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张治中重用于蒋介石原因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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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治中重用于蒋介石原因析

张治中自从结识蒋介石，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一贯予以赏识、提拔、重用,这在史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观点看，张治中一生主张联共，蒋介石却把“剿共”作为终生职志；从用人标准看，蒋介石“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可张治中至多也只能与蒋牵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先后同学，但这不足以使蒋非得赏识、重用他不可。本文试就毕生主张亲苏联共的张治中同极端反苏**的蒋介石能够长期共处并得以重用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使张对蒋竭智尽忠，让蒋欢心
进人黄埔前，张治中的经历坎坷不平。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受尽了艰辛和磨难，饱尝了世态炎凉，曾当过阔少爷的伴读、门房、“备补兵”、“备补警察”。辛亥革命给张治中个人命运带来了转机，1912年11月至1916年11月，张得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时，在多次请求服役边疆为国效忠而“不可以”的情况下，只好进倪嗣冲的腐败的安武军里任见习军官。为了使自己不致“被拖下水”，不致“被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张治中“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 随后，张治中又过着七八年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军旅生活，曾经三下广东，二去福建，二进四川。而军旅生活的危险与精神上的无所依归仍旧伴随着他，并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更大空间。但值得欣慰的是在两次人闽的过程中，张治中结识了王懋功，后来，“正是通过王懋功，使得张得以接近蒋介石，从而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发展的基础”。 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而在黄埔军校召开的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都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从此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一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提拔和重用。
张治中出身贫苦家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传统教育，“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至于所学内容，无非《四书》、《五经》一类线装书。通过苦读、苦背，在“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的同时， 也完全接受了“君劳臣忧，君辱臣死”和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等一套旧的伦理观念。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张治中对蒋介石则竭智尽忠，忠心耿耿，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肯讲话的人，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就随时向蒋陈述、贡献。” 这也使蒋觉察到张对自己的忠诚，而蒋为树立个人权威，也特别需要部下的忠诚不二。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三镇。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部队，蒋“叫我办学兵团，造就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 与此同时，蒋又在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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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并任命张担任分校的教育长，学兵团也成为分校的一部分。张治中到校不久，武汉与南昌方面的斗争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蒋介石电召张到南昌，单独跟他谈了半天，当明白张依然是站在拥护自己的立场上时，蒋比较满意。而此时，邓演达也在做争取张的工作，要张公开表示反蒋。张治中随着蒋介石**活动的加紧进行，武汉军分校多数人的反蒋态度日益激烈，便明白告诉邓：“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 3月，张治中被再次召到南昌，蒋见到张后，直截了当地就说，“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 回到武昌后，当他提出要带学兵团东征的要求时，被邓演达毫无通融余地地拒绝了，同时还要他辞去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当时，张治中内心非常矛盾，要论政治主张，他应跟着邓演达走；但蒋的知遇之恩，又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蒋。3月下旬，在辞掉学兵团团长和教育长职务后，黯然离汉赴沪，当蒋见到张后，面带轻松的笑容说：“啊！文白也来了。” 言辞间流露出对张的忠诚的满意。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纵有蒋的“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的叮嘱， 而张为表示与蒋同进退，随后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在训练处的工作。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便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军校，以取代黄埔、武汉军校的地位。经过紧张筹备，1927年11月，该校正式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按章程规定：“教育长承校务委员会及校长之命，处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长因故不能到校时，得代行其职权。” 由此可见，教育长实际是军校日常工作负责人。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深知军校教育的重要，一贯视军校为禁地，不容他人插足，控制很严。由于蒋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从中不难看出蒋对张的信任程度。在军校任职期间，张不仅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时间，而且竭力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和“修养”，不避吹喇叭、抬轿子之嫌，“用意就是在巩固人们对他的信仰，加强他对革命的领导。” 办学之初，蒋介石提出了军校的教育方针，即“开明专制绝对服从”。为了做到认识统一，思想集中。张治中解释道：所谓“开明专制”，“不过根据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要求，而使用一种强制手段来执行罢了”；所谓“绝对服从”，就是“服从党的纪律、学校规则和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其中心旨意又在服从蒋介石。“绝对服从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好比我说这白纸是黑的，那末你就要说是黑的，不许说是白的。”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不正是对蒋介石一贯宣扬的“凡是我的学生都应当盲从我”的最好贯彻吗！ 我们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呢？张治中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现在处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无容讳言，都是没有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心领袖。而谁又能担此重任呢？张治中终于在《蒋校长之人格与修养》的演讲中给出了答案：“校长蒋先生，他是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条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努力革命事业，我们才有报仇雪耻，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 由此可见，张治中确实尽到了为蒋“分劳分忧”之责，而蒋介石“把张放在教育长岗位上也算是知人善任，看准的就是张的忠心”。
