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武昌起义后的反黎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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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黎元洪被拥立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首义之初起了一些稳定局势的作用。黎因此由一个仇视革命的清军混成协统（类似后来独立旅的旅长），一夜之间成了“首义都督”，并很快爬上了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宝座。但他却与袁世凯眉来眼去，越勾越紧。他又和投靠自己的革命党人孙武成立“民社”以培植自己的党羽。他削减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将一些革命党人排挤出湖北军政府。对敢于反抗的革命党人则进行杀害，以形成黎氏在湖北、武汉的一统江山。革命者一步步地识破了他的真面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酝酿成了民国初年迭起的反黎风潮。
群英会暴动
黎元洪和孙武等倒行逆施，大失人望，不但激起文学社社员的不满，也激起了共进会下层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就酝酿“二次革命”。1912年2月28日，终于爆发了“群英会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和以前合并到共进会的小团体群英会首领向海潜等人。他们得到文学社社员的支持，就以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武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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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团、毕血会、将校补充团、义勇团、学生军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其中不少人是在裁军中遭到孙武裁撤的士兵。28日夜半，由向海潜首先开枪，包围了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但是暴动者的内部意见很分歧。有的主张推倒黎元洪和，军政府；有的主张推倒军务、内务和理财三部；有的主张只推倒孙武。黎元洪对酝酿暴动早有所闻。他与孙武虽然互相利用，但对孙武的跋扈，也感到如芒刺在背，因此就借这个机会竭力将革命者的倒黎锋芒引向倒孙。他放出空气说：“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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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孙武）做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傀儡而已。结果暴动就成了倒孙武的活动。挂“群英会”、“毕血会”布条的士兵控制了全城，孙武、邓玉麟等人逃奔汉口。而不法分子罗大纲又衔私怨乘机枪杀了二镇统制张廷辅，制造了紊乱。
暴动成了革命党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就从中渔利。他左右开弓：一面表示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赶走了孙武。并借口整理机构，改部为司，将所有和孙武接近的部长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撤免。事后，孙武发表引退声明：“拟即养疴国外”。另一方面黎又把暴动诿罪文学社，斩杀十几人，并暴尸示众，镇压了暴动。从此，湖北军政府便完全被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势力所控制。
南湖事变
1912年4月，革命党人曾密谋行刺黎元洪，但事机不密，谋刺的两人反被捕杀。
同年5月，前文学社成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组织秘密团体，以“推翻军政府、改革政治”为口号，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消息走露，黎调兵防范。1912年5月7日，黎元洪命令卖身投靠的革命党人蔡汉卿（师长）派兵在汉口将祝制六、江光国、膝亚纲三人捕获，押解武昌，祝、江、滕三人甫上汉阳门码头，即遭杀害。次日，又在汉口法租界搜捕革命党人多名。
