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与时代同行——《近代史研究》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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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它见证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恢复和发展，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成就。全面总结这本刊物的历史，评价它的贡献，应该由更合适的人来做。我与这个刊物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中，只是读者与刊物的关系，在早期甚至不是一个即时的读者。因此，以下的内容，相当程度上只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读者的“文献解读”。
与时代需要相契合。初期的《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气味浓厚，这既表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也反映在专题研究中新观点的层出不穷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问题，都有新结论的出现。如创刊号上蒋杰的《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是1949年后最早肯定百团大战的文章；次年第3期陈铁健的《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饱含激情和深情地为瞿辩冤白谤，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当时刊登的文章，还有一个其他学术刊物未见的特色，即在几年之内，各期头篇基本上刊发老一辈革命家的未刊历史文献或回忆录。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彭德怀1962年8万言上书的节选，取名为《往事回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85年。虽然这些文献不是研究性作品，似乎与研究性刊物的性质不尽相符，但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倡导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时代要求下，这些当事人写作的、作为历史真实即时纪录的文献比任何研究都有更强的说服力。80年代中期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史学研究步入常态，《近代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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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走上了常态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严谨务实、学术至上、文风平易的刊物风格。
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胡绳、刘大年、张海鹏、丁守和、蒋大椿等以史学理论知名的当代学者，均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过大量理论性文章。这些先生的文章，基本上属于理论研究或宏观阐述，其影响不可低估。在下列学术争论问题上，《近代史研究》均发表过重要文章：历史前进动力、历史人物评价、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西方关系的实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等等。《近代史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基本观点，很大部分被广为接受，从而成为主流观点；有些则成为争论中的重要一派。如果我们说《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面貌，影响了近代史研究的走向，应该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1982年第2期发表的香港学者李锷、林启彦《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宪法》一文，是最早的海外学者论文，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带来了清新之风。此后，港澳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时出现，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除发表文章外，学者“走出去”、“走进来”的直接交流也在《近代史研究》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迹。《近代史研究》的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派学者出访国外，交流学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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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资料。这些学者出访回国后，都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出访记，介绍与受访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交流情况，介绍对方研究人员及研究成果，分析重要的学术现象和发展趋向。国外学者来访也日见其多，他们的学术报告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重要渠道。《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刊登了美国学者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一文，其蓝本是作者1982年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学术报告。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清晰地呈现了其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趋向，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世界的学术状况很有帮助。
与此同时，《近代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者回应海外学术观点的重要园地。1980年第3期，刘大年先生发表《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1983年第1期章开沅先生发表《就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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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性质答台北学者》，此后陆续发表的《关于近代中俄关系的性质问题》、《几位外国学者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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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的看法》等文章均属于这一类。刊物还发表过几篇回应台湾学者批评的文章，有力地促进了两岸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至于专题介绍国外研究状况的文章，更是络绎不绝。国外文献资料的发掘方面，王庆成先生对太平天国文献的发掘成绩可观，成为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深入的重要资料来源。
大力倡导学术批评。《近代史研究》一向不欢迎广告式、人情化书评。编辑部不遗余力地倡导严肃认真、直率冷静、平等理性的学术批评，1998年底曾召开“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1999年第1期发表《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批评》编辑部文章及若干学者的发言，1999年第4期更刊出《诚征书评佳作》启事，公布学者推荐的近期重要著作目录，征求书评，并希望读者荐书，向学界发出了“多写书评”、“写好书评”的呼吁。《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学术批评文章，批评对象中有本所的同事，有学界的前辈和领导，顾忌较少，意气较轻，效果较好。所发表的学术批评中，有若干在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影响。1985年近代史所学者王来棣与胡绳院长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讨论，1996—1997年王扬宗、熊月之关于熊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涉及问题的往复论辩，2000年茅家琦、徐鼎新等对台湾学者批评的回应,2002—2003年程兆奇对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出版物的有力揭露，2004年王庆成等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深度讨论，2006—2007年茅海建、房德邻关于“公车上书”的长篇辩论，都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远超一般的专题研究。
学术批评，相对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也是《近代史研究》今后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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