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新京报：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经验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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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京报：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经验再出发

西方汉学受到学术界青睐，本身反映着中国学术界本身的种种问题。中国历史，作为一门本土性的学问，为何会“败”给

以讲故事方式讲述中国历史

外国学者？在国内的学者看来，这与过去中国与世界隔绝几十年，无法进行学术对话有很大的原因，也与中国学术体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当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景在海外汉学的席卷势头下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中国史学界需要急迫做出改变。
与此相反，西方的汉学家却对中国史学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学术水平比前几代已经提高了很多，未来中国将不再大规模地借鉴汉学著作的研究思路。这种有趣的认知反差之中，是否蕴含着本土史学发展新的可能性？
历史学者的写作要关照公众需求
新京报：西方的中国历史著作被大量引进，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国刚：国外的很多通俗历史读物都是专家在写，而国内的专家却不屑于写这些内容。这恐怕与国内的学术体制有关。学者一般只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写教材类的书籍。因为中国人多，即使有些晦涩的著作，都能卖几万册，但在西方，可能连几百册都卖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其实也是逼着海外学者写出让大家关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经在德国、日本都教过书，我发现他们大学的课程，面对的学生既有专业内的，也面对专业外的，这就要求国外的老师讲课必须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我觉得大众历史的写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现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涩。
西方学者看中国会有不同的角度，会引起大家兴趣。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现在的专家应面对所有读者，写内容深刻，符合大众需要的通史，这需要读书界、学术界共同努力。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交互影响。在这个时代，专家和大众都在一个“频道”里，彼此享受着共同的传播渠道。我们学者书写历史应该考虑更多的读者需求，不该是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学术界也应该重视大众的历史写作，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
中国学者有能力写通史但缺少信心
新京报：西方汉学被大量翻译，这对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勇：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学界其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历史理论一直都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我们会把古代历史归结为是封建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和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等等这些论述。近代史呢，我们就会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论来概括。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接触了其他国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他们对话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剑桥中国史》引进，中国学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在80年代，国外的汉学研究功不可没，那些著作确实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收获很多。
新京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等都是国外学者合理撰写的通史性著作，但中国当代学者却很少合作撰写一套通史性的著作。
马勇：我们通史写作比较弱，大概从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之后，就没有合格的通史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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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够出现个性化的通史写作。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水平其实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来自信心。现在有些大陆学者是有资格来合作写通史的。
但是，中国学术界又有立门户、分派别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氛围下，根本没有人敢做。如果你做，马上就会有人质疑你，你有什么资格写通史。民国时期，钱穆一个人写了《国史大纲》，我们奉为经典。现在，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钱穆那个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但是我们的学术气氛和价值评判不允许大家做这种事。
中西学术交流趋势会有所改变
新京报：西方人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在这些年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梅凌寒：西方有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随着科学发展，历史逐渐变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同时，有一些科学家也开始对于东方历史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中国，可能还没有脱离古代研究历史的传统方式。因此，汉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西方国家曾有一定的贡献。1949年，中国学界长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历史。这其实仍旧是源自西方的思想工具。不可否认，此前很多现代科学的原则都是由西方制定的。
另外，因为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大学的综合水平仍然有限，很多学者对于汉学研究的资源和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能够阅读外文书籍，开始了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角度，而且，与国外学界的学术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更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自然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成果为中国所知，甚至受到中国读者欢迎。
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不太鼓励启发个人创意。所以，很多人主要依赖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在这里面，许多外国学者的著作——尤其是汉学作品，或者成为研究的前提，有时甚至成为相关研究的一种标准。中西学术的交流影响，其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西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优势和劣势？
梅凌寒：中国历史学者的优点在于掌握史料很多，比较能够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文化，见识也可能更深入。缺点或许在于太拘泥于细节，而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掌握也有待提升。
欧麦高：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优势在于：不太关注主流历史的叙述，因此研究的领域大，能注意一些少数群体的文化与思维方式，描述个人的历史，而且还会发现很多不重要的人其实在历史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大家所认知的历史架构，会让人们感觉到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这几年，很多人从事性别研究，关注底层社会、少数民族等话题，像民间宗教等也成了新鲜的故事。而且这些历史上的细节也对主流历史有了明显的影响。西方中国研究的另一个优点，在于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序列里面做比较研究，把中国与全球的现象联合起来。
缺点在两个地方：第一，可能缺少文化背景，比如看档案或文学作品时无法体会背后的文化含义；第二，可能牵强地利用某些理论进行写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水平？
梅凌寒：现在的情况，和我刚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不同，已经变化很多了。中国年轻学者的综合水平，比前一代提高了很多。中国从事学术研究者的规模，也比以前扩大许多。所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大规模借鉴吸收西方汉学的方法思路应该会有所改变。估计未来，中国学者把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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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杆的倾向有所缓解。
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德国的汉学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中西交流史话》等。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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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著有《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
欧麦高(Max Oidtmann)：哈佛大学博士，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清史、西北区域史研究。
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法学博士，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法律历史、明清之际蒙古法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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