当时，《群报》、《大汉报》大造舆论，说群英会余党四处活动，企图死灰复燃。黎元洪则派兵日夜搜寻，入夜枪声四起，居民枕席不安。汉口有个凶狠的狗腿和侦探刘贵狗，凭着他的反革命政治嗅觉和流氓本领，对革命者盯梢吊线，进行各种侦探和诬陷活动。蔡汉卿则按刘贵狗的密报，四出抓人。武汉三镇经常有人“失踪”，就是被蔡、刘抓进都督府杀死，然后用麻袋装着抛入江中的。
9月25日，武昌又发生南湖马队倒黎事件。以马队教官刘国佐为司令、队官陈启胜为参谋长的起义者，运动了武昌城内外的一部分军队，还联络了黄陂等地驻军，成立振武团，在武昌扎珠街十三号以及汉口、汉阳的会馆中设立秘密机关，准备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时起事，推倒黎元洪和军务司，夺取政权。但马队二标革命者以为标统以下均为同志，不注意严守机密，“居然在营公开演说，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结果被告密，说24日晚马队有人在武昌长街南楼某茶馆集会，散发徽章。黎立即派近卫兵二十人到茶馆搜捕到马队士兵多人，缴获徽章数百枚，又围捕扎珠街十三号机关，当场将顾斌等多人斩决。25日，又在阅马厂杀害吴德胜等多人。
24日夜半，距武昌城约十里的南湖得知城内事机败露，决定提前起事，“二营某管带即自掌号，纠合全体官兵演说，云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有某标某营部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马步参差，直扑起义门。”
这时，黎元洪早已派黎本唐、蔡汉卿两师长率领军队守城。马队起义者看到城上没有灯光，以为没有防备，企图夺门而入，立即遭到城中守军的射击。黎、蔡又派兵出城围抄起义者的侧翼，鏖战三小时，起义者两百人阵亡。到天亮的时候，起义者不支，或逃或降，有十一人被俘后押解到阅马厂杀害。
黎元洪趁机又大开杀戒，据《长沙日报》10月1日、2日记载：“二十六日晨刻，城内稍有形迹可疑者，即拿往阅马厂枭首。”十五旅旅长阙龙因与马队有牵连，闻风逃遁后，家产被抄查。许多人被捕后不问口供，或被人挟私仇诬陷，一律遭到杀害。
当马队暴动时，参加者仅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并没有介入，“其未暴乱之部分安居营署者，反被炮队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死二百余人，适蔡汉卿兵至，亦误会围攻炮队，又毙炮队数十人。”
在大屠杀中，前共进会会员蔡汉卿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脚色。他为了讨好黎元洪，大杀“乱党”，不仅率兵枪杀起义者，而且在事后滥捕滥杀。某天又抓到军官祁玉山，既不审问，又不宣布罪行，命令立即推出处死。当旧日的同志杨震亚向他诘问时，他不回答，并要将杨捆绑，一并斩首。杨在临死时对蔡说：“汉卿，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歃血为盟的时侯，有道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口血未干，言犹在耳。哦！交朋友原来是这样，兵权在手，就拿朋友开刀。”话未说完，就被处死。
在南湖马队事变后，黎元洪为了进一步强化他的专制统治，箝制革命力量，下令军人不得加入任何社团，也不准参加秘密集会，已加入者必须脱离。同时加强都督府警戒，凡师、旅长佩刀入府者，在二门前必须卸下。黎元洪还神经过敏地以“鞭炮最易惊扰人心”，连旧历过年和敬神，都禁止民间放鞭炮。为加强对士兵的思想统治，命令各师开设精神讲话处，要求在训话中教育士兵做到“不干外事”、“效命疆场”。
张振武之死
紧接着，黎元洪又向首义元勋之一的张振武开刀。
在武昌首义中，武汉地区有名震一时的“三武”——孙武、蒋翌武、张振武。起义胜利后，他们分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正副部长，掌握军队实权。其中孙武早已与黎元洪沆瀣一气，但后来仍然被黎借群英会暴动之机将他赶走。蒋翌武、张振武更遭黎的忌刻，必欲去之而后快。黎的同伙陈□曾向黎进言：“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
为了瓦解湖北革命队伍，黎玩弄调虎离山计，向袁世凯请封武昌首义的元勋，并调起义重要骨干百数十人进京。1912年初，蒋翌武在武昌创办《民心报》，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民心报》因此成了同盟会湖北支部的机关报，《民心报》因言论触怒黎元洪，不久被查封。1912年10月10日纪念武昌起义一周年时，袁世凯授蒋翌武陆军中将衔、勋二位。黎乘机电袁请调蒋去北京为高等军事顾问，就这样，黎元洪便赶走了蒋翌武。
差不多同时，张振武则被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所杀害。
张振武（1881——1912），湖北罗　田人，　后移居竹山。1909年参加共进会，武昌首义后任军务部副部长，因部长孙武常不在汉，张主持军队编制、人事调配、军械军需等大事。黎元洪出任都督，张很不以为然。张经常带几十名卫士进出都督府，对黎出言不逊。当阳夏之战汉阳失陷后，黎从武昌出逃到葛店，张又和刘公对黎进行弹劾，因此黎更是怀恨在心。
