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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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5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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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历数自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在日记中和讲演中的种种激愤言辞，可以例举蒋指挥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起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领导全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业绩；而怀疑否定者也可以指陈蒋当年如何奉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主导签下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秦土”协定，甚至可以举证其直至抗战期间仍不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寻求妥协的种种事实。
蒋介石抗日，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既然抗日，为何仍会有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想法呢？七七事变前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全国上下一致奋起抵抗，继续秘密寻求和平途径，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和”“战”不两立的观点出发，把妥协等同于投降。但蒋自抗战开始后何以要与日本秘密交涉，这些交涉中有没有丧权辱国的投降行为，历次交涉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说蒋不过是在“捉弄日本对华的谍报核心”，并通过“玩‘和平牌’”以“钓取‘美援’等大鱼”，这是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说蒋仅仅是因为“力争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国民党内外各种抗日势力的强大压力，才没有走上妥协之路，这又是一种看法。[1]而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弄清楚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这些秘密交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对交涉的真实态度，要想客观评论抗战中的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问题，目前学界依据的史料大都来自中日双方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其中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回忆录本身当然不足以为史实之凭据，而过多地依据日方史料来说明这种基本上属于谍报工作的秘史，无疑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憾。尤其这些史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目的各异、背景复杂的各式人等，而这些人当年又是从那些身份亦真亦假的中国中间人那里得到的内容半真半假的函电或消息，这些情报是否确实来自于蒋介石，能否真确反映蒋介石的态度和看法，不能不让人怀疑。台湾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为我们在对照检证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蒋的抗日态度，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2]尽管蒋档保存的相关史料极不完整，但笔者仍然相信，它们的出现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与过去的说法差别很大的历史讯息，足以促使我们对问题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
抗战前期的中日秘密交涉，头绪繁多，但基本上以日方为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开始是日本官方为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的两手策略，之后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战争的长期化开始对战争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并引发分歧所致。日本军人的狂妄，曾导致日本军方最初并不热心于这种“和平”工作，而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打垮蒋政权，迅速征服全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近卫内阁很快于1938年1月16日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日本军方的这种傲慢心态。[3]日本官方初期的“和平”工作，诸如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诱使国民政府接受中日和谈的努力，也因此而被迫中止。然而，武力征服的结果，日本被迫在中国大陆投入了二十多个师团，总数超过78万人的庞大军队，却迟迟不能实现征服的目标。眼看自己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且双方渐成僵持，日本统治集团内自然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军方以往对华政策的声音。1939年9月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在亚洲有着众多殖民地的英、法两国遭受德国的沉重打击，为延续战争正苦于找不到足够橡胶和石油的日本军方，自然急于想要乘机南进夺取富有这些战略资源的英法两国殖民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的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把主要军力抽调出来，更成为其统治集团内各派势力必须要突出考虑的迫切问题。可是战争的现实，以及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宣示，极大地堵塞了沟通日蒋关系的渠道。从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前，日本上上下下各派势力秘密出动，分头寻找接通重庆政权的各种关系，即与日本在停战问题上的这种复杂背景有关。
日本对“和平”工作的重视程度，从已经披露的日方史料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日方史料记载，这段时间里日本方面致力于沟通日蒋关系的主要线索就有五六条，军部、情报、外交各系统，乃至经济界和民间组织，几乎都有人在从事此项“和平”工作。比如直接受到满铁总裁，后出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支持的西义显；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太原特务机关长的和知鹰二大佐；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和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驻香港机关负责人铃木卓尔中佐；早年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有过密切关系，这时以民间人士身份活动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都曾率相当人员在中日双方间积极谋和。[4]问题是，日方的这种动作对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在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较多地利用了经过中间人转述的蒋的谈话，和蒋基于外交目的所做的谈话，但对蒋内心的想法似乎注意不够。这里不妨从蒋对1937年秋冬陶德曼“调停”态度变化开始，略作分析与研讨。
蒋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是在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抗日军事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上海、太原失利，意味着整个华北、华东均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国对日作战将不得不转入持久战的局面。以中国现有之政治经济条件，持久抗战，难免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蒋当然希望能够有所避免。[5]但蒋毕竟更具军人性格，深知此时求和必成城下之盟，极端不利。因此他内心十分反感党内高层的妥协议论，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痛斥“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叹息“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6]蒋这时最大的希望其实还是寄托在苏联的援助，甚至是出兵参战的可能上，相信军事的胜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所以委婉同意接受陶德曼“调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一向对通过国际干预解决问题抱有期待，而这位德国大使转达的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与蒋自战争以来一直强调的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要求竟然比较接近，也使他难予断然拒绝。[7]惟鉴于军事失利的情况，蒋内心对此其实并不看好，相信这种调停形式，“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九国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8]12月2日，当蒋介石接见陶德曼，正式表示可以接受德国调停，并强调了不承认日本战胜，华北主权及完整不得侵犯等基本条件之后，当即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这种复杂的心理，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9]
依据蒋内心的判断，日本绝不可能做如此让步。他早就估计：“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用（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10]因此，接受陶德曼“调停”，并不能稍释其内心之疑惑。仅几天后，蒋即开始断定调停绝不可能成功，暗自决心“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11]
