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洋务派的分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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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派的分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遽沉沦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大体上通过三条途径：一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形成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一些买办、商人和官僚投资兴办了一批轻工业，主要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工业。二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在华兴办企业的增多，国内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新式机具不断地输入，城市传统手工业的一些部门，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中的一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也随之发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三是洋务运动发展到“求富”阶段，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举办了一批工矿交通企业，促进着社会资金流向产业。随着“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洋务派集团不断发生分化，一些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官督商办”企业作扛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剖析洋务派的分化，是探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洋务派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阶级政治派别。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这时，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怎样应付新的危机，维护清政府，挽救封建政权垂危的局面？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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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设备、武器制造和科学技术的成果，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洋务派的一些措施，诸如开工厂、采煤矿、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在客观上符合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就是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办的。通过这批新式企业，促进了社会资金流向产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材，积累了对新式企业的管理经验，传播了科学技术，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但是，洋务派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封建官僚的资格投身于创业的经济活动，他们创办的新式企业和封建国家政权关系密切，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取得税收和产品运销等方面的优待，对新式企业实行封建性的专利和垄断，阻碍着民族工业的充分发展。他们用封建官僚制度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从企业内部抑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扼杀着企业的生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洋务派只能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阶级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
洋务派不同于封建社会内纯粹的地主阶级官僚集团。洋务派的成分包括洋务派官僚、买办中的上层分子和殷商巨贾，几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势力错纵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官僚集团。
洋务派中派别纷繁。洋务派的头目奕、奕譞这类满洲贵族，名义上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军事务衙门等最高洋务机关的负责人，但他们并未从办洋务中聚集起什么实力。湘系曾国藩在洋务运动刚开头不久就死去，洋务运动前期能与淮系李鸿章抗衡的是湘系左宗棠。但左宗棠长期僻处西北，他主持和倡办的洋务工业如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厂都不十分成功。中法战争后，足以和李鸿章分庭抗礼的是张之洞。张之洞早年与“清流”派为伍，中法战争期间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王德榜等将领，部署抗战，取得谅山大捷，威望骤增，从此在两广总督任内六年，建立了洋务集团势力，后移督湖广近二十年，势力不断增大。但张之洞势力蹶起时，洋务运动已接近尾声，洋务企业的弊端暴露无遗，向社会集资，群商裹足，他遂主要使用各种封建性的集资办法，如用报捐军饷为条件，容许从事科场赌博性营业的“闱性公司”合法化，以及息借当铺、盐商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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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后来又鼓吹“借债兴利”，大量举借外债。这种外债不但要负担苛重的利息，而且往往附完全躺有出卖主权的密约，使张之洞的“自强新政”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所以无论从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来说，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都占居首位。
李鸿章从1862年至1870年的八年间，由江苏巡抚进而署两江总督，实授湖广总督，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的淮军盘踞长江中下游，直隶、山东在名义上受当地督抚节制，实际上控制在他手里。江南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军火工厂是供应淮军的军械库。七十年代后建立的北洋海、陆军，进一步扩充着淮系的势力。他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吸取社会资金，供其驱使，从而控制了新式工矿交通企业。他的军事实力越强，越强调力量“不足御侮”，经济事业越发展越高唱对外“息争均利”，对内“争利滋弊”，防止私人资本的竞争。他把保持和加强自己派系的实力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正如梁启超评论他的：“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是盛宣怀。自从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盛宣怀在淮军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一。)，随李鸿章北上镇压捻军，博得李鸿章的信任。1873年，盛宣怀参与《烟台条约》谈判，放手出卖国家主权，被李鸿章赞赏为“能见其大。”同年李鸿章委任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这时盛宣怀在招商局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轮船时循私舞弊案被揭发，李鸿章极力为之洗刷，称为“有用之材”。1882年，盛宣怀在上海为奉天金州煤矿招股，私挪股金又受到弹劾，湘系左宗棠、曾国荃为之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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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大事化了。1884年，盛宣怀调署海关道，成为李鸿章经营洋务事业的代理人。1886年，他调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驻烟台以控津沪。1892年，调他补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赴上海会同聂缉□办理善后，全权督办华盛纺织总局。李鸿章淮系垄断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大工矿交通企业，盛宣怀就操纵其三，足见他在洋务派淮系官僚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经盛宣怀穿针引线，李鸿章罗致了一批买办作为经办洋务企业的骨干。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就是代表人物。
