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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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

“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是恭亲王奕等人一句“名言”，为很多近代史论著所引用。一般都把这句话解释为奕等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笔者仔细查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所刊载的奕等人奏折原文，认为上述解释与原意出入颇大，完全是一种误解。
奕、桂良、文祥在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61年7月7日）“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的原奏中是这样说的：
“臣等伏查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暱］而暱［就］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总之，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倘失此不图，贼势既难逆料，即？？［英］、？？［法］之笼络，亦恐无以善其后矣。”
诚然，“中外”一语当时已用来指中国和外国，如“中外商情”“中外交涉事件”等等。但联系上下文，我认为此处的“中外同心”不宜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
首先，奕等人此时并没有消除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而是仍然有所防范。这从上引奏折原文中就可以看出。甚至连“借师助剿”也暗含有折损“夷兵”实力，“消其桀骜之气”的用意。如奕等人在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1860年11月23日）的奏折中说：
“臣等以夷情诡谲，币重言甘，难保非包藏别心。……伏思该夷馈送枪炮，言之已非一次，若谓该夷诚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输纳之忱，未免为其所愚。……臣等报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
十一月初三日（1861年月3日），他们对皇帝表明心迹说：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到了第二年五月三十日（1861年7月7日），亦即前引“中外同心”的同一份奏折中，奕等人仍在强调：
“臣等自去秋办理以来，为保全大局，极意羁縻，虽？？、？？渐见信服，有暱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范正不可不深。”
如果说奕等人一面向皇帝建议对外夷严加防范，一面却又说可以和外夷们“同心”，显然是讲不通的。
其次，如把“中外同心”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对“卧薪尝胆”一语就很难加以理解。清朝方面，亦即咸丰君臣们固然可以一道“卧薪尝胆”，难道还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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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夷”们也这么做吗？奕等人主管外交事务，作为权重一时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尚不至于幼稚到如此可笑的地步。
可见，这里的所谓“中外”必须另作解释，亦即解释为“中央和地方”或“朝廷内外”。而作这种解释的“中外”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是不乏其例的。
如匡源等人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60年9月13日）的奏折中说：
“叩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再如同日“上谕”：
“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豫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涖，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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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奏折中，也常将“地方”称“外”，“中央”称“内”。如他们在咸丰十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说：“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内外臣工或有敷陈，集思广益，不厌精详”等等。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正月的奏折中说“预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等等。他所说的“内”、“外”、“中外”，也是指的中央和地方，朝廷内外。
因此，我认为：奕等人前述奏折中所谓“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只是指清廷内外，亦即咸丰君臣们“同心以灭贼为志”；而绝不是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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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同心以灭贼为志”。不当之处，请指正。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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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第3版，《史学》第4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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