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左双文、曾荣：联苏、和共、抗日：1937年宋美龄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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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6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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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双文、曾荣：联苏、和共、抗日：1937年宋美龄的政治选择

左双文曾荣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亲赴西安营救，为劝蒋接受和平解决，她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宁抗日勿死敌手！”[①]这固然是急迫之中的劝解之词，但亦反映了宋美龄对抗日问题的一种基本态度，反映了她鲜明的民族立场。其后她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她为争取美国朝野援华抗战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她这句话作了很好的注解。1937年，是中国时局转变的关键一年——实现了由内战向抗战的完全转变。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宋美龄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她的政治选择，简单的概括就是三点：即联苏、和共、抗日。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1937年宋美龄的政治选择，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②]
一
随着日本侵华危机的加深，中苏之间的谈判也日益加紧，1937年上半年，宋美龄的身影也不时出现在某些对苏交涉的重要场合、尤其是一些需要特别保密的场合。1937年4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宋美龄宅邸，蒋介石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中只有宋美龄在场，并担任翻译。谈话时蒋介石主动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方面的立场表达谢意。“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并向我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从各次谈话中都看出，蒋介石为我国在西安事变时所持的立场而真心感激我们。”[③]众所周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宋美龄在中国政坛亮相、并将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关键场景，对事变解决过程中各方的态度和立场，她应当是刻骨铭心，而苏联和中共都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良多，这势必影响到抗战初期她对这两方面的观感和态度。
七七事变爆发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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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增加对华军事贷款并将战机等尽快运来中国，苏联则提出两国间应先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理由是这样可以避免中国用这些军火进攻苏联。8月2日，蒋介石再度约见鲍格莫洛夫，宋美龄担任翻译，此外仅张群在场。双方围绕互不侵犯条约发生了争执，除声明条约不能有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之外，蒋介石坚持不能将军事供货问题与互不侵犯条约用任何形式联系起来，把互不侵犯条约当作为军事援助协定而付的报酬，他对此是绝不能同意的，希望先签订军事援助协定。鲍格莫洛夫则坚持应先有互不侵犯条约的保障，至少两个协定要同时签订。在僵持间，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说，鲍的思维是完全西方式的，蒋的思维是东方式的，蒋愿意无条件地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得看起来象是为军事供货条约而付的报酬，他原则上同意签署条约而不要求苏方对军事供货承担任何义务。宋的说明使双方的气氛缓和下来。鲍格莫洛夫的结论是“我国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显然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也是他不愿为之的。从他妻子的表现我得出一个印象，她非常希望我们达成协议，对蒋介石的拖宕很不满意。”[④]
8月18日，为加紧飞机援华等事项蒋再次约见鲍格莫洛夫，宋美龄及外交部长王宠惠、次长徐谟参加。宋美龄告诉鲍，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已损伤32架飞机，而中国的损失只有10架，“中国人因战事顺利而情绪高昂”。[⑤]苏使的这一印象，应当正是宋美龄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它表明，苏联的军援，将有效地帮助中国抵抗和牵制日本。22日，鲍格莫洛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前一日与中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一度出现波折的情况，称蒋介石最后时刻还在犹豫，但在孙科等人的压力下，使签约在当晚终于实现。“这一切说明在最后时刻亲日派对蒋介石施加了强大压力以拖延条约的签署。然而蒋介石同抗日团体已联系甚为密切，所以应对后者让步。” 鲍格莫洛夫强调，“我认为应该指出，现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蒋夫人是很愿抗日的。”因为这样一些因素，鲍格莫洛夫最后的结论是：“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最好尽快把我们的飞机空运来华，因为这一定会特别加强抗日派的地位。”[⑥]从中可以看出抗战初期宋美龄在对苏交涉中所起到的重要的、正面的作用。而且应当强调的是，这是过去较少被人注意的一点，研究中苏关系和研究宋美龄的论著，都鲜见提到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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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宋美龄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几次接触，对中共和平解决的诚意有所了解，这使她在其后的国共接触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自1937年初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和林伯渠等人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张冲、邵力子等人进行了数次谈判，宋美龄也与闻其间。会谈中，国共双方产生了较大分歧，宋美龄从中进行了协调和疏解的工作。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抗敌局面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西安事变后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展开谈判的条件也逐渐成熟的形势，1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同意他所拟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即（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对放弃共产主义，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以加入，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应为六七万人。[⑦]这时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改变，2月5日蒋在日记中提出当前的五项方针：“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的责任”；“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加强军队之训练”、“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其中“避免内战”与“抗战”两点值得注意。[⑧]
