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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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

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发表论文和各种著述汗牛充栋。这种研究推动了两岸历史学的发展，增进了学人和一般读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这是有目共睹的。海峡两岸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大体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说，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大体上是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两岸学者对其中某些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在资料大体上齐备的情况下，可能不乏共识，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描绘；在比较宏观的研究上，或者虽然不太宏观，但存在价值判断或是非评论的时候，则往往出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认识，难以取得共识或互补。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不容回避。




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虽然两岸认识大体上差不多，实际上也存在差异。当我们笼统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模糊一点说，两岸学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体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排除两岸学者内部各自的分歧不说，两岸间的认识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峡西岸的学者认为，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中的近代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现代史阶段；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认为五四运动起为中国的现代史阶段。海峡东岸的学者则认为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历史年代的划分，是历史学者必须注意的，究应如何划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标准。比如，敝研究所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着手编纂《中华民国史》，引起台湾学者的震动，于是继起效尤，所编之书名《中华民国建国史》。名称的不同，缘自各自的理念和标准不同。所谓理念和标准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标准的相左。更深一层说，就涉及意识形态，涉及历史观了。



说到史观，大陆多数史家都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应用唯物史观。说起唯物史观，这是最为台湾学者所诟病的，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教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史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重大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待证明的。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个别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 。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确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从茹毛饮血到今天享受现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我想，这就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丝毫没有给出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地区各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还要靠那里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去总结。



唯物史观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用这种方法、这种工具，或用别种方法、工具，去观察中国近代史，虽然面对着同一个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可能不完全一样。这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认识差异的重要原因。



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强权先后参与或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严重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去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外国驻兵，大片土地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外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外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外国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此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入城斗争、太平天国的反对外国侵略、各地绵延不断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时期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说明反帝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主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斗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可能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歧的地方。



帝国主义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鸣。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依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指斥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依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歧，那么，对于近代中国的反帝，可能认识就不尽一致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严重。到八国联军之後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释归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归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1]八国联军之役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往往因袭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比较散漫的组织形态，因外国势力深入穷乡僻壤，更因民教纠纷，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後得官府支持，进入京津。他们以血肉之躯，敢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叹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2]。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血战之後，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3]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认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于造成中国的落後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于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略不能组织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占领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藏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组织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仅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後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须知，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先进，中国落候，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对列强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从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沦为附属国。中国恰恰是因为抵抗了，才免于成为殖民地国家的。正确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後的原因及落後之所在，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长处，以自强立国，同时发扬民气，对外敌侵略组织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国政府对此缺乏因应之道，使偌大中国总是落到一个落後挨打的地步，令後人读史至此，不胜扼腕。



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不是说政府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而是说每当面临国家、民族巨大变局时，政府不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因应，而是从政府或政府负责人的利益与好恶出发。这里或许要说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谓封建，不是指我国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封建”，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社会的“封建”。此一封建，不过是在翻译时借用了古时的现有词汇“封建”罢了。所谓封建社会，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外国侵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後，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制度处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为转移，而不顾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国起义，适逢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不愿对农民起义让步，结果，“借师助剿”，湘淮军和常胜军合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甲午之役，适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寿，竟公然不顾外敌侵入这等大事，不集中国力对付战争，反而把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花甲庆典之欢。这样的政府，不改革怎麽能受人民欢迎呢！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後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後，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髮、捻，可以勤远略” [4]。奕訢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髮、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於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於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後，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後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戊戌变法，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後，《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後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後，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著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麽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麽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麽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rdqu

老师讲解的中国历史故事

o;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後，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後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



有一位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孙中山思想研究》一书，极力抨击所谓“中共统治下的八股式著作”，谓：“就共党教条而言，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打倒、消灭，而作者把兴中会称为‘最早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小团体’，因此，凡国父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组织，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兴中会誓词中有‘创立合众政府’之语，因而说‘首次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初步》是会议规范，应该是中性的了，但本书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关会议的细则’。……既然‘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敌人’，必须打倒消灭，则‘敌人’的‘团体’、‘方案’、‘细则’当然都是必须消灭的了。”还说，“资本主义既然必须埋葬的，当然是坏的了”。该评论者认为这是有意以“用语选择”来误导、贬低读者对国父思想之认识。[5]这样的见解，在台湾学者的评论中多见。这是误会，是对大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种想当然的、不求甚解的误解。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作出过高度的评价，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只要稍微读一读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就可以知道了。那本书说：“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在这方面，我们不必掉书袋，作过多的征引。只要看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党和国家在多种政治性的纪念场合，大规模地、大张旗鼓地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就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严厉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召开大会来纪念孙中山。在天安门广场，在庆祝国庆节的时候，总有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树立正中，甚至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不再树立马、恩、列、斯画像时，孙中山的画像仍安然不动。所有涉及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出版物，都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表示了必要的尊重。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正面讲述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在台湾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三民主义研究所都已改换名称并且不大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大陆的学者们却在为研究孙中山和孙中山的学说召开一系列讨论会，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是中国大陆妇孺皆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些都是假的吗？都是统战手段吗？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这样认真的宣传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了。这样作，不是摆样子的，不是言不由衷的，不仅仅是为了统战，而是出于一种信仰，即出于尊重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一种真实的信仰。在我们看来，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并且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以致于袁世凯想做皇帝、张勋闹复辟，都不过如儿戏一样破产了。当我们说辛亥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同志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们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要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们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等等，都是对他们的正面肯定，是对他们的颂扬，丝毫不存在贬抑的评价，不存在误导读者的任何意向。



