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侯杰 王晓蕾：记忆·文本·性别——以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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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侯杰 王晓蕾：记忆·文本·性别——以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为中心

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动态性交汇。在民族危机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具有不同诉求的人群究竟是如何通过书写、口述等方式生产文本、构建集体记忆、凸显女性与战争这一主题的？所谓集体记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性记忆即个人的记忆会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其二，以社会为单位的记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不但定义着过去，还启发并表达着他们的观念与情感，体现着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其产生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笔者拟以赛金花为研究对象加以探讨。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楼女子，赛金花早年曾以公使夫人的身份跟随丈夫、状元洪钧一同出访欧洲列国，赢得“东方之美人”①的声誉。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赛金花利用联军统帅瓦德西再度登上外交舞台。她的人生轨迹起伏较大，主体身份几经变化，颇有几分戏剧性。另一方面，她个人生命历史中的某些细节尚存不确定性，并引来一些争议，为不同言说主体之间的交锋提供了各种想象的空间。
这一时期，围绕赛金花所形成的文本包括赛金花的自我言说与他者的言说。而以往的赛金花研究大多采用20世纪30年代以前依男性视角所形成的文本。如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1]的第一章中，就以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为主体资料，重新审视赛金花的外交活动。然而，对于赛金花身上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专门文章做深入的分析，对于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集体记忆更缺少性别分析。
为此，笔者拟引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但是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等同于文本的观点，却是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的。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虚无的，也不是可以随意阐释的，而是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尽管如此，笔者仍要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论方法，源于人们碰触的历史似乎只能是文本所显示的过去，而不是如实的过去[2](P158)。文本不仅是历史语境的具体产物，也同样充分地表达着作者的主观意图。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故而新历史主义者所采用的文本解读等方法，可以帮助笔者在研究中充分把握不同书写主体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挖掘和阐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国家民族危机的语境下，救国故事所具有的丰富价值更容易在女性身上显现出来，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赛金花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定位，两度在中外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人生经历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此，阐释赛金花个人的生命历史，可使人们对“女性与战争”的主题予以更多的思考，从而满足集体记忆形成中必不可少的社会性需要。
赛金花初名傅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她邂逅了回乡守孝的状元洪钧。洪钧对其一见倾心，遂纳为妾。
此时，恰逢洪钧奉清政府委派出使欧洲。而他的原配夫人却不愿同往，并将诰命服饰借给赛金花，由她陪同洪钧出洋。或许洪钧夫人意在遵循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恪守内外之别，维护女性的传统形象。然而她的这一举动，恰好为赛金花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扬名海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都悬住一个小银铃，走起路来银铃钉铛地响得雅致有趣，而且还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响动便应着拍节响动，走快了铃响便乱，那就失体统了。还有那双宫鞋的后跟，镌成凹形的花样，里面蒙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恭候我光临的宏丽大厅上，步履过处，厅上留下一个一个的鞋底粉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么华贵啊！[3](P70)
赛金花在日后的口述中为什么会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自己的服饰，特别是在外国“宏丽大厅”行走的步履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服饰一直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和象征。赛金花的一举手一投足象征着其身份的变化，从妓摇身一变为使节夫人，而且跨越国界，受到国际目光的关注，甚至成为日后品味和言说的资本。
