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张海荣：晚清举人邱菽园对“公车上书”的两次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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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海荣：晚清举人邱菽园对“公车上书”的两次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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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等众多学者相继对“公车上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当时都察院并无阻碍举人上书的举动，千余公车集会松筠庵的说法不可信，就连《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刊行，也是“康党”有计划的自我宣传[1]。2005年茅海建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从政治决策层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公车上书”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力，以更加丰富翔实的档案史料和细密精致的推理论证，将以上论点进一步坐实。该文采信了“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的说法，肯定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2]。继之，又有房德邻就茅文提出商榷，不过由于缺乏新史料的佐证，双方主要是在史料解读和逻辑推理上进行交锋[3]。
“公车上书”之所以争论不清，原因是相关史料匮乏，而旧有材料经爬罗剔抉，未发之覆已不多[4]。笔者考证，“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乃上海居士沈善登，他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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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并无政治上的关联，出于对各地举人爱国热忱的褒扬及对康有为变法主张的激赏，出面“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他虽未亲自参加“公车上书”，但消息得自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子，并有人向其提供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副本并“公车上书”题名录（列名者凡603名）[5]。因此，沈善登的立场较康有为等人更加客观，在序文中刻意作伪的可能性很小。
福建举人邱菽园是“公车上书”的亲历者，对于“公车上书”有两次追忆，但两次文字存诸多差异，从中不仅可窥知此前未知的若干史实，也能对《公车上书记》的刊行作进一步补正。
一 未获接收的上书与当事人的初记忆
邱菽园（1874—1941），名炜萲，字萱娱，号菽园，又号绣原、啸虹生、星洲寓公等，福建海澄（今龙海）人。其父邱笃信为新加坡巨商。光绪二十年（1894年），邱菽园中举。次年以福建籍举人的身份，北上参加会试[6] 。康有为发起联省公车上书，邱菽园亦与其事。不仅获睹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传抄稿，且将其大段摘录于光绪二十三年自刊14卷本《菽园赘谈》中，题为“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篇后附有跋语，回忆了自己当年参与“公车上书”的情形：
“右疏为南海康广厦工部（有为，原名祖诒）为举人时主稿。时乙未春仲，倭事正急，纠集直省公车若干名联名所上者也。凡一万八千言，大意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人，保疆土而延国命。疏未上，而和议已成，事遂寝。工部门人类刊此稿于南海先生四上书中。沪上石印书坊独摘此稿，为《公车上书记》，而附以公车名单。一时各报馆钞印传观，风行海内。闻者亦莫不欷歔太息，若深慨其谋之不果用也。今者事成既往，平心以观，处当日主忧臣辱之时，懦者缄口，激者沽名，非以规避为能，即以掊击用事。独有工部其人，排众议而直前，责皇躬以修身，其意气可不谓壮且远哉！前半迁都、废约、练兵、筹战，词意操切，未策万全，抑亦思势值仓皇，间不容发，彼时结俄之策既不可行（江督电奏二），谁复能忍以须臾，从容而殷前席（予初预联名，后即取回名单，诚以主战之不可恃也）？后半则纲举目张，皆坐言起行之要，洵是有目共赏文字。截录于此，俾后之谈时务者，可以观焉。丁酉二月十七日跋此。”[7]
这段跋语并不长，却透露了诸多关键信息：
1.就邱菽园当时所知，“上清帝第二书”没有向都察院呈递，“疏未上，而和议已成，事遂寝”。这与沈善登《公车上书记》吻合，而与康有为“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的说法抵牾。
2.邱菽园描述联省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纠集直省公车若干名，联名所上”，而非康有为、徐勤所记之一千二三百名。
3.邱菽园也获闻上海石印书坊刊印《公车上书记》一事，并称“一时各报馆钞印传观，风行海内”，印证联省公车上书的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4.邱菽园肯定康有为纠集公车上书的果敢作为，赞其：“排众议而直前，责皇躬以修身，其意气可不谓壮且远哉！”