2月9日，中共指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人为代表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正式开始谈判。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磋商，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后决定，将一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周按双方约定起草了文件。但顾祝同、贺衷寒在周起草的文件上又作了若干不利于中共的改动，引起中共方面不满，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说“顾、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⑨]西安的谈判已难于进展，这时，蒋也有希望通过谈判尽快解决中共问题的想法，因此特别电约周恩来于3月22至25日间到上海见面。[⑩]
3月22日周恩来飞赴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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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美龄“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11]对两党合作采取了赞同的立场。随之，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面谈，双方在后续的谈判中就“红军改编为3个师，在西安设办事处，南京从3月份起开始接济红军的薪饷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至此，“国共两党的关系仍继续朝着好的方面发展”。[12]
经过此前的谈判，国共双方已初步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在制定共同纲领、停止全国‘剿共’和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双方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为进一步深化合作，5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致电周恩来，提出与蒋介石谈判的主要内容：（一）特区政府委员名单；（二）红军的指挥权问题；（三）要求取缔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并指示周恩来“须力争办到”。[13]
6月4日，周恩来前往庐山与蒋介石展开第一次庐山会谈。从6月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向蒋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草案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14]该草案反映了中共方面的谈判原则。
国民政府方面。6月7日，蒋介石在研究对共产党的策略等问题时表示：对于共产党的策略“可立于主动地位”。[15]次日，蒋在日记中称：中共此番谈判“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16]9日在与周恩来谈判时，蒋更是认为中共在谈判中“要求甚多”，并以“共党应改变观念，减低目标，注重实际，恢复社会信用等”相告之，其态度与此前谈判相比，起了很大变化。[17]对于周恩来所提交的中共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却表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红军改编问题、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问题上均持不同意见。[18]蒋的强硬立场与中共的谈判原则产生了较大分歧，从而导致第一次庐山会谈在15日结束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周恩来一行抵达庐山的当天，宋美龄亦“自上海经九江抵达（庐山）牯岭”。[19]随后，她与宋子文、张冲等人参加了会谈，并对会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国共第一次庐山会谈陷入僵局后，一向善于交涉的周恩来把目光再度转向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中共方面对宋子文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积极作用，抱有相当的期望”，同时蒋介石亦认为“宋子文是国共谈判交涉方面不可多得的中介人”，在国共谈判中非常倚重他。[20]故周恩来在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交谈时，将中共在谈判中的愿望一一道出，并“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21]希望“通过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同蒋介石反复交涉，同时表示，对事关重大的国共合作的组织问题，共产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22]经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
在日本侵略日益紧逼的形势下，国共之间的谈判也必须加紧。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共要想在共同抗日等问题上早日达成合作，双方必须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从当时中共的有关文件来看，其在谈判中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确定一个共同纲领做为两党合作的保证，必须“保持中共在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23]达此目的，中共方能在相关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故当中共得知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能改变，宋美龄亦承认共党可在中国公开”的情况后，[24]中共中央书记处随即制定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新方案：（一）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二）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三）目前应着重共党之独立。[25]中共的这个新方案表现了中共在谈判中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为后续谈判的进行打下了基础。
随着全国民众抗战热情不断高涨，国共携手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也逐渐成熟。6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来庐（山）谈话”，准备“对政治、经济、教育及地方情形，相互交换意见”，并将会议日期初步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26]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讨论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准备酝酿新的谈判方案，并指示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第二次赴庐山谈判作好准备。
6月26日，国民党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对于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再去庐山。”[27]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民众支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3日，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一行抵达庐山，当天他们首先会见了宋美龄、蒋鼎文和宋子文等人，并向他们表达了请其为国共第二次庐山会谈斡旋奔走的殷切希望，随后周恩来一行会见了蒋介石并向他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对于这个宣言，参加会谈的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和张冲等人的态度是肯定的，对此，邵力子还向蒋介石进言道：“这个《宣言》即符合当前团结抗日，巩固国内和平的需要，又符合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公布这个《宣言》，表明国共两党在外敌入侵面前合作了，枪口一致对外了。应该及早公布。”[28]