从陶德曼第二次传达日方条件前后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蒋对日本的判断是否正确，其要做持久战的决定也并不那么容易。12月13日，南京陷落，蒋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应对之策，结果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蒋虽再三强调“此时如和，无异灭亡！”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战决心，主和之声仍甚嚣尘上。汪精卫甚至提出蒋、汪一同下野，由第三者出而组织政府，以换取日本方面之谅解，令蒋备感困扰。他在日记中慨叹道：“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12]
面对这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蒋最担心日方会以和缓条件诱惑党内高层，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好在12月26日，日方经陶德曼转达的所谓四项原则与九项条件极端苛刻，且以承认“满洲国”为前提[13]，这才让蒋如释负重。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观其四个原则：一、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又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云。余见此为之心安。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14]
当然，即便如此，国民党高层内部仍旧是意见分歧。27日，在蒋召集的决定和战大计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仍颇多主和者。蒋发言表示怀疑，党内元老于右任等却叽笑蒋太过优柔，不够英明。气得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大骂：“呜呼！此种糊涂讥评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元老糊涂至此，此革命之所以失败至此乎！”他的态度很明确：“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以致于此也。”[15]
28日，蒋再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会商，强调决不能理睬倭寇所提之条件。蒋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次日，为劝说党内元老赞同不向日本妥协之态度，蒋又专门找于右任、居正谈话，反复说明“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6]
由陶德曼“调停”一事蒋内心看法变化之经过，我们不难看出这时蒋对抗日问题的基本态度如何。蒋所以会接受第三国的调停，来自其内部的压力之大，明显超出了过去研究所得出的认识。[17]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蒋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期盼国际干预的情况。由于深信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打败强大的日本，自然就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的力量上面。从早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组织施加压力，到希望英美介入，到向苏联求援，到指望德国能够有所作用。直至最后转而准备持久抗战，他也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动，相信坚持下去就会带来国际的干涉。[18]但也正因为如此，蒋对德国的调停并不看好。一是因为基于对日本侵略心理的长期了解，蒋深知绝不能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和日本做城下之盟。二是因为他所期待的国际干预，也绝非是这种只会助长日本气焰，丝毫不能给其教训的战争调停。蒋所以会一度改变态度，接受调停，除了党内的压力以外，关键是因为日本方面最初提出的条件出乎意外的和缓，其不仅没有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而且显示愿意在相当程度上回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上去。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条件不仅“遗漏了”承认“满洲国”一项，而且也没有得到日本关东军等强硬派势力的认可。[19]所以，当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必须承认其侵略现状的种种要求之后，蒋断然予以拒绝，是可想而知的。换言之，在陶德曼调停问题上，蒋并没有妥协退让的想法。相反，倒是蒋坚持抗日，最终克服了国民党内动摇恐慌的情绪，做出了有利于抗战前途和国家前途的重要决定。
关于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继陶德曼调停问题之后，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1938年秘密使命的问题。当时，高、董曾负有秘密使命先后潜赴香港与日本。一种说法认为高宗武等是受后来当了汉奸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策动，并得到蒋的批准；另一种说法是认为高本来就是受蒋本人差遣。[20]而不少著作都依据当时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的回忆，称董是1938年1月在上海偶然结识了受到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支持秘密从事和平工作的西义显，经西义显介绍前往日本会见了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等人。回到上海后遇到得到蒋批准前往香港以搜集情报为名密谋和平的高宗武，两人一同去香港与西显义等进行了会谈，然后于3月底返回汉口向蒋等人汇报。之后经蒋批准于4月中旬再度赴港，转达和平条件。此后高5月底再回汉口汇报，并于6月上旬三度赴港，受蒋指使“与日寇进行‘和平’勾结”。据此，高遂于6月22日秘密由港潜赴日本。[21]随后，高干脆成为了汪精卫、周佛海等降日的牵线人。
今天大概应该不会有人因怀疑高宗武的使命，而怀疑汪精卫1938年底的叛逃与蒋有关了。但高宗武等当年的秘密使命及其赴日，与蒋介石的关系仍旧是一个谜。依据蒋档目前所公开的文献资料情况，似乎还不足以全面揭示高宗武等往来穿梭的全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较以往更真切的了解。

从蒋档中保存下来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南京及太原陷落后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蒋的抗日决心有所削弱。特别是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声明之后，蒋更是坚信“必使倭寇知中国非武力所能制服”者。他明确讲：“第一期抗战失利后，苏联应参战而未参战，英美应干预而未干预，九国公约已失去约束力，原先对来自国际联盟的制裁的期望也落空了。有人认为各国将会继续保持沉默，或者转而对我方不利。这种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更不得抱持这种心理。”在他看来，只要坚持抗战牺牲，就一定能够取得各国的同情并最终促成苏、美、英对日本的战争。为此，他不仅公开呼吁国人不要悲观失望，宣称“我们直接与日本决战的时刻已到”，而且很断然地拒绝了第三国这时的调停活动。[22]直到3月下旬，虽然汪精卫等再三提醒蒋应重视日本转托意大利大使前来调停的情况，蒋的态度仍旧没有明显的松动。他在一次与汪精卫谈话当中仅仅表示说：“如倭言和条件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与之言和，然而未到其时也。”[23]
蒋态度有所变化，与4月2日高宗武从上海回到武汉明显有关。高回来时蒋恰好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是日本本月下旬即有进攻苏联的计划，故急于停止中日战争。正处于军事失利沉重压力下的蒋初闻此一消息，真有喜出望外之感。因为一旦日本攻苏，对中国的进攻自然要全面停止下来。但问题是，这个消息可靠吗？会不会又是日本人的一个诡计？而且，如果日本真是因为攻苏而急于与中国妥协，中国若坚持不妥协，日本会不会放弃攻苏而全力对付中国？对此，他在4日的日记中反复猜度，伤透脑筋，也不得其解。他一面有些庆幸地表示：“如倭真欲攻俄，则应守秘密，何必泄露。”一面又疑惑倭“指明期间在本月下旬，何也？”一面不无担心地猜测：“如其要我先与之言和，使我信其将攻俄，故愿与我诚意言和，否则如我不与言和，则彼将避俄而全力攻我矣，是仍为恫嚇作用也。”一面又估计日本人是在搞阴谋，称：“其实，彼对我急于言和，而对俄则不敢进攻，徒欲达其恫嚇求和之目的耳。”一面还是相信消息定有根据，因为：“其军事行动则对俄攻势之急渐明，又何也？”[24]为此，蒋急召高宗武于次日晨前往报告。高的报告显然使蒋相信日本急于攻苏确有其事。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听高宗武报告后，“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25]
把苏联或美、英引入战争，以便巩固自身并最终战胜日本，这是蒋自战争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既然断定日本会自己主动进攻苏联，蒋当然是求之不得。既然日本要同强大的苏联作战，它在中国自然必须罢兵停战，直至将其主要兵力集中于苏蒙边境，即满蒙一带，因此蒋相信要求日本退出关外并非没有可能。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蒋对和战的态度明显地开始有所变化。几天后，即9日，蒋介石在与汪精卫、张群等谈对日策略时已坦然表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作战到底。”[26]董道宁随后所报密赴日本会见其军政大员的情况，也进一步坚定了蒋的这一猜测。[27]以致蒋此后日俄关系高度重视，反复分析，甚至当莫斯科召其大使回国述职，也让蒋怀疑苏联是否已侦知日本进攻企图，故有意鼓励日本加紧进攻武汉，以避免苏日战争。总之，为加速日苏战争的到来，蒋可谓颇费心思。其和战考虑，均与此密切相联。
在反复探听日方动态，却迟迟不见回应的情况下，考虑到机不可失，蒋终于下决心主动向日方透露中方愿意考虑停战的态度。6月中，蒋再把高宗武派回香港，要其向日本方面转达中国政府同意考虑和平的意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蒋要改变其基本的立场。他转托高提出的条件与当初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宣示的条件其实并没有两样，只是考虑到日本进攻苏联，必不会让出沿苏蒙边界的满蒙地区，故其在强调长城以内，包括整个华北的领土和主权，都必须归还中国外，据说曾特别表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可以留待他日再议。[28]蒋还特别要求高告诉日本方面：（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以使其放弃以战逼降的幻想。对此，高于6月20日有密函呈报蒋称：“西（义显）君于十五日由港返国，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并未提何人之意见，请其充分运用。松本（重治）于十七日由沪抵此，与职曾晤谈数次。”“职与松本商讨打开僵局之方策而仍无结论，松本对（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两点十分注意。每次谈话彼总问有无善策。以职观察，大概日政府在攻武汉之前尚有所期待与考虑也。彼定廿四日返国，职仍当遵照面谕各点与之周旋。”[29]
