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元代的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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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5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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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元代的漳州

漳州以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闻名于世。因此，漳州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于这一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地区，值得关注之处甚多，只有通过不断的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其历史作用和文化底蕴才能得到更好的凸现。元代是漳州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于漳州在元朝时期的情况关注不够，故至今尚无专题研究面世。笔者不揣冒昧，勾稽有关漳州资料，就此问题谈点浅见，敬请方家教正。
一、元代漳州行政体制的演变
漳州作为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始于唐代中期。此时正逢唐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的动荡也带来建制极不稳定。最初的漳州郡范围很小，仅辖漳浦一县，郡治所在地亦为漳浦。以后，其隶属关系，或岭南或闽地，时而变化。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隶属岭南经略使司；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漳浦县一分为二，又分出一个怀恩县。次年，怀恩县又并入漳浦县。同时，以泉州的龙溪县归属漳州。宋代，漳州隶属福建路，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龙岩、长泰。1
元代漳州行政管理体制有不小的变化。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灭宋平定江南后，随即升漳州为路一级建制。先隶属福建行中书省，后并入江浙行省。漳州路领录事司一，所辖之县由四个发展到五个：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南靖（原为南胜）。2元朝政府对漳州路极为重视，常以行省长官兼任漳州路首脑。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新翼万户罗良为福建行省参政兼守漳州路。3
漳州升为路级，并作为行省直辖地区，于对漳州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何益处呢？这不能不谈到元代的行省制度。蒙古统治者依靠武力先后灭亡其他政权，完成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确保元朝政府在全国实施有效地统治，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其中行省制度就是一大创举。
元代以行省作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级区划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辖区相当于宋代的几个路。但职权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元代学者柳贯曾对行省职权有过评述：“外廷之谋议，庶府之秉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籍”。4实际上行省职司对辖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5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从而使中央通过行省有效地实施对地方的统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区经常有所变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个，即岭北、辽阳、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6
元代漳州地区在元世祖时，曾一度隶属过福建行省。7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罢四川、福建等处行中书省”，8原福建辖区归属江浙行省。此后，漳州一直归属江浙行省管辖。江浙行省所辖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江阴、广元、婺州、衢州、绍兴、温州、处州、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福州、建宁、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9涵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区。当时，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视为重中之重。“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注倚”。10 “所统列郡民物殷盛，国家经费之所出，而又外控岛夷，最为巨镇”。11
元朝政府实施的行省辖路这种行省建置对漳州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提升了漳州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漳州地区在唐、宋时期，一直作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宋制定了以路作为州、县之上中央派出监察辖区的制度。宋以福建为一路，福建路下设“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州”。12当时漳州的权限及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县的地方建制。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下，漳州被升格为路一级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漳州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据《元史·地理志》载：“漳州路，下。