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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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
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本原因。
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
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
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
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
二、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
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去从事社会改良的活动。护国运动结束后，同样如此。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者。因此，他只主张政治体制的革命，而不主张经济体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说是半个革命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动，都遭到腐败政治的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革命。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书生气还很重，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还很浅薄，单纯的理论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变革方案。他们不了解革命和改革都需要调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依靠少数人士的努力，也无法使改良获得成功。同时也说明，第一代改革者，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决心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已有所表现，从和平的立宪运动到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的领袖同样是从士大夫脱胎而来，是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治国平天下）来从事经济运动的儒商。他们致力于呵护新经济还深感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力量去支持一场革命。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亿元，不过是现在一个不很大的项目的投资额。[18]中国的手工业还刚刚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区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还很难意识到土地问题上的障碍，何况，他们自己也有传统的土地利益和社会关系。以人数计，在4亿人口的中国，资产阶级简直构不成阶级力量。而这场革命的参加者同样刚刚从科举制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仍然生活在传统经济环境之中，同土地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的现代意识还很有限，一方面即使意识到土地问题。，也还很难去牺牲传统的利益。因此，除少数人以外，辛亥时期的先进分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经济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对于土地关系现代化的方案，只是纸上谈兵。因此，辛亥革命时期不可能以土地改革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以经济利益的动员来作政治动员的基础。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就表示：“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19]他主张采取限田的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抑制豪强的政策。短短的几句话，可以说是后来国民党和平土改失败的基本思路。宋教仁在组建民元国民党时，迎合合作者的要求，在党纲中就删去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到北京时也表示：“北方同胞误会吾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人幸勿恐怕。”[20]1912年6月间，广东都督府曾向省议会提交更换地契的方案，在这方案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政策，但这一加重地主负担的方案，遭到省议会的反对，未获通过，他们认为：“各县遍遭匪祸，元气大伤，微特小康之家多嗟鲜饱，即素称富有者或亦今非昔比。”[21]他们期望的是传统的加强地主经济的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少数追随者之外，孙中山又能动员哪一股社会势力来支持他的和平改革的土地政策？
辛亥革命以后，反对派讥笑当时社会上“伟人如鲫”，除了政界浮沉之外，谁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孙中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一般不明白的人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22]
结果，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应付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
三、中国的传统和辛亥革命的后果
在中国二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体制下，王朝的更替形成一个传统，并深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三国演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分合的态势并不完全相同。以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为例，士大夫同基层暴动结合起来，在基层暴动中涌现的领袖，彻底更新了旧的统治集团，一个巩固的新王朝成立。以东汉末、唐末为例，士大夫维持旧王朝，统治集团的更新不彻底，在镇压基层暴动中出现军阀集团，以军阀的力量改朝换代，统治基础没有扩大，新王朝不巩固，即使形成比较巩固的宋王朝，也没有强大的实力。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士大夫没有转向群众暴动，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来维持一个旧王朝。这样，既没有出现一个新王朝，旧王朝（作为中央政府）也未能更新，只是地方政权有部分改观。社会危机继续存在。而曾国藩从地方上崛起组建的湘军，成了清军主力，采取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正在解体中的清王朝出现了外重内轻之势。
辛亥革命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士大夫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知识更新的视野下，在清王朝腐朽必倒的政治局面下，以西方现代政治体制为理想目标，独自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群众暴动的客观形势，他们动员的社会力量不足以达到建立新政权的目的。
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以来的私兵制度，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六镇新军，武昌起义后，清廷任命陆军大臣廕昌统率就指挥不动，不得不让已被罢免的袁世凯出来指挥。北洋六镇是当时中国唯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因此，不单纯是革命党人的努力和力量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是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声势，在列强支持下，依靠掌握的军事势力，取代清王朝掌握了中央政权。仅仅推翻清王朝并不能使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达到更新的目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遭到破坏，中央政权仅仅排除了满族亲贵，而保留了旧官僚系统，尤其是北洋系。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气象更新的政权。清王朝的倾覆，也是传统的军阀势力改朝换代的一种表现。
当时，北洋军人们抱着这样的观念：“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23]这种军事派系观念在事实上一直流行到民国结束。私兵制度造成了骄兵悍将，袁世凯随后对自己的部将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挥。杨度说：“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24]袁世凯企图以称帝来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他的失败，固然是遭到在野各派反对的结果，但也是私兵制度下骄兵悍将背叛的结果，他的命运其实是步清帝的后尘。他的遗产为段祺瑞、冯国璋所分割，中国社会转入北洋军阀时期。