由高函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蒋这时有利用日苏矛盾促成中日和平的意图，但其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无改变。此后，高宗武突然秘密潜赴日本，蒋则被蒙在鼓里。当蒋得知正在秘密求和的日本，突然又由其陆相公开发表蒋必须下野的强硬声明，颇感莫名其妙。当他得知高擅自潜赴日本后，当即判断日本此举与高之行为有关，断定日本最近突然态度强硬，实“高宗武自赴倭以故。”[30]7月22日，蒋得到高宗武发来的报告，更直言“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哧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31]蒋之所以会得出这种认识，显然是因为他原本判断日本基于攻苏的战略考虑，必须尽快结束在中国的作战，因而四出求和，故如策略运用得当，必须要让步的理应是日本。日本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在蒋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高宗武这样的中国官员在违背他的旨意，擅自做出过分的求和姿态，以致造成日本人的错觉，以为中国方面已经示弱。这不能不让蒋大为恼火，他不仅马上中断了与日本的秘密接洽，而且断绝了同高宗武的关系。
高宗武擅赴日本，以及日本态度转趋强硬的结果，促使蒋再度回到原先的态度上来。他进而再三强调：“中倭战争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倭则非至崩溃或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特权，而中倭和平则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决不能解决。故我不可望倭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开始与之谈判。”[32]
由上可知，在高宗武使命问题上，蒋确曾指使和派遣，甚至确曾暗托高向日方“输送‘和平’条件”。但蒋赞同议和别有背景，此虽属估计错误，其接洽条件之提出却也并未违背抗日初衷。所谓高宗武赴日是直接奉蒋介石命令行事的说法，当属不确。[33]

关于孔、日密谈的问题
蒋记述发现高宗武擅自赴日，表现强烈不满，是1938年7月9日。仅三天后，他就在日记中又记述了他对孔祥熙的强烈不满。当天，两人围绕孔秘密派人与日方谈和事发生了争执。在蒋看来，任何主动对日谈和的作法，都是向日本示弱，而孔显然固持己见，认定自己不过是试探对方的底牌，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蒋无法说服孔祥熙，因此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庸之对敌行动求和犹不知为误事，可叹！”[34]
在抗战前期，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接触与往来，在国民党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也是当时和后来最为国人所诟病者。加之孔这时又是蒋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蒋必须以为依靠，孔与蒋又是连襟，蒋夫人宋美龄尤其信服孔的话。因此世人通常相信孔的所作所为必为蒋所指使。但事实上，蒋、宋、孔的关系相当微妙。蒋的侄孙，时为侍从室侍卫官和蒋介石副官的蒋孝镇描述蒋、宋、孔三人这种关系的说法最为传神。据蒋孝镇这时说：“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治。”[35]由此不难看出三人间“一物降一物”的情况，和孔在三人中地位之特殊。因此，尽管蒋为党国元首，说一不二，他反倒拿孔颇无办法。了解了这一层关系，我们对以往所说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及其代表，秘密与日本人勾结妥协的说法，就应当有所分析。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1938年夏天蒋、孔秘密勾结日本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1938年6月孔祥熙密令其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会谈。[36]日本方面提出承认伪满洲国、在华北和内蒙共同防共，以及蒋介石下野及另建新政府等要求

中国历史故事属于什么类

，乔7月15日回汉口做了汇报。经孔与蒋密商后，乔代表蒋于18日便向日本提出了复案。此复案除蒋下野及改组政府一点外，甚至提议“通过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承认内蒙自治”和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只因日本坚持要蒋下野，双方这次谈判迟至9月1日未能达成妥协半途而止。[37]对此，我们只要注意到上面提到的发生在6－7月间蒋对日态度的一系列变化，就不难产生疑问。因为，以上所说乔回汉口汇报和蒋、孔做出接受日方大部条件的时间，正值蒋对高宗武的作法大为恼怒，对孔秘密“求和”行为备加责难之时，何况日方条件又包括屈辱性的要蒋下野及承认伪满洲国等内容，说蒋这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明显不合情理。
如果说蒋、孔1938年有过所谓“秘密勾结日本”的事实，其实恐怕并不是在夏天，而是在秋天。说明这一情况，恰好可以证明上述说法之不确实。因为，我们在传说中的乔辅三与中村丰一秘密谈判期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不满孔祥熙向日方探和的重要文字。
先是8月9日孔祥熙电蒋称：“顷据香港来电称，访晤诸昌年夫人，据谈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之全权代表，曾向少老（即唐绍仪－引者注）提出以下条件：（一）停止反日运动；（二）反共；（三）经济合作。并谓决无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表示，此次因系院座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但日人方面是否再改条件，彼亦难保。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惟该代表定五日再返沪。如有所命，请在十五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诸又称，日人云，此次和议如由少老出面调停，日方条件可以较优，在少老方面则渠个人年事已高，并无何心，全出爱国之忱。”[38]
孔电之意一目了然，就是希望蒋能够考虑日方条件，抓住时机。但蒋全然不予理睬。蒋得电后第二天即复电，告诫孔说：“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盛）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请兄注意为祷。”[39]从蒋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第一，蒋尚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因此坚决反对与日本人再做接触。第二，蒋不了解孔与日本人接触的详情，但发现自己7月12日已向孔清楚地表明态度后，孔不仅未加收敛，反而又动员做过北洋总理大臣和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唐绍仪出面接洽，且通过情报得知孔曾屡提条件交日人，十分不满。仅碍于关系，蒋的话不好说得很尖锐而已。
对此，孔11日也有回电解释说：“承嘱一节，自当注意，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人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设法羁缠，使其为中央用。谈及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计，与弟绝无关系。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40]此回电亦清楚显示，不论孔是否曾通过手下向日本人屡提条件，蒋对此并不知底，因此孔才可能加以辩解，说明自己从未提及任何条件，包括鼓动唐绍仪见日本人，亦仅为“观察敌情，供我参考”而已。
当然，孔祥熙所谓“供我参考”，明显地是想影响蒋介石，接受他认为适当的和谈条件。孔所以不断地通过各种线索与日本人保持接触，目的即在想要探知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以便推动蒋迈出关键一步，抓住机会，促成停战。因为在长年负责财政的孔祥熙看来，蒋虽明了中日两国国力之差距，却过于迷信外援或国际干预，对艰危情形与危险前途认识不足，以致对日态度太过坚持而不够灵活。注意到欧洲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41]，足以打破国人依赖外援的幻想，孔即托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前往汉口向蒋再度陈说应注重时机实现对日议和的必要性。稍后，孔又亲函恳切陈词，称“现在日虽感觉势成骑虎，但又不肯向我先行示弱，而我亦不能表示言和，故我惟一之希望仍在国际切实之援助。兹据顾（维钧）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现在国际情势已又变化，不知我兄对于今后办法主张如何，各大使亦来电询问，亟应瞻前顾后统筹准备。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42]
对英法在欧洲出卖盟国捷克的绥靖主义态度，蒋亦十分失望。基于武汉可能不保，和党内充满“低调”的现实[43]，他也不能不开始重视诸如孔祥熙等人的意见。事实上，还在8月底，日本特务和知鹰二就曾秘密潜来汉口，透过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向蒋说明日方高层正在考虑全面撤兵之利弊得失，建议中方应抓紧时机与日方媾和。当时蒋颇不以为然。至发现英法两国必欲压迫自己的盟国捷克向德国肢解捷克的压力屈服，蒋的心态则不免有所变化。9月23日，他已经在汉口主持会报，研讨对日本所提和平建议的具体对策了。由于估计日本派和知冒险潜来汉口，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再加上和知透露日方有退出华北之动议，蒋自然相信也许确有议和机会。故他特别指示了议和方针，强调“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谈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至于对过去所再三强调的，任何交涉都要通过第三国或九国会议实现国际保证的方式，鉴于捷克的教训，蒋则决定不再采用了。[44]由此也不难看出慕尼黑协定之消极影响。

为避免丧失有利的议和机会，蒋迅速转托孔祥熙派人前往香港追赶此时已离开汉口的和知鹰二，以便继续接洽和了解日方条件。他并且开始具体研究“停战撤兵之要点”，比如如何分区划片逐一交接主权；交接前后如何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误会和冲突；如何预防察绥与冀东伪组织之反抗，并顺利解散伪政权；如何对内宣言，如何抚慰死伤军民，日本撤兵后双方应先订立互不侵犯条件，而后再考虑可否订立互助协定问题等等。其对议和成功之期待，不难想见。然而，日本高层内部如何解决中日战争问题，长期意见分歧。和知传达的讯息，只是部分日本高层人士的想法，远未成为其政府的政策。依蒋之性格与阅历，对此其实也未必有多少信心。因此，他一方面暗自筹划停战议和之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疑心重重，再三研究“和议之弊害”，深恐日本搞阴谋。他反复在日记中问自己：“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45]