唐析闽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复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升漳州路”。13上述的记载虽然简略，但反映出漳州地位的前后变化情况。唐代划闽州南部为漳州，宋沿袭未变。元代统一江南后，对漳州的重视程度超过前代。元代不仅将漳州建制升为路级，而且元廷还曾一度“复令行中书省于漳州”。14尽管漳州成为行省所在地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一举措，大大提升漳州在福建和全国的政治地位。此后，漳州地区社会发展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其次，直接促进了漳州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密切联系。由于漳州等路被纳入江浙行省，增强了与同一行省区划内的各路之间的交流。通过江浙行省，漳州地区与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国联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黄溍说：江浙行省“当东南之都会，生齿繁多，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所统句吴于越七闽之聚，讫于海隅；旁连诸蕃，椎结卉裳，稽首内向。擎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事任至重，非元勋懋德两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5陈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则制劳，务繁则理艰，土赋居天下六七，则辨（办）集之责殷矣。是故朝廷恒选勋戚大臣与猷为之优著者，行中书省于兹，厥惟重哉”。16黄、陈二氏所说不谬。如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朝议以江浙行省地大物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遂命木华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养子脱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脱脱离京赴任时，成宗“命中书祖道都门外以饯之”。17可见元朝政府视江浙行省非同一般。漳州路归入江浙行省管辖之后，加强了与江浙行省其他地区联系。同时，漳州地区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为漳州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元代漳州路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有许多不同于前代之处。元代平定江南之后，对南宋地方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首先，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汰江南冗官”，“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18至元二十年（1283年），遂确定路分为上、下两等，“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19当时，漳州路“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口十一万一千三百六”，20属于下路。《元史·地理志》已明确注明“漳州路,下”。参照元朝下路设置政府机构的规定，结合《漳州府志》有关漳州元秩官记载，元代漳州路政府机构和官员设置情况大体可以搞清楚。
漳州路设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总管各一员，以掌管印信，总领本路政务，并兼管辖区农事。按照元朝政府规定，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以蒙古人担任。属下有同知总管府事一员，“以佐理府政为职”；21判官一员，职同上；推官一员，其职责是“专治刑狱”。22从总管府达鲁花赤到推官，品级由从三品到从六品不等。路级官员的品级，并非一成不变。漳州路政府中还设有知事、经历、提控案牍、照磨兼承发架阁等员属。“本路吏有通事、译史各一人，司吏三十人，贴书六十人”。23漳州路治所设录事司，以掌管城中户民之事。录事司设长官达鲁花赤一员，正八品；判官一员，兼管捕盗之事；典吏一员，司吏六人，贴书十二人。漳州路还设有专管税务的官员，名为税务提举、大使、副使各一员。此外，漳州路有司狱司、经历司、平准行用库、织染局、杂造局、府仓、惠民药局等机构。漳州路还设置儒学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蒙古教授、医学教授、阴阳教授、书院山长各一员，分别管理各类学校教育。
元代县级也按人户多寡的规定，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北方与南方各县标准不一，由于江南人户较北方密集，县所辖人口高于北方。按至元二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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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年），元廷规定的江南县级标准：“三万户之上为上县，一万户之上为中县，一万户之下为下县”。24漳州路所辖县，均属下县。《元史·地理志》对漳州五县等级属下县，已有注明。漳州各县的长官是：达鲁花赤一员，从七品；县尹一员，从七品。职官有主簿、县尉、教谕各一员，典史一至二员。
由于元朝是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多民族王朝，从中央到地方行政体制中民族成分体现得很突出。元朝建立后，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漳州民众属于南人之列。北方诸路总管府官员率先采取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并用制度。平定江南后，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廷“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25当时，江南地方政府保留了大批原南宋官员和选用的南人。曾在元廷任翰林集贤直学士的江西人程矩夫说：“国家自平定江南以来，内而省部、密院等衙门，外而行省、行院、选慰司、总管府、州县官，并皆参用南人”。26至元二十八年，规定“路、府、州、县，除达鲁花赤外，长官并宜选用汉人素有声望，及勋臣故家，并儒吏出身，资品相应者，佐贰官遴选色目、汉人参用”。27但是，初期的福建地区行政机构中，除蒙古人之外，色目、南人占有较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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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旨令“以福建州县官类多色目、南人，命自今以汉人参用”。28此后，漳州路、县机构中参用的官员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等。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元末。