在武汉停战、南北议和时，张携带四十万元到上海购买军械，张曾扬言武昌革命不彻底，要发动第三次革命（张将群英会暴动看作是二次革命）等等。黎认为张别有企图，派人检查了他的帐目，又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加以监视。张一怒回到湖北当面质问黎。黎推说是孙武的主意，张、孙本来不睦，至此完全决裂。
1912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将武昌起义元勋调北京。张也在被调之列，但张不肯北上。黎又请袁授以屯垦使名义，送张入京。8月15日，张在北京六国饭店参加宴会，与段芝贵、陈宦等豪饮，散席后回旅馆。段芝贵带着杀张的军令，尾追到前门，大喊事先埋伏的兵士将张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军政总执去处讯问后枪决。同时还在张所住金台旅馆中抓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数十人，方也被杀了。
张在京被杀是袁世凯直接下的毒手，但主意却出自黎元洪。由饶汉祥和陈宦秘密在京起草，再送到武昌由黎元洪署名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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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张振武等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之动……。”又说张“飞扬跋扈，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死。”
同志乞丐团和改进团举事未遂
1912年底，武汉又成立了同志乞丐团。在这之前，先有“毕血会”的创立。当时，许多在首义中参战的老同志被裁汰解除了职务，又无所事事，因此对当局不满，便集结组成数百人的“毕血会”。湖北当局考虑到毕血会为患，答应给九年“恩饷”该会因此解散。
不久，武汉及外地的退伍人员、裁汰人员以及起义前秘密社的老同志，还有新投效者，都认为自己“有功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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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袁世凯对武昌起义有功人员的授勋不公正。其中不少人确实受到黎元洪、孙武一伙的排斥，生计困难，就都按毕血会的先例，上书要求照顾，黎置之不理。于是，本省和外省共四、五千人，联合成立同志乞丐团。他们在传单中写道：“吾民穷困已极，又处于暴民统治之下。某等行乞，决不骚扰民间，惟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调济衣食。”
该团成立后，实行乞丐主义，纷纷向暴发户和高官巨富借贷、求索，“饥则入室寻食，倦则登榻而寐。”他们向黎元洪的亲信饶汉祥要钱，饶吓得不敢回家。
在1913年初（旧历年关前后），武昌风声鹤唳，一夕数惊。风传同志乞丐团要“揭竿而起”，南湖军队“谋变”。黎元洪命令从农历腊月二十四日起，天还没有黑就关城门，并出动军警，破获同志乞丐团机关数处，拿获首领，驱散附从，使该团风流云散。
事隔不久，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全国哗然。1913年8月25日、26日老同盟会员田桐从上海到汉，携有黄兴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翌武、熊秉坤、蔡汉卿等人的信。信中说：“遁初（即宋教仁）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真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从新努力”。田桐在汉口江南旅馆与季雨霖等相晤，商讨对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的对策。过了两天，由季雨霖出面，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和政界人士四十多人，会后成立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队、继续革命事业”相号召。当时，散处在武汉等地的退伍军人有很多参加了这一活动。据说“结合之军人、土匪、游勇共计有数万人”，“主持之祸首不下百数十人”，“机关至数十处之多”。
改进团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三人为首。他们在汉口碧秀里建立了机关，并发布宣言书，密谋反袁倒黎。但是由于风声远播，早被黎元洪所侦悉，引起警戒。
4月4日，黎元洪耽心改进团势力太大，特别是渗入了军队，而自己兵力单薄，于是电请袁世凯派遣北洋军队入鄂镇慑。袁令李纯的第六师一个团人鄂，从此北洋势力进入湖北的大门被打开。汉口各领事馆也电调兵舰七艘停泊在武汉江面待命应付。
4月上旬，黎突然出动军警，首先在碧秀里改进团机关逮捕了团长容景芳、王子英、管心源和旅长杜武库等人，并派亲信部队监视其它与改进团有牵连的部队。田桐、季雨霖、詹大悲等乘日本轮船逃亡上海。黎元洪凶相毕露地要求对革命党人搜捕应“宁滥毋缺”，黎本人也承认“连日军警报案，或一日十余起，或提犯数十名”。