5.邱菽园证实在联省公车上书发动过程中，确实有人中途取回“名单”，他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取回“名单”的原因，邱菽园的解释是认为“主战之不可恃”，连带还对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前半部分之迁都、废约、练兵、筹战诸内容提出了异议，而肯定其后半部分“富国”、“养民”、“教民”、改革官制、培养使才、公举“议郎”等改革主张，“纲举目张，皆坐言起行之要”。事实上，在邱菽园《菽园赘谈》14卷本中，就仅截录了《上清帝第二书》的后半部分。
邱菽园写作这段跋语时距其参加联省公车上书将近两载，究竟他当年是否确因意识到主战无益而撤回名单，尚无其他旁证 [8]。再结合沈善登《公车上书记》、徐勤《杂记》可知，还有一部分举人是风闻和局已定，上书已无必要，故取回“知单”。邱菽园所谓的“名单”，应该即指“知单”。知单，是旧时宴客或集会用的通知单，上书被邀者的姓名，由发起人遣专差逐一持单面邀，应邀者在自己名下写“知”字，辞谢者则书“谢”字。而在康有为的回忆录中，却将举人们要求除名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孙毓汶等主和派的阻挠恐吓。
6.由邱菽园的这段跋语还可进而推断，联省公车上书在发起之初，并无千人集会的场面。多数人可能是以签署“知单”的形式，表态参与联省公车上书（后来也是以撤回“知单”的形式，表态退出“公车上书”）。事实上，若果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会，作为主事者的康有为一定不会缺席，但事实证明，邱菽园在参与“公车上书”的过程中始终未与康有为谋面。
正因为邱菽园中途撤回名单，《公车上书记》后附“公车上书题名”中未收录其名。邱本人则因会试不第，束装回闽。“乙未，余以下第南归，小驻申浦。见坊肆中人争翻南海康氏《殿试策》，以应四方求取。今科会榜，康名第五，胪唱次等，未入翰林。而外论推重，逾于状头，由其素立名高，且策语殊壮也。”于是邱菽园也效仿众人，抢购康有为《殿试策》一帙，并“漫题卷首，聊志闻声相慕之雅”，将康有为比作唐朝刘蕡、南朝沈约：“九重册摈刘司户（殿试非上第十名前，文不得进呈），三易文传沈隐侯。六国连栖等鸡口，一身得失压龙头。七襄罢织天孙巧，八表空营下士忧。四海争怜人第五，二分明月十年游（唐杜牧举进士第五）。”[9]
此后，邱菽园对康有为一直念念不忘，不仅于光绪二十三年将康有为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收入其所著《菽园赘谈》，附跋纪念，更于二十四年与好友林文庆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从侧面呼应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动。
二 戊戌政变后的援手与绝交后的再加工
“戊戌政变”后，邱菽园主动赠送康有为千金，并力邀其赴新加坡[10]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邱菽园与康有为首次晤面。二人一见如故，不仅多有诗歌唱和，更在政治上加强了合作，康有为推举邱菽园担任南洋英属各邦保皇会分会会长，邱菽园则先后向自立军捐献20余万元。
同年二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迁出邱菽园府第之际，获睹邱菽园所著《菽园赘谈》，于是赋诗记咏，题曰：“正月二日避地到星坡，菽园为东道主。二月廿六迁出之日，于架上乃读菽园所著《赘谈》，全录余公车上书而加跋语。过承存叹，沧桑易感，亡人多伤，得三绝句，示菽园并邱仙根。”
“忧时曾上万言书，十死残生亿劫余。海雨离居读君作，凄凉旧恨集公车。
平生浪有回天志，忧患空余避地身。最恨邱迟伤故国，题名记上少斯人（今日乃知菽园本联名，龙华会上，恨少君耳）。
圣主维新变法时，当年狂论颇行之。与君北洒尧台涕，剩我南题孔庙碑（君创孔庙学堂于南中，后余贻书陆祜，卒成之，今为尊孔学堂）。”[11]
龙华会，即所谓浴佛节，为每年农历的四月初八日。康有为特别强调的这个日子，正是他一度对外宣示呈递“公车上书”的日子。这里“全录余公车上书”一语不确，应作“截录”。
然而世事难料，康、邱二人寄予厚望的自立军起义以唐才常等人的流血牺牲宣告失败。邱菽园因唐才常之死大生感愤，也对康有为领导乖方、截留军费深感不满，加之两广总督陶模、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诱，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在《天南新报》上登载《上粤督陶方帅书》，声明与康有为划清界限[12]。同年九月十一日，邱又发表《论康有为》，宣示与康绝交，至有“不图阴鸷险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乃其死后不磨之谥⋯⋯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不佞以不设城府待之，被其苦推入党，诚难与众辩论。独惜天下人才堕其奸术之中，无能解脱以再为国家效力者，良可痛也”等语[13] 。
就在邱菽园极力撇清“康党”嫌疑的同时，他又将《菽园赘谈》重新刊订，“视原稿删汰十之一，而新增十之二” [14]，由14卷本改为7卷本，并将《答粤督书》（即《上粤督陶方帅书》）附于7卷本之后。不过，《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依旧被收录在内，且将跋语大加修正，较14卷本有“新增”而无“删汰”；对于“公车上书”的描述，也与前稿有较多不同（见引文加粗处）：