另外一个让赛金花印象深刻的是到达欧洲之后，洪钧仍然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约束和劝诫：“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4](P13)从表面上看，洪钧的这一言论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帮助身处西方的她明了行为举止的分寸把握。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他的这种做法是源于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而是坚持认为：“臣综揽大势，西方兵气消弭，为难民困输，将莫能安业，迫出而一战，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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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势必欧洲鼎沸，群起争锋。中国此时大可为局外之观。”[5]在欧洲，洪钧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了西方事物，直接感受到来自外国的歧视与威胁，因此真切体会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实际地位。此时他所面对的世界，不再有依托母国文化所带来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而是通过来自西方社会居高临下的审视展现开来的。这使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失和焦虑[1](P26)。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惟有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此，洪钧对赛金花的道德期待较之在国内时会更高。然而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又不得不按照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允许赛金花在现场。
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和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时候通常在晚间，那时宫里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4](P13)
尽管赛金花在外交场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约束，但她仍然以得体的举止和迷人的风度征服了西方社会。于是，她成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性别符号，在西方外交舞台上展示着中国女性的形象，尽管只是一个配角。然而，赛金花在社会身份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仍未摆脱被约束、凝视、鉴赏的命运。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位东方美人的特殊性恰好在于其恪守“男女之别”等传统性别规范，忠诚于东方社会的礼教秩序。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讽刺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异域文化，进而强化西方与东方、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然而，在家庭空间内，赛金花却可以比较自由地同西方人交往。由于赛金花和洪钧在欧洲安顿下来之后，家里的帮手不够，遂不得不雇佣几位洋丫环照顾他们的生活。其中一位“女陪伴”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女性：
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从她学会的。[4](P12)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钱人家都要雇用侍女。女主人对于承担各种家庭劳动的侍女和管家多会吆五喝六地吩咐、使唤，很少平等交往。可是到了欧洲，生活环境的陌生、语言的不通迫使赛金花除了作为女主人接受洋人提供的服务外，还转换身份向“女陪伴”学习德语。此时，欧洲的生活已经使她初步认识到语言在中外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通过语言的学习，她能够在特殊的机缘下了解西方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周围的世界。
19世纪90年代初，赛金花随洪钧归国。此后，她曾经获得的权力再次被剥夺，其身份也只是大家庭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受到固有的性别观念和制度的限制。不久洪钧病死，她在家庭财产争夺中又处于不利境地，失去生活依靠，遂重操旧业。
尽管离开了洪家，但在这段婚姻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和经历，使赛金花声名远播，并在特殊的时期被推到历史的前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四处烧杀抢掠，致使生灵涂炭：“居人盈衢塞巷，夫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6](P255)德国军队更以公使克林德在中国遇刺为借口，疯狂报复，无恶不作。某晚，他们竟然闯入了赛金花在北京的住所：
这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有一天晚上，听见外面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响声，一直往里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来，站在我们房前敲门，我怎敢给开呀？他们见不开门，就用脚猛踹，我看这情形不好，不开门是不行，便忙着答了声，把洋蜡点着，开开门让他们进来。原来是几个德国的小军官，他们的举动先是很不礼貌；后来见我能说德国话，又向他们问德国的某官某先生，他们不知我有多大来历，便对我显出了很恭敬的样子。[4](P38)
她用德语向侵略者——德国的小军官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并借机和时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扯上了关系。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战争是通过暴力手段对原有社会秩序进行颠覆、修正与调适的过程，不仅改变着民族的命运，而且对战前中国固有的性别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女性“热爱和平”的天性和生命历程也被扭曲和变形，迫使她们在更加复杂多变的性别关系中做出调整。事实证明，她们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和忍让，也会依靠既有的经验和能力，力所能及地反转在男权社会的某种权力关系中。在战争中，赛金花就是利用语言的优势和有过国际交往的背景，建立起一个沟通外国侵略者——德军乃至八国联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中国达官显贵、一夜暴富的商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从男性主宰的公共领域中获得权力和资源。
你们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现在要办粮台，由我主持。你们谁愿意承办，就请到琉璃厂罗家大门去找我——这时我已搬在此处——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经我这样一说，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来找我，表示愿意承办。[4](P34)