总之，在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的岁月里，张治中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实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张治中一贯把“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为最高信条，即便明知蒋的错误和终必失败，宁可上万言书，竭尽忠言，喋喋不休，也不愿背离蒋。所以，蒋不仅对张的联俄联共主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贯赏识他、重用他。
二、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让蒋放心
在蒋手下，肝脑涂地愿意为蒋尽其忠的不乏其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张治中那样一贯得到蒋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张治中对蒋忠心不二只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则是蒋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谓派系林立，你争我夺。诸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中统、军统、桂系、四大家族等等，都是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支柱。而到抗战开始时，集团军、军、师、旅一级高级将领，多数出身于黄埔。何应钦、陈诚为了培植各自个人势力，分头拉拢，并自成体系。可张治中从黄埔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专事军事教育十多年，真正是桃李满天下，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去和何、陈争夺。但他却从不搞小派系、小组织，即使是“他的至亲，都不摆在自己领导范围内。他的胞弟张本舜原任吴忠信手下的新疆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治中一到新疆，就让他辞职离去。”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没有个人野心，这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他是独特的。蒋介石是一个权利欲极强的人，自己爬到最高位置后，必然要时刻提防来自周围的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对何应钦、张治中虽然都是从大革命起开始赏识、提拔和重用，但何由于在1928年蒋介石下野和1936年西安事变时，显露出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蒋对张放心，对何防之，其根本原因在此。”
近代中国是“群雄”并起，割据称雄的时代，一般军人的最大夙愿莫非是能够掌握一支军队，拥有军权。因为他们深知：谁拥有了军权，谁就拥有了政治资本。而张治中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在中央军校的任职期间，先后“五绾兵符”，如果想握有兵权，并不困难，但他却每次带完兵后，都主动要求解甲归校，从不拥兵自重。
1929年10月蒋冯大战爆发，武汉是蒋军的后方重镇，遂决定设立武汉行营，并委任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张治中仅凭几千名军校学生，坐镇武汉，出色完成了武汉三镇的卫戍勤务。大战临近结束时，张请求蒋准予把学生撤回南京，30日，蒋下令张治中结束行营工作。12月3日，他率领学生军回到中央军校任内。
中原大战爆发前的半年间，张治中受命编组新军，到1930年的2、3月间，陆续编成了步兵教导第一旅、第二旅共6个团，炮兵2个团，骑兵、工兵、辎重各1个团以及学兵营、战车队。5月，奉蒋令将该部定名为教导第二师，任命张为师长。教二师是当时最大最新的一个师，“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编制齐全，所有枪械均系新制”，且“各级官佐均为黄埔出身，堪称蒋介石手下的示范部队。” 5月底，张奉命率领教导第二师北上参战。陇海战役结束后，“蒋已不预备让我再回军校，内定冯轶裴继任教育长”。 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但张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坚辞教二师师长，向蒋说：“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本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
“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张治中奉命担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增援十九路军抗战。《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张回到南京，“何应钦告诉我，已经内定朱绍良为军校教育长，还是要我去带兵。”第五军是当时的一支劲旅，张治中再一次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理应感到高兴，可张治中考虑后对何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 并向蒋“恳切地请辞军职，幸蒙允许”。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独立，张治中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提师入闽作战。回师后，张再次交卸兵权，仍回中央军校，继续担任他的教育长。
从中不难看出，在蒋介石需要时，张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蒋弛聘疆场。完成任务后，又能一次次主动交出兵权。一方面表明了他对蒋要求军人的“顺逆之分”、“公私之辨”是体会于心，身体力行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并不留意兵权，政治上毫无野心。对于这样一位没有丝毫个人野心的“忠臣”，蒋介石自然非常满意，重用之又有何碍！
三、在国共和谈中，蒋介石不得不倚重张治中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从来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通过武力“剿灭”中共。但在战争未准备好之前，往往采用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而这种与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后，每每落在了张治中的肩上。
就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来看，张治中确实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参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并且与中共及其领袖人物维护着良好关系。在政治主张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国内问题，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通过和谈以达到国共合作。因此，他的对外形象与政治主张使他适宜于与中共打交道。从与蒋的个人关系来看，蒋张关系比较亲近，对于张治中的忠诚，蒋介石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张没有派系，毫无个人野心，让他出面与中共接触，蒋介石比较放心。而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蒋介石也需要张治中这样的人物作缓冲，在形势需要时与中共应付。” 由于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国内和平抱有“痴心梦想”，也乐于为之奔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美英苏三国合作不断增强，并都希望中国稳定，这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国内，由皖南事变而引发的国内与党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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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激化，财政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共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都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1942年7至8月，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代表同中共谈判。