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夏春涛：《罗尔纲全集》：20世纪史学的一座高峰和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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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春涛：《罗尔纲全集》：20世纪史学的一座高峰和一面镜子

罗尔纲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当代大学问家，1997年逝世后，不少人都期盼着能早日将他的文稿汇编出版。罗老之女罗文起担起这一任务，前后历时七年。我与罗文起老师有联系，对整理文稿的艰辛和落实出版资金的周折有所了解。如今《罗尔纲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告出版，令人倍感欣慰，同时也感慨不已。
罗老生于1901年，与20世纪同龄，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目睹了国家的沧桑巨变；前后治学71载，早年师从胡适先生，以考据治学，后又接受唯物史观，学术之演进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文稿写作时间跨度大、不易搜集，“全集”大多难“全”，遗漏在所难免。这部《全集》，将能够见到的罗老存世著述基本上都收齐了。全书计22卷22册，近11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兵志、金石、文史杂考、文学、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杂著九大类编排，以罗老生平年表、论著目录作为附编，集中展现了罗老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

太平天国研究：折射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代名家，罗老涉猎广、建树多，尤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这部分著述，占《全集》的13卷。辛亥革命后，洪秀全被正式尊为民族革命运动先驱，太平天国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随之揭开序幕。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主要是太平天国文献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包括笔记资料在内的清方记载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实众说纷纭讹误甚多。一些学者筚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史事考订上用力甚勤，成为该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第一代学者，罗老便是其一。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老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特意托人请罗老来南京与他晤谈。新中国成立后，罗老为太平天国研究之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牵头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太平天国资料，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以及《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等，另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7本文集，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锁钥，推动了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广泛调查、鉴定太平天国遗址和文物，促进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工作。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太平天国研究一时成为世界性显学，罗老的名字也为更多人所熟知。积数十年之功力，罗老85岁时将《太平天国史》杀青，凡88卷154万言，开创著史新体裁，融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5种体裁；内容广博，考订缜密，多有创见。该书出版后广受关注，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改变了罗老的命运。他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仍因极左思潮泛滥吃到苦头。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打着揪“叛徒”、彰“气节”旗号，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罗老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到批判，承受巨大压力。“文革”初期，他被罚擦洗单位厕所的门，写了三年高可盈尺的检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打断，直至1971年奉调参加校点《清史稿》，处境才有所好转。1986年夏，我随祁龙威教授拜访罗老，罗老在谈笑中平静地讲到，他原先也抽烟，“文革”中买不起烟，偶尔拾点烟头，后来连烟头也捡不到，就把烟戒了。听罢令人嘘唏不已。

但就总体而论，罗老的后半生是得远大于失、喜远大于忧。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中，简又文、萧一山、郭廷以等移居港台地区。罗老留在大陆，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关心，成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其生活困顿、常为补贴家用写稿的状况也随之改变。没有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不会成为显学，罗老也就不会拥有如此广阔的学术平台。因为扎根大陆，罗老守住了治学之根，像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资料，离开大陆是无法进行的——截至1961年，在罗老主持下，采用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等方法，共发掘1200万字太平天国资料，其收获是空前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罗老迎来学术生涯又一春。仍以资料整理为例，他牵头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3册），并与王庆成研究员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新中国还使罗老的人生境界发生变化。他通过工作和学习改变了人生观，接受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为人民服务意识，学术研究有了新方向新动力，并于1958年入党。简又文先生也对推动太平天国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始终排斥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而非农民运动，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交战“分明是农民打农民”。这就限制了他的学术成就。相比之下，罗老将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既继承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的考据学精髓，同时又打破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打开了研究新视野，其学术成就自然超过同侪。