军阀作风并非仅限于北洋。就是非北洋系的前清军事势力，如张作霖、陆荣廷也军阀化了。更严重的是，在革命中兴起的军事领袖，也同样军阀化了。如阎锡山、唐继尧都曾是同盟会员。
孙中山以其现代知识和过人魅力，成为革命的领袖，他虽然强调领袖集权、军事专政在革命时期的必要性，但是，孙中山作为在华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对中国社会的私兵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1912年8月孙中山访问北京时，就以为：“近来嚣嚣之口，或不免恐军队干预政治，吾则谓我爱国军人，既造成此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决不至有此破坏之举。”[25]他虽然一直致力于培养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但对共和制的真诚，一直没有按传统的方法，亲自去训练和控制一支忠于自己个人的军队。因此，当他追求冒险的理想的政治目标和他培植起来的部队的利益不一致时，他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根据中国的传统，在缺乏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出现军阀化倾向，只忠于军事领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动员遭到困难时曾抱怨说：“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26]当时属于革命党人系统的部队当然不止两个师，但孙中山本人连一个师都指挥不动，他甚至不得不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动第八师下级军官起兵讨袁。而这第八师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时特意保留下来的部队。孙中山在失败流亡到日本后，又曾责难黄兴说：“今在筹备之中（指中华革命党——引者），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27]虽然，黄兴重视道德，洁身自好，但我们不可忽视这段话的含义，私兵化的倾向，同样渗透到了革命党人的军事系统中。
1917年之后，孙中山曾倾全力支持陈炯明发展军事力量，他在致蒋介石函中说：“竞存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28]陈炯明并非毫无现代观念，陈独秀在中共成立前后就曾和他合作，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制约着他的行为方式。据彭湃调查：“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个别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29]陈炯明在致吴稚晖的信中，抱怨孙中山说：“不过我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旋空大演而已……况群众之首领，其要素须能说海阔天空之大话（法人黎明似曾说此），我则尚染昔儒之毒，跼躅于先行其言之训，实不合首领之本领。”结果形成了陈炯明部的叛变。但在上述信中，讲道理他也明白：“譬如现在国中，摧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之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日在老百姓头上恣其践踏，合之而为民国四凶。”[30]
孙中山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才明白：“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31]士大夫意识和传统社会关系还很浓重的辛亥革命党人，尽管在理论上接受了共和主义，但在掌握了军队之后，也走上军阀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后为什么能够建立民国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只是略有夸张地解释了假共和局面得以出现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32]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只是由于新的观念和力量的暂时平衡，才未能恢复帝制，而采取了共和国的形式。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解决军阀的问题。这就是当时中国客观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
1924年之后，国共合作，学习苏联，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军队中的政治

人类是达中国历史故事

工作制度，组建的国民革命军也号称党军。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学会以党治军。国共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后，黄埔系就成了蒋介石的部队，服从蒋介石的指挥，构成所谓嫡系部队。蒋介石无论担任什么名义，甚或下野，他都能控制这支部队，而对其他部队，都无法直接指挥，必须同其将领在政治上协调，建立政治同盟，才能为己所用。私兵制度在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下是难以改变的，蒋介石始终未能达到削平群雄、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目的（退到台湾后除外）。
1927年之后，除黄埔系外，例如，桂系、粤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等等，都不是蒋介石能够直接指挥的。即使是原本亲蒋的陈铭枢指挥的十九路军，是由孙中山命令邓铿组建的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元老部队。在北伐时期亲附蒋介石。但就因为这支部队是陈铭枢训练出来，蒋介石是不可能越过陈铭枢去直接指挥的。正由于这种独立性，在“九一八事变”后，因调停宁汉冲突的机会，十九路军进驻上海、苏南。尽管陈铭枢参加中央政府后，已经不具有军职，但仍能摆脱蒋介石意旨，策动十九路军独断地抵抗日军侵略，掀起了“一二八抗战”的悲壮一幕。陈铭枢在策动十九路军组建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时，已经长期统率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蔡廷锴，对这位十九路军的祖师爷就有所抱怨，蒋光鼐回忆说：“陈回国后，到过福建三次。一到福建，即以家长自居，直接插手到各机关部队去讲演、训话，俨然架在主席（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引者）、总指挥之上。他的企图过早暴露出来，引起我们反感。蔡廷锴曾对我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军队呀！‘“[33]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空话，陈铭枢对部队的影响力和这支部队的宗派性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其他与国民党中枢更疏远的军事派系，山头林立，内战不断，自不必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系统内的派系战争已经停止，但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非黄埔系部队，蒋介石仍然无法直接指挥。傅作义只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个小派系，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本部部队的运用，蒋介石也只能同傅作义协商，而不能依靠命令。据谍报，傅作义在1948年6月间在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有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34]郭汝瑰回忆说，11月5日傅作义在南京与何应钦等讨论作战计划时说：“华北剿总仅有部队五十五万（傅作义此时共辖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兵力十分薄弱，如果东北共军百余万蜂拥入关，华北局势必急剧恶化，我实在负不起这样大的责任。俗话说‘知难而退’，我只好将原拨给我的中央军全部交出，请总统改派他人前往北平指挥，我只带我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一O 二，暂三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以免贻误华北战局。”[35]这种军事派系，使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将领长期养成了保存实力的意识，不关自己生死存亡就不肯力战。这使国民党系统的部队在国共战争中互相抵消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在事实上，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裁者”，他一直没有力量独裁。
从根本上说，私兵制度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腐朽解体的恶果。即使清王朝不倒，根据中国社会的传统，同样会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如唐朝的藩镇一般。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度，始终是中国社会王朝更新运动的严重问题。
四、国民党动员模式的保守化
