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从侵略政策的工具到中日友好的种子——纪念遣返日本侨民６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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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侵略政策的工具到中日友好的种子——纪念遣返日本侨民６０周年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的破坏而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战后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承受着战后重建的沉重压力，却首先以博大的胸怀解决了１００多万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完成了一项人道主义的巨大工程。尽管从１９４６年开始遣返日本侨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６０周年，但这一工作为新的中日关系的建立产生的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回顾的。
百万日本侨民——侵略战争的产物
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侨民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而他们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极力向国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制造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理论。１８９０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通过《外交政策略论》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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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的观点。他认为在日本领土的主权线之外，还应有一条“与邻国接触，而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联系的地区”，即所谓的“利益线”。开始，日本把“利益线”确定为邻近的朝鲜半岛，而后 逐渐向中国东北地区（所谓满洲）扩张，不久就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主张。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的演说中，主张把“征服满洲”和“经营满洲”作为施政重点，而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活动也伴随这一扩张的步伐展开了。
日本真正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在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之后。通过与俄国签署的《朴茨茅斯条约》及与中国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日本接收了俄国在东北南部的权益，特别是对旅大租借地的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把租借期从２５年延长到９９年，租借地扩展到３４６２平方公里，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所谓的“关东州”。“关东州”成为日本继台湾、朝鲜半岛之后的又一处海外的殖民地。日本开始在“关东州”设立总督府，掌管军政大权，以后又将军政分开，设立了掌管民政的“关东厅”和掌管军事的关东军司令部。在日本的地图上，“关东州”、台湾、朝鲜与日本本土的颜色相同，被视为日本的一部分，许多街道甚至使用了日本地名。从１９０５年起，日本移民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陆续来到中国东北，成为最初的日本侨民。
日俄战争后，日本也接收了原俄国在中国东北建设的中东铁路的南线，成立了南满铁道公司（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满铁”从１９０６年成立时就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建立了组织庞大，业务范围广泛，不仅具有行政智能，而且拥有外交权力的执行国家任务的殖民地开发机构。“满铁”认为，可以通过积年累月的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方式使中国东北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领土，于是鼓励向“关东州”和沿线的“满铁附属地”移民。“满铁”建立的一系列行政机构、庞大的运输管理体系和直接或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都吸纳了大量的日本侨民，到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前，这些人的数量已经达到２０多万。
１９３１年日本占领东北并建立了伪政权后，更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东北，其中包括在当时伪满政权中任职的各级官吏，即政治移民；在铁路、矿山、工厂中工作的工业移民和在商业贸易领域工作的商业移民；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和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活动的文化和技术移民等。数十万各种类型的日本移民及其家属构成了庞大的日本侨民队伍。
特别需要指出是日本全面强化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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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不仅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政策，而且是日本政府的重大国策之一。１９３６年，这一国策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２０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１００万户，即５００万人。日本政府认为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日本人口就能够占到东北人口的十分之一，便可以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的秩序”。到１９４５年，根据这一方针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达到２７万多人。
综上所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侨民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产物，充当了侵略政策的工具。
遣返日侨——人道主义的决策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意识到战败结局的分散在各地的日本侨民陆续向东北的各大城市集中，寻求关东军的保护，准备返回日本。但是日本在１５日宣布投降，关东军被解除了武装，部分首脑及罪大恶极的战犯被捕，大部分军队被遣送回国，日本侨民不仅失去了军队的保护，而且成为被遗弃在中国东北的难民。特别是那些农业移民，离开土地后无家可归，被迫栖身在收容所中。１４５万日本侨民不仅衣食无着，生活难以为继，而且担心遭到报复，胆战心惊地苦捱着每一天。解决日本难民成为战后东北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东北分别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军队控制的地区，局面比较复杂。虽然各个区域的中国人都曾经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迫害，但是他们并没有报复被遗弃的日本侨民。根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的协议，在不同政治力量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遣返日本侨民的机构，并进行了协调，确定了从不同区域遣返日本侨民的日程表。