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韩戍：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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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韩戍：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

一
1925年6月，圣约翰大学553位学生因反对美籍校长侮辱国旗愤而离校，另立光华大学。沪海道尹张寿镛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张寿镛聘请赵晋卿、钱永铭、吴蕴斋、林康侯、陈光甫、虞洽卿等商界名人担任校董。从理论上讲，他们负有为光华筹划基金及经费，核定预算决算的职责。然而，这些校董并未真正尽到责任。
当时上海各私立大学都聘请沪上工商银行界的名流担任校董。然而，各校的校董会制度并未真正有效确立，多是装点门面的产物。光华大学亦是先有学校而后才组织校董会，张寿镛广泛拉拢工商界人士进入校董会，以应付环境。目前几乎没有看到光华大学校董会开会的资料。对光华大学而言，这些商界校董实为疏离的群体。
从光华大学历年的财务情况上看，也可证明商界校董的筹款作用甚是微弱。1926年，学校获得的捐款仅6233元，借款则高达6万元。1930年，学校仅获得110元捐款，借款将近9万元。有研究者谓，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之所以存在，系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江浙的大绅商积极捐款支持私立大学。然而，从光华大学的情况看，这实为一种想当然式的理想论述。中国私立大学的社会根基极其薄弱，缺乏确切证据证明其与工商阶级存在紧密关系。
二
1927年5月，张寿镛被蒋介石启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利用地位从大学院为光华谋得5万元续江海关二五库券的建设费，使得该校当年度免于借款之虞。张寿镛在江苏省财政厅任上，将各县的财政局局长职务多委以光华大学的毕业生，解决了他们的毕业出路问题。
张寿镛作为前北洋政府官僚，在国民政府内根基不深，但与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张寿镛受蒋介石启用，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共进退。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政困窘，急需沪上银行界的支持。每次代表政府前往沟通发行债券者，基本都是张寿镛。蒋介石北伐支出军费浩大，向张寿镛催款常常急如星火。对蒋介石的要求，张寿镛有求必应。此种忠诚和恪尽职守，获得蒋的肯定，也提高了张寿镛的政治地位。这对他执掌的光华大学而言，可以成为一种间接的政治资源。
1930年4月，张寿镛之子，光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员张星联、学生张华联被匪徒绑架。蒋介石获悉后，当即电令淞沪司令熊式辉，要求特别注意设法剿灭绑架张寿镛二子的匪徒。
三
张寿镛作为财政官僚，长期为政府理财，承受着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1932年7月，张寿镛以年老体衰为名正式辞去所有官职，专心办理光华大学。然而，蒋介石十分重视张寿镛，曾亲自致电上海市市长张群，要求“张寿镛须挽留”。因此，蒋介石和张寿镛之间达成私人协定，以私人身份为政府理财。由于此种关系，张寿镛尽管辞职，仍然可以利用身份优势，为光华大学争取一定的利益。
1933年5月，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公布《二十二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规定裁汰不合格的文法科。光华大学作为私立大学，文科生占绝大多数。限制文法科的政策，必然会对学校的招生造成致命打击。1933年6月，张寿镛亲自致电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希望其命令王世杰收回成命。
不过，此种渠道并不长久。1935年以后，政府对上海大银行进行改组，并接管小的商业银行。在此种情况下，张寿镛这种国民政府与上海工商界之间中介人的作用日益微小，在政治上亦逐渐边缘化，失去与蒋介石直接联络的渠道。此时，私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加重。从1933年开始，中央教育经费开始补贴私立大学。私立大学校长若在政府中拥有一定的人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补助。各私立大学纷纷转而聘请国民政府的政界要人担任校董，希望他们为学校争取资源。
1936年，张寿镛的亲家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张寿镛遂于该年聘请其担任校董。1937年，复旦、光华、大夏、大同大学四校筹划联合内迁，正是翁文灏代表张寿镛与王世杰接洽。由此可见，张寿镛致仕后，翁文灏成为他与政府联络的新渠道。
四
抗战爆发后，光华大学在成都组建分部。张寿镛在政界的依靠力量为孔祥熙、朱家骅。
