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彭刚：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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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彭刚：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

一

英国哲学家巴克莱有个著名的（在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臭名昭著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当年接受严格的应试教育时，围绕这句话，不知道做了多少遍练习，选择、论述、辨别正误，各种题型全都有，以至于今天一看到这位主教大人的名字，脑子里还会条件反射，弹出“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来。记得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来解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说，不被感知的就不存在，那我现在闭上眼睛，你们满教室的人就都不在了吗？

面对这样的解说，在深刻领悟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和荒诞时，也不免心生疑窦，难道这样一个人类思维史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果真如此荒谬不堪吗？列宁不是说，唯心主义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吗？照这样的理解，巴克莱这个“集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命题，哪儿还有点智慧之花的气息？

回首再看，心中当然明白，这是被“漫画化”了的巴克莱。巴克莱命题的核心无非是说：一个东西，如果人们无法以直接或者间接的任何手段来感知它，你说它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王阳明那段诗情盎然的“山中花树” 的语录——“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说的大致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倒真是，东海西海，情理攸同了。

平心而论，虽然学术泡沫、学术腐败、剽窃抄袭等学界丑闻不绝于耳，但如今国内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准，与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对西学的了解和研究更是有了长足进步。就仿佛尽管有了花样不断翻新的吊白块、苏丹红和三聚氰胺，国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毕竟还是有了明显提升一样。只是表面上的学术繁荣之中，对某些西学新潮的绍介品评，却常常又有像我当年听到的对巴克莱命题的解释那样，动辄将其漫画化、反常识化的现象。对所谓“后现代史学”的引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还只是一个徘徊在中国史学界门外的幽灵的话；而今，这个幽灵已经登堂入室了，对国内史学界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与后现代史学已然形成的声势不太相称的是，中文学界中，不少对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取径的理解和描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漫画化和反常识化了。

二

如同以往思想文化和学术潮流的其他大变革一样，后现代思潮也极为庞杂，在历史学领域所产生的效应，让人难以用几句话就做出简单的概括。在我看来，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史学观念的新变化，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

广义上的“后现代史学”，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界中造成的冲击和效应，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身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历史学“与时俱进”，观念与方法发生变化。举其要者，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总结的后现代境况中“宏大叙事”的终结，动摇了传统以“进步”、“自由”、“阶级冲突”为主线的历史学叙述模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后来更愿意用谱系学一词）和微观权力分析，突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比如像赵世瑜教授所说，历来对宦官的历史书写，都出自对于宦官有着文化偏见的文人之手）；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则把现代学术传统所谓以“白的、男的、死的”为中心的特征作为攻击的靶子。这样一些理论倾向对于史学研究的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已经不陌生了。

狭义上的“后现代史学”，则是指植根于史学内部来进行理论阐发、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史学理论范式。较之前者，它更多的是在历史学内部发生的理论变革。

20世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的意图在于，要对全盘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谓的“普遍史”）做出一番描述和把握，而后者则将研究焦点转移到了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如同黑格尔乃至于职业史家出身的汤因比的普遍史模式遭到了职业史家的普遍拒斥，分析的历史哲学虽然探讨的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却也极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觉得那是和自己的研究实践渺不相关的玄想。那个时期，在史学理论领域权威的英文学术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曾经有人做过调查，该杂志九成以上的读者是哲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不过，专业的哲学家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时期的成就，似乎也不大看得上眼。成就斐然的历史哲学家阿瑟•丹图就曾感慨说，专业的哲学家们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就仿佛专业音乐家们对待军乐的态度一样，觉得那是天赋平庸的同行们才会去干的事情。

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问世，它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诞生。此后，叙事问题开始取代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焦点。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就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不同的是，叙事主义对于史学实践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即便诸多史家对其后现代倾向或激烈反对，或有所保留，但似乎很难有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

叙事主义的要害，在于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历史学家工作的对象和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在我看来，或许可以说， “历史学的文本化”就是后现代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简单说，它至少有三层含义值得留意。

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字性的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