“右疏为广东南海县人康广厦工部（有为，原名祖诒）为举人时主稿。时乙未春仲，倭事正急，纠集直省公车千有余众，联名所上者也。原疏甚长，约共一万八千言，大意请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人，保疆土而延国命。疏呈都察院，方欲代上，而和议已成，事遂寝。工部门人节存后幅刊于康工部四上书中。钱塘袁翔甫大令，属沪上石印书坊，全载原疏，为《公车上书记》，而附以公车诸君名单。一时各报馆钞印万纸，风行海内。闻者亦莫不欷歔太息，若深慨其谋之不果用也。今者事成既往，平心以观，处当日主忧臣辱之时，懦者缄口，激者沽名，非以规避为能，即以掊击用事，治标固本，两无所益，朝廷亦何贵有此臣耶。独有工部其人，排众议而直前，忘草茅之疏逖，倾筐倒筪，奉我至尊，其意气可不谓壮且远哉！前半迁都、废约、练兵、筹战，词意操切，未策万全，抑亦思势值仓皇，京师危迫，间不容发，彼时结俄拒倭之策既不可行（江督张电奏稿二），谁复能忍以须臾，从容而殷前席（予初预联名，后即取回名单，诚以主战之不可恃也）。后半则纲举目张，皆坐言起行之要。截录于此，俾后之谈时务者，可以览观焉。又，按原文万余言，寓奇于偶，段落分明，脉络贯注，无浮词，无野调，即以文字论，固陆宣公之所喜，而苏文忠之所畏矣，宜乎有目共赏、宇内传诵也。”[15]
概括言之，除去文字上的修补，前后两次跋语所记“公车上书”，存在两处根本差异：
1.关于参加“公车上书”的举子数目，前者称“若干名”，后者则称“千有余众”。
2.关于“公车上书”的结局，两处均称“和议已成，事遂寝”，但前次所述背景为“疏未上”，即康有为等人尚未将上书呈送都察院；后文则称“疏呈都察院，方欲代上”，即该书已由康有为等人呈送都察院，都察院收下后正准备代奏。
如果就参加上书的举子数目由“若干”改为“千有余”，及上书呈送都察院这两点来看，邱菽园光绪二十七年跋语，似与康有为《我史》的说法有所接近；然邱菽园跋称都察院收下康有为等人上书，与《我史》强调的“却不收”即拒收，又有着本质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二十七年跋语中还有一处相当重要的增补：“钱塘袁翔甫大令属沪上石印书坊，全载原疏，为《公车上书记》，而附以公车诸君名单”，实乃前人未发之覆。
三 再论《公车上书记》的刊行
邱菽园光绪二十七年跋语提到的《公车上书记》，应即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之《公车上书记》。书中内容依次为“仓山旧主”袁祖志《序》，长沙刘锡爵、斐如甫《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以及不著撰人《公车上书题名》。1990年，汪叔子、王凡撰《〈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一文，认定《公车上书记》系“康党”假手上海古香阁书庄出版，交由上海石印书局代印[16]，主要证据是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其中曾谈及《四上书记》的出版事宜：
“此间希顾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则万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云云。当直语之曰：‘《公车记》已销数万部，度买此书之人，亦不过数万人，人有一部，自无购者矣。’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17]
“希顾”，即郑宪成，早年师从康有为。汤志钧同样据此函认为《公车上书记》的刊行，“与康门有关”[18] 。何况古香阁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在《申报》上所登告白，已自行吐露《公车上书记》系“都门友人石印”。
邱菽园跋语却说《公车上书记》的策划者为“钱塘袁翔甫大令”，即袁祖志，《公车上书记》的序作者之一。然袁祖志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即“天中节”）为《公车上书记》撰序时，已曾明确交待系受人所托：“海上古香阁主求得原疏全

中国历史故事涉及的人物

稿，拟仿泰西石印法映拓多本，以飨众目而快人心。属余为序。余浙人也，检点所列姓氏，独缺吾浙一省，反复推求，莫解其故。《序》成兼志其疑，愿深明此事者有以教我焉。” [19]他似乎没有必要刻意作伪。
然而由邱菽园此处记载的失真，却恰好可以反证其前后两次跋语均未受到《公车上书记》的影响。邱菽园在与康有为晤面之后，很有可能问及《公车上书记》刊行之事。康有为自然不便吐露是“己党”联系古香阁代印，故而假袁祖志之名搪塞。殊不料他光绪二十二年与梁启超的私函，竟会落入清政府之手，并被叶德辉刊布于外。
综上可知，邱菽园第一次跋语较多体现了他对于“公车上书”的个人记忆和亲身感受，第二次跋语则是与康有为相会后所作，其描述很有可能已受到康有为（或“康党”）的影响。而邱菽园对于“公车上书”的描述之所以游移不定，根本上还是缘于他没有从头至尾参与“公车上书”，尤其是缺席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活动。不过邱菽园对于“公车上书”的亲身感受、事后追忆及由此与康有为发生的聚散离合，却让我们对于“公车上书”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同时也向我们提出更多疑问，使我们尽量寻找“康党”之外的声音，朝着接近真相的方向继续推进。
[1]黄彰健：《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587—592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5—88页；汪叔子、王凡：《“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莫谈时事呈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姜鸣：《被调整的目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跃峰：《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
[2]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
