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亚洲人民共同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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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6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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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亚洲人民共同的节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节日，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的节日。
近代以来，作为亚洲地区成员之一的日本，走过了与亚洲许多国家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与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都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共同面临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危险，当然也为摆脱那样的悲惨命运在进行着殊死搏斗。
但是，经过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和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日本迅速推进军事大国化，日本的军国主义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而在19世纪末正式形成，“亚洲门罗主义”是其军国主义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和国内自然资源不足，日本的对外政策更富扩张性；而国际经济竞争力相对不足，使它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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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外市场和资源时更具排他性；军人和军部在制定国策中所占有的支配地位，则使它在侵略扩张中更加依赖武力。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日本已经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领土扩张野心，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则进入法西斯主义的最高阶段，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军事至上的帝国主义，其对外侵略的手段就是战争，而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企图建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地区霸权主义。这一霸权主义的目标是：第一，在思想上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第二，在政治、经济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三，在军事上控制整个西太平洋。日本军国主义为达成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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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条四面树敌，自取灭亡的道路，同时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和本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日本向亚洲的扩张与殖民统治也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以及其他遭受日本占领与殖民主义统治的亚洲国家都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尽管日本在许多国家豢养了亲日的政客，但日本的泛亚细亚的宣传对他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多数政治家与广大的人民识破了日本的野心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识破了日本的花言巧语，他们不希望由一个外国的统治换成另一个几乎肯定更为凶暴的外国的统治。许多人不惧怕日本军队的威胁恐吓和残酷报复，在各地掀起了反抗运动，在各地组织了抗日的武装斗争。亚洲人民的共同抗日陷日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战争结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内仍然有一些人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是领导亚洲与西方列强斗争的“大东亚战争”；他们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胜利“激励了东南亚甚至非洲人的独立愿望与勇气”；甚至认为“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独立的宣言与大东亚会议的宣言是一致的”。这些人强调西方列强对亚洲殖民的危险，而把日本对亚洲的扩张描绘为正义的反抗，宣扬其所谓的正当性，声称在当时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日本不发动战争会危及自身的安全，辩解说在19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西方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日本只是模仿和适应这一规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样一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被称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正当而必要的行为”，日本军队强行征用韩国的慰安妇等罪恶行径则淡化为普通的商业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亚洲各国实行统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经历过战争的亚洲人民不难看出，这种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的立场，是完全站在战争时期“皇国主义史观”的立场上，完全是一种混淆善恶的思维模式。
否认当年战争的侵略性质，将其美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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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亚洲的战争”或者是不得已的“自存自卫”的战争的认识，在战后的日本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肯定当年战争的认识与价值观的活动，即使在战争结束60年后，也没有完全被消灭，相反，在战后的漫长时间里，这些认识不断改头换面，被再生与再编，以至在近10多年里在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活动，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
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从战前到战后发展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教科书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看到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利用教科书促使社会右倾化的危险性。但是另一方面，从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与“改恶”的斗争和《新历史教科书》在采用过程中遭到的挫败，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社会中的许多人对此是有警惕的，这使我们不能不思考采取的策略。
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当他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危险的倾向的时候，就做出了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这一现象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沟通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日本人被害的典型表现。相反，对于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由于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亚洲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对于这种由于历史教育导致的国民层面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差异，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特别是历史事实的共有，否则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认识乃至共同的历史观。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促进亚洲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同时也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批判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行径是学者的任务，而编写促进历史事实共有的历史书，促进共同的历史认识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亚洲人民通过对战争历史认识的交流达到共识，这是我们对抗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的日本历史教育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