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所具有的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一方面，就像语言哲学所揭示的那样，同样的语词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的接受者那儿，不会具有完全等同的内涵，想一想“红”、“革命”、“同志”这样一些语词在中国近年来语境下语义的变化，在不同人那儿可能会引起来的不同联想，我们当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貌似客观描述某一历史事实的陈述，其实绝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纯洁和清白。比如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一陈述貌似在表述一个单纯的历史事实，然而细加分析，情形并非如此简单。至少，这样的表述完全是对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视若无睹。又比如，“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这也并非一个纯粹自然的对于某一事实的表述。至少，没有多年来民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努力，“非裔美国人”这样“政治正确”而带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词语就不会出现。在这样一些表面上纯然以中立客观的姿态来表述的历史事实中，解释的因素已然潜藏其中。

第三，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虚构、想象、创造的因素。就此而论，它们具有和文学作品同样的一些品质。在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看来，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应该受到充分重视，而文学理论对于理解历史文本大有助益。

三

当今论者谈到后现代史学，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后现代史学否认了过去的真实存在，因而也就否认了历史学能够探知过去历史的真相。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可是，过去的事情本身已经消失、往而不返了，人们之所以还能够对过去有所了解，是因为过往的人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留下了能为我们所发现和解读的痕迹。过去遗存到了现今的文字记载、宫室器皿、考古发现，在在都向我们表明着，过去真实不妄地存在过。过去留之于现在的这一切痕迹，在现代史学日益扩展的视野之中，都是历史学赖以解读过去时所依凭的史料。

秉持传统立场而对后现代史学大加挞伐的英国史学家埃尔顿认为：“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人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等于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东西之中，在原则上，只有留下了痕迹的那些部分才是我们有可能了解的。太多的“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情形，便是我们所永远无法以任何方式触知的了。从常识可以推论出的这一思路，正有似于我们开篇时所提到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那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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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在这一点上往前所走的一步，不过是认为，既然语言属性或文本性是历史学所无法离弃的，是各种史料所无法超出的樊篱，历史文本就并非如同透明的玻璃窗一般，可以让我们看到哪怕是片断零碎的历史真相，而只不过是对过去遗留下来的碎片的人为加工和处理而已。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之一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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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说过：“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正是因为这一点，叙事主义在史学理论中引发的变革，才常常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

可是，否认真相能够探知，与否认存在着一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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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真相，并非同一码事。就我所见，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即便是以断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著称的德里达，也并没有否认过去的实在性。对怀特和当前史学理论界的风云人物、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深心服膺而立场更为极端的詹金斯，就这样明确表示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后现代主义者——本内特、安克斯密特、怀特、罗蒂、德里达、甚至鲍德里亚都没有——在他们的论点中否认过去或现在的实际存在。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这一点当作是‘给定’了的东西：的的确确有一个实际的世界‘在那儿’、而且已经在那儿很长时间了，它有一个过去。……换言之，后现代主义者并非观念论者。……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假设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过去，然而，却坚定地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抵达实实在在的过去，因而它就是一种‘解读’。”可见，后现代史学并不否定过去的真实存在，而只是强调，由于文本性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触知过去；而任何通过文本来对过去有所感知的努力，就都已经注定了要包含主观的、解释的因素在内。

经常又有人说，后现代史学抹煞了历史与文学的分别，将历史等同于文学。

强调历史文本具有和文学作品相通的诸多特征，并且引入文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诚然是可以见诸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等人论著的一大特色。而《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和《奶酪与虫子》等被认为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当代史学名著（尽管这几位作者都不大乐意将自己的著作贴上后现代的标签），又的确颇具文学叙事手法，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辅以娓娓道来的优美文笔，在史学专业之外的公众中极具影响力。于是，在不少人眼里，后现代史学的这一特征，不过是文史不分家的中国传统的现代西洋版本。更有人举例说，在被赞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太史公描写项羽见了秦始皇车队的辉煌阵势，顿生“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这可是没有证人和证据的事情，这样的描述是文学还是历史？可见中国传统早就注意到了文学与历史二者的亲缘关系。于是，后现代史学所揭示的历史与文学的相通，就变成了不过是对中西史学“讲故事”的叙事传统的又一次印证。实则此种“吾国早已有之”的论点，距离叙事主义理论的内涵相去甚远。