就在蒋寄希望于能促使日本停战撤兵不过20多天之后，武汉、广州就先后失陷，日本政府诱降汪精卫的秘密工作也接近成功，近卫首相遂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劝降，要求蒋介石下野。面对日方之狂妄态度，蒋深感受辱，当即要孔停止了与和知的联络工作。随着武汉失守，蒋一面公开发表声明，坚持抗战，一面以陪都重庆召集党政领导人谈话，为众多对前途充满悲观的高层干部打气。他特别说明了这种时刻言和的危害性，声称战争虽然失利，但“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盖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不怕一时失败也。”[46]换言之，蒋1938年虽确曾委托孔对日进行过秘密接洽，一是时间与过去所说者不同，二是有慕尼黑协定成立的特殊背景，三是再度对日本人的行动有所误判断，而归根结底，这次接洽实际上还没开始即告终结。
进入到1939年，有关孔祥熙与日本之间的秘密接触的传闻似乎更多，蒋同样也被牵涉其中。在那些由当年日本人保存的史料当中，甚至出现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对于久经政战，一向多疑且行事谨慎的蒋介石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是否到了让蒋自乱阵脚的严重地步呢？这一年中对蒋威胁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1938年底汪精卫的公然叛逃了。蒋密令刺汪，表明蒋对汪降日担忧到极点，客观上确是存在着以特工方式破坏汪日勾结的迫切需要。但是，说汪精卫刚刚叛逃，举国震惊和愤慨的情况下，蒋介石、孔祥熙等就敢于秘密通过所谓“亲信”杜石山、柳云龙等[47]与日本大亨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秘密接洽谈判，蒋并会亲电杜、柳，请其向日方转达诚意，这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据说，蒋随后正式授命孔祥熙安排张季鸾、贾存德等人继续与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继续密谈并报告，再由孔根据报告联络重庆元老及握有实力者，向蒋要求和平，再由蒋提出国防会议，正式议决代表来港谈判。孔甚至亲自致函萱野，蒋亦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一切皆在设法抢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与日本取得妥协。只因日本军方坚持扶植汪精卫，此一接触才不得不中止下来。[48]
上述说法，实在破绽多多。仅就日方披露之所谓蒋电的行文格式与内容看，就有中间人假造之嫌。[49]至于所称蒋授命孔安排张季鸾、贾存德与日人密谈并向孔提出报告，蒋派郑介民、王子惠秘密赴日等等，亦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因为，不仅张季鸾在对日问题上一向由蒋亲自咨询调用，与孔祥熙之秘密活动无干，蒋这时对贾存德，特别是王子惠也并不十分了解，一年前虽两三度要孔严令贾某停止活动[50]，但因贾、王都是孔秘密使用之人，蒋知其活动只能从孔处报告得来。关于这一点，即使不去考察1939年间蒋对和议的评价与看法，从1940年蒋对孔的责难，以及孔为自己的辩解中，即可发现蒋对孔之手下及孔之活动，其实并非完全掌握。
1940年蒋、孔之间的这次冲突，又是因为孔与日人的秘密接触而引发。先是蒋得情报称，有贾存德、王子惠、蔡森者，受孔祥熙指派，往来于重庆与香港和南京之间与日伪通款谋和，且得日本专机接送。对此，蒋除一面下令戴笠密查外，一面也直接要求孔做出解释。孔迅速写一长函，并附上相关材料呈蒋。其函一上来即不得不详细解释贾、王、蔡三人的情况。称贾乃过去中央银行行员，与日人交识颇多，故战争开始后即托其代探日方消息，去年始令停止。称王子惠原为汪伪实业部长，但早年追随孙总理，纯粹以环境及与田俊六友好关系误被牵入。后辗转求友介绍，向我中央表示愿意随时脱离伪组织，为国效力。“某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呈钧座，当蒙电复指示加以勉励，令其脱离伪组织，勉图报国。”“最近敌人拟乘欧战紧张之际，急图南进，颇欲结束在华战事，板垣乃出而托王介绍与贾相晤。板垣曾当面表示谋和之意，声明可以恢复七七以前状态，如得我方同意，并可请求天皇下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嘱贾向弟转陈。”说“弟以我方国策既定，在敌人未完全觉悟自动撤兵以前绝难有所表示，遂置之未理。时当溽暑逼人，我兄辛荣万分，故事隔多日亦未敢以此烦扰清神。不意彼方以贾久无复音，复托有蔡森君来渝重述前情。”而蔡为靳翼青旧部，过去并不相识。蔡来渝后日方听候消息更急，且来电云已备妥专机，派人赴粤迎接。孔做上述解释则再度为自己透过秘密管道保持对日联络加以辩解。称：“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纷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磨擦，于我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51]
然而孔写信给蒋详加解释之际，戴笠又接连查得消息报蒋称：孔祥熙代表蔡森、吴复光由日伪赠以巨款，从事议和活动。前潜来重庆，同住南温泉孔公馆。后以工作调动为名，由孔密派赴港，与前汪伪实业部长王子惠属下接洽然后转宁。蒋当即要戴笠向孔函询。孔复函说明吴乃贾之化名，蔡森并非旧识，两人工作仅为探取情报性质。且不满地宣称：“于现在国家大计，惟最高领袖有权决定，其他任何人不能妄参末议，且一普通人员，敌人虽愚亦不至如此相信，更未必肯以巨款赠之。”[52]但蒋对孔所说仍颇怀疑。果然很快又有情报说明王子惠由日人岩崎供给港币30万元作民间发起和平之经费，王贿买贾、蔡二人出入重庆，且敌以专机送至广州，然后入渝，回来亦由敌由港接至广州，再专机送往上海，且带有孔致板垣与头山满等人之亲笔函件。蒋闻知更为恼火，当即手书一函，并将报告附上，直接派人送孔公馆，其用意十分明显。孔得其手书后，急忙回书，再加解释。除进一步澄清自己与贾、蔡二人的关系外，还特别说明：“所谓寄致板垣与头山等之亲笔函件，则绝无其事。”只因贾、蔡来时携有中日老友名片，故于二人临行时，亦报以名片，以示礼貌而已。[53]

因自觉前书言辞未妥，蒋接孔回书后，当天即回函，恳切说明，抗战形势艰危，动辄派人游说活动于日人中间，甚至与日人专机迎往，无论真意如何，是足以撼动军心民心，切不可为。若以我之名片，供敌以口实，更属不当。然孔接蒋函后，反倒是满腹委屈，复函声称，自己安排贾、蔡及王子惠等人活动，均有细密之计划，绝无授人以柄之处。种种消息所以没有及时呈报，实因“我兄辛劳万分，弟亦养疴南泉，既乏密谈机会，复恐冒昧失言”。对日方各种言论，更不愿“聒我兄之清听耶，故未遽以上达”。“不意作情报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其实，身为政府大员，“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开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谅亦无此胆，敢事伪造。”在孔看来，蒋对此根本不该怀疑。依孔之见，蒋实在是对间谍运用缺少现代知识，过于大惊小怪。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欧美各国平时即收养此等人物，储为己国之用，并备重金搜购重要情报，平时如此，何况战时？故遇有觅得能深入敌窟之侦探者，均视为奇宝。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至于说此种活动可能影响军心民心，孔也颇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之军心民心，而我之军心民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信写到最后，他还忘不了痛骂戴笠及其手下，其愤愤然曰：“弟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54]
不论孔之辩解若何，上述蒋、孔之文字足以显示，蒋对孔此时利用贾存德、王子惠等人对日人活动的情况并不知情，且极不满意。对与敌人交换文书、函电，哪怕是名片，均极其敏感，坚决反对。而孔、蒋之间，实际上并不十分通气。孔做此类秘密活动，不仅经常不向蒋通报，而且自以为是，自行其事，非认为十分必要时，也仅做情报搜集而已，并非事事报告。既然如此，说1939年蒋、孔指使同一拨人长年从事对日谋和工作，并不断得到有关交涉内容之报告，给以指示，甚至直接函电往还，自然不大可信。
关于“宋子良”香港使命问题
在中日秘密交涉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甚至伪造文件以换取日方信任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个时候，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打着各种接洽中日和平的名目，活跃于日本人圈子中的中国人实在不少。已知仅孔祥熙用来与日本人联络接触者就有八九人之多，如贾存德、乔辅三、马伯援、唐绍仪、居正夫人、孔令侃、胡鄂公、王子惠、蔡森等。其他人，如宋子文、张群、戴笠等也都有自己系统的人在上海、香港等地秘密活动。再加上部分政客和文人也主动在其中穿针引线，情形更加纷乱。为力争有所表现和作为，大家各显神通以套取日方信任，乃至虚张声势，弄虚作假，实不可免。在这方面，最典型者大概莫过于所谓“宋子良”事件了。
宋子良乃宋子文胞弟，时任西南运输处主任，负责国际物资经滇越、滇缅公路输入境内的工作，经常往来于香港、昆明与重庆之间。据说1939年底为驻港日本军方代表发现，遂努力接近，后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介绍引见成功。宋子良亦于1940年2月开始以经过蒋介石及最高国防委员会授权的资格，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以及中介张治平等一同，正式从事与日本军方的秘密谈判工作。据日方史料，双方此后于3月、5月、6月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宋等人甚至出示过蒋手谕和有蒋签印的授权文书等重要文件。但谈判最后并未成功，且日本人后来发现，这个宋子良原来是个冒牌货，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55]即便如此，后来的人通常还是对日方史料原文照录，并确信这次香港、澳门谈判等于是“蒋、日会谈”，只是基于不同的观点，人们对此事之评估各有不同。然而问题是，这次行动真有蒋授意和操控吗？
根据蒋档，蒋初知张治平其人，应在1940年3月。当时，戴笠将张治平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那里得到的和平条件（即所谓八项觉书）呈报蒋，蒋曾在日记中怒斥日本“其愚实不可及”。这是因为，这时汪精卫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蒋对汪正恨之入骨，刚下令公开卖国的“日汪密约”，而铃木竟希望推进蒋汪合流，自然让蒋怒不可遏。故当蒋得知张治平原附汪伪，2月间刚刚弃汪投蒋，在军统局戴笠麾下“以特工技术”与铃木接触时，当即下令：“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56]鉴于此，戴笠很就把张调回重庆，闲置一月之久，直至4月下旬才许其返港。张回港后，铃木又数度与张联络。张因有戴笠的命令，始终对铃木强调非去汪否则不能与谈，尽量保持距离。只是到5月上旬，铃木秘书受命找到张，表示让步，其新提出的五项和平意见内并且写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最后时机”等语。张上报后，戴认为有阻止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之可能，遂重新批准张与铃木接触。[57]对于这一秘密接触，张治平随时有密电向戴笠通报。直到9月初蒋令戴笠将张紧急召回重庆时为止，按照戴笠所布置的张治平工作，均未与所谓“宋子良”扯上关系。