唐廷枢自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为该行开辟内地贸易并递送市场行情，受到该行重视，提升为总买办。怡和洋行经营的出口贸易业务主要是丝茶，唐廷枢利用任上海茶叶公所和丝业公所董事的地位，为怡和开展出口贸易业务提供方便。1870年，唐廷枢主持怡和洋行所设船务经理部，开辟了上海、福州的内河航线，并开展直达马尼拉的货运业务。他还“兼当协和机器轮船公司、北清机器轮船公司、华海机器轮船公司之董事。”(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所录《上海远东月报》，1878年6月。)投资于轧拉佛洋行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又与怡和经理约翰逊筹建东海轮船公司，一度任襄理。1873年，唐被委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把怡和总买办职务移交其兄唐茂枝。以后北上负责经理开平矿务局，成效显著，直到1892年。
徐润于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主持全行业务，为宝顺开辟长江各口和华北市场。从1863年起，徐润屡次捐买官衔，由光禄寺署正达到郎中。1865年，他替淮军办理后勤供应，得李鸿章保举加四品衔。1867年宝顺收缩时，自立宝源祥茶栈，在产茶区自销也代客收购，同时经营丝、棉、烟叶、皮革、白蜡、黄白麻、桐油等生意，甚至贩卖鸦片。他还从事房地产投机，1863年时拥有地产二千九百余亩。徐润曾担任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局董事，并先后创立“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徐愚斋自叙年谱》，《招商局及仁济、仁和公司缘起》。)1873年经李鸿章委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前后达十一年，1875年兼任开平矿务局会办。1883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从事地产投机失败，盛宣怀乘机将他排挤出招商局。
郑观应于1859年入宝顺洋行，经管丝楼兼轮船揽载。1868年离开宝顺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不久承办该茶栈，后充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73年起受雇于太古洋行，为该行开办轮船公司并任总经理兼管栈房，还为该行于长江各口设揽载行并采办关东豆货。为了吸取社会资金，郑观应开设了上海恒泰钱庄，与各地商人建立联系。1880年经李鸿章任命，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又经盛宣怀推荐任电报局上海分局总办。1882年脱离太古洋行，进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1881年赴粤协助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布置防务，这时因上海机器织布局资金被郑观应私挪败露，受到舆论谴责，一度消沉。1890年出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1892年再次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买办中的上层人物，久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培养和熏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精通商业贸易，有对新式企业经营管理的业务知识，与一些买办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能够调动社会资金。他们非那些空谈洋务的封建官僚所可比拟，所以为李鸿章所倚重。唐廷枢和徐润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以后，不甘依附于外商，企图借助洋务派官僚的政治权势进行再积累。郑观应则是把买办生涯看作“初学商战于外人，”把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活动，看作是“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这样，买办的上层人物与洋务派官僚结合起来了。
李鸿章为了吸取社会资金，还罗致了一些殷商巨贾作为企业的经办人。朱其昂和经元善就是代表人物。朱其昂是以沙船为业的淞沪巨商，长期经营沙船海运，并在京津沪粤等地开设华裕丰汇兑票号，曾经捐官三品道员、浙江候补知府。李鸿章筹办新式航运，招朱其昂筹备。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唐廷枢任总办，徐润、盛宣怀、朱其昂任会办。唐廷枢、徐润负责轮运和招股业务，盛宣怀管官务，朱其昂专责漕运。经元善世业钱庄，从1858年起随父经纬进入上海钱业市场，开设仁元钱庄，并与人合伙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历任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1880年经郑观应引荐，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当时翰林院编修戴恒和龚寿图代表官方，具体由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和经元善代表“商股”，专管商务，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第36页。)朱其昂和经元善这类商人已非旧式商人，而是买办化了的商人。朱其昂曾于1860年与美商花马太合伙经营清美洋行；经元善曾投资“中外合办”的华兴玻璃公司，并任董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经营管理新式企业的业务知识。他们和社会上的殷商巨贾有密切联系，在商界有着影响，不仅他们自己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而且可以吸取社会资金，这正是为李鸿章所罗致的原因。这些富商也企图依靠洋务派官僚的政治势力，投资产业以获取更大利润，于是形成洋务派官僚与商人的结合。
官僚、买办和商人本来是性质不同的社会势力。李鸿章通过“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把几种社会势力揉合在一起，他们相互利用，使洋务派成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结合的集团。洋务派所举办的新式企业里也就充斥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洋务派的分化成为势所必然。
二
洋务派包括着官僚、买办和商人，这几种社会势力参与洋务派的经济活动，他们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愿望和要求。李鸿章热衷于创办新式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裕饷。”他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第32页。)所谓“振兴商务”其实就是举办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要办新式企业则需资本。李鸿章看到社会上一批积累巨额财富的买办和买办商人，附股于洋行，他说：“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华人股份居其大半。”(《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39页。)当时垄断长江航运的旗昌轮船公司，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投资竟占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仅1863年至1864年间旗昌股东代表大会，有九名代表是中国股东，其中最大的股东是旗昌总买办陈竹坪，另一名大股东是著名的丝商顾春池，旗昌的附属机构金利源仓栈的主要资金就是顾春池提供的。李鸿章认为把这些社会资金吸引过来，就可以解决创办新式企业所需的资金来源。他说：“若由宫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商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第32页。)。”于是“官督商办”形式的企业，就作为李鸿章“归并”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而产生。这些买办和买办商人随着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成熟，怀抱着独立投资、追求更大利润的欲望，寄希望于“官督商办”企业。唐廷枢和徐润投资于轮船招商局时，他们估计，以五十万两的投资，依靠“官为扶持，”摆脱各种封建阻力，用四条轮船在长江和沿海行驶运输，只消三个月，至少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红利。优厚的利润促使他们把附股洋行的股金转移到“官督商办”企业。