此时，在赛金花的眼中，“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的外国侵略者已经“不必害怕”；洋人也已经变成“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而她自己不仅拥有了新的社会角色“办粮台，由我主持”，还有了新的居所“琉璃厂罗家大门”以及新的威权“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
此外，赛金花也必须独自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各种充满风险也颇为棘手的事情。于是，赛金花从外在形象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性别重整：身着男性服装，骑上高头大马。于是，她还多了一个男性化的名称：“赛二爷”，意在肯定、重申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全新性别身份。不能忽视的是，该称谓还暗示了她对其自然性别的憎恶，以及她对身边各色人等的某种控制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空间内充斥着对男性权益的尊重。因此，赛金花通过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调适，满足了这一需求。由于赛金花利用她与瓦德西的特殊关系获得了一定的权威，让一些希望在战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的人依附于她，使得在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既有性别权力关系、传统性别身份不断地被消解，同时又在性别关系国际化的建构中得到新的机会和可能。而动荡的战争环境更迫使她一方面强化女性固有的依附性及去获得并拥有资源和权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去除女性特质而争取行动自由、地位提升。由此可见，性别身份的建构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
战争后期，清政府同各国的和谈遇到了阻力。由于克林德②夫人的坚持，德国要对中国予以最严酷的惩罚，因此条约迟迟未能签订。清政府的外交官员由于无法突破“男女有别”的障碍，没人出面劝说克林德夫人放弃部分苛刻要求，遂使和谈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清政府官员不愿承认赛金花重新构建的性别身份，但需要利用她在战争期间确立的权威，希望她能够出面劝说克林德夫人。
于是，赛金花以女性的身份劝说起克林德夫人，却全然没有半点脂粉气：
好吧！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竖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4](P40)
在她的努力下，清政府的目的终于达到，立即以汉白玉为克林德修建牌坊，并命名为“克林德碑”。于是，赛金花也就成了名震一时的人物。尽管如此，她的行为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她在战争中的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受政治化的欲望支配抑或是情欲化的权力游戏，其出发点是谋求个人的利益。然而，她在思想深处仍然效忠于决定和影响性别制度、性别关系的权力。众所周知，女性作为一个敏感的文化象征符号，受到民族、宗族、家庭的多重制约。在战争的环境中，民族作为女性的支配力量显得空前重要，并最终决定女性身体的归属。而女性同外国侵略者的情欲交欢，虽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但是最终却很难被接受和言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再次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候，赛金花在中外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性别意义才重新被赋予了某种言说价值。那么，不同的言说者又是如何挖掘并利用这种价值的？对集体记忆的形成、演变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二
20世纪30年代，为达到动员女性支援抗战的目的，社会舆论急需从各类女性的个人生命历史中发掘和制造与战争相关的社会性别议题。因此，沉寂多年的赛金花再次受到关注。为重塑民众的集体记忆，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文本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这些文本的作者既包括赛金花本人，也包含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他者。赛金花希望摆脱自身先前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境地，自我言说，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他者则希望将历史记忆工具化，用以创造出认同真理的工具性叙述，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
此时，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赛金花不断地参与对自身经历的言说。这使其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文人墨客笔下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成为了一个穿越过去与现在、隐蔽与公开、真实与虚构并具有丰富社会性别意义的现代形象。她的自我言说和对历史问题的主观见解，不仅是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个人生命历史的论断。
福柯曾经说过：“人是在结束自己人生的时候关心自己的灵魂的，而不是在人生的开端。”[7](P96)不可否认，赛金花对于个人早期生命历史的言说同其晚年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她希望通过自我言说获得社会支持，进而改善并不如意的生活境遇。因此，赛金花比以往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更乐于向人们剖白内心、表达自我：
先生，从前我这酒涡是很美的，如今老了，肉偏长在腮颊上，脸蛋也与旧日不同，旧日是轻薄的瓜子脸，今则圆不圆方不方之间。唉！可怜的赛金花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了！[3](P82)
她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谈论自己的容貌，而这也正是女性口述中常有的现象。对此，一些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曾做出过这样的诠释：对于女性来讲，“生活幸福的人会肯定地重构过去；反之，现在感到不幸福的人，也会追溯过去寻求缘由”[8](P249)。与多数女性口述不同的是，这种表述又比较符合常见的“受难娼妓期待拯救”叙述模式，有利于争取人们对她——重新为娼者的同情和怜悯。