张治平奉召回渝，却纯系受宋子良事之牵连。尽管有关宋子良如何与日方密商，甚至约定张群前往武汉迎接板垣总参谋长到长沙会晤蒋介石的种种情报早就纷至沓来，但蒋从不置信。这时蒋似乎也尚未掌握任何确实证据，只是有情报称宋乃由张介绍与日人接洽，并担任联络，故叫戴笠严询张与宋事之关系。故9月6日戴奉命与张谈话时，也只是一般性地问张：“铃木、今井辈既认定你是有中央确实路线，何以据我所得情报，铃木与宋子良又有接洽呢？”张则答称：“宋子良的关系我可以说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相信铃木与宋必无来往，否则委员长方面定必可得到宋关于此项之报告的。至于外间所传，铃木与许崇智、许世英等亦有接洽，前几天孔祥熙亦有两个代表到澳门与和知（鹰二）见面哩。”[58]
但9月2日和3日，蒋接连得到负有特殊使命前往香港的张季鸾发回的电报，情形当即发生改变。张季鸾电称：“板垣现正期待九月十五日以前与我委员长会于长沙，而先由张岳军先生到汉口，然后伴板垣赴长沙。”“敌方何以相信此事，则因（1）最初接洽之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2）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3）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信，板垣果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回信，示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像片带回。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明确认为：一方面，对宋子良“宜嘱其特别谨慎”；另一方面，“有人竟敢伪造委员长之信，此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彻查。”而“问题中心为张治平。敌方谓张为留英学生，而与宋熟识，故宋君若系受利用影射，恐皆张治平之故。”“是否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真正纠查恐须取得物证，最好由敌方将假信照片索来，此事似亦可能。”[59]

张季鸾来电显然使蒋大为震怒，他一面令陈布雷电张设法取回物证，一面仍不相信宋子良与此有关，认定必为张治平所冒充。故他很快将戴笠找去，出示所得情报各点，断言张治平“招摇撞骗”，“有反间重大嫌疑”，必须严加看管并询查。戴笠当即将张治平软禁，并派第三处（即行动司法处）处长徐业道亲自担任聆讯工作。但张治平坚不承认冒充宋子良，称其与铃木等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充宋子良。张也坚不承认有与章友三和陈超霖二人同见铃木之事，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是与其联络人曾政忠二人与铃木、今井、臼井（茂树）等接谈。至于伪造蒋信一事，当然更是否认。徐业道检查其亲笔供词，亦发现其平常不用中国字，连中文表达都多有脱落和辞不达意之处，故也不相信张能伪造蒋之信件。[60]
对初查之结果，蒋明显不满意。他很快将各方情报进一步分析整理后，交戴笠再审。其所提张问题之疑点共分四项：一、1939年底张治平持委座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之咨议委任状与敌驻港武官洽谈和平；二、张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三人与今井、臼井、铃木在香港日商大胜洋行举行会谈；三、今井携板垣亲笔函示张等，张等亦以委座亲笔复函示铃木等；四、在委座函内写明同意派张群负责长沙会晤事。对此，张的答复是：铃木与他抗战前即相识，铃木1939年11月到港后即请张协助打通重庆路线，开展和平工作，张当时尚在汪营，并无路线，故未应允。后结识军统驻港情报人员曾政忠，又经曾介绍认识军统驻港区曾之联络人卢沛霖，进而得中央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故张把曾政忠介绍予铃木等，化名章友三，谎称其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从未介绍过宋子良，更无陈超霖其人。且宋子良过于醒目，日人早有调查，找人冒充亦很少可能。至于委任状和委座亲笔函，前者因求和为铃木主动，铃木受今井所托，今井与张已有十几年之交往，不需要用委任状来取得信任；后者他相信委座墨宝中外皆有，以敌人之技术，不难辨认真伪，他亦不可能冒此风险。这时，戴笠为核实张治平的说法，已特地将张之联络人曾政忠从香港召来单独询问，曾的说法与张的说法也基本吻合，故戴笠亦判断蒋之情报不确。其结论为：“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61]
依据上述种种文献，似可清楚地看出，所谓宋子良与日本军方在港、澳密商和平，无论有无事实，都与蒋本人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所谓宋子良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说法，都颇不可信。因此事如与蒋有关，蒋断不致如此动怒，并再三在内部追查；如此事与蒋无关，以戴笠之地位及对蒋之敬服，再加上当时蒋耳目极多，戴亦绝不敢事先擅行妄为，事后又如此轻描淡写。[62]但如此一来，此事透露出来的信息，就相当令人吃惊。因日方保留的交涉文件与记录相当完整[63]，从开始到后来，张治中在其中都担任有重要角色。而张亦明确表示他与今井、铃木等均为旧识，故日方关于张如何参与之种种记述不会有误。张又承认将曾政忠假冒章友三，这显示今井、铃木等人不可能在港、澳同时与两个张治平、章友三会晤，如确有三次中日港澳秘密会谈，张治平、曾政忠必在其中无疑。由此就可能出现两种结论，其一是张治平、曾政忠所述为实，前后只有张、曾二人与今井、铃木等人进行交涉，今井、铃木等向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及各种记录材料等均为造假，所谓“宋子良”者纯属子虚。其二是日方记述为实，张治平、曾政忠确曾一直受人指使，与宋子良，或冒牌的“宋子良”等一同秘密与日方谈判，二人在受戴笠讯问时的说法则纯属搪塞和虚构。
日人造假并非全无可能。仅以所谓长沙会谈一事看，今井等人的心态就有可疑之处。以事后披露的“桐工作”（按即宋子良工作）各项文件之内容，可知日本方面始终坚持蒋汪必须合作，至少蒋汪双方关系必须协商解决。[64]但依据张治平6月密报，铃木等当时却明白告诉张，说：“板垣之意，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故板垣对此事意见：（一）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二）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即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65]就一般逻辑判断，张显然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编造铃木的讲话，因此铃木的说法或者是投蒋所好，引蒋议和；或者是日方文件规定记述是一套，实际操作为另一套。总之，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方史料未必完全真实。
但有关宋子良参与谈判之事，当时无论在日方内部，还是在中方内部，已是沸沸扬扬，为众多情报人员所侦知，日人完全虚构的可能也不大。事实上至9月间宋子良准备赴美之际，仍与铃木接谈的消息，当时即被侦知并报蒋。[66]故张、曾二人隐瞒真相的可能依然存在。问题是张、曾背后既非蒋，又非戴，更不可能是与戴笠颇多矛盾的孔祥熙[67]，其主使者之地位，必定十分特殊，方能使张、曾二人甘心受其指使，又敢冒欺“君”之罪。[68]而以当时情形，能使张、曾二人为之冒如此风险，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想到和借用宋子良名义，与日本持续谈判，甚至假传蒋电，假造文书与蒋函，不怕万一曝光而为蒋罪者，惟有一人，即宋美龄而已。日方记述，港、澳几度谈判时，宋美龄都借故来港，“对此会谈大力支持”，似并非偶然。联系到前文所述1939年也有所谓蒋电出现于香港谈判中的可疑情况，当时宋美龄在双方密谈过程中也同样频频出现于香港，甚至与日人及中方联络人见面晤谈，更让人怀疑这其中大有文章。[69]事实上，除上述蒋、宋、孔“一物降一物“的微妙关系外，凡研究蒋宋（包括与宋家）关系者，亦均可感觉其间之复杂与深奥。故宋在宋子良事件中之作用，实在有深入考查之必要。
不论宋美龄对宋子良事介入深浅如何，蒋对宋子良恐怕也未必毫无怀疑。从蒋得知宋子良事件不久，即劝说宋暂时离职赴美，并电促其速行[70]，和随后有情报说明宋准备赴美前专门与铃木接谈等情况判断，蒋对宋子良很可能已有戒备。[71]然而蒋对此类“家丑”，如同战后宋美龄力保投机倒把的孔令侃免遭“打虎”，蒋只好勉为其难一样，他不仅无计可施，而且还不能不尽力粉饰遮掩。最典型莫过于9月26日，日本方面已经正式停止“桐工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上海的情报员仍旧有情报给李，称仅因敌方条件奇苛，蒋无法掩护宋子良，整个谈判才渐告中止。蒋见此不禁大光其火，当即亲笔批示：“此乃敌方板垣、和知等和平攻势，扰我军心民心之阴谋。此早且为我谍报员侦得，已证明其所指之宋子良全为冒充之另一人，而非宋子文胞弟之子良也。而敌谍必始造此谣言者，即以宋子良为与我有亲属关系之故，可使其政府取信以为真也。凡此种无中生有可笑和平之无稽谣言，不一而足。最好由贺主任直电李长官说明此事大略，并嘱其对于其老河口与上海通电之电台特别注意敌方之反间工作，徒为敌方所利用，实只有害无益，不如与之断绝通电，并切责此间谍之为敌利用而不察其妄也。”[72]此情报原本即为重庆所截收，纵有不确亦难启齿指责；且消息来源是李宗仁自己的谍报人员，蒋亦无干涉可能。对此蒋却全然不顾，似可见他这时发的其实很可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名火。

蒋介石亲订的议和条件
蒋介石在1940年夏又是批评孔祥熙动摇军心民心，又是软禁张治平调查宋子良事件，这是否意味着他这时根本反对议和呢？非也。同前此一样，在蒋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和是战，必须依据国际国内之大势，有全盘之规划和慎密之设计，能达到不战而胜之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操之于己。
其实，在这一年夏天之前，蒋就不断得到各种情报，知道日本人在香港大肆活动，急于寻找路线，与重庆谋和。但5月底之前，鉴于日本政府公然扶植汪伪政权，蒋并未动心。6月中旬，宜昌意外失陷，重庆门户洞开且连遭轰炸，同时英法在欧洲对德作战惨遭失败，中国获取英美及华侨援助的西南通道，也因英法在安南和缅甸的殖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而相继宣布关闭。[73]至此，蒋对日方谋和动向不能不开始有所重视。7月2日，蒋接到张季鸾来函，得知日人和知表示日本已有撤兵停战决心，其在日记中对此还颇表疑惑，暗自决心“应暂置不理”。几天后，蒋即改变态度，进一步研究了张函，考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即所谓“一、谈政策不谈条件；二、谈情感不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三、对于中国人心应令特别注意，（并应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四、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五、汉口租界应先取消；六、内河航权应取消；七、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八、热河应先交还；九、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十、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十一、保障问题应稳妥；十二、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74]
