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中山伦敦被难的根源及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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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伦敦被难的根源及其历史影响

孙中山伦敦被难的根源，就是他的反清革命活动触动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伦敦被难以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
1.上书李鸿章失败，标志着孙中山改良斗争阶段的结束。
早在孙中山学医期间，就特别关心政治问题，他的反满情绪和民主思想逐步增长，政治上日益觉醒。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但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医生，而是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安危。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他与陈少白、尤少纨（即尤列）、杨鹤龄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1](P229)。孙中山开始了寻求救国道路，从事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共赴天津向清朝总督李鸿章上书，希望这个洋务派首领实行“富国强兵之道”。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此四项不仅是西方成功的奠基石，而且是当世生存所必需。如果中国能“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2](P8)。《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早期改良主义的代表作。
《上李鸿章书》没有得到李鸿章的重视，而恰在此时，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军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机。这一切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2](P86)只有推翻清朝专制制度才是力挽中国狂澜的出路。
孙中山赴天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作为一位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政治人物的第一阶段（改良斗争阶段）的结束，这就是必须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
2.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从事“倾覆清廷”革命斗争的开始。
这一时期，他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并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
孙中山试图通过中国社会的最上层进行改良的主张遭到失败后，便开始转入中下层社会，依靠华侨和会党的力量，建立革命组织，从事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斗争。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20多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1月24日在火奴鲁鲁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在章程中他谴责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上则因循守旧，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因而“辱国丧师，……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环列，……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创立本会，“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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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2](P19)。同时，在吸收会员的盟书中进一步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2](P20)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战斗纲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新的航程。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人立即着手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1895年初，他回到香港，联络革命同志，策划广州起义，并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此次起义的最终目标。当时，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孙中山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于是着手策划武装起义。
为发动广州起义，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于1895年10月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革命活动的机关，商讨起义的具体计划及其事后政策。经过惨淡经营，“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馀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也”[1](P230)。同时受株连而死和被捕的有70余人，起义流产，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孙中山断发改装，流亡国外，继续发展革命组织，从事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却震撼了清政府，使清政府认识到孙中山的革命能力，“北京政府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屈不挠而又极为活跃的鼓动家，……因此决定要尽快地除掉他，悬赏缉拿的布告张贴在香港、澳门、西贡和新加坡，同时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提高了警觉”[3](P90)。清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捉拿他，一面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设法逮捕；一面通报亚、美、欧洲各国公使密切注意，相机缉拿；而且，清驻英公使馆还雇请外国侦探。逮捕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既定方针，因此，孙中山伦敦被难是不可避免的。1896年10月11日上午10时半，孙中山从伦敦住所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去波德兰区探望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英国教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在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三名使馆华人挟持到清朝驻英公使馆三楼，进行秘密囚禁，并用7千英磅的高价雇用一只船准备把他从英国偷偷运回国内处死，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被难”。
孙中山伦敦被难期间（1896年10月11日至10月23日）受到了清驻英使馆的威胁与迫害。为了能够活着出去，尤其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同清王朝反动势力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终于在国际友人和英国政府的大力帮助下获得自由。
3.伦敦被难以后，孙中山在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雏形，他也由此转变成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这将在下一部分论述。
二
伦敦被难虽然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暂时受挫，但它却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伦敦被难不仅没有扼杀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反而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早日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1.伦敦被难不仅使孙中山声名远扬，而且让世人认识了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伦敦脱险的消息占据了23日和24日英国境内及世界各地报纸的重要版面，他被看作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了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他利用记者纷至沓来之机，不断歌颂反清大业。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约请他写小传，把他收入正在编纂的《中国名人辞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于1898年出版）。孙中山在函中表达了自己“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的革命决心[2](P47)。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香港的《德臣西报》、上海的《时务报》等报都以显赫的位置刊载了孙中山伦敦脱险的新闻。孙中山又应各方面的要求，将伦敦被难的经过撰成《伦敦被难记》，于第二年夏天出版，它使孙中山名扬四海。从此，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受到了一些被压迫民族和主持正义人士的崇敬和爱戴，也让世人认识了他的伟大革命事业，对于他日后的革命事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随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深入，他的革命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民主革命的领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70多人集会，决定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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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伦敦被难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活动广泛影响的结果。