1932年，一篇题为《请求额免赛氏房捐》的声明登载在北京的《实报》上：
窃据辖境居仁里十六号住户魏赵氏报称：伊院内计南北瓦房各四间，仅住有北房四间，每月按二等瓦房捐洋八角，南房空闲，但近因友人存放破烂椅凳等项，无处安置，遂将南面四间空闲瓦房占用。但氏孤身无依，每月又无收入，实无力缴纳南房捐，恳予转请额免，以示体恤。③
这则声明中所言及的、等待救助的这位魏赵氏，正是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赛金花。她在借助报纸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使见过晚年赛金花的人们感到：“现在不用和她谈话，一看她穿着20年前的服装就可知道，毫没有目下自称老摩登的心情。”[9]
然而，作为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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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者，她不仅需要以“穿着20年前的服装”衬托晚年凄凉的景象，展现苦难、消化苦难、提炼苦难、抹去苦难，更要唤回20世纪初的记忆，进而获得新的希望和可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她不失时机地借助无法验证的朝廷肯定对其个人历史行为进行自我合理化的叙述：
事情平靖后，太后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后问朝里大臣，知道了联军屠杀京民及和议之中，有个赛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宫一次，但文武官员极多，也没有说什么话。后来魏先生④的亲戚告诉我，光绪皇帝曾亲笔写了一篇文章议论我的，但我自己却未见过。我当时也实在没有开心来理会这个。[3](P93)
由上面这段口述资料可以得知，赛金花进行自我合理化叙述的手段是选择性记忆。当谈及自己的光荣历史时，赛金花往往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采访者问及一些敏感经历时，她时常会环顾左右而言它。为了迎合他人的需求，她对自己的经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有时，赛金花在叙述中还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带有批判性的女性论说：
我为着生活驱使，安得不重坠平康呢？他们自己肥马轻裘，饱食暖衣，只知有旧礼教，而不知人们是会受饥寒驱使的，对于我，当然不会体谅。[3](P101)
她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叙述策略，源于战争对于不同阶层男性、女性的影响及其结果是不同的。因此，他/她们对战争的实际感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是他/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生活道路的关键所在。饥饿、痛苦和窘迫的生存环境，是战争强加给女性的不幸。赛金花既可以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又可以赚取大量的同情与怜悯，行使话语权。她深知只有按照人们的一般生活逻辑和对自己的理解重构并解释个人生命的历史，才有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和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史人物口述的过程及其形成的文本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地存在于言说者和访谈者、预设听众的互动之中。
赛金花的自我言说没有超越一己的经验，对历史的关注范围也比较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某些回忆只能提供有关这段历史的部分信息，虽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也存在记忆上的偏差和缺失等问题。因此，这就有待于与他者言说的比对，从而印证或丰富、补充其意义。
其中，报刊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形成某种对话，赋予历史人物以现代言说价值，同时满足着人们的偷窥心理，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持续关注和解读。特别是它具有重要的自我描述机制，可以使同一历史人物在与不同类型、社会阶层的人士的言说中，自我诠释，做迎合与适应时代需要的某种调整。此外，它还是集体记忆生产、传播和表达的重要渠道，能够将原本分散、独立的事情联系起来，使集体记忆成形并得以强化。
在揭示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不同地区的媒体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何报纸媒体要不断挖掘赛金花身上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在越来越多的男性逐渐投入到抗战之中的同时，记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随着战争的爆发，女性的整体生存状态势必会受到影响；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日益普及，已经有所觉悟的女性或许可以成为辅助男性、支援抗战的社会力量；仍有一些女性在观望，需要被动员和鼓动起来。因此，他们要通过一个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使广大女性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民族战争。随着报道的不断增加，赛金花的社会意义逐渐凸显出来。与此同时，不同的报刊媒体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着确立舆论风格、树立自身社会形象的各种实践。
作为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报纸媒体，天津《大公报》一贯秉持“忘己之为公，无私之为大”[10]的办报理念。自创办之日起，该报即将“开女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致力于促进广大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因此，赛金花及其个人在战争中的生命历史受到了报人的格外关注
问：外人初到时，有否越轨行动？
答：先到五天，秩序不好，以后颇守纪律……
……
问：女士向瓦将军如何解释？