进入7月中以后，日本急于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向东南亚以及南太洋各岛推进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一时间，张季鸾、温毓庆、胡鄂公、张治平、何世桢都有情报呈送，说明日方谋和已不择手段。再加上和知鹰二直接转托希腊商人上书蒋，态度谦卑至极。又得到板垣愿亲至长沙与蒋会晤，甚至将汪精卫交中方处置的消息。这些反令蒋满腹狐疑，怀疑敌意在分化利诱，因而开始反复提醒自己“应切戒严防，勿摇惑！”据此，蒋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纪念日公开发表告民众书，继续号召坚决抗日。[75]但注意到日军急于南进，日方谋和态度前所未有之急迫，蒋又不能不抱以幻想，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不战而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故又不得不在暗中做争取议和的种种准备工作。他因此特别委托张群、陈布雷和张季鸾等人研究议和之利弊与实现和平之基本条件。蒋相信，只要能够达到“（一）打破敌国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主地位”，就可以谈。而目前情况下，因“（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有求于我；（四）敌有惧于我”，也不怕谈。[76]
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根据蒋意，于8月下旬分别起草了《中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和平协定》、《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等多个重要文件，经蒋修改并共同讨论后，形成一项文字，交张季鸾带往香港。在这里，可以看出蒋之坚持者主要在撤兵及废约二点。另外，蒋也十分强调“日本侨民除在租界与通商口岸外，其他各地者应同时撤退”，和“热河应不属于东三省范围。”[77]
从张群等起草的文件可以看出，蒋之幕僚对和战的基本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即日军必须限期完全撤出长城以外，同时自动废止过去两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对东北问题，则意见略存分歧。有人相信：“我国既不能收回，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惟以现在日本兴趣转向南太平洋，“中国若坚持收回空名，似非不可能。”[78]但也有人主张做成甲乙两案，“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乙案现在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就后者，他们提议再分两案：“（一）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二）要求日本先改革满洲制度，使傅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傅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前者即先收回空名，后者则照顾现状，有一过渡。[79]
经过讨论并最终合成之文件，内含两项各四点，并附记一点。全文如下：
一、基本原则：（一）两国相互绝对尊重对方之独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两国相互尊重对方之国体政体，不用任何藉口干涉对方之内政与政治的及社会的组织。（三）两国相互保证今后两国间遇有争端，皆用和平方法处理，决不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为企图解决争端之用。为确定以上诸原则共同信守之计，两国宜尽速缔结互不侵犯及和解公断之条约。（四）经济合作以绝对平等互惠并各保自由为原则。
二、恢复和平之绝对必要条件。（一）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应限期完全撤回，其在北方长城内外之部队应全部撤出河北察哈尔省境以外。（二）凡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方，包括察绥两省及沿海大小各岛屿，应完全交还中国。（三）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消，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契约，一概不能承认。日方并不得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四）凡占领地内日方所占领之中国公私产业，须一律交还。凡日方所办具有垄断性质之公司，中国不能承认。凡经济事业一概依中国现行法令及条约办理。除租界及通商口岸之外，凡占领地内之日本侨民，应随同军队撤退。希望条件。日本自动声明愿废止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断权、租界、内河航行权、辛丑和约驻兵权等，定期实行此项声明，望恢复和平之日同时发表。
附记：东北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80]
从上项文件之附记可知，蒋相信通过和谈取得对东北主权甚少可能，不如暂时不提，以后再议。在另外一件题为“坚持之件”，也要求张季鸾遵守的内容相当的文件当中，蒋更具体地提示张必须坚持“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和东北问题则“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81]

从最后经蒋确定的谈判文件可以看出，蒋及其幕僚对通过谈判收复长城以内之失地，实现关内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颇有信心与决心。尽管蒋对东北问题之根本态度与其幕僚并无两样，甚至更为敏感，但作为议和停战之最低限度之条件，蒋在东北问题上仍主张牵就现实，对目前通过谈判争取东北回归或名义回归，明显不如部分幕僚态度积极，反而是对争取热河在停战后即从满洲划出显得相当坚持。
8月27日，蒋再度与张季鸾讨论文件细节，并详细说明和战方针及其政策依据，为张鼓气，要求张交涉时务必坚持所议之原则，不可稍有迁就。29日，蒋再度召见张及陈布雷，再商文件措辞，详细叮嘱各项要点，再次提醒张对所拟条件不可让步。可见蒋对此次交涉极其重视。
1940年8月31日，张季鸾携带蒋亲自改定之和平条件飞去香港。这应该是蒋第一次正式决定并指导议和，故其在当天的日记中显得颇为感慨。称“敌倭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可望其彻悟？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议和？今姑妄试之。惟坚持勿稍迁就，保我人格国格！”他并且安慰自己：“对倭情与和战问题研究透彻，手拟最低限度之条件与原则，自信不致有误。”[82]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张季鸾抵港后，发现敌人所有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宋子良身上，并积极准备在9月15日前实现板垣与蒋介石的长沙会谈。此时插入其中并提出在重庆商定的诸种条件，又不能公开说明蒋在背后指导，明显得不到敌人的重视。故张一面紧急要求重庆彻查所谓宋子良事件，一面通过何世桢向和知鹰二揭露所谓长沙会谈纯属子虚。但和知很快因事离港返日，张在香港全无施展余地。反而是惹起众多猜测和是非。如有情报宣称，张因见不到和知，不惜公然表示到港前曾十次见过委座，且多次单独召见，欲“夸大宣传其身份，以冀引起和知之重视云”。[83]性情刚烈的蒋介石自然觉得有失颜面，愈加懊恼，在日记中直骂“季鸾多事”，“为可叹也”。[84]
9月20日，蒋下令陈布雷电告张，不可在港久候，以免自招其侮，且今后断不可再与和知等人来往，因其纯为欺骗也。对此，张则极力为和知辩解，称和知向与今井、铃木等人立于明争暗斗之地位，且和知一向反对利用汪精卫，是日方少有的坚持必须与重庆对话的重要干部，不可轻易断此渠道。他并且强调说：“现在抗战全局，除非站在共产党之立场，断不能无条件乐观。是则对敌诱导之工作，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现留此一线，自是有益无损。”[85]然而蒋态度已定，坚持要张回重庆。蒋介石自抗战以来唯一一次正式筹划，再三准备的秘密议和，竟因此胎死腹中。
从此，蒋对和谈再不抱有任何幻想。用他这时的话来说：“中倭构（媾）和为下策，盖倭对华之野心与其最近建设占领区及移民之状况观之，决非一纸和约所能解决，且世界战争未了以前，何能使彼交还琼州及沿海岛屿，即使我出任何代价，亦不能也。若我为保持西北与西南根据地，则倭本已无力西进，我又何必与之构（媾）和哉？” [86]此后，日方虽然又经过德国外长调停，并且又有所谓“钱永铭路线”探和，蒋仅出于牵制日本正式承认汪政府的策略考虑略做敷衍了事。据说，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甚至已经公开宣布：今后凡是敢谈论中日和平问题的中国人，都将一律以汉奸看待。[87]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风波和教训，对日议和之声，日渐风平浪静下来。一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美英之战争盟国，对日议和之事算是寿终正寝了。
简单的结论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之剖析与说明，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性的看法：
第一,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当然，在此诉求下，蒋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敌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接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因此，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对日议和，其态度从未有所动摇。
第二,蒋对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解释根据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亦有调整的空间与趋势。如战争爆发初期，整个党政高层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情况下，蒋对要求日本停战撤兵至长城内，还是长城外，是退入东北，还是可以继续占据内蒙古地区，态度上明显有所犹豫和摇摆。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持续，他则逐渐把自己的要求扩展到包括长城之外部分地区的整个绥远、察哈尔，甚至是热河地区去了。进而更基于民族主义的心态，再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其他种种限制日人特殊权益的要求。其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后来在实际上被大大突破。
第三,蒋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较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但蒋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故对自己信任的，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党政要员或明或暗地从事此项沟通，蒋感觉有需要时便不坚决反对。惟因对此种人平时过分依赖，有时反而往往难以左右，结果难免会感受其消极情绪的冲击，甚至因其擅自向敌人秘密接洽条件而备受困扰与牵累。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未必有蒋介石直接参与其间。