总之，元代的漳州行政体制与前代多有不同。最根本的一点是：地处边远地区的漳州完全被纳入空前统一的政体之中。换句话说，元朝的大统一使漳州政治文明程度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元代的经济政策对漳州经济发展的作用
元代是漳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元朝政府改革了漳州的赋税制度，这对于漳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唐代漳州设置以来，土田制度和赋役政策多有失误之处。“五代，闽王延钧定田五等，膏腴以给释道，轻百姓而厚奉游食，悖谬已甚，漳俗沿之。于是民田而外，复有所谓僧田”。29在田地十分缺乏的情况之下，寺庙、道观却占有大量肥腴之地，这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北宋时期，赋税名目繁多，除田赋征收夏秋两税外，尚有身丁钱、杂变、和籴、和预买、科配等税目。赋税苛重，民甚苦之。而对于漳州这样“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的特殊地区，宋朝政府攫取更甚。宋仁宗庆历年间，端明殿学士蔡襄曾写有反映漳州科税情况的箚子，现摘录于下：
臣伏见泉州、漳州与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二十至六十免放。……日前，诸州各有丁钱，惟漳、泉等州，折变作米五斗。至陈洪进纳土之后，以官斗较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纳价钱。伏缘南方地窄人贫，终身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人情至此，可为嗟叹。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祥符中，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其时，漳、泉、兴化，因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遂仍科纳。致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颈北望，又四十年矣。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陛下之民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行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伏望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钱，只令依建州例，岁纳口钱，于生民性命全活岂少也。30
蔡襄籍贯福建兴化军仙游，曾官知福州和福建路转运使，31因此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蔡襄在这篇奏疏中所主要反映的是漳州、泉州和兴化军（今福建莆田）民众输纳身丁钱的问题。何谓丁身钱？下面略作介绍：
丁身钱是宋代的一种赋税名称。宋时规定：男二十成丁，六十为老。在成丁后的四十年间，须每年向国家交纳钱米或绢。这种按丁纳税的方式，遂被称为身丁钱。当时，漳州、泉州、兴化军的身丁钱是以纳米为主。北宋初期，漳州每丁纳米八斗八升八合，泉州与兴化军每丁纳米七斗五升。32蔡襄所说，身丁钱给漳州、泉州、兴化军社会经济带来的弊端，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再看《宋史·食货志》记载：“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初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钱。后庞籍请罢漳、泉、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33直到庆历蔡襄上书时，漳州等地的身丁钱依然如故。整个北宋时期，漳州的丁身钱就未曾取消过。直到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漳州、泉州、兴化军才以租例钱替代丁身钱。除丁身钱之外，北宋政府对漳州以各种名目的聚敛也是很重的。
北宋赋税之繁重超过前代，而南宋又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时期，因先后与北方金、元两国对峙，军费开支浩大，加上统治阶级的腐朽，对百姓的盘剥更有甚于北宋。南宋政府一方面加重旧税税额，另一方面采用各种手段，巧立名目，新增繁多的苛捐杂税。当时，“福建漳州，南宋时期特别集中。漳州的耕地，寺院所占耕地的七分之六，另外七分之一主要掌握地主手里”。34土地集中的程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元朝平定江南后，对江南旧的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与漳州有关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赋税较为宽简。据《元史·食货志》载：“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都征收秋税而已”。35当时，福建漳州等地只征收秋税。直到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棉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三贯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龙兴等路是已。输二贯者，若福建泉州等五路是已。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36此时，漳州开始与江南各地一起征收夏、秋二税。与闽南泉州等地相比，漳州的夏粮的税收要少。因此，《漳州府志》谈到元代漳州税收时亦说“于赋额差宽简”。37这种宽简的赋税制度对漳州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二是组织屯田垦荒。宋元战争造成许多荒芜的土地，其中包括原豪强和寺院所占田地。全国统一后，大批原私有土地成为国有的官田和荒地。这使土地过于集中的漳州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有所改变。元朝政府为恢复经济生产，采取一些新的土地政策。最见成效的是募民垦荒和军队屯田。