答：我向联帅说，此乃匪徒之不慎，并非由西太后所唆使。太后深居宫中，外事无由深悉。此实皇家事情，初非有意议计。[11]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揭示议题的过程中，《大公报》的编者、作者努力克服自说自话的局限，营造出编者、作者、读者互动的舆论氛围。这使得报人的关怀与读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产生了难得的共鸣。原先分属于不同空间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议题。其次，记者关注的焦点是赛金花在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的互动。从问题的设计上看，记者善于挖掘先前被其他媒体忽视的历史细节，获取具有独特新闻价值的信息，尽管有些信息尚待确认。这又体现出《大公报》的另一特色：“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12]。此外，记者在言说这一重要历史过程时，也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制造噱头、纠缠于与赛金花有关的男女私情上。这既是对该报历史传统的坚持，又体现了记者自身的职业素养，还在社会上树立了《大公报》的正面形象。
与此同时，在北平《世界日报》的“妇女界”专刊中，有关赛金花的介绍与访问也不时出现。《世界日报》是由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独资经营的民办报纸，在坚持新闻的时效性以及言论的独立性之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构建适应时代的新闻典范。“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世界日报》开办专刊《妇女界》。事变发生后，报人们对战争与性别等议题十分关心。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年代，她们试图借助时事、新闻来完成对历史的逆向追溯，使这位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传奇女性在媒体中得以再现，以感召那些正处于迷茫状态的广大女性。“虽然她开口‘西佛爷’、闭口‘皇上’是近于封建思想，可是为国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比较现在甘心专买仇人的化装品，而喊着救国口号的现时代妇女高超得多了。那时在享乐多年的故都市民们，一听八国联军来占北京，谁敢往见八国联军总帅……赛金花却甘冒斧钺，只身往见瓦西，在我们历史上实在不可多得的女子，我们希望现在一般女子都有她这个勇敢和知道爱国才好。”[9]
然而，《世界日报·妇女界》的编者、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代观念审视赛金花。即使她们高度赞颂赛金花在战争中的奋斗精神，也是旨在激励城市知识女性在抗战中有所作为。在这些女性媒体人看来，她们还应当担负起唤醒绝大多数“沉睡”中之女性的责任。在日本侵华战争一步步逼近的特殊时刻，她们惟有帮助女性克服某些弱点，弥补其种种缺陷，才能使之具备抵抗外侮的能力。
这一时期，上海《申报》也将其视为“女界先觉”和战争年代的“最能爱国者”，并介入到对赛金花的访谈之中，与读者一起聆听赛金花的自我言说：
问：你在庚子时候，可云女界先觉，最能爱国者矣。
答：也不过当时我与他们外国官认识，我有时讲两句和平话。只有德国兵打中国人，我看着最不忍……当时送钱与我的，可多了，我母亲嘱咐我，只准收礼物，不许要钱。所以我今天这样穷。[13]
在访谈中，赛金花不仅低调回应了访谈者的高调介入，谈论了自己的初衷和在战争中的一些作为，并揭示了自己受穷的“历史”原因。显然，她的回答与记者的主观设定存在一定的距离，似乎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并未在其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概念，并自觉言说出来。或许由于她年事已高，对于历史的记忆日渐模糊，对现实的苦难却念念不忘，从而给访谈者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制造了障碍。然而，这又隐含了把人们将拯救娼妓的问题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救国主题之中的宣传策略。他们以为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的转折，与其为娼时进入公共视野的某些言行有关；当其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不能无视其现实处境，并引发连带思考。本来，娼妓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的特殊标识，不仅象征着中国在以往战争中的屈辱地位，也预示着未来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所带来的中华民族进一步遭受蹂躏和摧残的可能。于是，民族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并需要女性尽力疗救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访谈者在问题的设置上，既关注到相关历史议题，又适时跟进新闻事件的最新进展。他们在考虑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对赛金花回答问题的兴趣、习惯予以理解和尊重，目的是启发其自觉、自动地讲述出访谈者需要的信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实际上，这源于《申报》访谈者对新闻本质和特性的某些深刻认知：
每遇新闻平淡、消息枯窘之际，即将赛氏请出。缕缕述其谈话，详其起居，故赛金花三字，三年来，几成新闻界常年借用之必须题材。不逾二旬，各报必发现一次，以此原因，赛氏以垂老之年，引起南北一般之注意，其冷落门巷，既不断学者名士之车迹，而电影戏剧文学小说各项文人及营业家，尤视为奇货。[13]
由此可见，《申报》的访谈者洞悉了报刊媒体乃至现代传媒再现历史时染上的一些通病：炒作已有的人物或议题，过度消费所谓的浪漫情节，无意发掘新的人物或议题以推动社会的理性思考。若要深入诠释赛金花及其个人生命历史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还需要精英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探寻真相，这就必须依靠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这段历史的解读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而增加历史文本的可信度。
1933年，刘半农、商鸿逵前往赛金花所居住的居仁里对其进行访问并着手编写《赛金花本事》。在序言中，编写者做了这样的陈述：不问庚子时，即在今日，欲觅一美姿容、精德语之中国妓女，亦必戛戛乎难矣！又立克林德牌坊时，她会谆劝克林德夫人……庚子外交，尤其糟糕，应付大感辣手矣！而能有这么一个妓女出来帮帮，虽不必怎样颂扬她，但总还值得道一道吧！[4](P1-2)
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社会反思的工具，以便凝结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再现赛金花个人生命的历史就是要揭示和书写中华民族在近代社会饱受的摧残和凌辱，昭示今人，警示来者。
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赛金花不断地被置于亡国灭种的语境之中，反复验证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虐待“自己的妓女”，却未曾意识到自己如同妓女一般被列强所凌辱。精英知识分子借助民族危亡的语境，赋予“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以强烈的性别色彩，使具象的历史人物和现象变得抽象起来，通过访谈、口述等文本呈现，警醒预设的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使其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抚平过去所遭受的历史创伤，以便投身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之中。