然而，此时蒋介石的态度仍较为冷淡。虽然在16日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郑重宣誓：“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29]但对于中共16日发表的《团结御侮宣言》，他却认为中共是“藉此哄骗中外”。在对中共“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等问题表态时，蒋强硬地表示：中共“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30]蒋的此番表态与周恩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周恩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31]故周恩来在“力争无效”后，不得不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32]
由于国民政府在庐山谈话会的邀请名单中，并没有将共产党列入其中，故中共在庐山的活动以及国共双方的会谈都是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的。国民政府的此番安排“实质上是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以免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公开化。[33]因此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宋美龄。
7月18日，周恩来在与宋美龄等人进行会谈时，表示希望以《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同时，周还向宋美龄等人重申“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随后，周还“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34]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请求，宋美龄表达了理解之情，为避免国共第二次庐山会谈走向恶化，她与宋子文、张冲等人在国共谈判代表之间不辞辛劳地往返奔走和磋商，然而由于国共在谈判中矛盾已非常突出，故虽经宋美龄等人几经斡旋，最后仍无法解决。
20日，蒋介石因日军侵略导致“中日情势已至最后关头”而返回南京，宋美龄亦随之离庐返京。[35]国共第二次庐山会谈遂就此告一段落。
随着抗战形势日益紧急，蒋介石态度有所松动，27日，他让蒋鼎文传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8月1日，蒋又让张冲急电中共方面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鉴于日本全面侵华后“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形势，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电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称此次赴南京必须求得以下问题之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36]
对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宋美龄抱以相当支持的态度。1937年8月，她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强调，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它绝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37]宋美龄支持国共合作的立场可以说是时局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随着淞沪和华北战势日益危急，国民党方面希望中共尽快出兵助战，故对中共种种要求蒋介石自认为“此时惟有顺受之”。[38]在国共南京谈判会上，双方经过数次磋商后，蒋介石最终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39]但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他却迟迟不予发表，为此中共又于9月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对于中共的这个宣言，陈布雷在给蒋起草谈话稿时称，中共宣言“与本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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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国共两党“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40]这份讲话稿可以说是国民党表达其合作意向的一个信号。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迅社正式发表中共提交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宋美龄积极参与，从中做了不少协调和沟通的工作，为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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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七事变发生，蒋介石知已无与日敌妥协之余地。在7月16日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慨然表示：“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41]次日，蒋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当天召开的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19日，又将这篇重要宣言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当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不让发表这篇谈话，蒋介石坚持将其发表，以宣示国民政府对日抵抗的决心。宋美龄对蒋的这一行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蒋在1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此事：“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即宋美龄）独赞成吾意也”，“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42]
宋美龄赞成蒋介石的抵抗决心，在行动上主要表现为积极争取美援和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两个方面。
1937年8月1日，宋美龄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宣告成立。该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军队募集物质和资金,开展各种慰劳、服务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宋美龄指出：目前是“历史上最严重最危急的时机”，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我们必要牺牲很多将士，无数无辜的平民，和损失国家无穷的财产与富源”，“但为了国家的生命，有时我们需要这样极度的牺性。我们政府的态度，现在已经明白表示，凡是自爱的民族所能忍耐的，我们已经忍受了，我们不能再迟疑，要勇往向前，用尽我们全副力量，来救国家的危急。我们与全国同胞，只有绝对的服从政府命令，共同一致，来求民族的最后胜利。”[43]
据陶希圣回忆，宋美龄的抗日立场是坚定的。1937年“8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44]看来宋美龄此期间不止一次对外公开表示抗战决心并宣传我国空军的战绩，其间当然也不乏实际行动。8月17日，宋美龄冒险巡视句容等地的军用机场，展开对中国空军的慰问活动。