38元世祖忽必烈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和收回被豪强霸占的土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覆亩计之”。39中书省发布文书：“江南系官公围沙荡营屯诸色田粮，诸路俱有，荒芜田土，并合招募农民开垦耕种”。40同年，元朝政府颁行法令：“应有荒地，除军马营盘草地已经上司拨定边界者并公田外，其余投下、探马赤、官豪势要之家自行冒占年深荒闲地土，从本处官司勘当得实，打量见数，给付附近无地之家耕种为主。先给贫民，次及余户，如有争差，申覆上司定夺”。41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五月，元朝政府颁布《至元新格》，其中有条文规定：“诸应系官荒地，贫民欲愿开种者，许赴所在官司入状请射，每丁给田百亩”。42同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劵，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43元朝政府有关屯田垦荒政策，使漳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代漳州，“本路屯田二百五十顷”。这个数字还只是早期的屯田数，与募民开荒的实际数字要少得多。据学者李幹统计：元代汀州路、漳州路民屯3038户，屯田亩数为475顷。44这一统计数字也并非是全部。关于元代漳州军屯情况，《元史·成宗纪》有一则资料：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以新附军三千屯田漳州”。说明直到元成宗时期，元朝还不断在漳州地区进行军屯。
三是重视交通道路建设。元朝统一全国后，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因此，其设立的驿站制度超过前代。元人许有壬曾说：“圣朝既平宋，经画遐迩，大都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路驰，舟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45另一位元人刘诜说：“成周之制，凡国野之道，有庐室候馆以为朝聘往来之宿食。其后为置邮，为亭传，为驿递，所由来尚矣。至国朝，尤以为重。盖使九州四海之广大，穿边辅邑之远近，文书期会，络绎周流，如人之血脉贯通于一身，诚有国者之要务也”。46元代福建地区属江浙行省，江浙行省驿道可以说四通八达。不仅有从省治杭州到福州的主要驿道，而福建各地也有分支驿道。如福州至漳州的驿道是：从福州经梁山、太平、蒜岭（今福清县西南）、兴化（今蒲田北）、抚亭（今仙游县东南）、惠安（今惠安）、泉州（今泉州）、康店（今南安县康龙农场）、同安（今同安）、洤青（今厦门市西北）到漳州。由漳州西南行与潮州驿道相接。47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几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条重要交通路线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再沿新开通的大运河北上。于是“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48另外，开通闽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这一举措，使包括漳州在内闽南地区与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间有了畅达的通道相连系。“顺风十日到闽海”，49从而缩短闽南与北方路程。交通的发展给漳州经济带来前所未有条件。
四是重视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由于元代全国交通运输网的形成和采用全国统一的纸钞货币，及减轻商税的政策，都为商品的流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元代闽南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各种货物在这里装上装下，行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如漳州是盛产荔枝之乡，其荔枝的外销比较普遍。据元人王祯《农书》记载：荔枝产于“岭南、巴中、泉、福、漳、兴、嘉、蜀、渝、涪及二广”，以闽产为上品，次为蜀地，再次为岭南。“今闽中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路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50此外，漳州所产的木棉、海盐、铁、茶、龙眼、粮食等也行销各地。尤其是泉州港成为元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后，使近邻的漳州地缘优势得到较大的发挥，而成为商贸活跃地区。51
总之，元代的经济管理政策对漳州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元代漳州的文化教育
元朝政府重视文化教育，漳州的文化教育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加强官办的路、县官学之外，鼓励民间和私人出资办学。52因此，元代漳州地区的路学、县学、社学、书院齐全。以学校的性质划分，漳州的官办学校又分为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
元灭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学统归于元朝各级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陆续恢复传统学校的同时，并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53 此后，元朝政府多次发布有关教育的法令，督促各地发展教育。
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对包括漳州在内的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动作用。元代学者虞集说：“国家奄有四海，郡县无大小远迩，莫不建学立师。乃若先贤讲学故地，遗迹所在，及贤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创，为之书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创立者甚众，而七闽为尤甚。”54虞集是在重建漳州路龙江书院落成时说这番话的，反映了当时漳州的文化教育情况。