这是张治中第一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双方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条要求。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 而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历时八个月的谈判成为空谈。但从此“他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角色而登场，参加了国共之间的几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完成内战的部署，更需要时间。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和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张治中等人推出去，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双方虽然签定了《双十协定》，但第三天蒋介石就下达了“剿匪”密令。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飞往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新疆问题。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受挫，美苏两大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为了敷衍国内外舆论及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蒋介石与中共言和，少不了张的周旋，因此连连致电，称“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 并派路过迪化的将经国催驾。张治中回来后，积极参加了整军谈判、东北谈判以及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为维护国内和平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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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出于他一贯敌视中共的立场，对战后与中共达成的诸项协议一直心存不甘，在关内一时不便动武的情况下，决断先在东北动武。因此，在东北调处协议刚刚签署后，蒋就态度强硬地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政府军队为接受主权进入东北境内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 至此，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万般无奈的张治中只得黯然卸去三人小组之职，第三次飞越天山。同年6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张治中苦心积虑、付出大量心血而谈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化为一张废纸，懊丧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虽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当张治中当面请求回西北去时，却遭到蒋的制止，蒋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 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从而取得喘息的时间，然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是蒋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而棋子仍是张治中。
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不论蒋介石每次重开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对统治着想，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在北平和谈中，为把“战犯”一条从和平协定中删去，而不遗余力，就是为蒋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证。因此，张的和谈活动，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出了力，帮了忙，成为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
张治中与蒋介石具有长期而极端密切的关系。蒋对张从大革命起，一贯赏识、提拔、重用；而张又出于一种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对蒋竭智尽忠，鞠躬尽瘁，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铸就了一条血肉难分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张对蒋的忠心耿耿是蒋重用张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蒋张关系中的一根主线。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念兵权，毫无个人野心，是蒋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由于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又把他当作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来使用，张治中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推行对中共和谈政策或应付国际压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这种工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又是非常重要的，这又加重了蒋对张某种程度的倚重。
注释：
（1）《张治中回忆录》 张治中著，第40页
（2）《和谈将军张治中》 汪朝光著，第51页
（3）《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余湛邦著，第22页
（4）《张治中回忆录》 张治中著，第8、11页
（5）《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余湛邦著，第21页
（6）《张治中回忆录》 张治中著，第59页
（7）《张治中回忆录》第61、62页
（8）《张治中回忆录》第666页
（9）《张治中回忆录》第63页
（10）《张治中回忆录》第64页
（11）《张治中回忆录》第65页
（12）《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3编，第30页
（13）《六十岁总结》张治中著
（1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9编，第166页
（15）《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附录），中央军校1933年印
（16）《和谈将军张治中》汪朝光著，第57页
（17）《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余湛邦著，第231页
（18）《张治中》余湛邦著，第23页
（19）《和谈将军张治中》汪朝光著，第62页
（20）《张治中回忆录》第92页
（21）《张治中回忆录》第83页
（22）《张治中回忆录》第83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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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回忆录》第111页
（24）《张治中回忆录》第1页
（25）《张治中回忆录》第1页
（26）《和谈将军张治中》第175页
（27）《张治中回忆录》第685页
（28）《和谈将军张治中》第177页
（29）《和谈将军张治中》第207页
（3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三），第97页
（31）《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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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3/4897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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