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失落，社会分崩离析。现代民主观念也从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推延，这就推动了基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12年间，徐企文就曾组织中华民国工党，虽是提倡劳资合作的组织，但也多次组织过工人罢工，谋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36]而在农村的斗争中也有新的意识提升。1912年底，松江地主组织田业会，准备强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启发下，松江佃户准备组织佃户会，与田业会抗衡。佃户会虽然没有组成，田业会也因此被迫解散。[37]
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也开始在工人阶级中展开工作，对于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三运动，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38]当然，国民党并不赞成劳资对抗。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孙中山于1919年6月22日与戴季陶有一篇谈话，他认为：“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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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39]表达了调和劳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的意向，而不是要动员群众直接谋取经济利益，来支持革命的政治动员。政治体制变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孙中山——国民党社会变革路线的基本矛盾。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仍坚持原来的动员方式。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力量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孙中山不必再通过兵运的方式，而直接策动军事将领，来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林在回忆孙中山时指出：“虽然当时（指1921年12月——引者）已有明确的倾向：继续工作使他的国民党进入新的轨道，但孙中山基本上仍然坚持只能采用军事行动的老方法……他赞成专政的思想，重视党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介绍他的党的实质，没有专门提到必须借助青年学生去争取工农支持他的革命组织的根本必要性。”[40]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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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培植起来的骨干军事力量，才最后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接受俄国的援助，依靠左翼力量的支持，来推进革命。
孙中山虽然接受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明确声明“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标，但是，国民党的动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一直在说明他的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区别：“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41]“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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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谈到平均地权政策时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43]“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44]他对左翼学生运动也持批评的态度。
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目标的真诚和个人权威，维系着国共合作，平衡着左右两翼的关系。但国民党中既很少人真正明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方针只能依靠左右两翼的暂时平衡才能维持。当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方式越来越走向激进，左右两翼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当此最大改革之际，我党同志，宜力谋减少中国全体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条理有步骤之方法，以增进民众之生存幸福。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我党本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产党所包办，关于农民运动，除促其抗租，工人运动，除唆使要求增加数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利用以杀人越货，作政争之工具。总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农工以解决政治问题则可，用农工以解决经济问题，则有所不能。”[45]从理论上说，蒋介石关于国共对群众动员政策的区别，确实如此。但从实践上说，中国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社会力量能够实施孙中山的农工政策。国共分裂以后，以国民党的保守性，连自己承诺的农工政策也难以实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浙江实验“二五减租”遭到失败，国民党就只能向右转了。
国民党既未能以群众动员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的推进，往往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方式，革命的水准迅速下降。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反省说：“痛定思痛，深怪我们靠革命起家，以扫荡腐恶军阀为使命的党和军，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仍拿他们那一套腐化行为到我们阵营中来照样表现，并带坏我们纯洁子弟呢？”[46]
当时，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自承的历史任务。尽管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中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未经改造，企图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努力，难以成功，解决不了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解体之后的军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有东南财富之区，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微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去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中央政府的军事统一政策而受到经济上的压迫。蒋介石用绑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资本家勒索钱财，以支持其军费开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导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47]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国社会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扩大。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难以摆脱恶性的循环：为了推进现代化，它必须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必须要求资产阶级予以经济支持。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薄弱，无力满足蒋介石、国民党统一政策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伤害，资产阶级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派，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政策也就难以完成，推进现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难以消弭，并且成为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合理手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希望进行“戡乱”总动员，以挽救失败的命运，但是，又能动员谁呢？