我在这里要说明，上面的说法，并不表明 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永远没有变化。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但它不可能永远处于黄金时代。像它曾经替代过封建制度一样，它也将会被一个更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作了周密分析和论证後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并且不可克服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当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又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对于无产阶级开辟的更新的事业来说，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就是反动的了。我们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要埋葬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了。在中国，当抗战胜利以後，中国出现走什麽道路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连联合政府的设计都不能接受，而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案，在政治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走向新中国的方案而被国民党拒绝。这时候，争夺中国未来走向的斗争白热化，不得不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都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对于中小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则采取了团结态度，并不是对所有的资产阶级都一棍子打死。



两岸学者关于孙中山学说的研究，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分歧。有的台湾学者说：“中山先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主义和思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而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及共产制度均不相容，所以他在民国十三年民生主义演讲中严正地批评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说和剩馀价值说；他和苏俄代表越飞在民国十二年发表的联合宣言中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而中山先生民国十三年的三民主义理论没有采用共产主义的理论”云云[7]。这里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孙文越飞宣言皇皇在册，确有如上所引言论，谁也否认不了。广州三民主义演说中确有批评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说和剩馀价值说的言论，可见各种版本的孙中山全集和单行本，谁也忘不了。但是，三民主义演说中也确有许多称颂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言论，称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言论，这也是皇皇在册的。三民主义演说以外称颂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话姑不计，仅就三民主义演说来看，即俯拾即是。比如说“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8]，“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9]，类似的言论比比皆是。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制度均不相容的话，孙中山从来没有说过。而且在1924年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此刻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麽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10]并且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麽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1]又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12]。“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13]，“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14]。对于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总的态度是，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5]。我想，这句话原则上适用于今天。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也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用马克思之法吗。



张玉法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民生主义本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在精神和内涵上，绝对是反资本主义的。”[16]这个意见在别的地方也讲过。在台湾，这种见解可能不多见。不过我不大同意。孙中山确是有大量反资本主义的言论，有的还很激烈。孙中山说过，“国人往往误解民生主义真谛”[17]，不了解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18]。误解什么?孙中山以为，人们误解他提倡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反对资本家”，是要“均贫富”[19]，是要“劫富济贫，挠乱社会秩序”[20]。他说：“现在留心世道的人，多说中国目下没有资本家，用不着讲社会主义，或又说待有资本家产生，再讲社会主义”[21]。因之，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主张，颇有反对之意。所以孙中山一再解释，民生主义并不是要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只是要反对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防止资本家垄断所产生的社会流弊。这种社会流弊主要表现在富可敌国，穷无立锥，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战争的社会痛苦。由于民生主义学说中蕴含有若干与社会主义相近的设想，民生主义往往被评价为社会主义。有人说，孙中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接受和提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22]有人说，“民生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也是均贫富的主义”[23]，“民生主义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主义”，“它可以显现社会主义的特性，也可以显现资本主义的特性。”[24] 还有人说，“最大限度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25]才是孙中山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质。有人主张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的。[26]还有人认为，民生主义所主张的国有社会主义，是“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分配相结合”。[27]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种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主张，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可以姑且称之为民生社会主义。这种民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以国家资本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构成，不允许大资本垄断社会经济现象的存在；二是以中产阶级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阶级基础，社会发展目标由代表中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所掌握；三是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办法，力求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全民都得到富裕，防患社会革命于未然；四是在政治方向和社会发展目标上，公开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28]



