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评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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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显赫一时影响巨大的风云人物，又是一位颇有争议迄无定评的历史人物。本文拟以陈其美从事辛亥革命的历史实践，在谋求祖国民主事业中的作为，提出一些看法，就正于专家同仁。
陈其美（1878—1916），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878年1月17日）生于湖州城内五昌里。父陈延佑，字眷仓，是个秀才，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做些文字笔墨事务，家境小康。陈延佑生有三子：长子其业，字勤士，次子其美，字英士；幼子其采，字霭士。
陈其美从七岁到十四岁，入家塾读书。十五岁那年，其父病故，家境日趋困窘，由亲戚吴小舫介绍，到石门县城（民国为崇德县，今为桐乡县崇福镇）善长当铺做学徒。当铺的升等制度很刻板，只有在上一级职员缺额时，才能升补，陈其美进当铺时，学徒名次排列第十二，过了十多年升到第三，仍然是学徒。他机警、聪敏，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据笔者走访湖州陈氏亲族友好谭建丞。李承威、温业勤诸先生提供的材料。)。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其美从上海来的报纸上，“洞悉世界大事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二十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1902年春，他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学成归来，给他带来了时代的讯息。他觉得再也不能局处一隅蹉跎岁月了，“内地见闻囿隘，决易地改业，以扩新知”(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
1903年春，廿七岁的陈其美到了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同时，进科学仪器馆的理科传习所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上海住了三年，他又不安其位了，“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于是，决定另辟蹊径，东渡日本留学。
（一）
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魏伯桢《谈谈陈其美》，据湖州市政协编：《陈英士史料＜专辑＞》。)。先是进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植革命军事人才的学校(《陈英士先生纪念集》（台北）第53页。)。1906年冬，加入了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创立于1905年8月。它把我国近代的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先后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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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201页。)
在同盟会大发展年代入盟的陈其美，从他1907年写给弟弟陈其采的信中看来，他的革命信念还不很坚定，对清政府还多少抱有希望(该信说：“现在之状态，十分恐惧，惟望内外官吏，对于政治勿徒鹜名，而当务实，则渐渐希望补救党派之猜忌，实最至善。”信中还对清两江总督端方，及一些赴日的提学使，寄以期望。信载《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9——12页。)。不过有一点对他后来的发展很为重要，那就是“遍交俊杰谋国之士”。陈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著名人士，还结交了一批江浙籍的革命党人，如那时已颇具名望的秋瑾、徐锡麟、竺绍康、张静江、褚辅成等，并介绍蒋志清（即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每逢星期日，必聚集党中同志，密会一次，筹议革命机务，而以江浙籍党员为多，常与苏玄瑛、张恭、章梓、龚未生、周日宜、庄子盘等，痛谈鞑奴入主中华二百六十余年，如何压迫我汉族，如何丧权失地于列强，无不为之发指”(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第三编“留学时期”。)。
1908年春，陈其美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曾北上京津，南行江浙，溯江西赴武汉，曾在汉口筹办过《大陆日报》，在上海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以后又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兼访事（即记者），成绩并不显著。
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立定脚跟，经过了近三年的辛苦经营，终于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而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
陈其美在上海，得力于三方面势力的拥护与支持。
一是帮会势力，这是陈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中，从事秘密活动的得力工具。
陈其美素以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平生以“冒险为天职”，他是青帮“大”字辈的大头目(青帮是明末清初的秘密会社，它的辈份以“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无信，元明兴礼”二十字行排辈，到了晚清，二十字排完，又加“大通学悟”四字，“大”字为最高行辈。)。他通过活动，掌握了难以驾驭的帮会势力。如会党头目刘福彪，通过张承□和他们联络感情，“杀雄鸡，喝血酒，歃血为盟，立下字据为兄弟”，使刘福彪表示，“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从而将刘的手下三千多人成为光复上海时的突击力量(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51页。)。又如大流氓应桂馨（即应夔臣），原是浙江鄞县的暴发户，因为打官司吃了亏，在上海和陈其美结识，为他所用(魏伯桢《谈谈陈其美》，据湖州市政协编：《陈英士史料＜专辑＞》。)。陈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很大，当时“上海的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页135。)。他在租界里设革命机关，在妓院里联络革命党人，赁居租界马霍路德福里，“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外间仅知德福里为游宴之场，而不知为发纵革命决定大计之所在也”(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