三
在媒体参与创设的公共舆论空间中，涉及集体记忆的各种文本及其论述都在不断地酝酿、形成之中，而它们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动态性变化趋势。其内涵和意义都在不同文本的建构、诠释中增加和减损。文本的书写者们在获取和感知文本中的有效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并通过书写文本的形式再现某种含义，参与集体记忆的凝聚而展现自我。张竞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给赛金花的信中，他写道：我常喜欢把你和慈禧太后并提，可你比她高得多呢……你虽位卑但人格却不微，当联军到北平，她抛却人民和宝贝的太监们溜走了。只有你在金銮殿中与外帅折冲，保卫了多少好人民[14](P161-162)。
张竞生是通过比对赛金花和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时的表现而对前者给予充分肯定的。显然，他突破了阶级、地位和权力等限制来看待和肯定女性的社会价值。这与他在阐释性别议题时颠覆男性权威、注意凸显女性的主体价值有一定的关联。在他看来，女性是充满生机的个体，男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后，专门从事“理智、实用及自利”，遂使“人类的生趣也就不堪问了”[15](P37-45)。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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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应当以情爱、美趣及牺牲精神为主，而这些美德是无法从男子那里获得的。他是这样认定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男性特质代表劣等的国民性，而女性特质代表优良的国民性。假如近代社会的内外交困使男性沉沦的时候，中国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了。为此，他向赛金花发出这样的呼唤：
你尚能奋斗吗？与其凭空念佛，不如再现身救国。[14]
这固然反映了张竞生对赛金花个人的期待，更表达了他对广大中国女性的盼望。因此，他希望女性读者，“将其人其事印在脑海中，并激起效法的冲动”[16](P198)。而赛金花的女性身份，更容易对女性产生号召力。众所周知，赛金花参与对外交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女权，但是经过各类文本书写者的叙述与诠释后，已经成为某种具有丰富内涵、无穷想象的特殊载体，在众多场合以榜样与权威的面目出现，扮演起指点迷津的角色。
此外，一些作者还试图探索以全新形式建构集体记忆。如1936年夏衍就开始着手创作话剧《赛金花》。在写作中，他着意于舞台之上突出赛金花在庚子年间参与外交斡旋的场景。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他生动地展示出赛金花刚烈豪爽的性格以及非同一般的人性光辉。经夏衍演绎后，赛金花劝说克林德夫人一段被这样展现出来：
在咱们中国，造牌坊是一件最难得最荣耀的事情，譬如说对国家有了什么大的功劳，或者是忠臣孝子节妇，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皇帝才替他造一座牌坊，这是一种永久的纪念物，千古万古的不使人家忘记，叫做“流芳百世”。[17]
尽管夏衍笔下的话剧《赛金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其历史感却并未因此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演员也参与了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本的诠释。换而言之，戏剧表演本身也使演员借助于静态的文本通过动态的演出，将丰富的思想植入观众的心中，使观众受到感染，并认同剧作者、导演、演员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及其赋予历史人物的象征意义。扮演赛金花的女演员在表演中不只是通过演出制造新的文本，把自己对剧本中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诠释展现给观众，而且也在舞台上和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的公众形象。因此，当《赛金花》剧本完成后，出现了蓝苹、王莹等多位女演员争演赛金花的情形。此外，电影皇后胡蝶还计划出演电影《赛金花》的女主角。这些初出茅庐或已经功成名就的女演员尽管可以通过在台上扮演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实现经济独立，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无力彻底改变沦为男子玩物的凄惨命运。特别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她们还往往会被人们因循“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传统认知，被视为民族气节丧失的代表。因此，她们登上舞台扮演赛金花这样的角色不但是证明其职业行为、社会身份的重要举动，而且也是向社会偏见发出某种挑战，尽管她们对于赛金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并不熟悉。这从话剧《赛金花》的扮演者王莹跟记者讲的一段话中，可以窥见一斑：
剧中人颇合个性，且以剧之反帝意义，故乐尽力为之。惜于妓女对嫖客之心理，无从而知，并亦无从体验之为憾耳。[18]
显然，这一时期的女演员已经意识到只有成功塑造好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取得女演员的进步身份。也就是说，对于她们来讲，表演艺术的提升与生命历史的写就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在叙述中，王莹既肯定赛金花在战争时期的特殊贡献，又对其特殊的身份感到耻辱。这种矛盾心理之所以会出现，缘于以王莹为代表的女演员对打破传统的牢笼、清算男权社会的万般罪恶异常渴望。而赛金花身上的某些因素，与社会舆论中居于主导位置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和男女平权思想格格不入。