毋庸讳言，国内太平天国研究也存在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有简单化教条化倾向。1951年，罗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出版，书中有段文字，说忠王打算伪降曾国藩，彼此属英雄惜英雄，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罗老单位负责人抓住称曾国藩是“反革命的英雄”一语，指责罗老“反人民反革命”，并致函出版社阻止该书发行。出版社提出由罗老赔偿所有损失，相当于罗老两年的工资。所幸上级领导思想开明，商议后仍准予发行。罗老叹曰：“于是一场风波始得平静，否则我一家六口那两年内只好喝西北风了！”（第20卷第56页）有了前车之鉴，人们不免心存顾忌，故而片面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有意美化太平天国遂成为普遍现象，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主动反思并努力纠偏，张守常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便笺中便坦言，“我们老一些的，都有太平天国遗民的心理”。罗老耄耋之年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在分析太平天国政权时，罗老认为神权主义加上封建主义，使太平天国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要创立一个大同的人间天国，却沿袭封建制度制定了种种礼法成规，使特权阶层藉以骄侈腐化，争权夺利，为非作歹，腐蚀了革命，给农民政权以至深至重的危害。”（第9卷第535页）这体现了罗老的求索精神和勇气。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史，罗老太平天国的研究历程很值得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考究，而《全集》便是绝好的资料。

罗老治学十分严谨。他曾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第20卷第165页）。注释忠王李秀成“自述”集中体现了罗老的这种治学态度。

当年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5万余字，结合自身经历详述太平天国兴亡始末。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将其亲供删改后在安庆刊刻，原稿则一直秘不示人。罗老1931年开始据安庆本《李秀成供》作注；1944年广西通志馆派人赴湘乡曾氏故宅，据忠王手稿补抄被删的5600余字，罗老遂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曾氏后人在台北影印出版忠王亲供手迹，罗老再次调整版本。有学者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完稿，罗老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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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卷第193～194页）。时隔十余年之后，罗老根据新史料增补注释，又推出了增补本。该书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从典章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错误或补充缺略，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四倍多，堪称当代考据学经典之作。罗老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史学界传为佳话。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有些青年学人舍本求末，对唯物史观、考据学都不上心，一味在概念或观点上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或搞低水平重复性研究。针对这种浮躁浮夸之风，我们尤其需要大力提倡罗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罗老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丰、贡献最大，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宗师。诚如王庆成研究员所言，“罗先生是中国和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的最杰出者”。

罗尔纲与胡适：割不断的师生情

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在《全集》中占2卷，述及罗老身世尤其是治学经历，包括与胡适、徐志摩、陈寅恪、沈从文、范文澜、吴晗等人的交往，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罗老师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先生。1930年自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罗老获校长胡适赏识，留在其身边做学术助手达5年之久，承担整理胡适父亲胡传遗稿、编纂蒲松龄《聊斋全集》等工作，朝夕过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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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胡适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浸染。罗老感叹说，胡适对他的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全集》第20卷第37页）。胡适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既重视提出新见解、探索新领域，又强调不苟且，有一分证据（资料）说一分话。罗老后来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开辨伪考证之风气，以及研究晚清兵制、金石学，考订《水浒传》版本等，都与胡适的引导有关。胡适从不写行草，罗老写字一横一捺相当工整，这也是两人的相近之处。不过，师生之间也有分歧。罗老1937年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太平天国史纲》，通过考释史实，否定了清季官私著述中对太平天国的许多恶意歪曲之词，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革命。该书问世后受到好评，但胡适却大为光火，面斥罗老带有主观、没有写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是“学时髦”，尽管他也认为“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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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适赴美，师生从此天各一方。1954年底，大陆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罗老无法置身事外，写了题为《两个人生》的表态文章。4年后，移居台湾的胡适在68岁生日前赶印罗老旧著《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作馈赠贺寿人之用，并在“后记”中感喟道：“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毫无嗔怪之意，似乎很体谅罗老的苦衷。在他心目中，罗老仍是那位尊师好学的门生。而罗老内心对胡适给予的教导、爱护也一直念兹在兹。及至后来国内不再全盘否定胡适、评价渐趋客观，罗老广泛搜集整理有关胡适生平及学术的研究资料，以寄托怀念之情。在93岁撰写《胡适琐记》时，罗老谈及胡适侨居美国不愿领居留证，说“他是堂堂的中国人，不肯偷安异国”，并为其赴台后晚景凄凉而扼腕，认为胡适是“开创一代风气的伟大历史风云人物”（第20卷第352页）。这说明外在因素和岁月流逝终究没有割断两人的师生情。