陈其美利用会党，和同时期许多革命党人所做的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不能对他以“大流氓”定论；但陈对帮会势力只知利用，不加改造，以至后来应夔臣成了暗杀宋教仁的主凶，刘福彪为袁世凯收买，破坏“二次革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开了游民涉政的恶例，陈是不能辞其咎的。
二是“联络商团，媾通士绅”，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势力结成联盟，成为陈其美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支柱。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日益显示了它的阶级力量，1904年，成立了足以号召全国商界的上海商务总会，1910年成立的上海城厢自治公所，已是管理地方的准政权机构，1911年4月成立的全国商团联合会，训练了一支武装，同年6月建立的中国国民总会，更是半公开的同盟会外围组织，至此，资产阶级实际上已控制了租界外上海的局势。
资产阶级和革命势力结缘，是在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彻底破产，而革命前途又大有希望的新形势下，通过陈其美等人的积极联络，逐步促成的。
陈其美在上海活动时，正是清政府搞预备立宪，立宪派人热烈响应，大力活动的时候。在上海，一批江浙名流和实业界巨子成立了江浙预备立宪公会，和全国的立宪派在1909年到1911年1月，发动了三次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立宪派的满腔热忱却遭到了清政府的冷遇。1911年5月出笼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成了“皇族内阁”、“预备立宪”的骗局彻底暴露，立宪派幻想破灭，其中的一些人，就转过身来联络革命了。
陈其美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确定了“联络商团，媾通士绅”的活动方针。他长期从商，熟悉商界，凭借湖州籍和上海商界的社会关系，加上他的灵活的交际手腕，在这方面大见成效，沈缦云、王一亭就是他最早结纳的“新同志”。沈缦云名懋昭，江苏无锡人，上海信成银行协理，他曾在1910年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请愿活动，“既入京师，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始倾向改革”(王蕴登：《无锡沈缦云先生墓志铭》。)。王一亭名震，号白龙山人，是陈其美同乡，原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后投资于民族资本企业，在金融、面粉、地产、保险事业中，拥有巨资，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上层人物，又是江浙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通过同乡和长子王孟南的关系，“民元前二年结识陈其美，民元前一年参预中部同盟会活动”(《王震事略》，转引自《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86页。)。另外，在上海的商界闻人，如虞洽卿、叶惠钧、顾馨一、李云书、李厚祁、李厚禧等，均在1910和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员。
还有一些人，是在武昌起义后转向革命。李平书是其中最有名的。李平书原名安曾，后改名钟钰，上海自治公所总董事兼江南制造局提调，在上海有很高的声誉。陈其美通过沈缦云牵线搭桥，说服李平书和革命合作，对此，李平书在《且顽老人七十自叙》中说：“八月武昌起义，风声所播，咸动于中。南市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君与陈君（其美）同志，与余为莫逆交，介绍陈君定期相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2页。)。“于是订期初八日（10月29日）约陈相见于成都路贞吉里寓所，告以保民宗旨，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避免侵犯。自是每晚集议，沈（缦云）、吴（馨，自治公所副议长）、莫（锡纶，自治公所驻董）、沈（恩孚，自治公所议长）、叶（惠钧，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同盟会员）、王（一亭）暨议员王引才纳善、警务长穆抒斋湘瑶咸与，而李英石显谟自江宁归，纽惕生永建自欧洲归，亦加入焉。纽、李皆邑南乡优秀，而陈之旧同志（即老同盟会员）也，为先生评述陈之历略，于是先生对陈之信任益深矣”(《通敏先生行状》。)。
三是恢复了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把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形成了江南革命活动的中枢。
同盟会在上海早有活动。1905年10月27日，由黄兴主盟吸收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并以蔡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1907年去德国留学，同盟会本部又派高剑公（后改名高旭）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合上海、江苏两分会为一机关”。因为1907年徐锡麟、秋瑾浙皖起事失败，“清吏照会沪租界当局大索党人，人心为之汹汹，诸同志多他避之”。“自是丁未（1907）至庚戌（1910）之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之党务几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无所进展，其后陈其美出而重张旗鼓，始自空言而渐进行实行，而党势为之一振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2页。)。陈其美在上海开头也很困难。