元代漳州的最高学府是漳州路学。漳州路学，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的州学。朱熹任职漳州时，曾经修建过“宾贤”、“受成”二斋。后州学于南宋末年毁于兵战火。“元延祐三年，郡守张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两庑及戟门、棂星门。殿后为杏坛，又后学廪；廪之东为神厨，厨之东为宰牲房；厨前为神库殿，西为明伦堂，左右为四斋堂；前为亭，亭外为书楼，楼下为大门，门外砌石为桥，桥下为泮池；堂后为乐器库，堂西为馔堂，东为教授廨舍，又东为训导廨舍。天历二年，达鲁花赤纳兄占伯重修明伦堂”。55从漳州路学情况来看，元代漳州学校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学校和书院担任教授、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学官的人员，多为学有所成的儒师。如先后担任漳州路教授郭廷炜、魏亦颜、马灏翁、黄君复、谢定、杨相孙、李仲高等，及学正的晋江人傅定保、陈焰等，大多是一代名儒。甚至一些非教职的官员也是很有学术背景，如龙溪县主簿兴化人郑南吉，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56
元代漳州各县都有官办的县学，与路学通被称为儒学。县学的规模要略小于路学。
路学、县学之外，漳州的村社也还建有社学。社学，亦称冬学，是元朝地方政府在村社创办的一种农闲学校，属于地方官学体系中最基层的教育机构。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颁布立社法令，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57元朝统一全国之后，社的建制又推广到南方。漳州村社的社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元朝建立社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后，对兴办社学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于农隙时分令子弟入学”。58社学与儒学相比，在规模、师资、生员、课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但由于它较为灵活的办学方式，在乡村教育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外，一些名儒还创办不少书院，如漳州路的龙江书院在当地就很出名。“漳州龙江书院者，本在郡城西北登高之山。徽国朱文公守漳时，爱其地高爽，将筑室讲学，未及有作而去。后数十年，守臣危稹始克为之，谓之龙江书院。置师弟子员，以成文公之志”。龙江书院于宋末元初遭遇兵火而焚毁，其地为寺院所占。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漳州人黄元欲渊认为“今我朝崇尚朱氏之书，家诵人学，几遍天下，奈何使之迹熄于吾邦乎？”59因此，出资重建龙江书院。于是龙江书院又渐渐名声大振。60以上这些教育机构，对元代漳州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教育领域对漳州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学。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针为指导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发布崇奉孔子的诏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进用蒙古文字译写《孝经》，武宗下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以下皆赐之。”61此时，朱熹学说在文教思想领域开始占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有反映。“虽戴惠文身，为刀笔筐箧之行，与非华人，亦手披口诵是书，求厕士列者，往往多然。”62 “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63 “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64元仁宗时期，朱学在全国文教思想领域完全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间元朝实行科举考试之后，考试内容主要采用朱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65 “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66以后，朱学在有元一代的文化教育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二是漳州与朱熹有着特殊的关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长期在此地讲学。州学是他极为关注之地，其中一些讲堂还是他所筹建。因此，朱熹对漳州儒学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67漳州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元代漳州的儒学传承者与朱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元代漳州的各级儒学，均分为大学、小学。一般是八岁至十五岁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入大学。学生来源多是儒户子弟和民间其他户籍子弟中的俊秀者。元朝政府立有儒户子弟必须入学的规定：“在籍儒人不遣子弟入学，别习他业，量事轻重，申各处提调官究治”。68而非儒户（军户、站户、盐户、匠户、僧户、道户等）的子弟要求入学，则要经过“本司参佐同本学官就学试验”，合格者“充府、州学生”。学生入学之前，“申本州照会，标入学生之籍，依旧住学肄业”。69各学校的生员人数没有严格的规定：“生员多寡，各随所宜”。70因此，各校的生员人数不一，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
儒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典籍和朱熹的注疏。小学生的启蒙教材是朱熹编写的《小学》，而后学《孝经》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书法以唐代颜真卿体为本。一般小学的具体教学方式是：“小学生员课业，每日从小学教谕出题授书训导，每遇三日一次供诗，每日背诵隔日书，授本日书，出本日课题，省诗对句，食后习功课，午后说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之书、《通鉴》，出晚对，供完晚对”。71大学生员的教材是《四书》、诸经、史书等，授业方式是：“教官、正、录、前廊耆旧轮次讲说”。72检验生员学习成绩，通过“每月课试之法”，即考试积分制。“每月课试之法，合照旧例，计其分数，逐月月载籍，终岁考其优劣，以定殿最”。73这种课试具体操作是：“每月从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在籍诸生，各供本经全篇，每五卷约取一名，照旧例魁名三分，亚名二分，又次名一分半，通榜者各一分，教官考校，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如十二试积及十分者，次年正月内，从教官申请本路文资正官、廉访司官诣学，集及分儒生帘引文义通畅者，取首名保申上司，以备岁贡，其余籍记姓名。所有十二试具黜者，降供一季，发付本学训诲，逐日坐斋习读，候降供满日，再行引试，中格许令回参。其连三月不试者，从教官议罚”。74