这种思想倾向，还集中体现在《女子月刊》对《赛金花》的讨论中。话剧《赛金花》上演之际，上海刊行的《女子月刊》通过出版“赛金花特辑”引发女性的关注和讨论。“固然史实告诉我们赛金花不能算作一个民族英雄。在当时她不过是比较地聪明，见过世面的女人，唯其她只是一个女人……以一个女人的肉体，来保全残破的山河，已经是士大夫阶级的耻辱，何况要责她做‘戴红顶儿，什么钦差，什么大臣’份内的事。”[19]为此，该刊辑录了多位名家对于《赛金花》的评论性文章，使人们不但关注历史本身，而且进一步思考赛金花的生存价值，彰显其个人生命历史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尽管《女子月刊》是享誉全国的女性刊物，但关注赛金花这一议题的女性却寥寥无几。于是，这场由女性编者发起的讨论最终沦为男性作者们的自说自话。因为他们关注赛金花的目的是希望把女性塑造成男性理想的实践者，这与知识女性的自我赋权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虽然不同言说主体的表达技巧和方式略有不同，但塑造赛金花这一历史人物的现代形象的目的无非在于突出其身上的反传统特质，赋予其非凡的品格和卓越的个人能力。可是，赛金花的某些生活经历对于广大知识女性来讲似乎并不值得借鉴。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本的生产和流传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观众和读者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也会产生某种社会作用和影响。对于他们来讲，观看和阅读不仅仅是从各类文本中感知有效的信息，而且还要进行判断、推理，以决定是否吸收以及怎样吸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会通过书写等形式再现乃至丰富文本的形式与内容，这也使得集体记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由赛金花本人与他者共同诠释和言说的历史，有时也会遭到一些作者、读者和观众的质疑。这些言论也不一定被彻底屏蔽掉，有的经媒体得以呈现，从而考验着社会舆论空间面对异议、处理挑战、解决困难的能力。
曾朴以赛金花为原形所撰写的小说《孽海花》也曾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面对赛金花的质疑，曾朴极力强调自身叙述的公正性，不惜采取将私人经历公开的方式。然而无论是小说还是那些真假难辨的历史传说，都有文本的书写者与传播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是人们共享知识和经历的考量。可是当事人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之外，又加入个人传奇经历的某些做法，既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更加熟悉，又使当事人获得并拥有更多的资本。然而，曾朴、赛金花二者之间的争论由于缺乏严密的思考而流于意气之争，故而多少有些遗憾。但这也是这类问题在处理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也对这段历史开始进行系统论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齐如山撰写的《关于赛金花》。他在文章中指出：由此可以知道，她对于德国人没有办法；并且可以看出她言谈动作还很轻佻，仍是一种妓女作风，没有一点公使夫人的身份；如此她与外国人往来不过是玩玩闹闹，更不会有什么高尚的言谈，何况国际大事呢？[21]
为撰写此文，齐如山对赛金花的自我言说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不留情面地指出其中的谬误。这显然和这一时期受媒体的推动，不同言说主体所参与创造的集体记忆并不一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这段历史的阐释被主流话语屏蔽掉了。这说明集体记忆虽然是多元的，具有社会性建构特征的，但是在持续不断地将历史记忆融入到新的意义架构时，并非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而是经过拣选，为社会普遍认可者才具有言说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某些与主流话语不同的记忆被无情的边缘化，使没有直接经验的人们无法接受、认同这样的表述。
由于很多人既无直接经验也不掌握书写与言说的权力，因此就要通过行动来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认知。1936年，赛金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之后，北平各阶层人士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尽管葬礼宣告了死者与人世间的诀别，但是对生者来讲却勾连起过去与当下。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参加仪式的人们通过吊唁、写祭文和碑铭等活动及围绕救亡图存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戏剧化表演，用以表明自身对不同言说主体所建构的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的态度，借以表达对时局的看法。葬礼的主持者们尽情地控诉着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并将在战争中牺牲身体和生命的女性赋予“为民族殉身的至高意义”[21]。这些言行有利于将死者作为一种典范宣传出去，强化人们的集体记忆，主导人们的思想倾向。毋庸讳言，人们的集体记忆是在同权力拥有者⑤直接、间接的对话中形成的。在对话的过程中，权力拥有者旨在影响人们记忆的建构，所以才采取了不仅丰富和操控现在而且调整过去⑥的某些策略。因此，他们在言说中选取的同样是赛金花身上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历史元素，聚焦于战争时期赛金花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上，而非女性命运和女性解放。即使在他们凸显这些象征意义时，也流露出这样的性别观念：将赛金花与在战争中“降志辱身”的男性进行鲜明对照，用以激发男性的救亡意识。
此外，文人墨客还希望借助为赛金花树碑立传等方式，将自己也进入历史，并主导后世认知而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中国人向来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这集中体现在墓志和碑铭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墓志和碑铭就是一生的盖棺定论。这种凭借石质材料而形成的文本，本身就具有不易腐烂而且能够永久流传的特点而象征着永恒。然而，它的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即难以流传。针对这种情况，赛金花的墓志不仅书写在巨石上，而且还被印刷之后公开出版，因此流传广泛。
由著名文学家杨云史撰写的碑铭是怎样评价赛金花的呢？
夫灵飞一妓耳，何足称，顾颇为人重，赀其贫乏，死复经纪其丧，葬之江亭，争为文字，欲其名字弗朽何哉？非以其任侠急难，宅心作福闾阎，保全故宫宝物，论其风义，士大夫有难能者哉！⑦
透过歌颂死者以昭来者的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杨云史的用心良苦，其中也积聚着丰富的性别意涵。这位杨云史少年时便与表兄曾朴一起赢得江南才子的美誉，稍长便恃才傲物、流连风月。因此，他对妓女生活非常熟悉，字里行间寄寓着对赛金花的同情与赞颂。这有意无意地表明传统性别制度不仅时时束缚着女性，同样也压抑着男性。因此，妓院就成为了展示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青楼女子‘红颜知己’的功能更加醒目”[22]。然而，在挽救民族危机的紧急情况下，红尘女子甚至比士大夫更难能可贵。这就再次说明，当男性无法完成强国御侮的重任时，女性能力就被无限放大，而且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虚像。