孙中山强调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意在模糊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异。他没有深刻认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没有体察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存在。他虽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却没有认识到太平天国起义正是19世纪50年代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成长，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所企望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影响，官办企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独资企业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交通企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已经存在。[29]对这些估计不足，而设计民生社会主义的美丽图景，颇有些单向度思考的意味。试想，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土地公有、资本公有能否实现?实现以後能否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产生?如何保证社会全体成员公平分配、人人幸福?是否能避免劳资间阶级斗争的产生?怎么能做到工人和资本家不发生冲突、农民得益，地主不受损失?这都是些未可肯定答复的问题。孙中山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病态，是可以人为地加以医治的。殊不知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利益差异之驱使必然产生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主观上想像去消灭它的。阶级斗争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在根本的阶级利益差异消失前是不可消灭的。有远见的政治家、政党可以引导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却不可能像外科医生一样，把阶级斗争这个毒瘤从社会病体上割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设想避免阶级斗争，避免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作一劳永逸之计，是主观的、空想的、幼稚的。虽然，对于孙中山的毕生奋斗来说，这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但是，作为观察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对孙中山设计民生主义蓝图的不足之处，不能不指出来。



说到这里，有关三民主义的“新”与“旧”以及所谓“三大政策”问题，恐怕要加以讨论。台湾学者对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与“旧”很反感，认为三民主义的形成虽然有一个过程，但本质上是一致的，无所谓“新”与“旧”，也没有一个重新解释的问题，对所谓“三大政策”，更是不屑一顾。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需要尊重历史。其实，国民党“一大”宣言，在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後，明确指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所谓真释，乃真正的释义之谓。孙中山在“一大”闭幕式上致辞，也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30]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这可是孙中山本人的原话。重新解释以後的三民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此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旧三民主义是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三民主义由于与中国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大体相吻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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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肯定它为新的地方。



至于“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台湾学者常常口诛笔伐之处。其实这也不难解释。有一点台湾学者是对的，那就是，所谓“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文本中，在孙中山已经发表的可以查证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据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教授的研究，所谓“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文字，最早出现在1926年10月3日出版的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刊物《黄埔潮》第11期上。这一期上有三篇文章引人注意。吴善珍题为《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一文写道：“自总理决定‘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以後，党内的新旧右派……完全以反对此三大政策为骨干……但是黄埔学生有始终拥护此三大政策的精神，并且以之作评判革命反革命的根据。”余洒度的文章提出：“确遵总理对革命的三大政策。A．联俄，B．联共，C．拥护农工利益。”游步瀛在署为1926年8月20日的文章认为必须接受“孙文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此人在以後各期发表的文章中还分别提到“‘农工’‘联俄’‘联共’三个伟大政策”和“孙总理手订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据研究认为，“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作为口号，在黄埔同学中间，最晚到1926年9月已被公开使用。[31]



我们知道，黄埔同学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社团组织，成立于1926年6月。此前，蒋介石已经在国民党内通过了“党务整理案”，正试图在黄埔军校内限制和排挤共产党员的活动。他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命令解散军校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多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左派组织）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诸社团，正式成立全体学生参加的学生社团黄埔同学会。该会规定“一切会务均听命于会长”，“绝对服从校长领导”。该会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科，另设监察委员会。这五个部门干部的任免权均来自会长。宣传科下设编辑股，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刊《黄埔潮》由编辑股负责刊行。据说，宣传科、编辑股以及《黄埔潮》发表文章的上引三位，大多为共产党员。“三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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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文字，不在乎是否由共产党员先提出，而在于这是由当时黄埔军校的实际政治生活决定的，是由当时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活决定的，是由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的。蒋介石为了顺利取得在国民党内的决定地位，不能马上脱离孙中山生前的决定和思想。蒋介石不仅容允了《黄埔潮》上发表的文章（如果他不能同意或者不能容允，由于他在黄埔军校的绝对统治地位，他可以立即进行干预），而且，他与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闓也多次提到“先总理的两大政策”“联俄和容纳共党份子” 。蒋介石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演讲中说过，党务整理案有许多“与先总理在日主张不同的地方”，但“先总理的两大政策──联俄和容纳共党份子”是绝不改变的。他还说过，“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他”。[32]黄埔军校学生军事演习中出现“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的标语牌。黄埔同学会的对外宣言还提到，农工运动和黄埔军校是总理的“两大遗产”。8月25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演说也提出“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两大政策加上农工运动，不就是三大政策吗？问题是，所谓“三大政策”的文字虽然不见于孙中山的言论，但是，它并不违背，或者说它是更准确的概括了孙中山的思想，概括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思想，也准确地概括了孙中山去世後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基本趋势，也符合蒋介石本人当时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三大政策”有什麽不妥的地方呢？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两岸学者也有颇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即抗日战争中间的领导权问题。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看上去是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台湾学者一般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国民党的，大陆学者此前一般认为是共产党的，现在有了变化，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有人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共同的，也有人主张是国民党的。1996年刘大年出版了《抗日战争年代》一书，那是他近年有关抗日战争论文的结集。本书就这个问题以及其它涉及抗日战争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1997年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出版，依据上述分析铺展了抗战八年的基本史实。说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国民党的，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出面抗战，这个抗战八年是打不下去的；或者国民党政府半路放弃抗战了，这个抗战也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但是在军事上，国民党政府只能领导正面战场，领导不了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在前期战绩可观，鼓舞人心，但武汉会战後，正面战场人心涣散，打了许多败仗，损失了大半国土。敌后战场一开始进入战场，即英勇杀敌，愈来愈扩大战场，吸引、抗击的敌人逐渐超过了正面战场，以1944年为例，敌后战场抗击、牵制在华日军56万人的64．5％，正面战场抗击35．5％。把日、伪军加在一起，敌后战场抗击敌军总数134万中的80％。蒋介石、国民党由此人心大失，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一直延续到战后。[33]而且，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并不是始终一贯的，是有动摇的，这种动摇便体现着抗战领导权的动摇。说共产党也享有抗战的领导权，也是有道理和根据的。共产党领导着广阔的敌后战场，抗击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支撑着抗战的大局。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多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34]这不是在抗战中坐大的，是在抗战中抗出来的。试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如何能够支持到最後？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共同担负着中国抗战的重任，两大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把抗战从最艰苦的岁月坚持到最後胜利，少了哪一个战场都是不行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抗战中最大的特点和优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所特有的现象。在这方面，少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结局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仅如此。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国家面临危亡垒卵的时刻，共产党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与国民党结下的血海深仇，起而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反蒋抗日”、“逼蒋抗日”为“拥蒋抗日”，不仅缓和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国共关系，也赢得了国内各政治势力的支持，为抗战时期两个战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由于共产党的存在、敌后战场的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抗战困境中产生的妥协、动摇、投降心理得到抑制，使得抗战得以进行到最後。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一种不可忽视的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解放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阶级矛盾从属于民族矛盾情形下的战争。这个特点规定了国共两党共同担负抗日领导权的历史使命，规定了国民党虽然在抗战中始终没有放弃反共，但也不能放弃抗日旗帜这一历史特点。这是我对抗战中中国政治基本特点的认识。