张寿镛和孔祥熙曾是财政系统的同僚。建校初期，孔祥熙曾拨发给光华3万元。为报答孔祥熙，成都分部将附中校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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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祥熙堂”。1941年2月，财政部临时追加各校救济费100万元，孔祥熙分拨7万元给成都分部。然而，孔祥熙深谙商人的精明算计，处事圆滑通融，与各界人士都维持一种良好关系。他同时担任很多大学的校董，相助不过是顺势而为，也谈不上特殊照顾。
张寿镛与朱家骅同是浙江人，又同是孙科内阁的部委首脑。朱家骅是学者从政，愿意与文教界广结善缘，充当知识分子的保护伞，也颇得知识界拥戴。1939年5月，张寿镛加聘朱家骅为校董。对张寿镛而言，朱家骅的作用主要是向教育部为光华争取资源。张寿镛与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并无渊源。因此为光华涉及筹款之事，他在以私函向陈立夫求助之外，都请朱家骅从中关说努力。
朱家骅最初一直被外界目为CC。随着他担任中统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长，逐渐与CC分庭抗礼。因此，抗战以后，朱家骅和陈立夫有一个从亲到疏的过程。从两人就光华财政的来往公文来看，虽然每次朱家骅都尽到为张寿镛关说的义务，但陈立夫却以种种借口敷衍朱家骅。张寿镛选择了朱家骅为中央的靠山，最后形同将学校的派系立场定格在朱家骅一方，可能会使光华无形中充当了朱陈内斗的牺牲品。
五
抗战时期，光华大学在成都建立分部。张寿镛也十分注意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尤其是刘湘一系。不过，张寿镛与刘湘系并无渊源，关系主要通过副校长谢霖建立。1935年4月，谢霖被财政部任命为代四川财政特派员，受命调查整理四川金融财政，与四川省主席刘湘相交有素。刘湘对教育颇为热心，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创办事宜立即获得了四川省政府的支持。
由此，张寿镛委托谢霖聘请刘湘亲信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等人担任校董。1937年12月，四川省政府准许光华办校用地免征田税，并拨款5万元用于学校迁建。刘湘、邓汉祥、甘绩镛各捐教室1座。缪秋杰以四川盐务管理局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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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向自贡自流井富荣盐场全体商人捐助建筑经费2万元。光华校方也尽可能回报捐赠者，将学校建筑均冠以捐赠者之名。
1938年1月，率军出川抗战的刘湘病逝于汉口。四川省主席由邓汉祥、王瓒绪等代理。其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省政被中央控制。刘湘的去世导致四川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动，并间接对光华造成影响。
1940年12月，光华校方致函张群，历数光华在川办学的历史，表示了战后永远留川的决心，恳请从1940年7月起，每年由省政府补助5.5万元。张群显然不愿为一所私立大学增加额外负担，以“本省财政极度拮据”为由，将救济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教育部。张寿镛向地方政府求助的努力受阻，在地方编织政界人脉的努力失败。由于光华大学在川缺乏政治依靠，地方军阀邓锡侯、向传义于1943年秋支持学生发动学潮，接管成都分部。抗战胜利后，该校由川人接办，与本部彻底脱离关系。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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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多仓促建立，虽然确立了校董会制度，聘请工商银行界要人担任校董，但商界校董们和大学并无共存关系，不能有效起到筹划资金的作用。随着国家教育财政的正规化，私立大学最稳妥的途径便是向国家争取资源。因此，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政局变幻，所谓的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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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常常脆弱。私立大学校长政坛地位的变动，决定了政界人脉的有无，进而影响经济资源的有无。在缺乏利益交换的前提下，所谓的政界人脉，亦很难真正发生效力。而且，在政坛派系斗争的前提下，选择依附一种政治势力，便意味着疏离于另外一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阻力。因此，如何建构政界人脉，如何利用政界人脉，与私立大学校长的视野有关，也对他们的智慧构成某种考验。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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