1909年，上海闸北后马路天宝栈的革命机关，由于叛徒的告密而破坏，陈差点被捕，直到中部同盟会建立，才使上海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1911年7月31日（闰六月初六）在上海湖州会馆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颁布了章程，选举了陈其美（庶务）、宋教仁（文事）、谭人凤（交通）、潘祖彝（财务）、杨谱森（会计）等五人的领导人选，参加人员包括七个省籍，以后，又在湖北、湖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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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徽、四川等地，设立了分机关(《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24页。)。
关于中部同盟会，中外学者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从它的宗旨到实践，其主流仍是服从同盟会，并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其一，从肇起的原因看，它是在同盟会领导失控、组织涣散的情况下而创立的。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它的建立是为了改变“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的同盟会现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因此，它的建立不是“毁党”，也不是“造党”，而是“补党”。其二，在组织体系上，仍然“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表示和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打开一个新局面。它得到了同盟会实际主持人黄兴的认可和赞许，也为孙中山事后所赞同。它和重建光复会别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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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不能视中部同盟会是脱离“母体”，“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其三，在活动策略上，它以上海为总机关，把上海和武汉、上海和邻近的江浙皖赣的革命联络起来，“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而统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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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同盟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8页。)。这是一个复苏革命的大计划，它表现了中部同盟会在实践上改变了同盟会侧重华南的偏颇，是值得肯定的。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活动，在上海实际上由陈其美主持。通过了陈其美的悉心经营，“会务益振”，“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军火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各省盟友随时住宿、联络、会议，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45页。)。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为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订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88页。)。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
（二）
1911年11月，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旋任沪军都督，到次年8月，辞去都督，短短的几个月，是陈其美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他在民初复杂的政治纷争中，为民主共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做了亲痛仇快的憾事。
第一、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起义部署，底定东南大局。
武昌起义后，清方组织反扑，武汉战事吃紧，陈其美“日夜与诸同志计划响应事宜。……遂毅然决然定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起义以为应”，以求：“一举成功，则不特武汉可转危为安，而东南半壁亦可传檄而定也”(《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8页。)。11月1日，各商团在南市九亩地开大会，举同盟会员李显谟（英石）为上海商团临时总司令，指挥上海起义。是日夜，陈其美同李平书、钮永建、叶惠钧等人集议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行动方案。2日，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约会于民声报社，采取协调行动。8日上午十一时，民军光复闸北。午后四时，占领上海县城。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县令田荣宝逃往租界。光复上海最激烈的争夺在攻制造局，陈其美曾组织了二次进攻，未克，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拘。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李燮和等急调商团、巡警、民军漏夜攻打，次日凌晨四时攻克。4日，上海全部光复。
上海光复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杭州。上海同盟会和光复会均派了敢死队支援杭州。4日晚，杭州的新军两标（团）发动起义，攻下了抚署，俘巡抚增韫，旋成立浙江军政府，举立宪派汤寿潜为都督。
上海光复，也震动苏州。上海赴苏州的革命党人加紧了活动，在逼人形势下，江苏巡抚程德全于5日宣布独立，在抚署衙门前挂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新招牌。
