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国百年历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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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百年历程的启示

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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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中国是那样贫穷, 衰败，任人摆布，仿佛已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有些傲慢的西方人把中华民族看成"劣等民族" 。“救亡"成为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心焦虑关注的中心问题。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时，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迈开大步前进，过上小康的生活，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中国已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敬的国家。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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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回顾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一、关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中华；一直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涉及怎样看待民族问题，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思潮。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整个世界越来越连成一片、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似乎已失去它曾有过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甚至只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消极现象。这种看法，很难说是客观的和公允的，至少是缺乏分析而不全面的。
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且将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当某一个人群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或同一个环境中，就会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共同的语言文字，由此便会产生一种相互的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量。它不是任何人所能任意制造和随便加以抹煞的。
今天，各民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世界越来越变得不可分割，这是事实。但各民族仍保持着各自的特性和差异，各民族之间在利益上也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事实。当某个或某几个自命优越的民族从自身的狭隘私利出发，在“一体化’之类的名义下 对其他民族实行控制、压迫和掠夺时，这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那些被压迫民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只有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才能真正和睦相处，充分发挥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几千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下，又逐步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
到了近代，随着主要来自西方殖民者的人侵，整个中华民族都感到自己已濒临亡国灭种的险恶局面。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更强化了中华民族那种内在的凝聚力。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提出 振兴中华”的目标，严复发出“救亡”的呼喊，不只是代表中国国内哪一个民族的要求，而是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极端残暴野蛮、肆无忌惮的侵略活动，更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这就毫不奇怪，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无论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藏族；还是其他许多兄弟民族，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凝为一个整体，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抗外来的侵略。
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潮是有两重性的；如果把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压迫，或者挑起不同民族之间的种族成见和仇杀，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它都是反动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相反，如果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它就是正义的，进步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属于哪一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历来主张民族平等。他认为世界各民族应当是平等的，国内各民族也应当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明确宣言：自己不仅是国际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内的民族政策，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新中国对处理国际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平等的原则。
二、关于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斗争，集中力量先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 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中国的现代化走过的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从事建设，或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孙中山、毛泽东在早年莫不如此。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却迫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决定他们投身革命的，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旧势力又那样强大，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变革。和平建设和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是无法做到的。客观局势不容许人们长期等待下去。 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而又没有其他出路可供选择，这才迫使他们不能不下定决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严肃的理性思考和反复的比较后作出的抉择。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一直处在热气腾腾的革命大震荡中，这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想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的，只能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当然谁都明白，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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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个证明。
即便处在大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同建设与温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微妙的。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又相互补充。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政治改良”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凡是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暴力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未必都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的时候，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生婆。没有这种客观条件，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单凭自己的意旨，使用暴力来实现他所主观设想的目标。人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次社会大革命总是在追求完美社会的强烈要求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追求有时在感情上达到狂热的地步。革命的胜利更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原先的办法可以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一切都能以革命胜利时期同样的速度在短期内得到实现。他们往往忽略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时期同和平建设时期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当客观历史已经从前一阶段转人后一阶段时，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常常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前一阶段，习惯于以前一阶段用熟了而且取得成功的办法去处理后一阶段面对的新问题。这是一种脱离客观实际而不自觉的状态。五十年代后期要求“大跃进”和随后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失误，多少都同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推倒一座旧的建筑有时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可是在这块废墟上清理地基，建设一座新的大厦却必须持久地循序渐进。新社会制度内部肯定存在种种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一些新的不良现象，使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成为必不可少。这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革命，但它同以暴力为手段、以根本改变原有制度为目的革命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讲清楚。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在空前激烈的大变动中；中国又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是发动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a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摸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事前把什么都弄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许多事只能是看准一个大的方向，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几乎使革命濒临绝境，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一次是因为急于求成、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发动的“大跃进”，另一次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下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些教训都是十分惨痛的。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智慧的、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和优良传统、同中国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的政党。这个党的素质和基础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客观环境，无论多么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是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错误，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也是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的。
这样讲，自然不是原谅我们过去所犯过的那些错误，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分析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它；真正从中汲取教训。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什么原因，即便是出于好心，只要主观不符合客观，只要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都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人们总是通过实际经验，才能一步一步地对客观事物达到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吃一堑”应该“长一智”。过去的沉痛教训，是一笔反面的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不应该忘却。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他又说：“社会主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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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理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以强凌弱等现象强烈不满的产物。它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
对一百多年中尝够了贫穷、社会不平等和外来压迫等苦涩滋味的中国人来说，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理想，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早在二十世纪初，满怀化国忧民之心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对社会主义远景的憧憬。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社会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随着对中国具体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社会主义不能一蹴而就。毛泽东有一个科学的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即便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心目中所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还很少。人们虽然强烈地向往社会主义，但具体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搞清楚。所以，在摸索前进中犯过许多错误。
邓小平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在思考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他在南方谈话中这样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始终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严格地以处在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中的客观事实为根据，不受任何固定的模式或框框的限制。他明确地指出：必须从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比较完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正是历史所作出的结论。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世纪。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在一百多年中吃够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苦头，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敏感，坚决反对一切威胁、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霸权行为，自己也决不会这样做。现在地球上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满生机和活力地从温饱经小康走向共同富裕，这将是多么大的社会进步。它是整个人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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