以上是我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若干史实的解说，平常虽也有一些考虑，但如果没有台北《历史月刊》的约稿，我大约不会想到写这一篇文章。不过，这仅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不足为凭，谨请《历史月刊》的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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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玉法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载国史馆编：《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一），第155页，台北，年再版。

[2]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2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

[3] 《民权主义，第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5－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5] 朱坚章评：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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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孙中山思想研究》，见《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二〉，第25－26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86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版。

[7] 见马起华评：尚明轩著《孙中山传》，载《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一辑，第21页。

[8] 《民生主义，第一讲》，见前揭《孙中山全集》，第360页。

[9] 同上书，第362页。

[10] 《民生主义，第二讲》，前揭书，第384页。

[11] 同上书，第381页。

[12] 同上书，第386页。

[13] 同上书，第389页。

[14] 同上书，第394页。

[15] 同上书，第392页。

[16] 见《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一辑，第158页。

[17]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同上书，第5卷，第476页。

[18]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同上书，第２卷，第338页。

[19] 同上书，第２卷，第340页。

[20]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同上书，第408页。

[21]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同上书，第5卷，第476—477页。

[22] 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引自金冲及主编：《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8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下册，第799页。

[23] 张玉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历史讲演集》，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1年，第189页。

[24] 张玉法：《转型的时代：三十年来的台湾》，同上书，第442页。

[25] 杨天石：《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上册，第121页。

[26] 陈独秀的意见。见杨玉清：《解放前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研究浅略述评》，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
评》，中华书局，北京，1986年，第223页。

[27] 山本幸夫的意见。见狭间直树：《民生主义研究在日本》，同上书，第200页。

[28] 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の真义についての试论》，《孙文研究》第21期，1997年1月，神户。

[29] 1924年5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中，说本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压迫工人的能力，这显然是曲解，但他又说，中国工
人反想种种办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中国工人常常和本国资本家发生交涉，中国工人是驾于本国资本家之上。从这种曲解中，我们
看到孙中山实际上承认劳资矛盾的现实状况。见前引《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页。

[30]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前揭《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9页。

[31] 见狭间直树：《“三大政策”与黄埔军校》，载《历史研究》，北京，1988年第2期。本文所引有关“三大政策”资料，均源自该文，下
引不再注明。

[32] 《蒋校长演讲集》，存萃学社编《蒋总统言论汇编》外录第2集，第84页。

[33] 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第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4] 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另据中共中央1945年9月的统计，至9月初军队已达到127万
人，民兵达到268万人，占有地区已扩大到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1．255亿，并已建立行署23个，专署90个，县(市)政权590
个，占据县城285座。引自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1992年版，第215页。


1998年1月3日完稿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文章出处：原载台北《历史月刊》1998年二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3/489322.html

以上是关于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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