2.伦敦被难脱险以后，孙中山考察了欧洲社会，广泛阅读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雏形，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孙中山伦敦被难脱险后，暂居欧洲，博览群书，考察西方社会。西方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书籍，他都进行了认真研读。在刻苦钻研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基础上，他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还受到了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一切对他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居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以完成也。”[1](P232)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并不是指已经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只是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雏形，但为他日后形成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所以，西欧时期的所见所闻，对他构建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为核心的民主革命理论框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4](P87)。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20世纪前期，孙中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三者熔为一炉而创造的中国现代化纲领”[5](P50)。它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独立，经济上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国富民强的共同愿望。
3.会晤伦敦各界人士，宣传反清革命大业，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孙中山伦敦被难脱险以后，不少英国人士向他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了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Rowland J.Mulkern)的英国士兵与孙先生一见如故，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在伦敦，孙中山还结识了爱尔兰爱国者、土地改革的策划人、下院议员戴维特(Michael Davitt)，1898年他公开宣称同情中国革命。
在伦敦孙中山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进行广泛交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和几个俄国人交换过对两国革命的看法，孙中山对“他们的计划稳健、气魄雄大”深感钦佩[6](P34)。他与俄国政治流亡者伏库浮斯基（英国“俄罗斯自由之友会”的机关刊物《自由俄罗斯》月刊主编）进行过多次会晤，伏库浮斯基因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被囚禁7年，在西伯利亚流放11年，后化名逃亡加拿大，一年后移居伦敦。这批俄国人正在继续同他们国家的运动者进行更加有效和更加坚决的斗争，孙中山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孙中山还在一个名叫克雷格斯的家中与在圣彼得堡创办《俄国财富》杂志的许多俄国民粹派记者晤谈，强调必须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改良主义主张无济于事[6](P34)。不久《俄国财富》刊登了孙中山此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并于1897年第12期全文刊译了《伦敦被难记》。
1897年5月，日本冒险家平山周读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后深受感动，后来平山周开始倾向中国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密友，并且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和日本人合作的关键人物。孙中山还结识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与他们结为同志。其中有为中国革命事业资助者，有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尽力者。特别是富崎寅藏对孙中山的革命志向非常敬佩，后来他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赞助者。
1897年3月，孙中山在伦敦出版的《双周论坛》上(Fortnighty Review)发表文章，呼请英国政府停止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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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支持并采取中立的立场，指出：“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可使得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了。”[2](P106)但事与愿违，英国殖民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在此之前，英国已对孙中山的“善意中立”作了回答。尽管英国政府谴责了清驻英公使馆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但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还是“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即香港不应成为‘反对帝国安宁的运动的基地’，于是殖民部命令罗宾臣‘预先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企图’”[3](P118)。这里反映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4.伦敦被难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唤醒民众，这对于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伦敦被难期间，孙中山对广州起义始末进行了认真反思，认识到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缺乏群众基础，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工作。因此，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1899年，孙中山亲自筹资创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该报的创刊，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字宣传阶段的到来。此后，办报刊一直成了革命派极为重视的宣传形式。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派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除在海外发行革命书报外，宣传阵地遍布国内大中城市，国内公开和秘密发行的报刊、书籍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其中著名的除《中国日报》外，还有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报《民报》、上海的《苏报》、《民立报》等等。革命书籍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等。这些书报对于唤起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迅速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5.伦敦被难后，孙中山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桎梏，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这对于孙中山最后形成开放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伦敦被难后，于1897年初在英国伦敦著成《伦敦被难记》一书。孙中山在书中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的种种负面，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桎梏，指出：“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2](P51-52)
孙中山在鞭笞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把它同西方近世以降的民主制度相比较，倡导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取长补短，反对照搬照抄。他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中指出：“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2](P86)
伦敦被难启亮了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航向。伦敦被难后，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开始萌芽，并形成其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从此以后，孙中山更加注重中国对外开放的研究，其对外开放思想也随之日趋成熟和完善。因此，伦敦被难对于孙中山日后形成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6.伦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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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后，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更加明确，那就是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伦敦被难后，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向更加明确。1897年初，他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谈话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2](P86)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2](P68)
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赴加拿大转赴日本，在东京、横滨等地广泛结交同志，从事革命活动。1900年他领导并策划了广东惠州起义。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博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孙中山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民主革命事业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特别是八国联国侵入北京，国势日危，“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P235)。
伦敦被难事件虽然短暂，但它却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迹。无论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转变、成熟，还是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伦敦被难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伦敦被难后不久，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为此，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清朝统治“正迅速走向灭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2](P252-255)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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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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