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谷底”说辨析──关于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历史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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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谷底”说辨析──关于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历史的地位问题

●关于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历史的地位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开端,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结束,前后十六年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民国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应占何等地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头20年中国社会沉入“谷底”,1919年五四运动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从“谷底”爬出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谷底”在于甲午、庚子、辛丑等殃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的剧变。而1911年后的辛亥首义、“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诸役,则终止两千年帝王专制,肇民主共和之端,三民主义逐渐播撒于华夏。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才从政治上和人事上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1915年诞生的《新青年》杂志,其创办人陈独秀和最初的作者多半来自同盟会刊物《甲寅》的作者群。《新青年》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使反保守、反愚昧、反奴役、反专制的新思想激荡于中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则由老同盟会员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主持,他们在思想上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保持一致,且不断提高,日益升华。继而有1919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有各色社会主义的传播,有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有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合作,有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有国民革命军成功的北伐战争,终于埋葬北洋军阀黑暗统治。谁能说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没有走出沉沦,走出“谷底”,开始跃向新生的起点呢?
●“谷底”说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及其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袁世凯与北洋各派军阀执政时期,是中国社会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一个过渡期。它是一个大拐点,内中又有若干小拐点。其间有反复,有曲折,有倒退,有复归,也有某些不可忽视的进步。苦辣酸甜,五光十色,历史本来如此,不可以简单化,不可以虚无化。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没有沉沦到殖民地。瞿秋白曾经写文章批评孙中山的“次殖民地”论;孙中山认为“次殖民地”连殖民地都不如,显然错了。对此胡绳晚年正确指出: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袁世凯自己将五月九日接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这一日定为国耻日,要大家不忘国耻(陈按:“二十一条”事实上并未实行,北洋历届政府均未承认,亦为国际法所不容)。共产国际开始找过吴佩孚,以为他是进步的。吴确有爱国的一面。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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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也是因为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对他不放心。这都说明这一点。(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谷底”说之所以不完全正确,最要紧之处是它完全否定或者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及其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在一些人看来,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才能证明后来革命的“成功”和“伟大”,而不懂得中国社会变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及由此决定的阶段性和继承性。推翻帝王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初步转型,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起点,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胜利。而漫长的艰难的社会改造之路,需要后之来者一代接着一代披荆斩棘,奋力前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后来的革命不管多么伟大,也只能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后来的革命者也只能作为辛亥革命者的继承人载诸史册。这应当是他们的荣耀,而不意味任何的贬低。“谷底”论者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低估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解决中华民族内部的巨大矛盾,使占总人口94%以上的汉族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凝聚;其次,低估了即使是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而其实民主共和并非仅是形式而已;再次,低估了1912年至1920年间民族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意义。史载,“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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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陈按:指1894年—1920年)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已然走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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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的“谷底”了
关于北洋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近年来有学者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共和形式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被认为天经地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得到普遍承认。历届民国政府的军政大权虽然掌握在封建军阀官僚手中,但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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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代表人物也往往被邀参政或议政。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或推行过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特别是在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方面,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潘荣：《北洋军阀史论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而当时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张謇尤具典型性。民初制定和颁布的经济法规,诸如《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等,凡公司、工厂、商店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多专利,为过去所无。不过数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大企业家辈出,一时蔚为壮观,号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主持制定和颁布这些经济法规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张謇。深受后世褒扬的荣氏家族、郭氏兄弟、简氏兄弟、周学熙、孙多森、刘鸿生、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吴蕴初、周作民、钱新之、胡笔江、陈光甫、虞洽卿等工商金融业巨子,大半崛起于北洋时期。这些足以证明,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已然走出沉沦的“谷底”了。
质而言之,“北洋政府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也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我以为,张宪文教授在几年前《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所作出的这一分析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而“谷底”说使人们看不清楚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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