总之，元代漳州的儒学为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儒学之外，漳州还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官办学校。
蒙古字学是元代特有的一种官办学校。仅从学校的名称上也不难看出，这是培养懂蒙古文字的专科学校。元朝创办蒙古字学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当时的统治需要。
从成吉思汗建立大国蒙古国起，蒙古人中一直行用蒙古畏兀字。此字是用畏兀字母（古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因之称为蒙古畏兀字。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封吐蕃萨斯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命他依据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制成新字，并正式颁行，当时被称为蒙古国字，简称蒙古字，后人亦习称八思巴字。新字作为官方文字通行后，自然需要人们所掌握。尤其是元朝政府规定：“今后诸衙门依例贡进表章，并用蒙古字书写”。75因此，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于是元朝政府下令在各地创办学校，专门教授蒙古字。元朝统一以后，南方各路也相继设立蒙古字学。不仅在路一级，府、州也设有蒙古字学。漳州的蒙古字学就是在这样背景建立的。蒙古字学学生的课本，初期主要是译成蒙古文的《通鉴节要》。后根据实际需要对初学者选编了《蒙古字百家姓》、《蒙古韵编》、《华夏同音》、《蒙古字韵》等书。
元朝漳州的学校教育中，医学虽不及儒学和蒙古字学，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元代的医学教育是仿效宋代医学，并根据元朝的实际情况而建立的。其目的是进行医药生徒的培养教育，提高医师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正如元成宗在诏书中所说：“活人之术莫善于医，为医之道当务于学。盖医者明脉察理，用药处方，不可不精于学也”。76
元朝最初设立医学的时间，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中统三年（1262年）九月，太医院使王猷、副使王安仁上奏：“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受。设或朝廷取要医人，切恐学不经师，深为厉害。依旧来体例，就随路名医充教授职事，设立医学，训诲后进医生”。77并在奏章中开列了各地名医的名单，“保举到随路名医等充教授”。忽必烈不仅准奏，而且立即派太医院副使王安仁带着金牌，前去各路设立医学。此后，医学教育在北方开始实施。元朝统一后，南方也各路也设立医学。漳州路的医学发展与江南其他各路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医学的学官的名称与儒学相同，也有教授、学正、学录、教谕等职称。但是，医学的学官品级要低于儒学和蒙古字学。医学的生员一律要在校就读，称之为“坐斋肄业”。如学生不坐斋，或“在学而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苟应故事者，初次，教授罚俸半月，正、录各罚中统钞伍两；在次，教授罚俸一月，正、录各罚中统钞柒两；三次，教授、正、录取招别议，仍各标注过名。提调官初次罚俸十日，再次半月，三次一月”。78学生有错不仅教师受罚，连主管医学的医学提举司官员也要连带受过。
医学的学科较儒学和蒙古字学要复杂得多，“合设科目壹拾叁科，合为拾科”。79分为大方脉杂病科、小方脉科、产科廉妇人杂病科、口齿兼咽喉科、风科、正骨兼金镞科、眼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等。而且，每科都有“合试经书”，即必读书目，均为医学经典。其中包括《素问》、《难经》、《神农本草》、《伤寒论》、《圣济总录》、《铜人针灸经》、《千金翼方》等。
元代漳州的官学中, 阴阳学是很特殊的一类学校。元时，称天文、地理、历法、占卜、气象、相斋、选日等为阴阳之学，并称以此技能为生的人为阴阳人。元朝办阴阳学的目的是管理和培训阴阳人。
元朝建立阴阳学的时间，史书中有明确记载：“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设立阴阳学的的地点是在路、府、州所在地，办学方式是“依儒学、医学之例”。80阴阳学的学官不象儒学和医学各级齐备，一般仅设教授一员，部分学校也设有学正、学录。阴阳学的学官人数较少，与生员人数少有关。教授的任命与儒学和医学一样也有严格的考试、审核、批准等程序。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规定：“今据礼部呈阴阳教授，令各路公选老成重厚、术艺精明、为众推服一名，于《三元经书》内出题，行移廉访司体复，相同学用从集贤院定夺”。81`可见出任阴阳学教授要经过地方公选和考试、廉访司体复、集贤院定夺等程序，才能最后来确定。阴阳学教授的品级较儒学略低，为从九品，薪俸由官库支取。
元代阴阳学并无大、小学之分，生员入学前已具有阴阳学方面的知识。“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堪，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82阴阳学分为“占算、三命、五星、周易、数学、六壬”等学科，所学书目有《（婚元）占才大义书》、《（宅元）周书秘奥》、《八宅通真论》、《（茔元）地理新书》、《莹元总论》、《地理明真论》”等。83阴阳学也有考试和选拔制度，“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84
总之，元代漳州的文化教育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四、元代漳州的人口与民族构成
元代漳州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据《元史·地理志》载：“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口十一万一千三百六”。这一统计数字尽管很难说是就十分准确，但这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漳州登记的户口数额。在这十一万多人口中，民族构成情况如何？由于漳州没有向其他地区，如镇江留传有《至顺镇江志》，金陵遗存《大德金陵志》那样的珍贵资料，因此想搞清楚的情况就相当困难。这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作一大略叙述。