[3]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贾小叶：《也谈刘坤一、王文韶的两件电奏》，《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

中国历史故事真实大全

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4]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及其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长期主宰了人们对于“公车上书”的记忆；康、徐所记尤详。《我史》撰于“戊戌政变”之后，较《杂记》为晚，但影响远较后者广泛：《我史》称“上清帝第二书”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向都察院投递，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御宝为由拒绝接收；《杂记》则称四月初八日集会因用宝消息传出，众人纷纷散去，“第二书”并未呈递都察院。而撰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刊布时间较前三者均早的“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也称初八日议者“散归”，“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议遂中寝”。不过由于作者本人身份不详，影响了该文被引用的频次。
[5]参见拙文：《〈公车上书记〉作者“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光绪乙未年（1895年）会试因受甲午战争的影响，赴考的举子，尤其南方举子，较往年明显减少。山西举人刘大鹏《乙未公车日记》载：“今科会试通共五千人”，并援引会馆长班的议论称“较甲午科会试少二千人，倭人寇边，南省来者遂少”（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邱菽园是冒险赶考的南方举子之一，自谓“当高事孔亟，日焰方张，游舰出没不时，春、秋两闱，咸有戒心，余则以乘此机会，正好冒险长途，藉资阅历，半肩行李，一个苍头，往返万四千里，萧然无恙。自觉此行所得甚多⋯⋯”（《沧桑三变》，《菽园赘谈》14卷本卷5，第29—30页）。
[7]《截录康孝廉安危大计疏》、《续安危大计疏》（附跋），《菽园赘谈》（14卷本）卷9、卷10，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邱菽园的受业师曾宗彦形容邱当年参加会试时的行止称：“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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菽园应春官试，相遇于京师，慷慨论古今事，日中而至，烛跋而退，率以为常，若犹未尽者，然后知吾菽园之果能剧谈也。于时海氛不靖，朝廷旰食，菽园言及此，辄绕床疾走，口喃喃不休，慨然效贾长沙之太息而思所以策之者，然后知吾菽园之不仅剧谈也。”（曾宗彦序，《菽园赘谈》14卷本）
[9]邱炜萲：《菽园诗集》，初编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36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7页。
[10]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203页。
[11]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203页。
[12]《上粤督陶方帅书》，《天南新报》1901年4月13、15、16日；又见《来稿杂文》，《清议报》第80册。
[13]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长沙叶氏刻本，卷3，第15—17页；卷4，第20页。
[14]曾昭琴：《刊刻答粤督书缘起》，《菽园赘谈》（7卷本）后附，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菽园赘谈》7卷本，除内容有所修订外，还于书后附录“庚寅偶存”、“壬辰冬兴”、“答粤督书”（包括曾昭琴《刊刻答粤督书缘起》、邱菽园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致陶模电、《答粤督书》三部分）各1卷。邱菽园急于修订原书，原因有二：其一，14卷本“本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用仿聚珍版排编，近经散版”；其二，14卷本讹误颇多，“赘谈虽属已赀付印，然星、香万里，不能自校，仅以托诸坊贾，草草蒇事，故讹字尤多，亦有原稿本讹，考据未审者，此则急于成书之弊。出书后，屡承闽县曾幼沧侍御师宗彦、番禺李石樵秀才启祥函纠讹字。今又得台湾家仙根工部逐卷校勘⋯⋯”（“星”，星洲，即新加坡）。
[15]《 菽园赘谈》（7卷本）卷5，第1—14页。陆宣公，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陆贽；苏文忠，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苏轼。
[16]汪叔子、王凡：《〈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
[17]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长沙叶氏刻本，卷3，第15—17页；卷4，第20页。
[18]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19]《 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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