为了将中国人民抗战的勇气和决心传播到世界各地，宋美龄曾多次利用无线电广播、报纸、杂志和接见外国记者等方式向各国民众宣传中国抗战。9月12日，宋美龄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向美国民众说明中国艰苦抗战状况，呼吁美国支援中国抗战。10月6日，宋美龄撰写《战争与中国女性》一文，揭发日军之侵略与残暴，并表扬中国妇女在战争中放弃安静与快乐之追求，尽力于辅助战士，救援国家的工作。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侵略，如不准中国以现金向美国购买飞机运送出去，却供给日本汽油、机器零件等等。对此宋美龄非常气愤，她于10 月12 日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发表《中国固守立场》一文，文章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中立”动机与实质，说出了蒋介石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宋美龄在文章中表示：“日军残暴行为，令人发指”，而“我们的信仰，因此也更加坚定，我们应该深深地自省，如何向着尊重条约，和及早把敌人逐出国土的两大目标，勇往迈进”。[45]宋美龄警告世界说，中国只不过是第一个遭到法西斯攻击的国家，同盟国由于目光短浅已经使日本在满洲的第一次失信变成为一种威胁，同盟国也会因“精神近视”而招来可悲的结果。宋美龄卓越的对外宣传活动，使她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1937 年8 月7 日，美国记者福尔顿·活渥斯勒在《自由》杂志上刊出采访录：《中国女强人的声音》。表明她不愧是中国抗日战争对外宣传的“总传播员”。英、美等西方大国“能经常读到她对战争所发表的义愤言词”。[46]
为了鼓舞前线将士作战的决心与勇气，10月22日，宋美龄还冒着生命危险，“自京赴沪，转往前方慰劳将士，不意在中途覆车受伤”。[47]并坚持在前线带伤慰问伤员，这对抗战前线的将士，无疑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战争初期，蒋介石抗日态度较为坚决，这也得益于宋美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12月1日，是蒋宋结婚十周年的日子，蒋在日记中称：“今日适为余结婚十周年，而党国前途，艰难重重，惟有竭尽吾二人之心力，扶危定倾，鞠躬尽瘁而已。”[48]于此亦可见蒋对宋美龄作用的重视。
为进一步发动妇女群众参与到抗战工作中来，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党派、各地妇女领袖参加庐山妇女谈话会。在拟定谈话会邀请名单时，她特别强调：“谈话会不要太浓的政治色彩，国民党方面的不要多少，共产党方面必须邀请两个，最好多请学术、文化界人士”。经过与教育界知名女性吴贻芳、雷洁琼等人，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蔡葵等人仔细商量后，最终她将邓颖超、孟庆树二人定为中共方面的邀请对象。[49]对此，时任《妇女生活》杂志主编的沈兹九称赞道：宋美龄召开庐山谈话会，有利于抗战的大局，这次谈话会的成功举行“真正是全国妇女大团结的象征”。[50]过去一直在政治上有分歧的宋庆龄，在对随后改组成立的“妇女指导委员会”[51]发表意见时，亦表示：“这个委员会发展得很迅速，因为它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的讨论。……‘妇女指导委员会’做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战的工作。”[52]抗战初期，宋氏姐妹还共同出席了一些募捐、战场慰问、对外宣传的活动，共同的爱国立场使她们重新携起手来。
庐山谈话会于1938年5月20日正式召开，在开幕式上，宋美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宣称：“我国现在最大的需要，是各党派以及社会各部门的团结合作。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论有什么党派的偏见，为顾全国家的利益，都应该祛除净尽。在今天的中国，以促成团结为第一件要事。”的确，面对进攻日益猖狂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唯有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合作，方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对于宋美龄在团结抗战上所做的努力，中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夫人才亲自领导全国妇女界领袖，商讨如何使二万万女同胞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参加神圣的抗战。……蒋夫人的这项极端重要的伟大工作，是值得每个人敬佩的。”[53]
对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宋美龄也给予了热心支持。为救济战区难童，1937年底，中共妇女界联合国民党，在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的组织名义下，共同在武汉发起筹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此之前，史良受邓颖超的委托，偕同沈兹九、刘清扬一道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这项工作。宋表示赞同。在中共和爱国民主妇女人士的推动促进下, 1938年1月24日，宋美龄、邓颖超等为首的倡议者在汉口举行了192人的发起人会议，决定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筹备期间，宋美龄亲往检查，并派她的秘书张蔼真为代表，具体负责筹备和检查工作。经一个多月的筹备，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召开，由李德全主持会议，宋美龄参加了大会。大会推选出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0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2万多儿童。宋美龄曾到一些保育院慰问难童并帮助保育会解决经费问题。保育会成立后，在武汉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征募活动，一个多月内，收到各界人士捐款9万多元，其中宋美龄捐款达2.6万多元，还捐了英镑、美金，是捐献得最多的。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设立了一个保育院，宋美龄始终拨给经费，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也一直照拨，没有扣发。[54]
联苏、和共、抗日，宋美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一年，较为积极地投身于拯救民族生存的伟大斗争之中，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抉择。这三点之中，抗日是核心，是关键，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要抗日，势必要联苏，要借重苏联的支持和帮助，[55]要联苏，又势必要改善国共关系；反过来，只有联苏、和共，争取一个尽可能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也才能更好地进行抗日。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同时，不言而喻，宋美龄的政治选择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独立决策，这其中自然与蒋介石此时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她的选择要受到蒋的选择的制约，但正如文中所述及的，她在这些事务中并非完全被动的顺从，而是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涂抹上了她自己的个性和色彩，与她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关爱适相吻合。作为一个处在特殊地位的杰出女性，以其特有的优雅睿智和政治才能，发挥了旁人难于替代的作用，这无疑将作为她世纪人生中最闪光的一页而被载入史册。1938年1月，美国《时代》杂志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推为1937年度《时代》风云人物，[56]颇具慧眼。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②] 关于抗战初期宋美龄的研究，主要有夏蓉：《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民国档案》2004年第1 期；王亚明，毛磊：《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宋美龄》，《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2 期；李瑗：《宋美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界统一战线》，《党史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 期；刘娟娟：《宋美龄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述论》，《求索》2005年第6 期；罗宝轩：《宋美龄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历史教学》2005年第10 期。