元以前，漳州人口中主要有畲民（今畲族先民）和汉人。元军灭宋进入漳州等地后，对畲民采取招抚政策。至元十六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诏谕漳州、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85同时，对闽南经兵火之地采取减免租税的政策。于是，漳州等地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元代漳州社会人员民族构成很繁杂，不仅有畲民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扬中外的声誉，使四方“蛮商夷贾”、传教士、旅行家、使节、僧侣、道士、少数民族等纷踏而来。许多人及其后代，遂定居于此。在漳州上流社会的官员、士绅、商人、学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户。这些外来户，民族成分很复杂。虽然这部分人的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小。现将漳州几个有代表性家族，如汪古马氏、女真乌古孙氏等需要有做些重点考察，这对我们了解元代漳州的人口和民族构成情况会有所帮助。
（一）马氏。元代闽南漳州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马润（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长于漳州，卒于漳州。马氏的原籍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为汪古部人。马氏的远祖名帖木尔越哥，在金朝曾任马步军指挥使。于是，子孙以先人官职首字为姓。马氏家族信奉聂脱礼派基督教，马润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马月乃合出任军储都转运使。马润之父马世昌，曾仕元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马润“是生漳州，讳润，字仲泽父，即以文墨入官”。马润先在荆湖、吉州路、两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职，最后才到漳州任职。“漳州负海障崖，龙岩、漳浦数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渐宁谧”。马润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学问也很高，曾著有诗集《樵隐集》。马润长子马祖常，字仲泽，延祐行科举，乡贡、会试、廷试皆名列前矛，历任监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礼部尚书等职。马祖常工文章，能诗，参与修《英宗实录》，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义，乡贡进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闽南漳州马氏子孙地位显赫。86
（二）乌古孙氏。在与闽南有关的姓氏中，乌古孙氏居官最高。乌古孙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称：“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乌古部，因以为氏”。乌古孙泽（1250—1315年），元世祖时从军南下灭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长期任福建廉访使。“泽宿有德于闽，闽人安之”。87其子乌古孙良真，“资器绝人，好读书”。曾任闽南漳州路推官，“狱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减仗’遂定为令”。在担任泉州路推官时，“益以能称”。入朝后，担任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兼大司农等高官。“有诗文奏议若干卷，藏于家”。88可见，乌古孙氏在闽南很有影响的。
（三）阿儿浑氏。阿儿浑，又译作阿鲁温、阿鲁浑、阿剌温等。原为中亚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西征时，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为元代色目人的一种。89元代先后在闽南任职的有两个阿儿浑：一是马哈谋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县达鲁花赤。曾几次击败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装。在任期间，“复新公廨，复学舍，葺邮传，废毕兴，与民不劳”。90一是迭理弥实，元末曾任漳州路达鲁花赤。91在闽南任职的两个阿儿浑氏，都信奉伊斯兰教。
除上述漳州几个世家大族之外，还有不少在漳州为官名人。如漳州路达鲁花赤要忽难，漳浦县达鲁花赤买撒都剌、伯颜等等，都曾在漳州社会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以上的家族和官宦来看，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汉、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儿等多种民族。
总之，元代漳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元代的漳州社会与前代相比是一个发展时期。元代的漳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元朝统一之后，由于南北长期隔绝的壁垒被打破，使漳州与国内各民族之间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北方的一些民族，包括蒙古、色目、畏兀儿和西域各部人南来，为漳州社会带来许多新的生机。元朝的行省体制不仅提升漳州路级别，而且为漳州与中央政府联系架起了一座桥梁。元朝的宽简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漳州经济的发展。元朝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与漳州传统儒家文化、民俗文化相互交融有利于漳州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漳州以其地缘优势，在元代发展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元史》卷62《地理志五》。
3《光绪漳州府志》卷1《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29卷。
4 柳贯：《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记》。
5《元史》卷91《百官志七》。
6《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包括征东行省。
7《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说明此时已设福建行省。
8《元史》卷20《成宗纪三》。