当李鸿章提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曾经宣称：“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40页；奏稿，卷二十，第33页。)这对于有着投资欲望的买办和商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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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应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第19页。)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希望“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当时把闲散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存在着两条出路：一条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或附股于洋行，或在香港注册，或聘外商做经理挂“中外合办”招牌，以绕过封建势力的阻碍；另一条是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并从官府取得免税和专利等待遇，以利于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竞争。原先一个买办商人彭汝琮建议李鸿章创办织布局时，他拟订的八条章程中特别强调，“本厂织成洋布出售，请照进口洋货一例报税，”产品“分销内地，不复完厘。”(《字林西报》，1879年4月20日，)反映了一些买办和商人的愿望，也正是“官督商办”企业集股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官督商办”企业初创时，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投资入股者局限于经理人亲友的狭隘范围。轮船招商局筹办时，股金除官款外，主要的投资者就是朱其昂及其家族，另外与朱其昂关系密切的沙船富商郁熙绳投资一万两。后来李鸿章委唐廷枢为总办，公开招股，并在章程中规定：除推举唐廷枢为总董外，“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股东大抵上是唐廷枢、徐润和朱其昂的亲友。1877年9月，唐廷枢主持开平矿务局公开集股，所拟招商章程共十二条。章程为了迎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尽量表明企业是以商办为特征。如第五条规定：企业“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并表明：企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这是说，矿务局是由商人负责经理的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章程中规定：“其进出煤铁银钱数目，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每年有总结，随时可以查核。”在产品销售方面，规定：“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其余或在津售，或由招商局转运别口销售。”因为企业系“官督”，所以机器局、招商局有取用产品的优先权，但仍照市场供应以保证“商办”的经济利益。章程又规定：“拟集资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搭附。”大股东对矿山有管理权，规定：“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若所派人员不称职，“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为保障商股利益，利润的分配规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第23—26页。)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突出地宣扬“商办”的成分，并用丰厚的利润，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对一些富商巨贾有很大吸引力。据《申报》透露：“各巨商知此事名为官办，实为商办，兼悉开平矿产极多，日后用西国机器开挖，用力少而成功倍，当可大获其利。”预计集股银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不到四个月，附股者共有七千股(《申报》，光绪四年一月十日。)所谓附股的“钜商”，大抵是唐廷枢、徐润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港粤殷商”(《新报》，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一些中小商人抱观望态度。当时报纸评论：“从中国人不愿承购轮船招商局的股票看来，他们大约也不愿承购同一帮人主持下的矿务局的股票。”(《北华捷报》，1878年2月14日评论，卷二十，第152页。)所以开平矿务局的集资，仍然局限在唐廷枢、徐润的亲友的狭隘范围。
上海机器织布局集资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本来上海机器织布局专办官务的龚寿图是官场中人物，得不到商人的信任，无法招股。专办商务的郑观应和经元善负责筹办的实际工作，他们主张公开登报集股，“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居易初集》，卷二，第38页。)1880年10月在《申报》上刊登《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其中特别强调：“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准备共集四千股，计银四十万两，“所望海内达官富绅，同心集事，自一股至百千股，各从所便，数满为止。”(《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初十日。)一个多月已聚集本银三十万两左右，“入股者颇形踊跃”(《申报》，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接着在《申报》上又刊登启事，详列入股办法，以及登载各商埠委托代收股份的绅商姓名和住址，以便投资者就近入股。并且说：“所收股本汇齐登报，庶已入股者知款有着落，未入股者知事非虚悬”(《申报》，光绪六年十月十五日。)。至次年5月《申报》刊登的启事中说：“应集之数承绅商源源招徕，将近满额，”并特别提出：“其台衔姓名因不愿著名者居多，仍谨登列号数。”(《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初一日)苏北大盐商李培松、“业宏沪甬”的宁波富商蔡鸿仪等都是主要的投资人。郑观应和经元善公开登报招股的做法，突破了唐廷枢、徐润通过商帮亲友关系集股的狭隘范围。经元善记述说：“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开始。”(《居易初集》，卷二，第38页。)充分反映了当时买办和商人要求发展民族资本的强烈愿望。