[③]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4月3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188－190页。

[④]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8月2日），《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06－209页。

[⑤]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8月18日），《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11页。

[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8月22日），《近代史资料》总八十号，第217－218页。

[⑦]《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致张闻天、毛泽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⑧]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6月卷，台北“国史馆”1985年版，第89页。

[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65页。

[⑩]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1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66、367页。

[12]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677页。

[1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1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6月7日，第44页。

[16]《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73页。

[1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6月9日，第45页。

[18]《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5页。

[1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6月4日，第42页。

[20] 吴景平著：《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289页。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74页。

[22] 梅剑主编：《国共秘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页。

[2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212页。汪荣祖、李敖著：《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 337页。

[24]《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第332页。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26]《庐山谈话下月开始》，《中央日报》，1937年6月18日，第1张，第3版。

[2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76页。

[28] 舒风著：《周恩来与邵力子》，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2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7月16日，第78页。

[3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270页。

[31]《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36页。

[3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80页。

[33] 李志英著：《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79页。

[35]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12月卷，第152、153页。

[36]《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82页。

[37] 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38]《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8月2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83页。

[3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8月25日，第102、103页。

[40] 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4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1937年7月16日，第78页。

[42] 蒋介石1937年7月19日日记。转引自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43] 袁伟、王丽平：《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宋美龄：《告中国妇女》(1937年8月1日)，《蒋夫人言论集》，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引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 —1945)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 页。

[44] 陶希圣：《由牯岭到南京》，台北，《传记文学》2卷2期（1963年2月号）。

[4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第100页，113页，126页，128页。

[46] 转引自王亚明、毛磊：《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宋美龄》，《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第129页。

[4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第147页。

[49] 佟静著：《抗战中的宋美龄》，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0页。

[50] 沈兹九：《祝妇女谈话会的成功》，《妇女生活》，1938年6月5日，第6卷，第3期。

[51] 原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是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之下推行妇女新生活运动的专门机构，1936年2月在南京成立，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

[52] 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55—359页。

[53] 短评：《蒋夫人在全国妇女界首领会议的演说》，《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5月25日。

[54] 参见李瑗：《宋美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界统一战线》，《党史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 期。

[55] 关于此点，请参见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将刊于《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的有关论述。

[56] 参见林博文：《宋美龄：跨世纪第一夫人》，台北，时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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