第四,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即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作战的足够思想准备，较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尽速结束战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蒋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受此思想影响，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国民党人历史上习惯于把国家统一的范围划在长城以内的事实，也妨碍着蒋把收复东北三省列为当务之急。但这并不等于说蒋有心放弃东北主权，他从不承认伪满洲国，极端反感日本将“日、满、华”并列的提法，都显示他在东北问题上仍有坚持。故蒋持久战思想的欠缺以及在东北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并不影响他坚持抗日的基本立场。其到底没有走上妥协与和平的道路，最终把收复东北及一切失地规定为抗日目标，并走向持久抗战，与他的这种坚持不无关系。

[1] 参见藤井志津枝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1993年版，第201－204页；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415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
[2] 对蒋档中这一方面史料利用较早并有多项

中国历史故事朝代顺序歌

重要成果者为邵铭煌。其已先后发表〈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近代中国人物论文集》，1994年；〈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暨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印：《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近代中国》第137期，2000年6月。然邵文对蒋介石与抗战前期国民党人的谋和行动的关系虽有涉及，却未做正面之研讨。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页。
[4] 参见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1997年版，第一、五、六章，及第55－56，57，75－79，110页；黄友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4页；参见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5] 蒋将此严重后果概括为以下八项，即“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已、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见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浙江奉化王宇等编：《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日条。
[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0－21日条。
[7] 这七项条件是：（一）在内蒙古设立与外蒙古同样拥有国际地位的自治政府；（二）在华北设定从满洲国边境延至平津的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华北全部行政权即归属南京政府；（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参见《汪伪政权资料选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09页。）蒋在11月5日接见陶德曼时，也重申了中方的既定方针，即“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愿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转见黄友岚前引书，第54页。）
[8]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1月17日条。
[9]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日条。
[10]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0月1日条。
[11]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1月5，7日条。
[12]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2月14，16日条，并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1987年版，第2472页。
[13] 其四项原则是：一、中国放弃容共政策，协助日“满”推行防共政策；二、在需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设置特殊的机构；三、日“满”华三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四、中国应对日本赔偿。九项条件是：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而设定适当的机构，并对该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以达成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同；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协助日“满”二国贯彻该政策；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定非武装地带，又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华共同合作维持治安及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应缔结有关资源开发、关税、交易、航空、通信等所必要之协定；九、中国答应对（日本）帝国赔偿。附记：（1）日军在华北、内蒙古及华中之一定区域，为安全保障之目的，在必要期间内驻防；（2）前各项日华协定成立之后，才开始谈判停战协定。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1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380－381页。
[1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6日条。
[1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7日条。
[1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年12月28，29日条。
[17] 9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抗战史著作和文章已较多地肯定是蒋拒绝了日本的亡华条件，只是对国民党内及知识界当中的妥协倾向未予重视。见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的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另外也有继续坚持传统说法者，如称“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8] 在蒋这一段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谈论我之政略在促进各国之干涉；或外交重点在使敌侵入黄河以南，引英俄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或务必使九国会议怒倭而施以经济制裁，并允俄出兵助我；或应准备三年苦斗以促国际出而干涉等种种外交设想。
[19] 参见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并见藤井志津枝前引书，第34－35页。
[20] 有关这两种说法的具体内容及出处，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注释3。
[21]见黄友岚前引书，第71－76页。对于高宗武赴日一节，黄书的说法则与今井武夫的说法有所不同。今井称，蒋只是命令高在香港搜集日方情报，并不许高再去香港，高却受周佛海的鼓动，违反蒋的意愿到了香港，并贸然潜赴日本怒斥。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3页。另藤井志津枝亦依据当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秘书罗君强之回忆，断定“一九三八年七月（应为六月－引者注）高宗武访日，是直接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的。”藤井志津枝前引书，第73页。
[22] 意大利大使这时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调停。《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2月1日，2月23日条。并见蒋总统言论汇编委员会编：《蒋总统言论汇编》卷十三，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04页。
[23]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3月22日条。
[2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4月4日条。
[2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4月5日条。
[2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4月9日条。
[27] 《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年4月12日，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4件。惟据董道宁报称，其赴日之行系奉高司长宗武之命，于2月25日东渡，其唯一目的在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以供当局参考。
[28] 关于蒋托高宗武委婉转达和平条件一事虽为事实，但蒋托高转达和平条件之具体内容尚无史料披露，这里仅据今井武夫及松本重治之回忆。所以引述此回忆材料，仅因其内容与蒋这时对日本攻苏动向之判断相合而已。参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71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280－285页，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442页注3。
[29] 《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年6月2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2件。
[30]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7月9日条。
[31]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7月22日条。
[32]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7月31日，8月19日条。
[33] 关于高宗武纯粹是擅行赴日一事，还可见《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年7月21日）函。其函说明今井所谓高因胸部旧病复发，决定不回汉口，只写了报告寄给周佛海一说，亦不确实。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73页。高函如下：“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此函及报告系着专员送汉（本拟亲自送来，惟职初行返港，又复飞汉，深恐引人注意，一俟有具体问题时再行前来请示）合并陈明，肃此谨颂钧安。职高宗武谨呈。”见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3件。