9 参阅《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0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11黄溍：《黄金华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12《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3《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4《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5《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16 陈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提名记》。
17《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8《元史》卷10《世祖纪七》。
19《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0《元史》卷62《地理志五》。
21《光绪漳州府志》卷9《秩官一·官志》。
22《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3《光绪漳州府志》卷9《秩官一·官志》。
24《元史》卷91《百官志七》。
25《元史》卷11《世祖纪八》。
26 程矩夫：《雪楼集》卷10《公选》
27《元史》卷82《选举志二》。
28《元史》卷20《成宗纪三》。
29《光绪漳州府志》卷13《赋役上》。
30 蔡襄：《端明集》卷26《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箚子》。
31《宋史》卷320《蔡襄传》。
32《文献通考》卷11《户口考》。
33《宋史》卷174《食货志二》。
34 参见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11章39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元史》卷93《食货志一》。
36《元史》卷93《食货志一》。
37《光绪漳州府志》卷13《赋役上》。
38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9《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
40《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
41《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
42《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
43《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44《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2章9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5《圭塘小稿》卷7《彰德路创建鲸背桥记》。
46《桂隐集》卷1《螺川重修马驿记》。
47 参见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第7章第133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打印本）。
48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49 黄镇成：《秋声集》，《元诗选》3集庚集。
50《农书·百谷谱集七·果属》。
51 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2 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5集；韩志远：《元代私学初探》，《元史论丛》第9集。
53《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
54 虞集：《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55 弘治《八闽通志》卷45《学校·漳州府》。
56《光绪漳州府志》卷9《秩官一·元历官》。
57《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
58《元典章》卷23《户部九·农桑》。
59《漳州路新建龙江书院记》，乾隆《龙溪县志》。 60 参见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1《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62 姚燧：《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63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64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庆元鄞县学记》。
65《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66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赵忠简公祠堂记》。
67 任松乡：《松乡先生文集》卷1《重修文公书院记》。
68《通制格条》卷5《学令·庙学》。 69《庙学典礼》卷1《岁贡儒吏》。
70《通制条格》卷5《学令·庙学》。 71《庙学典礼》卷5《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
72《庙学典礼》卷6《宪司举明学校规式》。
73《庙学典礼》卷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74《庙学典礼》卷6《宪司举明学校规式》。
75《元典章》卷31《礼部四》。
76《元典章》卷32《礼部五》。
77《元典章》卷32《礼部五》。
78《通制条格》卷21《医药·医学》。
79《通制条格》卷21《医药·科目》。
80《元史》卷81《选举志一》。
81《元典章》卷9《吏部三阴阳官》。
82《元史》卷81《选举志一》。 83《元典章》卷9《吏部三·阴阳官》。 84《元史》卷81《选举志一》。
85《元史》卷10《世祖纪七》。
86 《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赠汴梁路同知骑都尉开封郡伯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传》、卷143《马祖常传》。 87《元史》卷163《乌古孙泽传》。
88《元史》卷187《乌古孙良真传》。 89 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0 同治《泉州府志》卷29《名宦一·马哈谋沙》。 91 王祎：《王文忠公集》卷20《漳州路达鲁花赤合鲁温侯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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