赛金花的墓表是由有“汉奸才子”之称的潘毓桂书写的。作为亲日派的潘毓桂显然是希望借着为赛金花作墓表而评价她的历史举动，借以对抗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他的怨恨。墓表大致遵循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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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事结构，一开头就对墓主人的品格进行了颂扬：
宇宙间振奇之气，钟于男者，百数年一见；钟于女者，盖二三千年则一见。明妃以宫人等车和戎，来炎赤弟子四百年之天下，生民免于荼毒，宫社免于夷荡……自西汉至迄有清，始有赵灵飞者继出。[23]
在叙述赛金花生平的时候，潘毓桂更别有用心地纠结于其风流韵事。这不但跳脱出“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而且也流露出作者的某种意图，即不希望人们特别是女性关心赛金花个人生命历史中的某些举动及进而效法，并在现实社会中实践出去。潘毓桂此举正好印证了“手段的卑鄙，代表了目的的卑鄙”这句话。由此可见，集体记忆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是不同言说主体角力竞逐的结果。
随着葬礼的结束，围绕争相演说赛金花的竞逐在舆论空间内逐渐消失。究其原因无非是以下几点：首先，赛金花的去世使她失去了自我言说的能力；其次，新闻媒体对事件的呈现和传播仅限于揭示客观事实，缺乏对其内涵与层次的深度挖掘；再次，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和诠释缺少更多的历史依据，使人物或事件本身的言说价值降低。
四
集体记忆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源于现实的需求，而某些记忆一旦被唤回，也会不断被书写和强化，其中被建构的人物、事件和现实一般多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赛金花恰好具备了上述特点。人们既可以从她身上发现传统的因素，又能够看到时代变革的烙印，同时也为30年代不同言说主体诠释近代以来女性与战争等议题的他者言说提供了可能。
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演变，与人们历史观念的转变息息相关，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这一点在赛金花的身上也有所表现。由于历史事件具有不可再现性，因此各种文本的书写者倾向于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通过记述赛金花的某些历史片段向人们表明自己的观点，影响到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不同社会力量认识到重构赛金花及其个人生命历史的社会价值与意义，遂通过撰写各种形式的文本，表达了民族的忧患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赛金花以口述的方式自我言说、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她对亲历事件的叙述不但摆脱了其原先在文本中“缺席”的尴尬，而且突出了来自女性的经验，彰显了有限的主体性。但正如波伏娃所说，“父权制下，女性永远处在次等人的地位，女性只有自觉地否定自己的次等人地位才能达到平等人的地位”[24]，赛金花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以报刊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媒体对事件的表述具有重复性和开放性，能够将部分人的经验传播开去，影响到全社会人的经验获取，从而扩大人物、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说主体建构集体记忆的目标对象是女性，而女性对赛金花身上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却并不十分接受和认同。除了女演员和少数知识女性外，普通女性对其所承载的时代议题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究其原因则是赛金花的特殊身份及其活动拉开了她与普通女性的距离。她们无法直接从赛金花的主体经验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从而使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精心设计的话题沦为男性的自说自话。
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者除了要关注文本中所呈现的历史外，还要通过文本解读，分析内容的增减并进而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这不仅可以使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现赛金花个人生命的历史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且还有助于认识“女性与战争”等议题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即“发掘女性遭受压抑的历史，看到处于边缘话语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的历史”[25]，并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集体记忆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发展、变化，深入揭示文化权力的运行机制。
注释：
①《世界日报》1936年4月25日第六版曾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赛金花因与维多利亚女皇并坐照相，而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the beauty of orient。
②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年)，德国男爵，外交官。1899年任驻华公使，其间曾无视国际公法，亲自指挥屠杀义和团。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此事件也成为日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③《请求额免赛氏房捐》，刘半农、商鸿逵等：《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0-231页。原载于1933年北京《实报》。
④即魏斯炅，江西金溪人，1894年赴日留学，在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历任江西民政厅长、国会参议员等职。1918年与赛金花结为伉俪。
⑤有关权力拥有者，笔者认为不仅包括政治权利的拥有者，还包括主流话语的掌控者。
⑥Lowenchal. 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P210.
⑦杨云史：《灵飞墓诗谒》，收录于张次溪编《灵飞集》。刘半农、商鸿逵等：《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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