这次镇压改进团。造成了武汉又一次大流血。“鄂垣近因改进团谋乱，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为一大流血场。连日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二十余人之多，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人士”。（1913年4月12日《时报》）
“二次革命”的流产
在黎元洪镇压改进团时，因宋教仁被刺和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方树帜，发动“二次革命”，进行武装讨袁。黄兴还主张图武汉以号召全国。
詹大悲等湖北革命党人首先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在武昌召开“公民大会”抗议刺宋和善后大借款。5月11日，詹大悲、刘艺舟等在大舞台（今民众乐园）集会，并上台演说，要求袁世凯、赵秉钧（国务总理）辞职，“赴法庭受审判”。大会讯息似电流般触动了黎元洪的神经中枢，黎元洪立即派兵镇压，并宣布禁止集会结社。
原先，宋案真相不明，消息传到湖北，黎元洪在3月23日还发电，对宋教仁被刺表示“悲愤”。但当他知道宋教仁为袁世凯所谋杀，马上变了腔调，并向袁世凯一再表忠心。章太炎、章大钊等先后到武昌游说黎元洪反袁，但黎听不进去，决心跟袁世凯走。他在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指袁世凯）”。
但是屡受打击的湖北革命党人仍然不屈不挠，矢志反袁。5月，原湖北都督府退伍参谋陈必先在武昌汉阳门开中华旅馆为掩护，制造炸弹，联络同志，因事泄被杀害。
6月，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翌武、熊秉坤、刘英、王宪章、梁钟汉、黄申芗、杨玉鹏等陆续在汉口会合，并受孙中山之命，在汉口设立国民党交通部，作为起义联络站，由蒋翌武、詹大悲任交通部正副部长。
孙中山还派宁调元、熊越山来汉共同筹划起事。为了发动群众，团聚革命力量，成立了公民讨贼团。公民讨贼团在汉口运动军队，并在宜昌、襄阳、岳口、新堤设立机关。汉口国民党交通部还办起《民国日报》，制造舆论，由宁调元、詹大悲、熊越山、皮宗石主持笔政。虽然如此，革命内部还是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统一的指挥。
当江西方面李烈钧在湖口举兵讨袁时，在黎元洪的策应下，袁世凯派出北洋一师、二师、六师等，进驻武汉地区。黎元洪又派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担任北洋兵粮台，为之供应军需，还派黎天才、石星川部开赴鄂东协同北洋军与李烈钧作战。
6月9日，袁世凯免去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由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公民讨贼团也加紧活动，并于6月23日夜晚发出动员令，定于25日、26日各路同时大举。他们约定25日夜在武昌南湖集合，26日由中和门攻入城内，放火接应，口号“忍耐”。
但黎元洪却比革命党人动手更快。24日早晨，黎派兵包围《民国日报》社，并查封汉口国民党交通部，在德租界抓捕了宁调元、熊越山，押到武昌抱冰堂杀害。连日来，在大智门等处抓捕的革命者数以百计。
詹大悲、蔡济民、季雨霖等在驻汉日军司令部掩护下，乘日舰逃遁到上海。蒋翌武等则逃往湖南。
在湖北沙洋、沔阳活动的革命党人章裕昆、刘铁组成四千条枪的武装，原拟在28日进兵至武昌。但武汉事败消息很快传来，他们仍以湖北讨袁军先锋军名义发出布告，宣告独立。当时冯玉祥部一个营正在附近，并宣布响应讨袁。但很快被黎元洪和北洋兵所镇压。刘铁在沙洋率军奋战二十多天，也遭到失败，最后刘铁本人突围去湖南。
在武汉，黎元洪广捕“乱党”，据民国二年九月十日《时报》载：“鄂省近日以来无日不杀戮乱党，每日多则十余人，少亦二三人不等。……综计近日所杀人已逾百。”在整个“二次革命”中，湖北城乡被捕、被杀的革命者达二千人之多。蔡汉卿这个败类甚至向黎大言：“请给予四十把大刀，定将党人杀尽。”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秉承袁世凯铲尽“乱党”的指令，取消了国民党在湖北、武汉的支部、分部，限令政、学、商各界焚毁所领国民党徽章、证书。湖北省参议会将国民党议员一律驱逐。至此，国民党势力不仅在湖北、武汉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已无公开存在的可能了。
而黎元洪因“有功民国”，在他的都督府中高悬起一块由袁世凯手书的“民国柱石”的大匾，还得到了由袁送来的一等文虎章和巨额奖金。不久，黎被袁世凯请到北京去专任副总统，离开了武汉。湖北、武汉的反黎斗争也以失败而告终。
【资料来源：《武汉春秋》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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