一些买办和商人通过投资于“官督商办”企业，把资金投入产业，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反映了洋务派集团的分化。参与洋务企业活动的郑观应和经元善，代表着民间资本的利益，采用公开地广泛招集股金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周转和流通，使社会资金更广泛地流向产业，同时又把“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中小股东，聚集起来，从资本的关系上建立了联系。这样以“官督商办”企业作杠杆，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买办和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这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突出地表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洋务派中的官僚随着“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也时刻处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洋务派中的官僚参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活动，大部分是把企业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他们把封建关系的准则带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按照血统和裙带关系挟私用人，以控制企业的大权，使企业充斥着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挪用肥私等种种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但是也有一部分官僚，随着耳闻目睹“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特别是见到“官督商办”，企业以负债、亏损、倒闭而告终的事实，产生独立投资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愿望，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有的洋务派官僚通过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积累了对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在洋务运动破产后，独立投资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就是这样。杨宗濂长期追随李鸿章，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随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以后，任直隶通永道。杨宗瀚“亦以筹运粮糈屡著劳绩”(《杨藕舫行状》壬戍三月条。)。他兄弟二人接替马建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们拟订的章程中特别提出：纱厂“全系商人资本，不领公款，不请委员，但责成商股之中廉干谨饬者总理厂务”，并登报公布收支账目，“倘用人理财不能得力，随时指教”(《杨宗瀚遗稿》第二册。)。表明他们抱着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在他们的经理下，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利润优厚，营业兴旺，并拟附建纱厂一座，预计日产纱三十余包。可是不久清花间失火延烧全厂，杨宗濂、杨宗瀚从此退出机器织布局。1895年他兄弟二人把积累的财富的一部分独立投资在无锡创办业勤纱厂，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种，洋务派官僚通过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投资，并利用权力，逐渐占有股份的大多数，从而把“官督商办”企业变成独家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派官僚也随之而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聂缉□创办恒丰纺织新局可作为代表。聂是曾国藩的女婿，原任上海制造局总办。1890年上海道台龚照瑗调任浙江臬台，由聂继任上海道台。龚照瑗系李鸿章的部属，在上海道台任内筹办“官督商办”的华新纺织新局，由严信厚实际主持筹建。严信厚也是淮系官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府，当淮军北上镇压捻军时，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聂缉□任上海道台以后，用贪污的所得陆续向华新织纺新局投资，掌握了这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十分之一股权。1891年华新纺织新局开车投产，到1904年由曾任聂缉□内账房的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纺织新局。1908年租期届满，翌年聂收买了华新纺织新局，改组为恒丰纺织新局。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终于变成聂缉□独资经营的企业，他也随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
第三种，有一些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官僚，得到洋务派头目的极力支持，获得税收等优待条件，投资兴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官僚随着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1882年创办徐州利国驿煤矿的胡恩燮、胡碧微父子就是典型例子。胡恩燮原系徐州道候选知府，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奏准开办利国驿煤铁矿，“并援案请减税银，以期畅销。”(胡碧徵：《灌叟撮记》，第5页。)股金大部分来自“苏、扬各友”。因为胡碧徵长期在两淮盐务机构中任职，总巡淮南北盐务，与盐商关系非同一般，“久业淮鹾”的李培松就是主要的投资人。1883年鸠工开井，适逢金融风潮席卷上海、南京等地，股东所缴股金不到预计的三分之一，购置机器困难，只得“用土法取煤，以机器提水”，运输条件又十分落后，从矿山运煤到徐州和萧县，“仅凭笨重之牛车，转输百余里或数十里”，结果“存煤山积，坐亏成本”(《灌叟撮记》，第11页。)，胡碧徵不得不亲赴北洋向李鸿章求援。
上述三种由官僚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往往与农村中的封建地租剥削紧密联系。杨宗濂在无锡有田千亩，聂缉□在“领垦湖田”的名义下，于洞庭湖滨兼并土地四万多亩。
此外，有的洋务派官僚在办洋务中，深感洋务运动的弊病，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马建忠自从1876年往法国留学回国后，长期是李鸿章的幕僚，参与许多重要的中外交涉活动。1889年马建忠接替龚寿图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马建忠写了《富民说》，对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提出批评，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又如薛福成，1865年以副贡生入曾国藩幕，后又成为李鸿章的幕僚，1889年他出使英、法、意、比等国期间，为洋务派购买机器设备，在国外耳濡目染，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主张发展民族资本，把“商”提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第1页，《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洋务派是中国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历史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发生分化而出现的官僚集团。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意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设备，为封建政权服务，以挽救清政府的灭亡。但是洋务派罗致了一些买办和商人来经办新式企业，洋务派的成员也就日渐复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成熟，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的弊端又日益暴露，洋务派不断分化，许多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官督商办”企业作杠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洋务运动的结果，与洋务派的主观愿望相反，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为封建政权的灭亡准备了物质条件。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1985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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