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７日开始，美国派出的军舰和调拨的船只、日本方面的轮船等开始从东北港口葫芦岛运送日本侨民返回日本，而中国方面为日本侨民向葫芦岛集中提供了交通运输和其它的便利条件。在葫芦岛进行的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８年，尽管当时东北的政治局面十分严峻，但是遣返工作没有停止。３年中有１０５万日本侨民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但是，遣返日本侨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仍有许多日本侨民滞留在中国的情况，中国政府仍然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继续进行了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根据１９５３年中日双方签署的协助日本侨民回国的公报，又有３万多人从上海、天津和秦皇岛３个港口返回日本。这些人中包括许多战后自愿留在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日本人。１９５６年起，在中国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的日本军人陆续被释放，他们也同样被送回了自己的祖国。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又有７０００多名遗留在中国的“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回到了日本。到这时为止，希望返回祖国日本侨民已经完全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遣返日本侨民的工作才正式宣告结束。
播撒友好的种子
多数日本侨民在来中国前接受了政府为动员他们而做的欺骗性的宣传，但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被抛弃在中国的土地上，许多人曾经十分绝望。因为在以往国家间战争结束的时候，对滞留的敌国国民实施报复或惩罚性的劳役是普遍的现象。然而，中国人民却严格区分了遭受苦难的日本侨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界限。当时的《东北导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致日本侨民的文章，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
自战争爆发以来，诸君不仅精神与肉体备受摧残，同时经济上也遭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完全是日本军阀称霸东北的野心造成的。……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样，都是热爱和平的大众。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战火在东北点燃的数十年来，中国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吾等相信日本军阀是真正的敌人，非日本民众。期间日本民众也深受其害，对此我深表同情。……了解东北民众的诸君，把吾等的真心和对日本友爱的真情带回到日本国土，作为登陆的第一步改造日本的计划，实现中日善邻友好而努力。
遣返日本侨民的举动，对战后的中日关系确实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许多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在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对照战后处理的不同的情况后，都称颂中国是伟大的“仁义之邦”。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陆续回国的日本人，更成为周恩来总理预见的中日间“友好的种子”。
１９５３年回国的日本人中有一部分曾经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军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回国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日本却产生了陌生感。有人回忆说：
日本对于我一切都是陌生的。开始的几年完全就是为了维持生活，感到毫无人生目标，不过是在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受人摆布。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疏淡。这已经完全不是战败时我认识的日本社会了。比较起来，我心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印象。我总在想如何再回到中国去？中国有什么样的发展了呢？养育我的中国还有我能做的工作吗？我决定退休以后还要回到中国去。
这些日本人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组成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中国。在冷战期间，这一组织一直是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９０年代以来，针对日本社会流行的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言论，他们又组织起来，举办揭露军国主义罪行的“七三一部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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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展”等，在日本全国各地巡回展出。虽然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们说：回国前中国战友的临别赠言始终响在耳边，我们不能安稳地休息，要在有生之年为中日友好的事业竭尽全力。
还不能不提到在中国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日本军人们。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强调要用感情感化日本战犯，提出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些人在１９５６年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坚持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的目标，以各种方式努力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在冷战时期，这些人被看成是在赤色中国“洗脑”的人，经常被警察盯梢，也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不顾政治压力，坚持用亲身经历向日本的年轻一代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证言”活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一再回到中国，向被迫害过的中国人谢罪。１０年前，即战后５０周年的时候，日本政坛上掀起了一股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恶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们便共同创办了季刊《中归连》，这一刊物现在日本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是同右翼的历史翻案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的阵地。
光阴荏苒，从１９４６年第一艘遣返日本侨民的轮船离开中国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６０年。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如何把无辜的民众变成侵略的工具，更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与对和平的祈求如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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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中日友好的种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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