蒋介石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对资本家采用了比1927年更普遍的掠夺政策。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大骂资本家：“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48]用本来是对付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资本家。残酷的掠夺使上海的流动资本陷于枯竭。
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29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49]国民党军在占领了解放区之后，也曾制定调和租佃矛盾的政策。蒋介石也强调：“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过去共产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力。”[50]但事实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还乡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即使有地主愿意国家征收土地，投资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有关方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没有人说不可以。”[51]国民党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土改的财政力量。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52]国民党的动员也就只能归于失败。
中国国民党人，许多人经过了辛亥革命、1924——27年的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曾是艰难缔造过来的一代人，但最终遭到失败。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待于研究，但作为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第一代从事现代社会体制变革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的一代人，还难以把握到中国社会变革脉搏。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性政权。中国社会现代经济的严重落后，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动员方式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仅仅是痛苦地起步，并不能一步登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学家既不必夸大也不必贬低，而是应该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历史，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时，才能有更高的智慧。
注释：
[1]《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1986年7月版。
[2]《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3]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辑第82页。
[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7]《陈铭枢回忆录》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8]转引自丁日初：《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9页。
[9]《章太炎再论黄克强》，《新纪元报》（北京）1912年9月20日。
[10]《胡汉民自传》第61页，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1958年版。
[11]《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2版
[12]《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13]《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14]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第1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15]《〈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16]同14.
[17]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1906年6月26日）
[18]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9]《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1912年1月3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3页，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20]《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21]《民立报》1912年7月7日。
[22]《在神户华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7页。
[23]《民国新闻》（上海）1912年8月19日。
[24]《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67页，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25]《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页。
[26]谭人凤：《石叟牌词》第1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27]《复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8页。
[28]《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9页。
[29]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30]《答吴稚晖书》，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册第942—94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31]《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32]《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33]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合订本。
[34]《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到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35]《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36]参曾业英编：《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版。
[37]《华亭取消田业佃户两会》，《申报》1912年12月3日第6版。
[38]参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39]《与戴季陶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页。
[40]《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41]《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1页。
[42]同上，第377页。
[43]同上，第389—390页。
[44]同上，第393页。
[45]《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9—30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版。
[46]《孙元良回忆录》第189页，台北1974年2月再版。
[47]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第232页（伦敦1928年版），转引自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48]《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第3版。此讲话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
[49]《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第4辑第36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50]蒋介石于1946年11月18日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同上。
[51]《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5页，（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6月版。
[52]《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南京）第1卷第1号。
文章出处：http://www.cc.org.cn，2001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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