仁者寿：道德文章永垂范

罗老悉心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他专注学术研究，勤于事而讷于言，平素惜时如金不喜应酬，但对求教者从不拒绝，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二代学者，均以能见到罗老、得其亲炙为荣幸，几乎都得到过罗老指教，自视为罗老的私淑弟子，如笔者业师王庆成、祁龙威，以及茅家琦、钟文典、郭毅生、苏双碧等前辈。据钟文典教授回忆，他向罗老请教问题时，罗老不仅作了完善回答，还指出相关问题，甚至数次抄录十余页资料寄来。这方面事例甚多，兹不赘述。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形成好风气，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繁荣，研究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首屈一指，罗老居功至伟，起了传帮带作用。

罗老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他成名早，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但从不以权威自居，倡言“为学要有大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第20卷第195页）。1984年，罗老读到《安徽史学》一篇对自己某观点提出商榷的文章，特意写出订正旧说的一文寄给该刊，并在信函中针砭了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的现象，建议在文前加一按语，“以纲为‘的’，论述著者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第21卷第295页）。此事经《光明日报》、《文汇报》报道，一时传为美谈。笔者对此则有亲身体会。1987年春，我拜读到罗老一文，内引《天父诗》第237首“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认为这说明洪秀全的私生活“极顶严肃”。当时我正在读硕士学位，贸然给罗老写信，指出夫权意识严重的洪秀全实际上是在教训后宫“非礼勿视”，《天父诗》第197首可作注脚：“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出乎意外的是，罗老亲笔复信，称该文系急就篇，赞同我对该诗的解释，并赞许我就如何深化太平天国研究提出的粗浅看法，表示“极佩卓见”，“望努力攀登”（第20卷第380页）。真正的大学者不单学问大，胸襟也大；不单学问好，人品也好。罗老就是这样的人。

罗老淡泊名利，做人低调。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为领一级研究员的高薪而不安，主动提出降薪。在南京前后工作14年，出差自掏腰包，不花公款。主持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但对馆长一职坚辞不就。主持编纂出版数百万字文献资料，每篇文献还写了题解，但封面一律署“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不署自己的名，也不肯要稿费，执意将之作为博物馆经费；馆方只好存入银行，在罗老1964年返北京工作后寄还，又被退回。1986年，罗老又将《困学丛书》稿酬全部捐给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图书馆，以示对家乡发展的关切。而生活中的罗老十分俭朴，布衣布鞋，粗茶淡饭，怡然自得。某记者在采访后写道：“乍见到罗老，我心中一怔：这位和本世纪同龄的大学者，却很像农民，已届高龄仍在操心劳作的农民！”罗老因而博得“布衣学者”雅号。

罗老从小体弱多病，一生都在与疾病抗争，《生涯六记》中的《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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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对此记述甚详。他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享年97岁，除坚毅、乐观等因素外，与人品也有很大关系。茅家琦教授说得好：“无私无畏，心中无一点私心杂念，是先生一生事业和成就的精神基础。”李文治先生亦感叹说：“关于《抗病记》，对我启发也大。看来人之长寿与一个人的品德不无关系。”因为胸怀坦荡，罗老活得从容淡定。这对延年益寿显然是有帮助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罗老无权无势，以德学双馨，赢得人们真心敬重。罗老逝世后，郭毅生教授写有一副挽联，额题“道德文章第一流”，上联为“金田起义何日？着佃交粮何时？军师制、伪降考，探微索隐，阐发幽赜。卓见永垂翰苑，晚生痛悼太平天国学一代宗师。”下联为“洪门创始奚年？水浒真义奚在？金石门、考据学，旁征远引，雅博宏通。巨著长留人间，八方缅怀中国近代史传世名家。”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罗老走了，但留下了《全集》，留下了道德文章。罗老依然活在大家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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