[3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7月12日。另据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一文所引，可知蒋这时还特别要孔祥熙“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
[35] 见唐纵前引书，第99－100页。
[36] 关于乔辅三赴港密谈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6月23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443页；有说6月15日就开始谈，如黄友岚前引书，第83页。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443页。贾存德此时也曾作为孔与日人萱野长知之间的联络人穿梭于汉口与香港之间。见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7－78页。
[38] 《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年8月9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7件。
[39] 《蒋中正致孔院长电》，1938年8月1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418件。

[40] 《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年8月11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601件。
[41] 德国1938年5月以保护捷克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为由，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迫捷克割让这一地区给德国。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的保护国的英、法两国，于9月29－30日同德、意两国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举行会议，达成协议，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于10月1－10日间从苏台德地区撤退完毕，由德军分阶段占领。此即所谓慕尼黑协定。协定签订第二天，波兰即出兵强占了捷克境内波兰族聚居区，随后匈牙利也侵入捷克境内匈族聚居区，捷克斯洛伐春因此惨遭肢解。
[42]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38年10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7卷，第45593件。
[43] 这时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首，极力倡导“可战可和”，积极“酝酿和平运动”。周佛海等并在汉口、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地组织所谓艺文研究会，实为反对唱抗日高调的“低调俱乐部”。
[4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9月23日条。
[4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9月27日，10月1，3日条。
[4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年12月9日条。
[47] 杜石山究系何方人士，是否真为蒋之“亲信”，并秘密负责所谓蒋在香港事务，至今未见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包括柳云龙，是否真为陈诚之人，亦尚未见有具体之考证。
[48] 参见杨天石前引文。
[49] 据杨文披露之蒋电两则，3月4日内容为：“柳云龙科长译转。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豪。”4月13日内容为：“转石山兄鉴：文电及小川翁、萱翁台示敬悉。一是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歉甚。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代为致意也。希与马君联络，并将详情电告。蒋元。”此两电一落款为“蒋中正”，一落款为“蒋”，而抬头受电人却以“兄”相称，显然不合一般之习惯与规矩。遍查蒋之电函，除对方地位较高且须十分郑重者外，很少用“蒋中正”之全名。通常予下属及平辈或熟悉者，向仅署“中正”，或“中”字，不仅不会用“蒋中正”三字，更不会用一“蒋”字。且蒋一向处事谨慎，以亲电形式处理此种绝密之行动，又署真名，又以示敌，更非寻常。
[50] 已知蒋1938年即曾两度要孔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其9月11日函称：“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误奸通敌论罪。”见邵铭煌前引文。
[51]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8月24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6件。
[52]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6件。
[53]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9月2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8件。
[54]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年9月30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19件。
[55] 今井武夫前引书，第122－163页。
[56]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4件。
[57]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9件。
[58] 《戴笠呈报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515件。
[59] 《炽章致布雷先生电》，1940年9月2日；1904年9月3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8，35539件。
[60] 《徐业道报告》，1940年9月9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9件。
[61]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19件。
[62] 其实，所谓“蓝衣社”，究为何样组织，归何部门，由何人负责，几十年来始终未见有所澄清。所谓戴笠为其首领的说法，亦缺少足够根据。
[63] 见今井武夫前引书“资料”第15－29件，第328－382页。
[64] 今井武夫前引书，第346，354，356页。
[65] 转见《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29卷，第45504件。
[66] 《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46件。
[67] 关于孔、戴不和，影响到对日秘密工作问题的情况，除前引孔函外，还可以从唐纵当时的日记中得知。见唐纵前引书，第155页。
[68] 亦有称王新衡为宋子良与日本军方接洽之搭线者，但王之背后亦必另有其人。
[69] 参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132，142，339，356页；杨天石前引文。
[70] 《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9月4日条。
[71] 特别是张季鸾9月21日函所称“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闻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等话，明显只能是出自宋口或由宋所授意者，宋在其中扮演角色似无可疑。见前引《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
[72] 《蒋就敌与宋子良间之和运已告停顿情报之批语》，1940年9月26日，特交档案－民国二九年292册，第290129件。另唐纵日记当中也记述了这件事，见唐纵前引书，第163页。
[73] 滇越公路和滇缅公路相继于1940年6－7月间开始实行禁运。
[74]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一，1940年7月2日，7日条。
[75] 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年8月10日条；《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一，1940年8月6日，9日，11日，12日，13日，15日。
[76] 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8月25日，26日条。
[77] 参见《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1940年8月；《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6件，第45537－1件。
[78] 《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1件。
[79] 《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28件。
[80] 原件无标题，仅用铅笔注明“8/31张携港之件”。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33件。
[81] 《坚持之件》，1940年8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28件。
[82] 《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年8月31日条；《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年函，8月31日条。
[83] 《情报》，1940年9月16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1卷，第45626件。
[84]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二，1940年9月22日条。
[85] 《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5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030卷，第45550件。
[86]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三，1940年10月30日条。
[87]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三，1940年11月18日，20日，28日；并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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