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吴麟：把“民国”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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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麟：把“民国”还给“历史”

《与民国相遇》，唐小兵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第一版，42.00元
一、可爱亦可信：描摹民国斑斓的世相
唐小兵博士的《与民国相遇》是一部从民国史料生发出来的短篇随笔集，内容相当有包容性，涉及鼎革之际政局的波澜、学界的离合、文坛的恩怨、乡土的变迁，乃至个人情感的纠葛。每篇议题虽然具体有别，对大时代中个体生命的关注却是一以贯之，尝试引领读者“穿越民国时光的交叉小径”去感知历史人物的心灵。学院派的高头讲章自有其专业价值，但往往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此书行文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用一种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进行表达，很是可爱。然而，“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当年王国维先生是以此言论述哲学的风格流派，其实借用来描述当下的民国历史写作，大体也很贴切。
“因对现况的不满乃至愤懑，而一味地讴歌甚至渲染民国的精气神，甚至不惜扭曲历史来缝合当下写作的价值需求”——唐小兵博士在“后记”中，郑重地批评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的确，如果民国这般花好月圆，那么“如何能够解释民国时期的战乱流离、死难与贫困，更无从解释像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冯雪峰、王元化等这样的一时俊杰会选择‘异议者’与‘反对党’的角色”。所谓昔年那般岁月静好，左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眼中，其时普通人的遭遇就是“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年逾古稀的他，不忍忆及当时的颠沛——“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同时，唐小兵博士又提醒我们：民国纵有千般不是，亦有其无从取代、不容抹杀的之处，务必注意“矫枉过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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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头着粪’”。
秉持这一历史方法论，此书所呈现的“民国”既非传奇迭出的“黄金时代”，亦非仅供批判的“黑暗岁月”，而是一个“参照体系”——恰好处于古今中外诸种“异质性文明体系碰撞”的转折时代，在文明的冲突、融合与竞争中，个人和群体的面貌充满了经纬交错的复杂性。
不难发现，此书着力寻求以“可爱亦可信”的风格，为我们描摹民国斑斓的世相。历史写作，可爱不易，可信更难；可爱且可信，则是大挑战。表达可以锤炼，天分之外，还可熟能生巧；关键是有对“史德”的持守。对此，我赞同学者杜维运先生的论述——“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都是“史德”的内在意涵；“仇恨”“现实”“诈伪”“夸大”“附会”“武断”则是“史德”的大忌。的确，气平情正、多闻阙疑，才有可能走向客观忠实，呈现历史的多元与幽微。
二、有益且有味：滋养人心的公共写作
这组有料亦有趣的学术小品，充分显示唐小兵博士身为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在现今学术体制的规训中，仍然葆有内在的激情，以面向公众的写作，做一个如阿伦特所言“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而历史真相是建设明亮的公共文化最为重要的纬度之一。据作者自述，《与民国相遇》一书主要收录他在《东方早报》“野人献曝”专栏的文字。起初，这就是一个有意的尝试——“试图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的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与感触，发抒为一篇篇可以滋养人心的文字”。有此愿心，让人感佩。
面向公众的写作，若追求入其眼更入其心，相较在专业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难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可以看出唐小兵博士倾注的心血，他尝试通过运用有丰富意蕴的具体细节，从横切面来审视历史的多重面相，勉力追求形成一种“有益且有味”的行文风格。倘若真能入心地读，会增进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理解与接纳。如普通人与革命的关系，书中《革命在远方》和《冲决网罗的一颗珍珠》可以对照阅读。前者，呈现北大学生王凡西的向往与迷惘，探讨革命文化及其内蕴精神的两歧性。后者，讲述传奇女性董竹君的追寻与坚持，强调20世纪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价值观，支撑其精神世界的进步、解放、革命等观念，是一种“内心的真诚和历史的真实”，不应对其“无端地轻慢、调侃与解构”。
作为一名新闻学专业的教师，我期待自己的学生们，能够认真读这本书，尤其是论及民国报人与报刊的那些篇章。如《民国报人的风骨》提出：“中国舆论之发达与报业之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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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主持报纸者是否具备领袖风范与政治智慧关系甚大……史量才式的立足社会力量和政治权力的拓展舆论空间，与张季鸾的从权力内部争取支持来获取言论的不受干涉，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同合力打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空间。”再如《岂有文章觉天下》等，也均涉及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理念——负责任的言论。胡适再三提倡“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反映了他对韦伯所言“责任伦理”的悟道。养成健全的言论观，对于文化建设善莫大焉。
三、知识人的责任：健全公众历史记忆
公众对历史的记忆为一定社会框架所形塑。首倡“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的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有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之分。前者是“对我们在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后者并非个人“直接去回忆事件”，而是经由阅读、听人讲述、参与纪念庆典等活动“被间接激发出来”。因而，“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可见，记忆是涉及个人与集体、历史与现实等多维关系的复杂问题。柯文的《历史三调》以“义和团”问题为载体，处理的就是这一议题：事件、经历、神话是人们根据不同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三者之间的界限虽不总是泾渭分明，但分析方法却截然不同——“过去的经历者不可能知道历史学家知道的过去。神话制造者虽然与历史学家一样知道事件的结果，但他们无意于了解历史的创造者经历的历史”。
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健全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就此，有两句言简意赅的论述值得引用。一是源自西塞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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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另一是源自托克维尔，“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唐小兵博士也引述过后一句，以阐释他投身公共写作的内在驱动——“取材于历史的公共写作未必不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线，而记忆是这束光线中最核心的光斑”。此外，记得他还在《读书》上写过一篇《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引述阿伦特的“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强调历史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心智结构的基石”，对单个的人如此，对作为整体的人类亦如此。可见，不忍公众“陷溺在一种去历史感的淡漠与贫乏之中”，为健全他们的历史记忆而努力，这是《与民国相遇》以及其公共写作的底色所在，更是一种对知识人道义责任的践行。
在具体写作中，唐小兵博士所采取的基本进路是运用“无从裁剪的历史细节”，引领人们去体悟难以被标签化的历史复杂性。诸君读一读《魂兮归来，燕京精神》《“先知”杜亚泉》《曹汝霖的“五四”记忆》等便可知晓。以钩沉细节来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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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呈现历史的轮廓，在当前语境中，对于修复与完善公众历史记忆而言，是一种很适宜的策略。毕竟，流逝的时光以及其他力量，虽不能完全封印真实的历史，但其模糊细节的力量不容忽视，进而会形成遮蔽、断裂与遗忘。需要强调的是，具备相当的史识与史德，方有可能不悖初衷；否则一番裁剪之下，又制造出新的神话。
好的历史写作相当不易。法国学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历数过写历史需要面临的挑战：“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断，有高贵、清晰而简洁的风格，有出色的道德感，要完全笃诚正直，要有许多极好的资料，并有将它们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抵御宗教狂热本能的力量，而这种本能会怂恿我们排斥（cry down）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与民国相遇》尝试融合内在激情与专业审慎，以抬高社会“观念的水位”。那么，这本书是否能如唐小兵博士所期待的那般，“穿越物质的迷沼与精神的迷宫，终将抵达它们能够召唤的读者”呢？难以断言。然而，胡适先生常言的“功不唐捐”，还是有道理的——“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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