革命党人加速了夺取南京的部署。当时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把原驻浦口的张勋巡防营调驻城内，纠集二万余人，负隅顽抗。陈其美和苏、浙军政府筹商，调集苏军、浙军、镇军、济军、沪军等，组织江浙联军，请徐绍祯任总司令。徐绍祯要求上海方面支援筹饷现银六万元。沈缦云当场取出信成银行本票二万元，并应诺余款次日兑现。陈其美发布了二则《檄南京文》，历诉清朝封建专制的种种罪行，表示“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84页。)。江浙联军经过激战，于12月2日攻克江宁。
实践证明，“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部署是正确的。孙中山表彰陈其美的功绩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故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208页。)。
第二、建立全国第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
3号清晨，陈其美就用军政府公牍的隆重形式，礼邀李平书任民政总长，并由李出面劝驾，敦请外交名流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沈缦云也于同时受财政总长。说明了陈其美在领导上海起义的同时，已在具体部署政权的人选问题。
6号下午，在上海海防厅召开会议推举都督。会议由李平书主持，陈其美没有出席。关于陈其美任督说法不一。一说是由同盟会员朱少屏在会上极力推举的；二说原来并没有推陈出任都督，是会党头目刘福彪掏枪逼成的；三说是有人在会上用炸弹胁众而产生的。于是产生了陈其美“窃取”或“篡夺”都督的传说。我认为陈其美任督是名正势顺的。一，根据同盟会设立军政府条件第一条规定：“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16页。)。陈其美是中部同盟会在上海的负责人，又是光复上海的领导人，故同盟会“上海各同志…众以上海地方冲要，必须推一统率军政之人，担任沪军都督，方能应付。其人选问题，众均推陈”(《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乙）“上海光复”。)。二、从当时上海的客观形势看，也非陈莫属。陈在上海起义中，“最为出力，经营惨淡，出入险地，力任劳瘁，众士归心”(《民立报》1911年11月7日。)。三，也应指出，陈在排斥光复会成员进沪军都督府问题上，做了手脚。光复会实际主持人李燮和，在上海光复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光复是两会良好的合作的结果。但在举督会议时，却把光复会排斥于外，（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据说在会上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全国政协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811页。)。陈其美在革命队伍中，划圈圈，搞宗派，为同盟、光复两会的团结，留下了阴影，尽管如此，说陈“窃督”，是不合实际的。
陈其美拟订了《沪军都督府条例》组织军政府。都督府下设司令、参谋、军务三部，陈兼任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李显谟任正副军务部长。上述三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都督府还配置有外交总长伍廷芳，民政总长李平书，财政总长沈缦云，交通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长毛仲芳。上述人选，伍廷芳、李平书是赞成共和的社会名流，其余都是同盟会员。这是全国唯一没有立宪派插足其间的政权，是同盟会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
第三、沪军都督府的革命措置。
沪军都督府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从上海的特殊条件出发，为了实施同盟会纲领的需要而建立的。在政治上坚持反清革命，创建共和；在军事上，策动长江下游各省的起义，声援武汉，并积极筹备北伐，以期最后结束封建专制，实现全国共和；在经济上，一切苛税，尽行豁免，采取了保护工商政策。
据《陈英士文集》，陈在任沪军都督期间共发文牍101件，大致分类，其中宣言、通告等综合性政见的约10件，军事方面有23件，整顿社会秩序、改变社会风貌（如戒赌、禁烟、缉匪、剪辫等）占12件，经济政策方面（如安定工商，豁免苛税，筹建中华银行等）占17件，整顿机关6件，就全国或邻省重大事件，（如援宁，南北和议，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等）发表政见，占29件，其它4件，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沪军都督府是贯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革命宗旨，证明了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发现陈其美发布过取缔和镇压工农的文件。
第四、积极推动筹建全国临时政府。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陈其美联络程德全、汤寿潜等召开十三省区代表会议，在爱俪园开会，倡议组织临时政府，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这已是组织临时政府的先声。第二件事，是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直到赴宁就临时总统为止，一切招待皆由沪军都督负责”(全国政协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811页。)。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同盟会奋斗不懈的宗旨；武昌起义后，有十七省相继独立，筹建全国政权，是形势发展的需要。11月上旬，湖北以首义之区，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集会，筹组临时政府。于此稍后，沪督陈其美、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联合创议，由陈其美通电各省代表来沪集会。应邀而到的有苏、浙、鲁、闽、湘、镇江、上海等七处代表，成立了一个“各省都督府联合会”，为临时政府、国会的准备。这样，筹组临时政府，出现了武昌、上海两个中心。武昌方面坚持要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当十一省代表到武昌的时候。