，又不能见朝廷倚重之军机大臣，顿生疑忌之心，转启刁难之渐，必使各国群起而猜，殆非万全之计。（张佩伦：《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折》，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涧于集·奏议》卷三，第67页）同日，醇王再召军机和总署大臣讨论枢、译体制，佩纶在会上侃侃而谈，自认醇王“大为感动”，奕劻亦认为其说“甚是”；第四，醇王促总署具折，力请于太后，阎敬铭转述太后意见，亦要张佩纶“不候假满即出”，以使“内隙可弭”；第五，张人骏上奏，请召李鸿章进京决策，“以为止沸救燎之计”。
这种描述，与后世对于“甲申易枢”后北京局势的了解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在十五日，醇王已召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第一次会议，专讲枢译分家意义，（《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四十六》，《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第93至94页）潜在目的，是防止出现恭王执政时既主军机、又管外交之专权。再往前溯，早在十三年前“天津教案”发生后，恭王同意曾国藩以惩官员、杀首祸、遣使赴法道歉了结，就使主张对外强硬的醇王深感不满。他亲缮密折面呈太后，认为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质疑军机大臣与总署大臣权力叠加，主张分治。“甲申易枢”后，醇王要实施的，也是这一构想。以此来看，他为何又同意让奕劻去上奏，争取恭王复出呢？
三月二十三日，张佩纶又函李鸿章：
鄙人明日出山，意在祷佛。闻乐道旧疾又作，兴以方药，怀入乞怜，佛寂然。或云虞作谋主，兴、乐不能再合，欲强鄙出，以此饰观耳。然鄙人之念，百折不回，断不于人骨肉新故间求捷径也。
函中“明日出山”，指佩纶廿四日偕总署王大臣上《枢臣宜兼总署行走折》，列举六大理由，力证枢、译断不可分。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总署递折，请以枢臣兼总署，意在恭邸而未敢显言。有夹片撤去。醇邸见时，上切责总署以为非恭王不能办”，（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四册，第1863页）旋颁布懿旨严词谴责：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枢臣宜兼总署行走一折，虽系为慎重公事起见，然于条分缕析之中，语多失当，迹近要胁。奕劻等均着传旨申饬。第念该衙门事务较繁，本日已降旨，令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嗣后该衙门应办各事，责成奕劻等同心合力，务臻妥善，毋得意存诿卸、再行渎陈。倘有贻误，惟该大臣等是问！（《清德宗实录》，第五十四册，第512页）
张佩纶为恭王复出所作努力，至此完全失败。究竟哪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醇王的真实态度是什么？阎敬铭转达慈禧面谕究竟要张佩纶干什么？学术界无人知晓，更遑论研究，这些信札提示了多扇以前未曾关注的窗户。佩纶碰壁后，四月初九日在另一函中用隐喻向李鸿章表述自己的心路和感受，值得仔细推敲和：
省心老人左右：旬日书问往复，意殊不畅。兹略言之，惟鉴及：
一、救僧、道是鄙人廿四以前志愿，今已灰冷。道教难兴，僧投佛缘，神意不喜。久之，僧必仍作住持，僧意甘退院日，禅心久沾泥絮矣。
一、两画是立本胜于僧繇，然入神则僧繇耳。近神品全推覃溪，两画亦不必久悬祕室耳。
一、十八参神实以一片婆心劝神回心向道，吾非好道，但道尚畏人，可共事，神则无所顾忌，难与共事也。
一、廿五一偈，来教云，疑某亦出谋发虑一语，为之三叹：菴主疑为僧道所累，急于自剖，则一叹；神欲用菴主，先以术吓之，而菴主已色动，则再叹；以极好之菴主，被外魔内神缠扰，而鄙人不能相助，则为之三叹。不知佛以菴主于慈航佛火精究有年，费布施钱可布地，殊不足降伏彼法，亦怒之，故当头一棒耳。不关僧道累之，殆五台山诸开士扰扰菴主故耳。
一、鄙人不好道，亦非爱僧。但僧颇受戒，其事佛诚，其待菴主亦至惜。僧为道累耳。且攻释迦者，并及吾教。僧去，儒何必留？
一、神不能忘情于张仙，屡属师（意会）。礼之。仙非从赤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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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也。（欲罗致之作韦陀，但吾非吓鬼者）。
一、说法乃菴主事，幸勿牵连。五斗米教天师但能捉妖，不能说法。
一、阎罗难共处，其习有三，曰诈、曰愎、曰粗。
我初步研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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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僧”指恭王，“道”似指李鸿藻，“神”指醇王，“佛”指慈禧，“菴主”似指奕劻，“覃溪”指翁同龢，“立本”指阎敬铭，“僧繇”指张之万，“张仙”系佩纶自谓。但“五斗米教天师”指张之洞？“阎罗”指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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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释迦”“赤松”指谁？均还需要研究。
“甲申易枢”发起前后，“张藏信札”中存有三月十五、廿四、廿七（本日两函），四月廿、廿五日、五月初一、十二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八函；三月十一、廿一、廿二、廿三、廿四日，四月初八、初九、十四日张佩纶致李鸿章八函。其中有些关键节点上的信函佚失了，比如三月廿七日李鸿章致张佩纶第二函提到“顷奉廿六夕手书，语语肺腑，读之感涕”；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中提到：“奉廿一日手答，何肝气之燥也。……顷又得廿二申刻赐书，欣悉一一”；五月初一日李鸿章致张佩纶函中提到“前奉廿六日手复”，均未知其详细内容。事实上，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之后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包括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期间写给李鸿章的信函全部阙如。这部分缺失，使得研究“甲申易枢”的新史料出现断裂，对于“张藏信札”来说，真是十分可惜。
由于在“甲申易枢”后公开为恭王复出发声，触怒醇亲王奕譞，醇王即对翁同龢说：“子房初识，乃一孟浪少年，少按即塌，须大加历练，始克负荷。日前译署一疏，奉有措词过当、迹近要胁申斥之旨，至今伏而不出，其嫩可知。”（《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四十七》，《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第96页）所谓“子房”，即指佩纶，醇王对他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张佩纶外派帮办福建海防，军事失利，无法东山再起，学术界以为源在马江之败。其实遍阅史料，均可看出马江兵败在于最高层不敢决策，屡失战机，而非佩纶未曾布防，临阵逃走。左宗棠奉旨调查，结论也极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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