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朱英：从单一政治史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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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英：从单一政治史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的经典文献和研究专著，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论性的，一种是专题性的。通论性的史料汇编，比较早的有中国史学会上世纪50年代编辑出版的八大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近年来，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项目之一，章开沅先生主编的八卷本《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收录了日本、欧洲的一些档案，对早先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那套文献是很好的补充。通论性的研究著作中，1980年代初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可说是全世界第一部辛亥革命通论型著作，其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这样一套皇皇大著，海内外的评价非常高。不久之后又有金冲及、胡绳武两位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影响也很大。另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他们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也是关于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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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来，专题性的资料汇编著作更多。比较早的，且被引用比较多的是台湾出版的《革命文献》、《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等。学术著作中，专题性的也远多于通论性的。最近这些年，大家对清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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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研究得比较多，如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详细梳理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堪称填补空白之作。汪敬虞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从经济史的角度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桑兵、罗志田教授的相关论著，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自己也写过一些专题著作，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上海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马敏先生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也是这方面的佳作。思想文化史方面也有不少大部头的著作，如《辛亥革命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
从整个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研究在不断扩充。以前主要是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近年来已完全突破了这种局限。很多台湾和海外学者不认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理由是那个时候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但我们认为，商会是资本家组成的社团，他们据此开展很多活动，是资产阶级组织。后来，我们又发现商会是一个很广泛，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研究课题，不能只是单一地从政治史角度进行考察。这样到了90年代，就不断地扩充研究范式，研究视野变得更为开阔，问题意识也更加多样化，新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今后，我们的研究还要不断创新，尝试多学科的交叉，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丢弃本源的东西。要做好史学研究，新史料的挖掘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辛亥革命这一块还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进一步去挖掘，特别是海外的很多史料，国内引用得还很不够，还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和出版。另外，在研究视野上，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当时整个的社会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现在，历史研究强调眼光下移，以前我们做的是精英史的研究，现在应该注重那些基层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微观叙事和宏观叙事二者要兼顾。另外，要注重长时段的考察。章开沅先生曾提出要从三百年的历史长度来研究辛亥革命，即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看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发生后到现在的一百年；今后的一百年，看革命的影响及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会有新的认识。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个课题：“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年内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试图从不同角度考察百年历史当中，社会方方面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理解和阐发。以往，我们较少注意到文化艺术界，实际上，文学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对辛亥革命的书写和解读。
目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辛亥革命方面的书比较少，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而且有的还比较畅销，但它们的品质往往难以保证，有的甚至会产生误导。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类似的工作，即编写面向大众的优秀普及性辛亥革命史读本，但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也很难说。
辛亥革命的经典文献和研究专著，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论性的，一种是专题性的。通论性的史料汇编，比较早的有中国史学会上世纪50年代编辑出版的八大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近年来，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项目之一，章开沅先生主编的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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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收录了日本、欧洲的一些档案，对早先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那套文献是很好的补充。通论性的研究著作中，1980年代初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可说是全世界第一部辛亥革命通论型著作，其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这样一套皇皇大著，海内外的评价非常高。不久之后又有金冲及、胡绳武两位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影响也很大。另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他们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也是关于辛亥革命的。
相比起来，专题性的资料汇编著作更多。比较早的，且被引用比较多的是台湾出版的《革命文献》、《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等。学术著作中，专题性的也远多于通论性的。最近这些年，大家对清末新政研究得比较多，如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详细梳理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堪称填补空白之作。汪敬虞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从经济史的角度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桑兵、罗志田教授的相关论著，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自己也写过一些专题著作，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上海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马敏先生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也是这方面的佳作。思想文化史方面也有不少大部头的著作，如《辛亥革命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
从整个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研究在不断扩充。以前主要是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近年来已完全突破了这种局限。很多台湾和海外学者不认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理由是那个时候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但我们认为，商会是资本家组成的社团，他们据此开展很多活动，是资产阶级组织。后来，我们又发现商会是一个很广泛，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研究课题，不能只是单一地从政治史角度进行考察。这样到了90年代，就不断地扩充研究范式，研究视野变得更为开阔，问题意识也更加多样化，新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今后，我们的研究还要不断创新，尝试多学科的交叉，但同时我们又不能丢弃本源的东西。要做好史学研究，新史料的挖掘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辛亥革命这一块还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进一步去挖掘，特别是海外的很多史料，国内引用得还很不够，还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和出版。另外，在研究视野上，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当时整个的社会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现在，历史研究强调眼光下移，以前我们做的是精英史的研究，现在应该注重那些基层社会和普通老百姓，微观叙事和宏观叙事二者要兼顾。另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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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长时段的考察。章开沅先生曾提出要从三百年的历史长度来研究辛亥革命，即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看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发生后到现在的一百年；今后的一百年，看革命的影响及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会有新的认识。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个课题：“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年内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试图从不同角度考察百年历史当中，社会方方面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理解和阐发。以往，我们较少注意到文化艺术界，实际上，文学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对辛亥革命的书写和解读。
目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辛亥革命方面的书比较少，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而且有的还比较畅销，但它们的品质往往难以保证，有的甚至会产生误导。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类似的工作，即编写面向大众的优秀普及性辛亥革命史读本，但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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