正好汉阳失守，代表只得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匆匆开会，推举了议长，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定临时政府未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职权。正在武汉危机时。上海却大有转机。南京攻克，在鄂与沪的各省代表会议均议决南京为未来的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上海方面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由大元帅筹组临时政府。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其间陈其美的作用，一是坚决主张临时政府应“仿美国独立后第一、二次会议，为临时政府或临时国会之准备”(《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53页。)。实际上是坚持了同盟会“建立民国”的指导思想。二是坚持由黄兴任大元帅。“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3页。)。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牵掣，黄兴不愿去南京组织政府，黎元洪又在武汉不来南京，临时政府一时难产。
孙中山从国外归来，使临时政府的成立有了决定性的转机。12月25日晨，孙中山到达上海，陈其美组织了盛大欢迎，并在宝昌路408号安置了行邸；第二天，黄兴、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民党要人，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日夜，在中山寓所集会，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12月29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以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结束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也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盟会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得以实现。
第五、维护沪军都督府领导权的斗争。
沪军都督府从建立到撤消，其间充满着剧烈的斗争。陈其美辞职凡八次，重大的斗争有三次。第一次在沪军都督府建立不久，立宪党人唐文治、赵凤昌、沈恩孚等十三人向陈其美提出，“上海亦苏省之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14页。)。陈其美作了驳斥，指出“都督之设，非原官制，非关地域，但由革命事实发生此特设之官，且以战事方殷，急宜策应，得借此沪滨一隅为海陆交通要塞地，军需饷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系人心”(《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113页。)。肯定了都督府的设置，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不存在“统一有碍”的问题。第二次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帝退位，袁世凯正节节向革命势力进攻之时，上海的立宪党人说陈“恋栈”，要求撤消沪军督府。这场存废之争，谭人凤点出了要害，他在给孙中山、黄兴的信中指出，“沪督去留，颇滋物议，实则一言可决，南北起义，各都督依吾党夙定之革命方略，当然设置，即为军政府时期之法律规定，自非大局敉平，断无解兵之理”。并且强硬地提出，“政府委任，皆不容他人妄议，有敢动摇之者，义军共击之”(《民立报》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也两次发电挽留。事态被压了下来，第三次是在1912年6、7月间，这次是由袁世凯示意议员直接向陈发难，公然指斥“陈其美盘踞沪上，拥兵自雄，军政府应撤不撤，梗国家之统一，……横施构乱，动摇国本，国贼民仇，不诛何待”(《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117页。)。这时的形势已大非昔比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黄兴取消了南京留守府，主动裁撤了近三十万的南方军队，同盟会内部已不复有当年的革命气概了，但陈其美还是作了回击，他针对“拥兵自雄”的责难，回答说，“其美一革命党员，本无兵柄，所以忽然而有兵者，亦由革命事实上发生，固非有人予之……其美以精神为主宰，以事实为依归，以国家之利害为前提，以同胞之祸福为准的，故兵可忽然而有，亦可忽然而无。若夫都督之称，亦仍由革命事业而发生者，既非赵孟之所贵，自非赵孟所能贱”(《陈英士先生文集》（台北）第48页。)。随后陈其美发表了辞职通电，解职宣言，于1912年7月31日自动离职。这是继孙中山让位，黄兴放弃南京留守府后，革命势力削弱的又一事件。
第六、制造“陶案”，千古憾事。
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点，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杀害。制造“陶案”的主谋是陈其美，具体策划者是蒋介石。“陶案”的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导致了两个革命团体的水火之势，削弱了革命力量。在以后一个时期里，光复会中人及其后辈，对陈其美、蒋介石，表示深恶痛绝，这是可以理解的。采取极端手段，对付同一营垒中的不同政见者，正是资产阶级极端利己性、排他性的反映。
综观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为，就其主要方面来看，不失为是一位服膺孙中山，听命同盟会，有所建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诚如孙中山所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孙中山全集》第三卷291页。)。国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他评价有欠公正，似应重新认识，重作评价。我们既不能无视他的功劳而暗暗不彰，也不能以“不能苛求”而宽宥其谬误，关键是还其历史以本来面目，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以中得到借鉴。本文的旨趣就在于此。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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