怀特的一篇名文，标题就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可是他（以及安克斯密特等人）所要强调的文学与历史二者之间的相通点是：一方面，除却审美趣味之外，文学也同样有认识的功能，诗歌以让人陌生的语言组合、小说以对人物、场景、命运的刻画，而帮助我们对于现实世界中我们未曾寓目的层面，有更深入的体会和了解。认识的功能是文学和历史所共有的，正如同历史作品常常也有审美的功能一样；另一方面，人们惯常认为，文学依赖于文学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历史却讲究无徵不信，两者之间疆界分明。其实，历史写作在受到史料束缚的同时，史家在安排叙事情节、提供解释模式、赋予自己所关注的历史片断以意义时，想象、创造、建构的因素都发挥了莫大的作用。如若没有这样一些因素，针对同样的论题，面对同样的史料，史家得出的就应该是大致相同的画面了。可实际的情形绝非如此，如怀特在《元史学》中详加分析的例证，同样是描述法国大革命，米什莱和托克维尔却分别提供的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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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创造、建构这样一些因素，既出现在文学创作中，也同样出现在历史文本的写作之中。自兰克以来，现代西方历史学科在其专业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是对于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网罗和严格精详的批判考订，文学与历史的歧异不断被人提起。怀特等人的论点，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针对的就是这样一番语境。然而，倘若把这种论点看作将文学和历史完全等同，也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
与上面的论调有着密切关联的，就是总有人津津乐道：后现代史学将历史视作虚构，认为历史和小说、历史写作和小说写作并无分别。

这样的说法，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虚构”一词的误解。而与“虚构”对应的英文词“fiction”，同时又有小说之意，更其加重了这种误解的趋向。其实此词的内涵，并非纯然就是中文中“向壁虚构”、凭空想象的意思，而更多带有人为、创造、想象、建构的蕴涵。法学用语中的“拟制”就是这同一个词的译名，与后现代史学理论中此词的内涵庶几相近。大概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中，没有人会认为历史与小说全然没有分别，就像没有人会否认存在着一个真实不妄的过去一样。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史景迁的诸多著作，如同《马丁•盖尔归来》等史著一样，从结构到写作手法的确类似于小说。然而，倘若真是摆脱了史料的束缚、脱离了史学家法的限制，而径直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倘若真是抱持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同样是虚构的姿态，这位像他所景仰的太史公一样注重自身著作文学品质的史学家，恐怕就无从保住耶鲁的教席，更别说得到担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一职的荣耀了。

四

任何理论的进步，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并打破了此前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日心说打破了人们“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直观感受，相对论挑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家工作性质的认识，动摇了真实、客观等历史学的传统价值。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学毕竟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离开了它在漫长时期中所积累发展起来的技艺，历史学就没有了存身之地。一种史学理论，只要还言之成理，大概就必须充分地尊重和照顾到历史学家的技艺，不能无视历史学赖以立足的一些基本常识。

社会史名家劳伦斯•斯通就曾提到，后现代史学的诸多因子，如对于史料之暧昧复杂性的认识，其实对于具有自我警醒意识的传统史家而言，并不陌生。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曾经说过，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我想，海登•怀特大概是很能赞同这样的说法的。他在《元史学》之后，就反复谈到历史学的“技艺性（craft-like）”的那一面，谈到史学家法对于历史学的不可或缺。他和安克斯密特、凯尔纳等人强调，人们不仅面对现在和未来有选择的自由，而且面对过去时也是有着自由的，因为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和倾向来编排和理解历史。然而，怀特本人也谈到，此种自由绝非漫无限制。他还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说，人们自由地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来创造的。

真实不妄的过去的存在（即便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而对它有所领会和把握）、史料的束缚、史家技艺（如史料的考订、解释方法的恰当性）等等，就是史家所受到的限制。或许可以打个比方，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这里，史家所拥有的自由，是戴着镣铐跳舞而非凌空蹈虚的自由。把后现代史学视作无视这样一些束缚，视作对历史学家技艺的反动，这样一种漫画化和反常识化的理解，难免有厚诬今人之嫌。
对后现代史学和史学理论，要下诸如“片面的深刻”、“破坏甚于建设”一类似是而非的断论，再容易不过了。这样的论调貌似一针见血，实则隔靴搔痒，看似高屋建瓴，其实不得要领。一种学理，只要不是胡言乱语，即便我们不能同意它的立场，也只有在试图理解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的基础上，才有了可靠的立足点，来对其加以评判。纯正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动摇自己的信仰，也照样可以认可，“存在就是被感知”在学理上有其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和批判后现代史学理论取向的历史学家，也同样可以对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工作保持充分的尊重，在对其学理进行批判之前，先行具备“同情的理解”。就我所见，在这个方面，以研究德国史而知名的英国史家艾文斯的《捍卫历史》一书，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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